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本州秋田县大山町的群山已经进入深秋季节，山林像是用彩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遍，在湿漉漉的秋雨中似一幅刚画好的巨幅油画。那些在树林中隐隐约约的木屋就是画中极富诗意的诗眼，在林深幽暗、空山寂静中，一缕炊烟，几声狗吠，满眼肃杀的世界便生动起来了。
斋藤博士、梅泽一郎、赵铁和一个来自重庆的留日学生李勤勤是上午从东京坐新干线赶过来的。昨晚斋藤博士接到日军老兵川崎的儿子川崎重太的电话，说他的老父亲已到弥留之际，希望见一见那个还在帮中国人打官司的法学博士，他有话要说。
川崎重太开车到火车站来接他们。他也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了，头发花白稀少，少言寡语，还在一家株式会社当工程师。他说父亲一个人搬到山上的小木屋等死，是不想给后辈添麻烦。大山町一家私立医院的医生隔天来看他，而川崎重太一周上山一次。每次来，老川崎总是说，很抱歉，还没有死成。
车停在小木屋前的院坝里，两只秋田犬朝着汽车狂吠。赵铁在重庆也养了一只秋田犬。今天他愿意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秋田这个地名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爱犬。他不认为这个冥顽不化的日军老兵会为他们的诉讼提供多少有用的东西，他已经反复研读过斋藤博士整理的“川崎证言”了。“抱残守缺的右翼，死不悔改的老军国主义分子。”赵铁准备在今天为轰炸过自己家乡的罪人川崎正雄盖棺定论。
在赵铁看来，这座林中小木屋和川东地区的农家小院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收拾得整洁些罢了，当然里面的电器看上去也更现代化一些。老兵川崎躺在一张木椅上，头上戴着无檐线帽，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这是一个奇瘦无比的老人，生命之光在他身上流失的速度既一目了然，又触手可及——就像掌缝中的沙子，窸窸窜窣地随着夕阳的光芒一起晦暗下去。赵铁握着他冰凉的手时，第一反应是我在跟一个杀人犯握手，第二反应是心中泛起的怜悯之心——这是个只剩下几口气的老人了。当老川崎得知这两个中国人来自重庆时，他的没有了温度的眼光里闪过几丝畏缩，仿佛遇到追上门来的债主。
几个日本人相互问候后开始轻声交谈，李勤勤在一边为赵铁翻译。前面部分谈话的大意是，老川崎说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前两天的开庭情况，重庆那个隧道里一次死了那么多人，真是一起不幸的事件。
赵铁咬咬牙帮，悄悄对李勤勤说：“他们只会说这个，咬死不认罪。”
李勤勤低声附和了一句：“就是。过去是小鬼子，现在是老鬼子。”
赵铁感到他们似乎并没有打算就某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一场讨论。赵铁太希望这个老鬼子谈一谈他当年轰炸重庆时的个人感受，那时他还算一个有教养的日本人，至少他还知道屈原。但这几个日本人在谈论天气、山上的物产、秋田县的某个议员在国会的表现，以及老川崎每天要做的功课——在屋里的佛龛前焚香静坐。赵铁特意观察了那个佛龛，看不出供奉的哪路神衹，像个乡村土地庙里供奉的本尊神像，但是收拾得干净整洁，香炉很大，纯铜铸的。佛龛前还有个蒲团，有几卷经书。川崎重太说老川崎天天在蒲团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会为被自己亲手杀死的亡灵超荐么？会为自己犯下的罪孽忏悔么？赵铁不能确定。恶贯满盈的人到了晚年皈依佛门，大多是害怕地狱之苦，期图能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罪孽洗清。“洗罪”，赵铁记得老川崎在给斋藤博士的证词中提到过这个词，但似乎他更情愿躲这深山老林里悄悄地反省自己的罪孽，而不是勇敢地在阳光下向众人坦陈。向神忏悔和向人赔罪，差距到底有多大？也许这不只是勇气问题，而是跟人品有关。许多人情愿在心中供奉一个神来忏悔，也不愿意面对一个人说出自己的罪孽。赵铁想：自己站出来忏悔、赔罪，天国的大门也会为你洞开。
