马家糟房虽然是父亲创办的，由于父亲从政，常年在外忙于公事，真正顶杠子干的是我的大哥马千刚。大哥名字的“刚”字取自《论语》中“子曰：刚毅木讷，近仁”中的“刚”字。

我的父亲是深受传统教育、崇拜孔夫子的人，他分别为我们四个兄弟取名为“千刚、千毅、千木、千讷”，还把我们的书斋取名为“近仁堂”。我们四兄弟，三哥千毅改名为马士弘，现已一百零三岁，八弟千讷因当年算命的说他命中缺金，更名千鑫，后改名马子超，也已九十二岁，千木则是我原来的名字，四个兄弟中，唯独大哥早丧。我们三兄弟现在聚在一起时，总为大哥唏嘘不已。为了让自己的弟妹都能出去读书成才，大哥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听从父命，放弃学业，才十岁出头，小小年纪，就毫无怨言地留在老家乡下务农，起早贪黑，跟着师傅到乡场卖酒，挣钱供我们读书。

大哥解放前一直支持我干革命，他不但兑钱给我做党的活动经费，还掩护过地下党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烈士的爱人许云和她刚生下一个月的儿子，把她们接到洪雅乡下住了好几个月，后来根据南方局的安排，又派人护送许云母子到南方局后转赴延安。这在当年的白色恐怖下，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识。

解放后土改前，根据“凡是帮助过党的革命和做过好事的，共产党都不会忘记”的原则，我写了证明材料，由川西区党委组织部盖印后寄给川东区忠县县委，证明大哥在解放前为革命做过好事，在土改中理应对他有所照顾。可是证明材料发去后，却没有起任何作用，听说是因为忠县属川东区委，不理会川西区委的证明。于是在土改中，大哥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陷于苦海。虽然经审查，他只是一个普通地主，从来没有干过坏事，罪不当死，但他活罪难逃，在乡下受尽折磨。

为了报答大哥当年的牺牲和对我们兄弟的恩德，我从微薄的薪水中挤出二十元钱，按月兑回乡下去，想改善大哥的处境。但1954年在一次省党代会上，我却被检举。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认为我犯了原则性立场错误，我再三辩解，提到大哥对革命的帮助，提到我们党“不忘记”的承诺，但是毫无效果，虽然不叫我在大会上检讨，但要求我必须立刻停止对大哥的资助。后来我探知是忠县有党代表反映，说我大哥仗着有经济来源，不好好劳动（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所以严加斗争，甚至让大哥站在冬水田里遭受批斗。

大哥在乡下受到严苛的对待，我又不能再接济他，他自然陷入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他和我二妹一家饥饿而死。大哥死时，才五十多岁。我们在成都的四兄妹听到这个消息后，只能饮泣而已。

2003年，我们几兄妹带着子侄后辈回忠县家乡扫墓。我站在大哥的墓前，呼唤了一声：“大哥，我看你来了。”便泣不成声。子侄们点的供烛，在风中摇曳，红泪涌流，烧的纸钱，残灰四扬，天地无言，黯然伤神。唯一能告慰大哥的是，他宁肯自己受苦而死也要让子女活出来并教育成才的愿望得以实现，他的儿女及其后代都已健康成长，事业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