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从督学、议员升到了县议会议长的位置上后，拥有了一定的权力，他喜欢办教育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因此，他汇集了忠县四个区之一的东区的绅良们，商量办一所东区初级中学，由他自任董事长。

要办中学，首要的问题是经费和地点。绅良们提出，可在本区钱粮税上附加教育费用做办学经费，除此之外，还可以没收区里一些大庙的部分庙产。他们说，这些庙子都拥有不少田产，庙里的和尚自种的很少，大部分是租给农户耕种交租。把这些田产收过来，作为新办中学的财产，这样，就不愁办学的经费了。这事由绅良提出，区政府通过，很快，就把那些田产强制收归了学校，学校的经费开支便有了着落。只是有时候收担谷要和和尚打架，同学有去帮打的。

经费有了来源，地点更好办。杨家寺有一座庙子，房舍不少，还有一个大操场，但庙里只有几个老和尚苦守，把他们迁到别的大庙里，就把地方腾出来了。区政府派人把房舍整修了一下，作为宿舍，再用纸糊的竹篱笆把大殿里的泥菩萨隔起来，大殿便成为学校的礼堂。还用收来的税费，建起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教学楼，一所学校就这样建起来了。

有了学校，还得有校长和老师，父亲费尽心思，终于从本地在省外留学的人员中找到了一个叫陈孟仁的青年，他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的，董事会请了他回来，直接任命他为校长，委托他去各地聘请办初中需要的各科教师，包括他的同学朋友和本县中学堂的教师，这些人中，有老夫子，也有新学老师。

几个月工夫，东区初中宣布招生。到期开学时，我父亲去参加开学典礼，代表董事会提出学校的校训为“诚朴”。陈校长一方面按照校董事会的规定，以“诚朴”二字为校训，一方面把他在南京学到的教育家陶行知的话“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作为我们的信条，因为陈校长不仅是陶行知的学生，更是陶行知的忠实崇拜者，他决心要按陶先生的“生活教育”那一套来办这个乡村中学。父亲竟然同意了陈校长的观点，同时，他决定关闭办在宗祠的私塾，让我们都转到这个新学校去接受新式教育。

陈校长要求每个学生在入学时都必须带一把锄头到学校，开学后的第一课是劳动课，平整学校操场，整修校园道路，种植花草。陈校长说，陶先生说了，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因此，把我们的学生宿舍称为村，宿舍里的每一间房都称为某某里，由学生自己选举村长、里长，实行学生自治，规定作息时间，互相规劝和督促，就连考试，都用不着老师监临，学生自己就能相互监督。这样一来，也就用不着训导员每天拿着教鞭四处巡察了。学校里井然有序，新颖开明。

在教学方面，陈校长要求得很严格。除了仍然要我们读《论语》、《孟子》这些孔孟之道的书及选读古文和背诵古诗外，在新学方面，采用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由叶圣陶、夏丐尊等编写的新教材，还有林语堂编的新英语教本。陈校长要求学校的教师一定要随时和学生交流，陪学生自习……几年下来，东区初中学生的成绩斐然，居然出了名，以至于外县远地都有学生来入学。

陈校长虽然在生活教学方面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在思想方面却比较开放。各班都可以自己出壁报，而且还搞文章竞赛和排演新戏如《孔雀东南飞》、《前狼后虎》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同学，还跟着老师到附近的农村里办夜课班，教农民识字。从这些老师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从武汉和广州寄来的花花绿绿的传单和小册子。

后来驻万县的军阀王陵基派来一个军事教官，配合县清共委员会在学校“清共”，到处抓共产党。学校里三个教员突然跑掉了，有一些学生被捉到县里，登报声明后才放了回来。这时我才知道，原来那几个教员其实是共产党。不久，这个中学因为曾“赤*”过被查封了。这时，我父亲已经到重庆刘湘那里办事，陈校长也被调到县师范校当校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