也许是因为有两个中国人在场，老川崎的话始终不多。他并不像赵铁推想的那样，是一个有倾诉欲望的日本老人。天快黑时，川崎重太建议大家去山下的村里吃晚饭，酒由他负责。赵铁想：那意思是我们这么远来看他老爹，饭钱还得大家aa制了？尽管他也知道一些日本人的习惯，但由于对老川崎有陈见，他看什么都别扭。
没想到只剩下几口气的老川崎说也要去。川崎重太找来一辆轮椅，重新开出一辆拆去了后座的皮卡车，把轮椅抬上，固定好——看来他经常这样拉着老川崎到处跑。在一个带温泉的小酒馆里，川崎重太为大家点了日式自助火锅。日本人喝酒就像他们的口头禅一样，“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他们一般不劝酒，自斟自饮，但向你举杯相邀，喝多少是你的事。赵铁自认为还是有些酒量的，但没有想到这几个日本老头儿也特能喝，而且还下得很猛，连行将就木的川崎正雄也喝了两盅。不过他就像一个“回阳人”一般，酒把他从气息奄奄的濒死状态中拉回人间一点了，脸上也有了血色。他甚至还主动跟赵铁碰杯，说年轻人，秋田的清酒，是男子汉的酒。
李勤勤是个活泼可爱的重庆女孩，高挑靓丽，机敏善谈，极大地活跃了席间的气氛，而且她还挺能喝的。斋藤博士先醉了，唱起了日本的“演歌”，李勤勤给赵铁介绍说这相当于日本的民谣。大约这是一首在日本耳熟能详的歌谣，赵铁看见老川崎的嘴唇也在嚅动，似在跟着歌曲的旋律、歌词的意境回到某段人生岁月里——在春风和煦的三月走在回乡的路上，在青春诗意、无忧无虑的校园遇见纯如玉兰的女生，在陌生险恶的异国他乡思念故国的父母，在晚年的秋雨绵绵中感时伤怀……赵铁看见斋藤博士和老川崎眼里都有了泪花。他想：当年川崎正雄执行轰炸重庆的任务时，在他用机枪向城市里夺路逃命的人群胡乱扫射后，回到自己的基地，他会不会也唱起这支听上去旋律很忧伤动人、直击人内心最柔软处的民谣呢？当然会，哪怕他刚刚杀死了几十个重庆人。
梅泽一郎看上去也有些高了，上次开庭让他有深深的挫败感。来的路上他很少说话，只说要好好检讨、好好检讨。现在他举着酒杯摇摇晃晃地来到老川崎的轮椅前，说：“川崎先生，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那么，令尊大人也是天皇的士兵？”老川崎一双眼睛似乎轻易地就洞穿了历史。
“是。他是五十九师团的关东军。”赵铁大吃一惊，怎么从来没有听梅泽一郎说起过呢？
“关东军回国后有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令尊大人也参加了？”
“是。而且还是我的家乡熊本分会的会长。”梅泽一郎不无自豪地说。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是一个反战的日军老兵组织，他们反思战争，批判军国主义，质疑天皇的权威，反对美国在日本驻军，反对“修宪”，声援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等。在日本的右翼看来，他们都是被中国共产党洗脑了的日本人。
“难怪你们要帮中国人打官司了。”老川崎嘀咕了一句。
“川崎君，我不知道令郎重太先生如何看待你的过去。我在上大学时，参加了反战运动，才开始审视父辈们的历史。”
“难道它不是一段为国征伐的光荣历史么？”川崎正雄的目光变得冷硬起来。
李勤勤把这句翻译给赵铁后，梅泽一郎发现赵铁向老川崎怒目相视，他甚至也看到了李勤勤眼光里的厌恶。梅泽一郎向他俩摆摆手，示意他们保持安静。然后他说：“川崎君，我的父亲当年也是这样认为的，并深感光荣地走向战场。那个年代哪个日本年轻人不是这样的呢？川崎君在天空中作战，看不到一点战争的血腥和残忍。我父亲在军中的第一课，是上司让他刺杀一个怀有身孕的中国妇女。父亲想到了我的母亲，他出征前我母亲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那是我的大姐。所以他怎么下得了手呢？但他必须去做。川崎君，这就是你们的战争。就像你在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重庆端午节的轰炸中想到了屈原一样，那一时刻你感到了为国征伐的光荣了么？请告诉我吧。”
