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饭店的大堂被称作“罗马广场”。据说目前是“东亚第一大堂”。它有近3000平方米。大堂的形状方方正正，造型并无奇特之处。但你乘着滚梯升至堂口，头一眼望去，还是会有震撼感。它不仅平面铺开，气势夺人，而且很高，四面的楼体撑着一个硕大的玻璃顶棚，当中绝无一根支柱。堂心有一个喷水池。堂里分布着几个石膏制作的西洋古迹模型，有古希腊的神殿，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以及格外引人注目的意大利罗马古斗兽场——“罗马广场”的称谓即由此而来。“罗马广场”一侧，是咖啡座。典雅的桌椅，错落地分布在大型盆栽绿色植物之中。

雍望辉还在滚梯上，就听见大堂里传来钢琴伴奏下的弦乐五重奏的悠扬乐音。滚梯升至堂口，乐音更加清爽亮丽。

他穿过划分活动区的盆栽鱼尾葵，在咖啡座中选择了一张紧挨着喷水池的空桌。喷水池的溅水声，把大堂一隅演奏台上飘散回荡的乐音衬托得更为魅惑。

服务小姐飘然而至，躬身细嗓问：“您来点什么？”

他很内行地吩咐：“cappuccino！”

他点的是一种掺热奶油的咖啡。咖啡送上来，他加了些粗粒的黄砂糖，用小勺从容地搅拌……

他暂时什么也不想，且让那飘进耳朵的乐音渗进肺腑、融入魂魄。

忽然有人招呼他。他一定神，才看出桌子对面站着一个年轻人，笑眯眯的。那人在叫他“雍叔叔”。

他一时没认出，对面的晚辈究竟是谁。像这样地西装革履，用现代化名牌把自己“武装到牙齿”的年轻人，除非特别熟的亲友，他总是认不大清。

但他很洒脱地给予幽默的呼应：“哈，难道我真让人感到庸俗吗？”

对方笑了，这一笑，激活了他的记忆。

对方笑着改口：“望辉叔叔……”

他释然：“闪毅啊！……”

闪毅就坐到了他对面：“您……放松一下？……等人？”

“等一个朋友……你呢？……我印象里，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啊！……‘向阳院’的儿童委员啊！……”

闪毅脸上的笑容抖动了一下，但没有敛去。他不禁后悔自己的“脱口而出”。那记忆的闸门，是不是开启得太迅急了？而迸出的头一股水流，竟是“向阳院”，这也太刺激……

闪毅递过一张名片，他接过。也不是太惊奇。现在到处是经理。闪毅的头衔是“总经理”，这也并不值得恭维，不过，他那家公司似乎是……“当买办了啊！”闪毅敲定着他的判断：那是一家西方的独资公司。这就颇出人意料了。

“到这儿谈生意？”

“啊，不在这儿……我是恰好乘电梯下来，路过这儿，不想一眼看见了您……我现在在七楼包了个套间……706……很高兴见到了您……欢迎您有空到我那儿，就是706，坐坐，真的……当年院里的大人，也就是您，让我觉得能放心地接近……您能给我您的名片吗？说真的，虽然好多年一直没见，您的书，我可是见着一本买一本……读起来特别的亲切……您又有什么新作？……”

他怀疑闪毅当着总经理还能有时间、有兴致读他写的书。他淡淡一笑：“我没有名片……不过我常常到这儿来坐坐……其实，你既然就在这上头包房，我们遇上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闪毅告退后，他呷着咖啡，有好一阵，竟完全没听见弦乐五重奏的乐音……

记忆是个讨厌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琐屑的、破碎的、只存在于私人心灵里，而正在被群体记忆净化、剔除、淘汰的记忆。在这个“罗马大堂”里，他本来是完全不必为那些记忆的残渣所困扰的。却偏冒出来个闪毅！

……是的，那时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尾巴上了，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向阳院的故事》。其实只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情节简单而生动，语言流畅而活泼。那时候书少，这样一本书出来，流布很广，本不稀奇，但大概连作者和出版者都始料未及，由这本书，引出了一场从城市到农村，普遍成立“向阳院”的风气……那时候，他所在的那个单位，把原是既有办公室又有单身职工宿舍的东院，隔出来，完全作为了职工宿舍，办公都集中到西院里去了……东院又分前院和后院，那前院，有一座旧楼，是很旧的楼，大概建造于20年代，是当时盛行的东西合璧的样式，楼有地下室，地上三层，每层都有很宽阔的明廊，廊柱用青砖砌成，开至三分之二处便两两呈圆润的曲线相衔接，构成若干视觉上很跳眼的西洋风味的圆拱壁；粗壮的砖柱间，是精致的中式木栅栏，栅柱上雕有简洁而典雅的花纹；一道楼梯隐于楼内，另一道楼梯明露于楼侧，都是木制；廊后是大大小小的房间，大房间的门窗，当年都镶着西洋式的彩色玻璃；楼顶四周有类似中式女儿墙的突起，屋顶则是英国式的尖坡状，覆盖着涂以绿漆的波纹铁板……他的生命史与那楼相遇时，楼已“徐娘半老”，不过“风韵犹存”……砰砰砰的敲击声，霍木匠在钉窗户，那是小小的一间偏屋，当年楼主给仆人住的吧？里面有个酒糟鼻，为什么默不作声？似乎也并非是准备着“在沉默中爆发”……在楼上，当年的那间办公室里，他曾对酒糟鼻说：“……你就承认了算啦！”更是说给在场的其他人听的……没多久办公室全迁到西院，两个院完全用墙隔断了……东院那天就宣布“向阳院正式成立”，“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桩大事”，“……向阳院儿童委员：红小兵闪毅！……”

