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造反拉起队伍，建立政权，稍有规模，都必须解决自己的给养问题，建构自己的经济供给模式。从历史上看，农民造反队伍，一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流寇型，如黄巢、李闯之流，到处流窜，走哪儿抢到哪儿，所有的军资供应，全靠劫掠。一种是换班型，如刘邦和朱元璋之辈，创出一份家业打出一片地盘之后，按照原有的统治模式统治，尽量安定民心，照旧交粮纳赋。还有一些，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太平天国，是一种独特的形态，它提出了自己完整乌托邦国家模型，并真实地在某些控制区内（比如天京）推行。但多数地区，却并不认真落实。体制运行成本，大半要靠劫掠来支付。属于一种非驴非马的模式。实际上，若不是一些握有权势的将领，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实际实行换班型统治，这个政权的统治状况恐怕会更糟。

太平天国的乌托邦模型，是由两个文件提供的，一个是佚失了的《百姓条例》，还有一个是《天朝田亩制度》。从各种资料中辑录出来的条文看，《百姓条例》相对简单，只是规定，天下的田地都归天父或者天王所有，所有百姓的出产都要上缴，然后由太平军发给口粮为生。而《天朝田亩制度》则规定得比较细，百姓按口计田，按照太平军的编制，每二十五家为一单位，设一两司马统帅。每家养5只鸡，两只母猪（不知小猪和公猪如何安排）。每个单位设圣库一个，所有的剩余产品，悉数上缴圣库。所有婚丧嫁娶之事，由圣库支取费用，天下一式，任何人不得多用一钱。只是，在这样一个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天堂里，如果天国的公务人员犯了错，却依旧要“黜为农”。看来，设计者也知道，这样的天堂，并不真的美妙。这样的乌托邦天堂，里面没有私财，没有市场，没有交易。所以，也没有用钱的地方。所有底层的天国百姓，都不许私藏金银珠宝。所有人劳作的目的，除了自己的口粮之外，只为了上缴天国。城里也是一样，所有人都分列男营女营，有手艺的进入各种名目的工匠营，没手艺的参加政府组织的劳动，比如修建王府。所有人都只能领到自己的口粮，别的一无所有。没有店铺，没有市场，更没有交易。圣库变得非常庞大，里面发展出各种衙门，负责各个等级的天国人的供应，当然，主要是满足诸王的供应。这样的圣库组织，繁复而且运行困难，这些进城的农民，显然没有这个能力，去建构和维持一个庞大的供给制的体系。贪污腐败和低效率，很快就充斥了圣库的各个机构，什么事都办得一团糟。

显然，这样的天堂，谁在里面都会很难受的。方案提出来了，也颁布施行了。但事实上，太平天国统治区，至少是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能让这样的乌托邦落在地上。太平军占了一个地方，人们依旧交粮纳赋。有传教士说，太平天国的赋税比清朝还重，但更可怕的是不时掠夺，所以，在太平军的控制区，人们日子不好过。加上来回拉锯的战争，夹在当中的百姓，真是没法活。刚占领天京时，从各地掠来的粮食尚多，可以维持几十万人大锅饭供应。两年之后，情况就变坏，甚至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到了1854年春，一般的平民，就只能食粥了。随之而来的是居民大量的逃亡和死亡。到1854年之后，来到天京的外国传教士看到天京已经一片荒芜，只有不足两万人口。除了高大的天王府和一些比较高大的诸王府之外，就是一些残存的低矮破旧房舍，原来南京的繁华街市、庙宇、楼台，全部化为乌有。少许破旧房舍里面住的人，实际上是给官府和王府服役的奴隶。也只有在这个人口水平上，天京才能靠其他控制区的支持来维持供给制。但是到了天京被围困之时，连天王都要吃甘露（野草）了。