梅泽一郎毕竟是律师，要么把他需要的话引出来，要么让你无话可说。
“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颁布后，父亲的联队烧毁了军旗，成建制地向进入满洲的苏军投降。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被押解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再严酷的气候、再繁重的劳役，都不让他感到苦难，反而认为是他的光荣，是为了国家。饥饿、伤寒、冻伤、野兽、繁重的劳动，还有苏军对待战俘的暴虐，父亲讲，多少日本的棒小伙子死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啊。到了一九五〇年，我父亲幸运地成为共产党中国的战犯。‘幸运’这个词是我父亲亲口告诉我的，不然他很快就会死在西伯利亚，那时他的大腿只有胳膊粗，浑身的骨头都要穿破皮了。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办移交后，我父亲被人从俄国人四面漏风的货车车厢里抬进了中国人的列车。他以为自己是在梦里，或者上了开往天堂的列车。中国人让他们坐客车车厢，座椅上蒙着干净的白布，一人一个座位，刚一坐下服务员就端来了饭菜，白米饭、土豆肉丝、青菜汤。父亲说自从进了西伯利亚战俘营，他们天天啃黑面包，已经几年不闻米饭的香味了。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来到父亲的身边，问他是什么病，哪里不舒服，还问车厢里的其他人，还有谁有病没有。我们有专门的病号饭。来人呀，把这个病号送到卧铺车厢去。那个时候，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不知道自己是战俘呢，还以为是回到家乡的荣军。但也有人悲观地认为，这是中国人给我们的‘最后晚餐’。火车一停下来，他们就会架起机关枪，实施集体屠杀了。唉，我们日本人从不理解‘以德报怨’这个中国成语。
“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我父亲吃了三个月的病号饭，终于把身体养好。能不好吗？天天白米饭，有鱼有肉，甚至还有一杯牛奶，伙食标准比看管他的中国管教人员还好，他们还只能吃高粱米呢。在这个管理所，日本人就像参加了一个培训班，交代、认罪、忏悔、写检查，过去干的一切就一笔勾销了。我父亲说，中国是一个讲政治原则的国家，而我们日本是个喜欢文过饰非的国度。他们写的检查，只要按照管教人员的要求写，多加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修饰词做前缀就可以了。比如你不能简单地写去站岗，而要写‘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去站岗’；写自己受上司命令杀一个女人，就要写成“万恶的军国主义分子命令我去杀死这个女人’。管教人员一再向日本人重申：他们要把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劳动人民区分开来。战犯管理所里有许多聪明的家伙，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孽，为了能早日回家，不惜说自己祖宗三代都是贫苦农民，如何如何苦，受地主老财的欺压，受了军国主义者的蒙蔽走上侵略中国的战场。他们这一套很受管理所的干部喜欢，把他们当成深受压迫的日本劳苦大众。有个犯有很多血案的混蛋，还是个中佐，从陆军小学一路读到陆军大学，十足的战争狂，大家都知道他的军刀曾经一次劈下十几个中国人的头，但他把自己说成是个北海道辛苦捕鱼的渔夫，反正也没有人揭发他，他就这样过关了。”