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最应忘记过去的地方，在舌蕾上溢满cappuccino的当口，却“沉渣泛起”？该死的闪总经理……包房多少号？7……70……几？

……费了好大劲，他才又吸回了弦乐五重奏的乐音……莫扎特……到底是莫扎特！这么永恒……但那是尾音，一曲终了，演奏台上的乐师们下来休息了……喷水池的溅水声却一派世俗气……

他等的人来了。等的只是一位，却到了两位。

他并未等的那位，似乎比所等的那位更有道理出现。她叫卢仙娣，玫瑰红的长袍裙外套了一件牛仔风格的无袖黑坎肩，还没走拢就跟他大声地“hi——”上了。他所等候的杨致培倒落在她身后。

卢仙娣落座后并不解释她与杨先生同时出现的缘由。也确实不必解释。她有道理出现在任何场合。

倒是杨致培说：“到头来还是没跟林奇联络上……卢小姐帮我想了许多的办法……”算是提供了一个“背景材料”。

他跟杨致培是几年前在美国认识的。他和杨那时恰巧由同一所美国大学接待，相处了一个多月，有过几次开诚布公的长谈。杨致培跟他是一代人，却长期生活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之中。杨出生在台湾，他祖父一代便定居台湾了。因此，他在台湾，又有着与那些1945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随蒋氏政权溃退到台湾的那些家庭的子女，很不相同的家庭影响，更有着他本人相当独特的心理历程。

他不敢说自己哪怕是粗略地理解了这位朋友（严格而言，他们或许还算不上朋友），但至少，他听杨致培讲述过其在台湾的心理历程，能听到这种讲述的大陆人士，他敢说至今还属少数。

杨致培被认为是亲共的。他在二十啷当岁的时候，因为偷听大陆的对台广播，并且传布了听来的内容，被国民党政权抓进了监狱。刑满释放以后，他不但绝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尽一切可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是更隐蔽也更机警而已。他说，他在60年代末终于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光辉理想，并且坚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通向那光辉理想的最优途径。他的这一理念，甚至并不因“文化大革命”被大陆所否定而动摇。

雍望辉在美国，在那座窗外一派碧绿的尖顶小楼的起居间里，曾试图用具体的例子，向杨致培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偏差与实践中的“适得其反”，比如说，不仅“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普遍的文物破坏、打击一大片、武斗、人格污辱、教育停顿……就是到70年代初，***摔死、尼克松访华之后，也还有一环套一环、大环挂小环、波及每一个角落、几乎无可逃遁的恶性争斗在绵延，并且，更可怕的是，少了真诚，多了虚伪；少了狂热，多了狡黠；少了信仰，多了利用；少了善美，多了恶丑……他的切身体验是，口头上共产主义的理想越来越近，而实际上却越来越远……记得他也就跟杨致培讲到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单位，钉起窗户，就地监囚，搞“逼、供、信”，糟蹋普通人的情形：“……最可怕的，是甚至你已经意识到那是非正当的，然而你竟难以摆脱……这不是你在海峡那边，听听广播，就能感受与理解的！……多亏有了1976年10月以后所发生的事，‘文化大革命’总算结束了！……”

然而也正是在那座美国的尖顶小楼里，杨致培倚着窗台，双臂合抱，忧郁地说：“哪一位母腹中出来的婴儿，不带着一身的血污呢？……”

杨致培的这一面，大陆有关人士了解得比较多，因此对他很热络，甚至很看重，但是他的另一面，也许在大陆就只有很少的人了然。雍望辉敢打赌，就是卢仙娣这样号称“万国通宝”的人物，其实也根本不清楚杨致培在非同小可的那个问题上的真实倾向。

也是在美国，一次由美国朋友开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雍望辉和杨致培肩并肩坐在后座上，杨致培忽然主动启动了那个话题，议论中，他竟然说：“……我们台湾其实遭受过三次入侵，第一次是荷兰人，第二次是日本人，第三次是国民党！……”

