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一个拜上帝教的教国，而拜上帝教的确跟西方的基督教新教，有着渊源和教义上的联系。虽说洪秀全学的那点基督教教义和轨仪，不过小半桶水，而且后来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特色，创立了一个中国味道和民间意味很浓的“新教”。但是，至少在天国的人眼里，西方来的洋人，依旧是他们同教的兄弟。对此，广东来的洪秀全，从开始就有这样的认同，而广西的人，最初还比较模糊，当得到洋人的“证实”之后，也就兄弟情深了。他们不像其他的中国底层百姓，至少有一些对洋人不仅充满了好奇，还有天然的敌意。

反过来，在华的西方人，一旦确认太平天国的确跟基督教有关，最开始，对这个农民王朝，也怀有强烈的善意。毕竟在那个时代，在华有势力的西方主要国家，无论是英法还是美国，宗教气息都相当浓厚。太平天国跟基督教有关的消息，零星地来自清朝官方和民间，更准确地则来自香港的瑞典牧师韩山文，因为这个瑞典牧师，见到了洪秀全的族弟，跟洪秀全一起创教的洪仁玕。当这个消息经美国牧师，那个曾经做过洪秀全几个月老师的罗孝全嘴里，通过报纸传递出来之后，在华的西方人一片欢腾。这个时候，太平军正在凯歌行进之中，如果这个西方人意中的“基督教王国”真的落到地上，那么一直困扰着西方的难题，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当然，西方的外交官比较冷静，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英国公使文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的公使麦莲，都先后访问了天国的首都天京。尽管他们都遭遇到了“万国来朝”的困窘，被要求承认太平天国是天下中心，而洪秀全是天下万国的真主，甚至被当作来朝进贡的，但太平天国的天下，比当年马戛尔尼遭遇的清朝皇帝的天下，柔软度更高。彼此间甚至没有在礼节上过多的纠缠，因为天王和东王根本就没心思见外国人，当然也就不在意这些老外是不是需要下跪。

英法公使见了一些天国的要人，比如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而美国公使只跟低一级的太平天国官员打了交道。双方第一次正规接触时，太平天国给英法公使留下的印象还不错，他们感觉到了天国人对他们的友善。当北王韦昌辉发现洋人跟他们信仰一个上帝，而且连十诫都是一样的时候，非常高兴，认同这样高鼻子的洋人是兄弟。同样，英法公使也对太平天国未来充满了期待。一些官阶低一点的天国官员，则对洋人有些不满，他们认为，既然是兄弟，洋人为何不帮助他们打清妖，而且，对洋人贩卖鸦片，也有微词。但是，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并没有影响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情绪。美国公使的考察，得出了与英法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太平军信仰的根本不是基督教。如果太平军取胜，西方跟他们平等的交往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很难纠正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谬误。自然，西方也就别想从太平天国那里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农民的王朝，对于西方文明世界是完全陌生的。但是，美国公使预料，太平军可以打败清朝的军队。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英国于1853年4月委派的香港总督兼驻中国公使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赴天京（今南京）访问，了解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并企图让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结果遭到拒绝。文翰所乘舰船经过镇江时，太平军镇江守将罗大纲、吴如孝特致书文翰，表明太平天国独立自主、反对侵略的外交政策，并希望英国不要帮助清军。图为罗大纲、吴如孝致英国公使函。

然而，新一任英国公使包令上任之后，造访天京，却吃了闭门羹。包令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太平天国的体制、通商、英国轮船、能否得到太平天国的煤炭供应等等。结果，他得到了一个来自东王杨秀清的“诰谕”，反问这个老外五十个问题，要他回答。这些问题，有一些是因为太平天国对西方的无知，比如总是问，洋人拜上帝、拜耶稣有多久等等，但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根据洪秀全杜撰的教义提出来的，比如洪秀全是上帝的二子，受命统辖天下各国等等。同时，也回答了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没法提供煤炭，但通商没有问题。得到这个“诰谕”之后，在华的老外们稍微清醒了一点。他们意识到，不能等太平天国夺天下，还得跟清朝打交道。保持中立，是最佳的选择。而这个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在广东打响了。