斋藤博士接了一句：“军国主义者，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词汇啊，难道只是指在陆军省、海军省制订作战计划的那些家伙们吗？”“当然不是，可以说很多人利用了中国人的善意。一千多名移交到中国的日本战俘，除了病死的，一个也没有被杀掉。据说共产党中国的***总理专门有指示，‘一个不杀，一个不判无期’。本来第一次调查取证结束后，中国检方要求判死刑的七十名，判无期以下的一百一十名，但都被***否定了。这个人才是个大政治家，了不起。检方最后只起诉了四十五人，最高的才判二十年。其实，六年以后，所有的战犯都获得了大赦，回到了日本。中国人啊，真是淳朴仁厚。”
“我记得川崎君是从国民政府军队那边回到国内的，可能没有梅泽君父亲那么波折吧？”斋藤博士问。
川崎正雄没有回答，只是拿起面前的空酒杯，做要喝酒状，他儿子赶忙给他酒杯里续上了一点酒。他喝下了，仍然没有话。
“川崎君，我理解你的沉默。”梅泽一郎动情地抓住了老川崎的手，“我懂事以后，在家里也是天天要面对一个寡言的父亲。在我八岁左右吧，我们一家去泡温泉，我看到了父亲腿上的枪伤。我问他是怎么来的，他说是在中国作战时受的伤。我追问他的战斗故事，但总是被他三言两语就搪塞过去了，似乎那是一段不堪的回忆。当我再长大一些时，父亲带我参加‘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活动，我在那里见到许多像父亲这样的老兵，听他们说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的经历，我才开始对这场战争有所了解。我问父亲，你杀过中国人吗？第一次问时，我挨了一耳光；第二次问，我已是中学生，父亲不打我了，只是低头沉默；第三次问，是在我上大学后，父亲才流着眼泪告诉我他刺杀那个中国孕妇的事。我父亲说，小子，现在我轻松下来了。可以面对你追问的目光了。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父亲的伟大。川崎君，没有哪个人生来就是残暴的，我的父亲在家里是个多么温和的人啊，母亲说他从前连一条鱼也不敢杀，但他怎么会变成杀害一个孕妇的恶魔呢？川崎君，要求得到宽恕，必须要说出真相，让我们辨认出每一个历史的细节，这些由点点滴滴的细节构成的真相，就如同万千条溪流汇成的大河，它就是真实的历史，谁还能掩盖它呢？谁又还能否认它呢？拜托了！如果我们有选择地忘却我们发动战争的历史，那么我们离下一场战争就不会远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川崎君？于你本人来说，说出了真相，就是迈向忏悔的第一步。忏悔了，谢罪了，良心才能得到安慰，也才能获得受害者的宽恕。我相信川崎君和我的父亲一样，太知道战争的悲惨和荒谬了，为了日本的未来，为了日本的后代永享不战的和平，把这种悲惨事实告诉我们的后辈吧，请把那些荒谬揭露出来吧。我的父亲说，我们不告诉后代自己做的错事，他们就会再去做，这个国家就会再次走向战争。他解脱了，临终前显得很安详。我父亲的遗训是：到中国去，为那些战争受害者做点什么。”
赵铁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不带身世背景和历史托付的“白求恩”。即便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也是有渊源的。他向梅泽一郎举起了酒杯：“敬你父亲。”
赵铁一直拿不准在梅泽一郎滔滔不绝地讲述时，老川崎有没有睡着。他有两只很大的眼袋，似乎一生的怨恨都装在里面了，细小的眼睛被周边堆砌的皱纹包围、紧锁，中间一线死水微澜，有时从里面透出阴冷的余光，似乎带着冥府里的寒气，让人不寒而栗，有时它又像夕阳落山后的几抹余晖，已无法挽留了。
老川崎终于说话了：“请不要审判我，我这风烛残年的老人，经不起灵魂的拷问；也不要让我再去回忆真相，我所做过的事，让我的国家去下定论吧。拜托了！”
他勉强地一躬身，然后哆嗦着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梅泽一郎。“这是我的遗嘱，改了三次了。既然你们是律师，就拜托你们照此执行吧。里面第四条写得很清楚，两千万日元，捐赠给你们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联盟’；第五条，川崎重太要替我去重庆，祭奠那些大轰炸的受害者，并向他们献花、敬香，这样他才能享受遗嘱第一条至第三条的权利。”