这话脏兮兮地粘在了雍望辉的心上，很多天以后，他才将那黏糊糊的东西剥离开来。他解读开了杨的心语，却不禁悚然。难道这是一个规律：人因为不满身处的环境，便痛恨那体制，便因此对那体制的对立面充满好奇，便由偷食“禁果”而向往彼岸世界，便确立出一个更多地依赖于自身想象而造就的理想……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却又不断地失望，既失望于所反对的体制变形，更失望于所皈依的体制的失态……

“第三次是国民党！”切齿之声犹在耳畔。但既把国民党溃退台湾看作又一次“外来入侵”，这逻辑又怎么能不顺到“***”上去呢？怪道杨致培的“哥们儿”里，有好几位就是公开的“***”分子。杨致培在两岸统一问题上持有他个人的态度，这只好由他，问题是，这边有的人一听说他蹲过国民党的大牢，并且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便恨不能久久地紧紧地拥抱着他，以“同志加兄弟”看待，实在是毋乃太错爱！

……室内乐又恢复了演奏，是九曲回肠的《二泉映月》。雍望辉尽力摆脱心中的政治性思绪。他不想在这里再跟杨致培谈论政治性话题。说实在的，不是怕谈，而是倦谈。为什么要谈？谁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来谈？

他想跟杨致培谈谈《二泉映月》。这是超政治的，因此通向了全人类的心灵。是小泽征尔说过吧？“此曲实应跪着听！”

但是卢仙娣在那里给杨致培介绍“罗马大堂”的“东亚第一”，并且说：“台湾也还没有吧？北京现在真是很现代化、国际化了呢！……昨天，人家请我到北京希尔顿饭店的得克萨斯扒房去吃牛排，连美国佬都说，真叫地道！……”

服务小姐端来了他们所点的爱尔兰咖啡，卢仙娣很内行地问：“杯子用热威士忌烫过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遂对杨致培说：“北京现在可以喝到二十几种不同类型的咖啡……洋酒更应有尽有，不比台湾差吧？”

这就勾起了杨致培的政治性感叹：“是呀……可惜啊，可惜……为什么北京，以致整个大陆，要这样子去照着西方的葫芦画瓢呢？！”

雍望辉忙把话题引开：“林奇不在北京吗？怎么找不到？”

卢仙娣说：“保准就在北京，肯定又躲起来了，这回连我也找不到他，你说他是不是得了狂傲型自闭症了？”

林奇是时下圈内许多人所格外崇敬的独行侠。如果说卢仙娣是述而不作却在圈内获得了稳定的名声，那么，林奇近几年，却是以作而不述名声更噪。所谓作而不述，就是都知道他在从事某种神秘的“行为创作”，但究竟进行得如何，他自己固然守口如瓶，专事刺探圈内秘密的如卢仙娣之流，也只能靠想象力去猜测。

“确实很想会会他。不仅是看了他前几年写的东西，很感兴趣，也不是想听他透露现在的大作为……令我心仪的，还是28年前的他，以及保持至今的纯正！”

“我想总有机会的，”雍望辉也不想再谈林奇了，他再引开说，“大江健三郎的书台湾译没译，多不多？大陆这边，倒好像不大有人想读他似的……”

其实这个话题也很容易政治化。不过卢仙娣抢过话茬，说其实如果非要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日本作家，那就与其给大江，不如给阿部公房，那技巧该有多好！写实与变形，荒诞与深邃，传统与现代，东方风情与西方格调，糅合得多漂亮！其实詹姆逊还没提出后现代这一概念时，阿部就早百分之一百地自觉地进入后现代了！……

杨致培也便谈了些他对日本当代文学的印象。他能直接读日文书，他说总的印象，是日文越来越“失贞”了。不过，就文学语言而论，“守身如玉”未必就好，问题是，应该“为爱而破瓜”。由此他又议及大陆王蒙、王朔的小说语言，认为“二王”语言的“杂芜化”恰恰激活了文本的张力……杨致培谈起小说语言问题如此兴致盎然，显示出他人格的另一侧面。卢仙娣听得咯咯咯地笑，说是大陆这边可还没人把王蒙和王朔这两个全然不同的作家并称为“二王”的……

雍望辉原本打算请杨致培吃晚饭，可是卢仙娣说已为杨先生安排了晚上到天桥乐茶园，那边经理已经说好要招待晚饭……雍望辉便由他们告辞而去了。他只站起来握别，称自己还想再在那大堂里坐一坐。

一个人重新坐下来以后，他又点了一杯威士忌。听着弦乐五重奏，还有喷水池的溅水声，呷着酒，他心中旋升起一缕浓似一缕的忧郁。认知自己，已殊不易，还想认知杨致培那样的人吗？他在心里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