但是，西方的传教士和一些与太平军特别对脾气的西方人，比如呤唎，对太平天国依旧充满了友善之情。在他们看来，太平天国的宗教，顶多是有点偏差，就像在西方，基督教传到中欧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教义异端派别一样。如果能费心加以改造，是可以纠正过来的。他们的信心，有相当部分来自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此时的洪仁玕，不仅已经受洗，而且成为一个合格的牧师了。洪仁玕可以改造，那么洪秀全为何不能？他们设法让洪仁玕回到太平天国，对这个西化了的洪秀全族弟寄予了希望，指望他可以说服洪秀全，让太平天国改弦更张。如果他们碰巧遇到了某些对西方格外亲和的太平军将领，比如忠王李秀成之类，那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好感就会更进一层。1860年6月，传教士们探访了太平军占领的苏州，归来之后，对太平天国简直就是交口称赞，他们认同太平军跟他们崇拜同一天父，信仰同一天兄的说法，对“洋兄弟”的称谓，洋洋自得。在他们看来，太平天国比清政府好得多，从心底里充满了友善——这倒也不假。一个传教士进了天京，他发现，赞王蒙得恩的长子，一个位高权重的天国贵公子，只要是见传教士，就必定笑口欢迎，反而对自己的官员，倒是一副冷面孔。出于迎接洋兄弟的急切，有时甚至会让他来不及穿妥帖裤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观察逐渐深入，太平军的败象愈加鲜明，外国人的态度变了，不仅世俗的外交官变了，连传教士也变了。1861年，英国来华特使布鲁士根据一些情报，写报告指出，这个叛乱运动，已经没有希望了，没有一个正当的中国人乐意与之合作，而他们的工作，就是烧杀破坏，除此以外，别无所事。连受邀来到天京，跟洪仁玕住在一起十五个月的罗孝全，最终也离开了他昔日的学生。在他看来，他的学生是一个精神错乱者，他的宗教走了邪路，实际上是反对耶稣福音的。而他的政治体系，一直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一切都是军法从事，所有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不是杀他们的敌人，而是杀自己人。太平天国，就是一个专制恶魔。

回过头来看，这些西方人，到底是因为太平军不能成事，才这样心灰意冷，还是因为看不惯太平天国的行事，由失望导致反水呢？这个事情，已经不好说了。反正，在太平天国日暮途穷之际，多数的在华西方人，都撤回了他们对这个农民王朝的支持。当然，说他们都支持清政府，甚至帮助清政府打灭了太平天国，也不确切。在客观上，西方在太平天国后期，的确是帮了清政府一点忙，但真正剿灭太平天国的，还是清政府和乐意帮它忙的汉人士大夫。

天国玉玺印文字。关于印文的读法，在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中存在争议，至今没有定论。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在太平天国里，不仅那些对西方心怀善意的领导人，比如李秀成、谭绍光，就是洪秀全自己，也并没有心思跟西方人闹翻。在长江上，只要过往船只挂了西方的旗帜，无论真假，太平军都不会去动它。以至于在上海，买卖西方旗帜，成为一种生意。他们只是不解，为何洋兄弟有时会帮助清妖来打他们。不解归不解，但所谓的反帝行为，在天国依旧是不存在的。西方于天国，始终是一个友善的存在。但是，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天朝上国、天下中心的成见，去努力争取西方的合作，好像西方天然就会帮他们一样。在天国后期，西方越来越明显地倾向清政府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愤怒。这些农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顾及这些。外交这个概念，在当年连清朝的士大夫都没有。

天国木玺。太平天国原有金、玉、木三玺，金玺已毁，玉玺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木玺后来发现于原删书衙旧址的房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