“父亲……”川崎重太显然也是才知道遗嘱的内容，满脸诧异。
“我们砸了人家的门窗，踢翻了人家的饭桌，让中国人过节时都充满了哀号。去吧，让你的川崎老爹死后在那边也好受一点。”老川崎冷冷地说。
位于东京银座外堀大街的梅泽一郎事务所在一栋银灰色建筑的大楼，临街，对面是索尼大厦。此刻，一辆宣传车正缓缓行驶在外堀大街上，宣传车的两侧挂满了横幅标语，上面的内容和车上的大小四个喇叭里歇斯底里喊出来的口号一致：“梅泽一郎是国贼！”“非国民斋藤次郎、梅泽一郎滚去中国！”“重庆大暴击是谎言！”“重庆人是不要脸的乞丐！”
这是东京一个极右组织的宣传车，它绕着梅泽一郎事务所兜圈子已经三天了。每当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庭审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诉讼，他们就开着宣传车到事务所周边的几条街道示威、喊叫。有辆警车始终随行，并不是为他们开道，而是当他们有什么过激行为时，车里的警察就会出来制止。这跟梅泽一郎组织重庆的受害者和东京的声援团体在大街上游行示威一样，警察们不干涉你举标语喊口号，也不阻止支持索赔的左翼人士和反对索赔的右翼分子隔着一定的距离互相叫阵、喊口号，但不得有肢体冲突，不得妨碍交通。来到日本的赵铁和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多次参加过这样的示威游行，无论是到外务省还是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外围，一开初他们感到很新鲜、很自豪，视其为从未有过的体验。老子们在日本也上街游行过了。但现在遇到人家游行来反对你，心里就不是个滋味，甚至相当气愤。尤其是当听到右翼分子谩骂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罔顾史实、污蔑重庆人时，就难免不恨入心头、怒上眉梢了。
“在日本，这是他们的权利。让他们骂去。”梅泽一郎关紧了事务所会议室的窗户，将外面的噪声降低到最小。这间会议室很小，十来个人开会，都还得有人要站着。
坐在会议室上首位置的斋藤博士不当回事地笑着说：“我被骂成‘国贼’、‘非国民’已经十几年了。从报纸、电视，到外面这种大喇叭。”
今天是由梅泽一郎主持召开大隧道惨案庭审检讨会，与会者有日本律师团的成员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的人士，还是由志愿者李勤勤担任翻译。梅泽一郎一直认为上次开庭是我方的一次失败，这样糟糕的庭审在他的律师职业生涯中还从未有过。“我方简直被打得落花流水。”他对赵铁说。
赵铁在此次庭审之后，也不是没有反省。对方指责大隧道惨案是“人祸”，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与日本人的守秩序、讲礼貌比起来，我们当然有很大的差距，现在都不能比，何况战争年代？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忧愤在于：当你身处“地球村”时，你看到了自己的诸多不足，还不仅仅是物质贫富的差异，也是根深蒂固的陋习如影相随。就像那些在日本的各大商场闹闹嚷嚷地抢购电饭煲、马桶盖的中国人，让日本人一边偷着乐，一边翻白眼。赵铁并不反对人们买日本货，但你哪怕是买一把剃须刀，也得不失教养和分寸。和中规中矩的日本人比起来，我们总是显得有些毛手毛脚、自乱阵脚。也许这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前必须要面对的难堪吧。
梅泽一郎在检讨会上首先反省了自己，说虽然做了大量的案前工作，但对被告方的反驳还是准备不足，对方律师在质询我方证人时，他作为辩护律师没有起到更有效地保护证人的作用。我方从加害、受害、因果关系，以及驳斥对方掩盖历史事实方面，在法庭上已经充分、详尽地作了举证，让法庭和世人知道了重庆大隧道惨案的历史事实，但在证实加害的具体情节上，我们却让对方钻了空子。
