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射进楼窗，正铺在母亲的病床上，似给母亲的面容，盖上了一袭喜纱。

坐在病床边，握住母亲的手，他忽然想问：“妈妈，你还记得当新娘那天的情景吗？是旧式的盖头坐轿，还是新式的婚纱挽行？”

母亲望着天花板，仿佛那是一幅隐形银幕，正映放着唯她能见的光影。

母亲的生命年轮，已越过八十圈。

个体生命的年轮，无法逭逃于群体共存时空的约制镂刻。母亲脸上那些细微的纹路，更在记录着一个小人物辗转在一个大时代中的琐屑艰辛。

近来全世界的传媒都在张罗着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就是反法西斯胜利的五十周年纪念。在中国，所要纪念的是“八年抗战”。

八年，占据着母亲现有生命的十分之一。

那时的母亲，刚刚谢掉花瓣，膨出新果，生命正焕发着旺盛的活力。

可是，这么多年来，母亲口中提及得最少的，恰是这初结青果的八年。

那新果便是他。如今却也俨然是烂熟的硕果了。

他抽出一根丝，母亲却由此挽成一团斑斓的记忆。

母亲望着天花板，仿佛在讲解一部烂熟于心的无声旧片。

……川东的乡间，一座座小小的丘陵，一道道湿润的田塍，一汪汪水田，一畦畦菜花……农夫在为早稻脱壳，农妇在为晚稻插秧……红苕煮软了，香味飘进竹丛；“帽儿头”粗米饭，盛在粗瓷碗里，揪一只青辣椒，裤腿上擦擦，一口饭一口辣椒，吃得好挣劲……

妈，你把四季的景象，搅成一团了。

……不分四季，故乡都像一个大花园……蚕豆花、毛豆花、绿豆花、红豆花、芸豆花，还有豌豆花，不，豌豆尖的香味儿，比豌豆花还让人心醉……我们那个乡，很少几家人挤在一处住，常常是，一丛毛竹里，几间茅屋，住一家人；不过这家、那家，离得也都不算太远，有时只隔一方池塘，你在塘之东，我在塘之南，我家炊烟飘进你家竹林，你家狗吠传进我家木窗……茅屋前种些凤仙花，姑娘媳妇榨出花汁来，染指甲；家鹅总在塘边昂首阔步，有时引颈高歌……小河边有大皂角树，妇人们在树下，蹲着，用槌棒用力槌粗布衣服，她们甩着大喉咙，听去像是吵架，其实是在热络……河里并不能行船，看不到篷帆，可确确实实有“一行白鹭上青天”……

妈，你怎么一味地美化、净化？难道那不是抗战时期？抗战时期还会有世外桃源？

……世外？不，人心上都有一根线，跟远处的战争拴在一起……因为你老子的头一封信，是我正坐在屋门边剥豌豆的时候来的，所以，我以后一到估计有信来，就剥豌豆，剥得有时候心里欢欢的、甜甜的……有时候，天都昏了，鹅饿得哭了，还没信来，手上剥着豌豆，心里就一阵阵发紧，慌慌的、苦苦的……你还不懂事，摇摇摆摆过来闹，我就伸出巴掌唬你，巴掌没下去，你先哭，盛豌豆的筲箕翻到地上，豌豆满地跳……

妈，我记得，总是吴叔叔，从镇子上把信拿给你的吧？

……胡说！开头哪有他的事儿！都是你大舅去镇上卖完菜，捎回来……邮政局的人不等他去问，只要有了你老子的信，总是出来找到他，他有时候就把担子托给人，先跑回来，送给我……他怕弄丢，总把信揣在心口，总弄得汗渍渍的……有时候我觉得不对头，怎么会没有？骂他不尽责，他也不辩，知道我骂骂才镇得住心里的慌乱……就自己跑到镇子上去。邮政局的王股长就请我坐，冲一杯香茶，安慰我，给我讲些战区新消息……

