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人逄氏有个儿子，小时候非常聪明，长大后却得了一种病。这种病的症状是这样的，他听见人家唱歌以为是在哭，他见到白色的东西以为是黑色的，他吃香的东西觉得很臭，他喝甜的东西认为很苦，他做错事以为做对了，总之，凡是他能想到的地方，如天上地下，四面八方，水火五行，四季寒暑，没有一样不是错乱颠倒的。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问了好多医生都叫不出名堂，自然也医不好了。大家只是说，这大概是一种迷惘病吧。
逄氏到处求医。有一次把儿子带到鲁国去，途经陈国，正巧碰到了老子，闲谈中把儿子的病告诉了老子。老子听了后说：我以为只是他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罢了，哪里是病啊。现在全天下的人都迷惘，都被利害和物质弄得晕头转向。如果说这是一种病，那么，天下患这种病的人到处都是，真正清醒的人是找不到的。打个比方，如果现在全天下的人，都和你儿子一样，那么，你不就成了迷惘病人吗？而我说的这些话，未必不是迷惘，鲁国那些君子，更是迷惘中最迷惘的人，他们哪里会医治别人的迷惘呢？你赶紧回家吧！
《列子·周穆王第三》
□秦人逄氏有子，少而惠，及壮而有迷罔之疾。闻歌以为哭，视白以为黑，飨香以为朽，尝甘以为苦，行非以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错者焉。杨氏告其父曰：『鲁之君子多术艺，将能已乎？汝奚不访焉？』
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昏于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觉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倾一乡，一乡之迷不足倾一国，一国之迷不足倾天下。天下尽迷，孰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尽如汝子，汝则反迷矣。哀乐、声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况鲁之君子迷之邮者，焉能解人之迷哉？荣汝之粮，不若遄归也。』
宋国隐士龙叔，找到名医文挚看病。文挚很有名的，齐威王、齐文王的病他都看过。
龙叔照例自述他自己的病状。他说：我受到家乡的夸奖，不知道这是一种荣耀；受到举国的诋毁，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生活中得到好处，心里不知道高兴；平时受到损害，感情上不觉得悲伤；以为活着同死去差不了多少，把富贵和贫穷看成一个样；觉得人和动物如猪狗没有什么区别；分不清自己和他人，等等。我还有好多和别人不一般的病状，请问这是什么病？有什么地方能医治呢？
文挚让龙叔背向光亮站着，从他背后向着光亮处张望。过了一会，文挚说：好了，我看到您的内心了。您的心虚静，差不多就是个圣人哎。您的心有七孔，其中六孔通达，只有一孔有些滞塞。您把圣人的心智当成毛病来让我看，说实话，我医术太浅，我看不了您这圣人的毛病！
经过高人指点，逄氏儿子和龙叔的病，都不是病，他们只是混浊社会中一种清醒的表达方式罢了。在他们眼里，这个社会有很多现象和他们格格不入，以丑为美，以黑为荣，耻辱没有了，只想成名，想尽一切办法成名，不管利用什么方式。老子一针见血，文挚也是医道极高，一个人如果把贫穷和富贵看得一样，那么，他是什么境界？如果这个社会都像龙叔这样，那么，这个社会不就实现大同了吗？
《列子·仲尼第四》
□龙叔谓文挚曰：『子之术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挚曰：『唯命所听。然先言子所病之证。』龙叔曰：『吾乡誉不以为荣，国毁不以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视人如豕，视吾如人。处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观吾之乡，如戎蛮之国。凡此众疾，爵赏不能劝，刑罚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乐不能移。固不可事国君，交亲友，御妻子，制仆隶。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挚乃命龙叔背明而立，文挚自后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几圣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达。今以圣智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浅术所能已也。』
这样有趣的话题，我们再继续。
瑞士小说家弗·伯尼著有《佩利坎之夜》的小说集，里面有篇《桌子还是桌子》，故事具有颠覆性。