“我们缺少了一位大隧道里的幸存者证人。”梅泽一郎看着赵铁说，“要是他能出庭作证，向法庭陈述防空洞里的真实情况，对方也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本来找了三个幸存者证人的，但是他们都不适宜出庭，你知道的。”赵铁回答道。这三个证人一个已经病入膏肓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了；一个脑子糊涂、口齿不清；一个因为对这场诉讼不感兴趣，说根本不相信日本人会赔钱，我才不会花这笔冤枉钱去日本打啥子官司呢，你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如果这样的证人在日本，梅泽一郎可以向法庭申请，让证人履行公民义务必须出庭作证。张振贵作为证人是赵铁和梅泽一郎一起确定的，他虽然不是大隧道内的幸存者，但他家人都在惨案中遇难，身体状况尚好，思路还清晰，能说会道，属于那种会摆龙门阵的人。在赵铁心目中，他不是最理想的证人，却又是目前情况下的唯一人选。这场庭审哪怕早开庭一年，赵铁手上都还有更适合的人选可用。那段历史的经历者都已是八九十岁高龄的人了，说走就走了。日本法庭就是在拖延中，让我们的历史见证者一个个地死去。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扎实。”斋藤博士发言了，“我不相信在重庆找不到大隧道里的幸存者。下次开庭，我们一定要起用新的证人、新的史实驳倒对方。重庆原告团和律师团的同志们，要团结起来，要摒除陈见，要为我们共同的目标继续努力奋斗！”
斋藤博士平常话并不多，但经常会说一些让中国人都不太适应了的革命口号，后来他才告诉大家，他年轻时参加过日本共产党，也算是个日本的“老革命”，只是后来日共发生了分裂，他就退出了。至今他还坚信日本应该建成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每当这个老人“唱高调”时，大家都可能会付之一笑，觉得他可爱得像个老小孩，但今天赵铁却认为这是在指责他及重庆原告团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他和这些日本友好人士虽然相处很久了，也很敬重他们，但他心里始终绷着一根系着民族自尊的弦，一不小心就拉断了。
“如果像辩方律师那样强词夺理，我们做再多的工作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战争都结束这么多年了，不讲理的日本人还是不讲理。”
斋藤博士脸色严肃，语调严厉起来。“赵律师此话不对。我们在法庭上陈述大轰炸史实，不就是在讲理吗？一个律师的职责，不就是以讲明道理来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吗？”
“可是在你们的法庭上，有社会正义吗？我表示怀疑。”赵铁也气咻咻地说。
斋藤博士“啪”地一拍桌子，问道：“那你是干什么职业的？你来日本是做什么的？”
赵铁也不示弱，也一拍桌子，站起来大喊：“我只是见证了你们日本法庭的无耻！”
“混蛋！你退缩了？害怕了？你还是一个男子汉吗？”斋藤博土脸都气白了，终于拿出了日本大律师训斥下属的派头。
“你……你骂人……”赵铁骂娘的话差一点也脱口而出了，只是看到对方稀疏的白发，一脸的老人斑，他像费力地咽下一口要吐出来的痰一样，把脏话吞进肚子里去了。
“为老不尊！”赵铁一擂桌子，坐下后头扭到一边。
梅泽一郎坐在赵铁的对面，中间是一张不大的工作台，斋藤博士坐他身边。他先拍拍气得仍在发抖的斋藤，俯身在他的耳边急速地嘀咕了几句，然后站起来，摆动双手说：“如果我们在这里争吵，那就不用检讨什么了。我建议散会，我希望和赵律师单独谈一谈。”
他们出了会议室，梅泽一郎带着赵铁、李勤勤来到大楼里的一家咖啡吧，这里门面并不大，像是专门为上班族在午休时放松的地方。他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赵铁不喝咖啡，只要了杯立顿红茶。
“赵桑，不要跟老人家生气了。”梅泽一郎坐下来就说。
赵铁的情绪其实已经平息下来了。“我没什么。但斋藤先生不能骂人，我们是合作者，对吧？”
“我替斋藤博士向赵律师道歉。请原谅。”梅泽一郎一躬身，又说，“不过在日本，前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不满意的时候，常会这样。李小姐在日本多年，应该明白这一点。赵桑，哪个男人不爆粗口呢？”