妈，我还记得大舅……背有点驼，胳膊好粗，巴掌像大锹，一巴掌能把我托上天……

……我就急得哇哇叫，给他好一顿骂……那时候，家里人坐一处吃饭，大家总是说：快了吧，快了吧，日本鬼子快倒霉了吧？……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退、退、退吧？总该追、追、追了吧？……你老子，该来接我们娘母子了吧？……

妈，我从一岁到八岁，“老子抗战八年”，硬是没看见过老子……

……你是个傻儿……你老子寄来过相片，我凑到你眼前，让你唤过，让你记过……你硬是傻呆呆的……

那是母亲生命中很重要的八年。也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八年。对谁是不重要的呢？

父亲是空军地勤的技师。“七七”过后，父亲让母亲把刚三个月的我带回了故乡，那叫“逃难”。

父亲的抗战工作，同遏制日机轰炸相联，可是他给母亲的信上，却常提到“跑防空洞”。

在偏僻的故乡，没有防空洞，用不着防空洞，因为根本没有日本飞机飞过那里的天空。母亲带着我，蛰居在那经常小雨迷蒙的乡间，没见过日本兵，没听见过枪炮声，没闻见过硝烟味，没再流离失所……虽然没有电灯，没有多少油和肉，没有戏台电影，没有洋布新衣，可是油灯下的冬夜，天光下的夏日，那些懵懵懂懂的岁月，嵌在我记忆中的断片，却是有趣的、快活的……

……夏天不睡床，就铺块大席子，睡在地板上。因为屋子有一小半搭在池塘上，所以铺了大木板，木板之间有缝缝，我有时候滚出席子，直接睡到地板上，睡不好，就趴在地板上，往下面看，晚上什么也看不见，白天，睡午觉时，可好看了，有鱼儿，水蜘蛛，或许还有小虾米，甚至一扭一扭的水蛇……就是什么也不看，有荷叶荷花莲蓬的气味，浓浓地灌到鼻子里，也很舒服……有一天母亲睡熟了，我照例滚到席子外，还没往木头板缝儿下头看，就先看见了那张大棕绷子床底下，蹿出了好尖好鲜的一根竹笋……

八年就是那么样过来的。这也算抗战吗？

我当然不算。大人们抗战，是为了保护我这样的小人。小人没办法抗战。

母亲呢？

他记得那天晚霞很红，像灶眼里冒出的光。

那天竹林里的鸟儿叫得很欢。忽然鸟儿一窝蜂飞出竹林，惹得鹅儿摇摇摆摆，张翅伸颈。

妈妈坐的小竹椅，被人汗浸成铜烟锅那种颜色。

妈妈不在。剥了一半的豌豆，剥出来的盛在木碗里，还没剥完的剩在筲箕里。

他一个人玩。他六岁了。他能一个人蹲在花丛边。玩很久的泥巴。他能用泥巴捏出小人、小狗、小鹅、小猪、小桌子、小凳子……

忘了为什么，他去找妈妈，妈妈不在，他碰翻了木碗了，木碗里的鲜豌豆在地上跳、滚……

……他到竹林里找，竹林里没有……有一丛很粗很高很密离屋子最远的竹子，他走了过去，听见妈妈喘气的声音……

……他从竹隙间，看到了妈妈……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吴叔叔……妈妈背倚在一根竹子上，看不见脸，可是听得见很粗的喘气声……妈妈的脖子挺得直直的，跟往常很不一样……吴叔叔离开妈妈两步远，两手各抓住两根竹子，两眼盯住妈妈，牙筋抖着……他们在打架吗？