除了天京之外，这样等级制的军事共产主义在太平天国并不多见，交粮纳赋依旧是其基本的经济模式。只是，这样的模式，只有在一些比较开明的将领，比如石达开、李秀成和李侍贤等人的控制区域，才能实现。太平军控制的区域，也不都像天京那样，没有商人存在，但能切实保护商业活动的，也只有不多的将领。中国商人，每每只能靠挂上洋人的旗帜，才能安全一点（太平军对西方人，相当客气，因为他们是同教的洋兄弟）。如果赶上一个贪酷之辈，苛捐杂税，各种摊派，比清朝还要多，谁敢不出，就军法从事。而且太平军体系紊乱，你来我往没个准儿。坐地统治者，相对安稳一点，但难保不来流窜的部队，这些部队来了，多半要胡来。就整体而言，太平天国的维持，至少有相当的部分，是靠劫掠。这样的劫掠，在湘淮军的打击下，在越发难以向外发展的时候，就只能对自己统治区下手，结果不是逼人逃亡，就是逼人造反。在太平军的控制区内，居然也出现了反抗他们的农民造反。一支农民造反的队伍，很快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图为《天朝田亩制度》书影。

太平天国这种设计出来的模式，平均是切实的，但却只针对底层，对财富的分配，也只在底层有平均的意思在里面。太平天国是一个繁复的等级架构，而且军民合一。从伍长、两司马到丞相、诸王，等级架构非常复杂，层层叠叠。同一等级之人，当然待遇相同，但不同等级，则千差万别。不同等级的官员，不仅称谓不同，旗帜大小不一，连自己儿女的称谓也不同。当然，饮食服饰上的差距，就更大。早在永安建制之时，当太平天国还很弱小，普通成员连肉渣都见不到的时候，诸王就可以天天食肉了。即使是被后人多番称道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说的平均，也只是底层的平均，底层百姓的耕地平均，养的家畜平均，享用的口粮平均。实际上，人人都是具有平均所得的奴隶，这些奴隶在为天王劳作时，可以付出均等的劳动，耕作均等的田地。所有的均等，都没有物质享受的意义。这些人在本质上，跟天国的“公家人”、吃供应饭的不同。公家人如果犯了错，会被黜为农，降格为农民，享受这种“理想”的平均。

同样，太平天国实行禁欲性的制度，男女分营，一度即使夫妻也不能同房。这样的禁欲，在早期，实际上是留战士的妻子在营，作为人质，以防止逃亡和叛变。同时，也避免了过去农民造反的队伍，拖男带女，影响作战的弊病。永安突围，大部分的将士妻女都死掉了，坐大之后，不可能不让这些人不找配偶，到了中后期，太平军人数众多，成员复杂，这样的禁欲制度，基本上已经形同虚设。

太平天国田税单，可见天国的百姓也是要纳粮的。

但是，天国军事共同体的性质，却一直维持着。无论治军治民，一律军法从事。太平天国始终没有自己的法律，也缺乏司法审理系统。无论内部成员还是治下的百姓，只要被当权者认为有罪，就是一个死。滥刑，从天王洪秀全开始，就毫无节制。几个书记员，仅仅是抄写出了点差错，就立刻被拖出去斩首。严刑峻法，乱世不免。但问题是太平天国内部，并非严刑峻法的问题，而是无法无天，全凭有权有力者一时的喜怒，说杀就杀，说放就放。传教士们说，他们在太平天国控制区内行走，经常能看见倒在路边的无头尸体。被滥杀的人，称为“军法从事”。所谓的军法，就是将领一时兴起发布的禁令。但是，这样的禁令，每每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人们要想得到安全，唯一的办法，是靠上一个有实力的人。

事实上，洪杨内讧之后，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共同体，已经趋于瓦解。但靠着滥杀造成的恐怖，这个团体还是能够维持。显然，这样的维持，外界压力一大，就撑不多久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证明，凡是乌托邦，只要真正落在地上，肯定变味儿。备受后人称赞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这个制度所带有的平均主义，跟太平天国的滥杀和酷刑之间，其实存在本质上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