赵铁说：“好吧，我不介意。我也冲动，不该冲老人家发火，我会向他当面道歉。这事过去了。”
“我们日本律师，是很敬重法庭的。日本政府否认战争罪行的史实，如果我们不通过法庭上的陈述揭露出来，澄清历史的真相，又怎么能达到还人间以正义和公道的目的？赵桑，我们是律师，法庭就是一个男子汉的战场，不管它有多么地严酷和艰难，我们都不能轻言放弃。”
“我只是怀疑，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一场正义的战争。”赵铁说。
“如果战争是正义的，在什么地方打、什么时候打都不重要了。对吧，赵桑？”梅泽一郎从公文包里拿出几页打印纸来，递给赵铁，问，“我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让黄思齐先生作为本次庭审的第一证人？这是他的证言。根据他的陈述，他当年就在大隧道里。你们为什么排斥他？你们抗战时，共产党还能跟国民党结成联盟一起战斗，现在你们怎么就做不到了呢？”
噢，原来他们的手伸到我们内部来了。可能没有比日本人更了解中国人窝里斗的劣根性的了，赵铁比刚才挨斋藤博士骂更感到丢脸。黄思齐原来也是原告团的成员之一，但却是个喜欢搬弄是非、沽名钓誉又脾气古怪的老人。最近一段时间他趁邓子儒生病，便到处活动，要求改选原告团“领导班子”，一些人被他的游说所迷惑，而以钱嘉陵为首的一些人又看不起他的为人，力挺邓子儒。双方争来斗去，把这个民间团体搞得乌烟瘴气，一开会就相互对骂争吵。赵铁不明白这些都已退休多年的老人们为什么还那么在意这一丁点的社会职务，原告团团长是要尽社会义务和责任的，是要有担当的。黄思齐从前是仓库保管员，论文化程度、论教养气质、论以德服人，哪一点能跟邓子儒相比？早年间曾因为监守自盗，蹲过一段时间的监狱。这个老人一开会就挖鼻孔、抠脚丫，说起话来脏话连篇、二不挂五的，这样的人怎么上得了台面？但黄思齐又是个有些能耐的人，打着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名义到处拉社会赞助，拉到的钱又不上交，还隔三岔五找原告团的财务报餐费、打的费、复印费，搞得原告团的志愿者怨声载道。在征得邓子儒和赵铁同意后，钱嘉陵召集大家开会将其除名。但人家也没有闲着，自己拉起一帮人另搞了个大轰炸受害者组织，不但到处攻击邓子儒领衔的原告团是“汉奸组织”，钱嘉陵是“骗子”，赵铁是“野心家”，还私下跟梅泽一郎联系，把家丑外扬了。
赵铁用外交辞令的口气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务，希望日本律师团不要插手。我们推荐给日本律师团的证人，是通过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律师团共同商议确定的。贵方如果与重庆其他大轰炸受害者联系，我方一概不予承认。”
梅泽一郎叹了口气，他明白，他不能找到比赵铁他们更好的合作者了。前几年因为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提法问题，双方僵持不下，后来还是聪明的赵铁提出了个折中方案，以后对日索赔的宣传内外有别，对内宣传讲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对外着重强调和平教育。而和平则是双方都期望的。
梅泽一郎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做到齐心协力。他在重庆时也见过黄思齐，他对他的能说会道、擅长表演也心存狐疑。这个胡子都白了的老人有说哭就哭、说发怒就发怒的本事，梅泽一郎有时觉得他就像个在重庆的农贸市场里吆喝卖东西的小贩，只是他贩卖的是自己的苦难。但他提供的材料又让梅泽一郎感到有点价值，尤其是他在大隧道里的逃生经历，似乎很有说服力。
梅泽一郎饮完杯中的咖啡，说：“大隧道惨案不是一次开庭就审得清楚的。如果我们能找到新的证人，或许还有扳回一分的可能。赵桑，我们不能让斋藤博士失望，他的时间不多了啊。”
“你什么意思？”赵铁警觉地问。