他吓哭了，尿出尿来。

等他回过神，妈妈已经将他抱回了屋里。外公问妈妈什么，妈妈粗声大气地应着。外公和妈妈吵起来。大舅就来劝。

很多很多年以后，他才憬悟，妈妈那也是抗战。

那八年，妈妈从二十一岁，到二十九岁。可是晚上爸爸不来跟妈妈睡觉。爸爸来不了。曾经来信，说要来。可是竟没有来。后来连信也少了。有五个月竟断了音讯。

吴叔叔据说是一个诗人，是从贵阳回到故乡的。他住在镇子街上。妈妈读过他的诗。他给妈妈写了诗。后来他就提出来，想跟妈妈好。当然他是用诗来表达这个意思的。

妈妈内心有过哪些挣扎？不清楚，但是越来越能加以想象。她是个中国妇女。中国正在抗战。她是不得不离开爸爸的。爸爸职位太低，眷属还不配跟随。而且他也实在太小，带着他跑防空洞让人吃不消。所以妈妈带着他“逃难”回了外公家。本没想到要熬八年，却熬了八年。妈妈在那八年里除了他，没跟别的任何男人睡过。她决心坚持。她坚持下来了。她拒绝了吴叔叔，那个并不坏的诗人。

前苏联有个作家，叫艾特玛托夫，其成名作叫《查密丽雅》，写了一个吉尔吉斯妇女，在大体相同的一段时间里，丈夫上前线了，她留在后方，与一位也留在后方的男子，终于产生了几经压抑不能截断的爱情，于是冒村中之大不韪，与所爱远走天涯……该作品是前苏联文学从意识形态束缚下冲决出来的一个标志，文笔很优美。妈妈为什么没成为一个中国四川的“查密丽雅”？

妈妈抗战。她抗战八年。

胜利后爸爸把妈妈和他接到了重庆。

后来出了一部电影，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妈妈总不能卒观。甚至连那上集的名字，妈妈也听不得。那名字是《八年离乱》。八年，太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只从1939年算到1945年，统共六年。中国人却抗战整八年。八年离乱——妈妈是离而不乱，可谁能知道她后来几年里心底的煎熬？

胜利后他的记忆越来越细腻鲜明。可是没有了鲜豌豆般的清香。妈妈当着他的面跟爸爸吵过闹过。爸爸没有《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那个男主角那么坏。可是爸爸在那八年的最后几年跟别的女人睡过觉。

爸爸有一天失踪了。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在抗战期间，在空军基地里，跟苏联派来的那些空军飞行员过往甚密，所以被列入了黑名单。另一种说法，是他被突然强行地“运往”了台湾，因为那里的机场需要他熟练的技术。将他“运走”的人甚至都不让他与家人有短暂的告别。

爸爸失踪不久，妹妹来到了人间。

妹妹稍懂人世后，问过妈妈：“什么叫‘爸爸’？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有爸爸，我没有？”

妈妈竟不假思索地说：“爸爸就是来跟妈妈一起住的男人。你会有的。”

几年以后，妈妈将一个络腮胡子的男人带回了家里。

妹妹接过络腮胡子的礼物，高兴得跳起来，后来她就尖声嗲气地喊“爸爸”。

他却很久都只是用一个笑容来招呼那个跟妈妈一起睡觉的男人。他不跟那男人闹别扭，但他也不叫“爸爸”。因为他记得，自己有一个瘦瘦高高的爸爸。他也曾默想，为什么妈妈所招来的爸爸，不是那个吴叔叔？

然而有一天妈妈接到了一本书，是吴叔叔的诗集。里面有一首诗的题目是《鲜豌豆》。

近些年他通过各种方法寻访生父。他甚至有机会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得便就近查询。毫无结果。他和妹妹的那个络腮胡子的爸爸十年前已经去世。在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中，个体生命的失踪与消亡真如青烟一般，除了亲近者心头能氤氲着他们的气息，对于大多数他者来说，是理所当然地“忽略不计”。

母亲叫你开灯。

你把灯打开。

母亲的面容在灯光下，焕发出生命最后的光晕。

“有一筲箕鲜豌豆剥就好了……”母亲喟叹着。

你仿佛又回到童年。故乡的蓝天上，一行白鹭悠然翩飞；田塍边，豌豆花正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1995年为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