这位孤独的老人，在某个天气好得可怕的日子里，突然感到，他再也无法忍受重复不变的生活。于是用一种极其荒诞的想象力和近乎执拗的劲头，把屋子里的一些家具进行了语言上的重组。桌子不再叫桌子，叫茶壶；茶壶呢称为地毯；可怜的地毯就叫桌子吧；照相簿当床，那床就是咖啡，当然，那种香气扑鼻的可可饮料则称为照相簿。做完这一切，老人很开心，“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每天早晨他从咖啡上醒来，冲一杯香浓的照相簿，坐到茶壶前，翻看旧时的床。
一个可以交流的语言体系其实是很庞杂的，并不是这么简单地改几个词就行得通，如果那样充其量只是个游戏。于是，他必须继续改造语言。从名词到动词，到语法结构，最后，老人成功创造了一种只有自己才能听懂的语言。当他在街上散步时，听到人们说“你好”之类的语句时，他不禁大笑。因为这个简单的句子，在他的语言世界里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聪明的读者于是可以推断出这个故事的结局：老人渐渐忘记了他原来的语言，慢慢听不懂身边人说的话了，他不能与人交流了，当然他更加孤独了。
这个怪诞的故事我还找到了相应的版本，只是要比瑞士小说家早多了，不知这位小说家是不是受了咱们先人的影响。
晚唐，有个自称无能子的隐士写了本叫做《无能子》的哲学著作，里面有个狂人，很是有趣：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披发疾走，或终日端居不言。言则以羊为马，以山为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其家及乡人狂之，而不之罪焉。从外形上讲，这个狂人还是有点特色的，长发披肩，也不太与人交流，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他的表达方式，把羊叫为马，把山叫为水，把地叫为天，把天叫为地。哎，你还别说，他还是挺有创意的，虽然别人异之，但他自己却有十足的理由：那些风云雨露、烟雾霜雪、山岳江海、草木鸟兽、华夏夷狄、帝王公侯、士农工商、是非善恶、邪正荣辱，皆强名之也，人久习之，不见其强名之初，故沿之而不敢移焉。他们能强名，我为什么不能强名呢？想想也是这个理啊，就许你们叫得，我就不能叫？我偏要这样叫。
有一点是肯定的，孤独老人和樊姓青年都从他们的创意中获得了一种近乎造物主的快感。前一种有助于小说主题的表达，只用这样的故事就足够写出老人的孤独了，而不用其他文字去描述现代社会的老人有多孤独，有多少老人在孤独，我们要多关心这样孤独的老人；后一种还可以表达对当时社会的针砭，这个社会肯定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再怎么兴盛，也还是有许多的不足，怎样来表达对这个社会的批评呢？总不能一味地唱赞歌吧，何况是问题百出的晚唐？
桌子还是桌子，山变成水，不管怎样讲，他们的创意都还只是个人行为，说他们有病也好，孤独也好，他们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另一种形式的桌子还是桌子却不是这样。
改名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大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改名，小到某个人的改名。改名干什么？不就是换一种称呼吗？干嘛要换一个名字？不就是原来的名字“不如人意”吗？屯溪不行，黄山却没有人不知道；大庸你知道是哪疙瘩？张家界就举世瞩目了。还有很多呢：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崇安更名为武夷山市；通什更名为五指山市；南坪更名为九寨沟县；中甸县唤为香格里拉……石家庄太土，要改什么“正定”；贵州安顺市有人提出要改为黄果树市；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某县提出改名为“楼兰”市等等。湖南新晃、贵州赫章、贵州水城等地为了争夺“夜郎”地名进行了激烈竞争，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至今这场争论尚无结果。改吧，改吧，叫什么不是叫啊，想改什么就改什么！
前年，我们报社来了个实习生，名字怪怪的，不是笔名，叫“桃溪一念”，不要说读者弄不清楚，我们也弄不清楚。大概是读者问得多了，有一天，这个实习生只好在我们的沟通版上写了篇文章：我为什么叫“桃溪一念”？原来是他老爸别出心裁，舍弃祖宗传下来的姓，独独地创意出来的。这个实习生说，他时刻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桃溪”这个姓氏的祖宗啊，这辈子如果不混出个人样，以后怎么向他的子孙交代呢？想想也是，不过，我是彻底佩服“桃溪一念”的老爸了，光宗耀祖他就没什么事了，而且他也真正做到了光宗耀祖，因为他创造了中国的又一个姓氏啊。
桌子还是桌子，其实不稀奇的，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让桌子不是桌子、山不是山，那就是惊人创造了。起码是改变了物质的物理属性，整个世界都要为之改变的。假如，整个社会都有迷惘病，迷惘的症状是，把钱看成纸，把金子看成石头，如此颠倒，或许，就能看穿它们的本质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