“斋藤博士上月查出了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半年。”
“什么？”赵铁惊讶得张大了嘴。
“斋藤博士在法庭上奋斗了一生，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也奔走二十多年了。我真希望能给他一场完美的胜诉。”梅泽一郎动了感情，眼里噙满了泪花。
斋藤博士曾经担任过两届全日本律师联合会的会长。日本的律师实行自治，所有的律师都必须强制加入这个联合会，以便于自律和管理。但即便如斋藤博士这样德高望重的大律师，也因为帮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打官司，不断受到右翼分子的攻讦，从报纸电视上的谩骂到投递给日本律师联合会下设的纲纪委员会多达三千多份的“惩戒申诉”。按规定每一份“惩戒申诉”当事律师都必须亲自到纲纪委员会作出申辩。这将耗去他多少时间和精力，没有人知道，他也从不多抱怨什么。尽管赵铁明白，在这场与老人们同行的回望历史之旅中，无论是斋藤博士，还是原告团的原告们，都是左手紧紧抓住阳界的最后几抹生命之光，右手在和死神殊死搏斗的老人。有一次经历让赵铁印象深刻，像经典电影里的画面。一个夏天的下午，斋藤博士肩挎一个大喇叭、手持话筒站在东京街头的人行道上，向匆匆而过的行人宣讲重庆大轰炸的史实。赵铁和几个日本的志愿者则向人们散发资料。天气很热，没有多少人愿意接过他们的资料，也没有多少人愿意驻足哪怕一分钟，听一听斋藤博士的宣讲。东京人真是冷漠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汗流满面，沙哑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吁请他们停下脚步来，回头看一看日本有罪的历史，可是他们大多不屑一顾。赵铁知道自己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感觉就像一个在重庆的街头散发小广告的小贩。而那些日本志愿者，却一如既往地认真，向每一个接过资料的行人深深鞠躬，仿佛拜托了他们一件好不得了的事。斋藤博士的嗓音越来越疲惫，赵铁担心他的心脏，便建议说，博士，我们走吧。天气太热了。没想到斋藤博士正色道，赵律师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的工作？企划书上写明了今天的街头宣传是两个小时，我们必须遵守，早走一分钟都不行。
此刻，他感到刚才挨斋藤博士的骂是应该的。
“湖南常德细菌战诉讼案，打了十年才结案。天知道我们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索赔诉讼，还要打多少年？你们日本人做什么事都讲效率，偏偏法庭判案那么拖沓。”赵铁忧心忡忡地说。
梅泽一郎苦笑道：“这就是日本政府的狡猾了。他们宁愿增加全日本律师的资格晋级人数，也不多增加一名法官、检察官的名额。不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审判的长期拖延已成常态化，一桩民事案动辄打七八年，许多当事人拖不起了，宁愿和解了事；而更荒谬的是刑事案件，存在着‘人质司法化’的现象，即在审判期间，检方控告拖得越长，犯罪嫌疑人就一直处于被拘留状态，他想还不如早点认罪，判个三五年，总比拖上八年十年好。法院就是要拖得你打不起官司，不愿打官司。”
“要把我们的证人都拖死吗？”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日本的司法名义上是三权分立、独立的，但它终究是听政府的。可是不能因为它是一堵石墙，我们是鸡蛋，就不去砸倒它。”
“梅泽先生！”赵铁忽然提高了声音，让梅泽一郎一愣，“有两个你也认识的人，大隧道惨案发生那天就在隧道里，只是……他们不愿出庭作证。”
“是谁？”
“是……刘云翔先生和蔺珮瑶女士。”赵铁就像被刑讯逼供后屈打成招，羞愧地低下了头。
“是吗？”梅泽一郎仿佛在大白青天的猛然遇见两个从遥远的梦中倏然降临的老熟人，不知今夕何夕了。他长久地盯着赵铁，然后才喃喃地问：“赵桑，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