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莉莎，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出生在上海，今年八十岁。现住在中国重庆市江北区绿意世界小区十六幢十九楼五号。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号，我的父亲李德民、母亲赵玛丽带我去市中心的国泰大戏院看话剧。那部话剧听说嘿好看，里面有嘿多明星。我父亲头天晚上抱了一床席子去排队，排了一个通宵才买到了票。十号那天下午是首演，我们全家高高兴兴去看戏，我左手牵着父亲，右手牵着母亲，穿着雪白的小裙子，头上还扎着两条小辫，很多人都说这个小女孩像个天使。我父亲留学英国，回国后在上海当电机工程师，我的母亲是一名音乐教师。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开始打仗，我们从上海逃到南京，到年底日本鬼子又攻打南京，我们从南京逃到了武汉，第二年日本人打到武汉前，我们再从武汉逃到重庆。我们一家跟你们日本人不晓得是哪辈子结下了冤仇，老是追着我们炸。就连我们在重庆国泰大戏院看戏，你们都不放过我们（开始啜泣）。
我还记得那出戏演的是我们重庆人咋个抵抗日本飞机的轰炸，还有中国飞机跟日本飞机打仗，大家看得嘿解恨嘿高兴。戏台上一会儿是警报声一会儿是飞机的轰炸声……这个时候，有个人跑到戏台上叫大家赶紧跑，说日本飞机来轰炸了。开初大家以为那是在演戏呢，谁也不走。那个人紧到喊，快跑啊快跑，日本飞机真的来了，紧急警报已经响起来了！喊着喊着他都跪下来给大家作揖了。我听到父亲说，不对头哦，要出事。父亲身边的一个人却说，这是在演戏个嘛，不要当真。后排也有人在喊，莫吵莫吵，不要影响我们看戏。这个时候……戏院外面轰的一声巨响，我们都被震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戏台上的道具也震得稀里哗啦地掉下来，天花板上的大吊灯也震碎了，玻璃渣子到处乱飞。我母亲一下就把我拉进她怀里，我还想伸出头去看热闹，母亲又使劲把我按回去，护着我……我听见我母亲的心脏跳得“咚咚咚”地响，还听见有人在喊，吔，演得好仗劲喔！像真的轰炸一样。这个时候，剧院里已经开始乱了，有些人起身想跑，有些人还想继续看戏。我母亲抱着我，父亲又护我和我母亲，大家挤成一团。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挨刀的日本鬼子的一颗炸弹，从剧院的天花板上正正地落下来了（长时间地哭泣，法庭里寂静无声）……我醒过来的时候……我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我的妈妈斜躺在椅子上，一张脸都破成两半了……我喊，妈妈，妈妈！你咋个了……我想用手去把她的脸合拢，可是啷个弄都……都合不拢啊！我不晓得啷个搞起的，手上捏着了我妈妈的眼珠，那眼珠滚烫滚烫的啊……我……我又想把眼珠子给我妈妈安回去，装不上去……我妈妈眼窝里的血像打开了的水龙头，把眼珠子一下就冲出来了。到处都是血、血、血……我又喊爸爸，快来帮帮我们……可是我找不到我的爸爸了，身边都是死人、死人、死人……没有头、没有手，一堆一堆的啊（从间断哭泣到嚎啕大哭，忽然浑身抽搐、直至昏厥，倒在原告席上）。
东京地方裁判所的吉田法官也许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悲痛欲绝的原告，法庭里骚动起来，他有些后悔没有及时打断原告的悲惨陈述，让她停顿一下，缓解缓解情绪。几个来自重庆的中国人已经从旁听席上冲过来搀扶起李莉莎，往她嘴里灌一种白色药丸，不断掐她的人中。让他不解的是他看见一个人用一块像牙医用的硬木片撬开她的嘴，强行塞到原告的牙齿之间。这时原告的辩护律师梅泽一郎高喊：“法官，我请求休庭十分钟。”吉田法官仿佛才如梦初醒，忙宣布说：“鉴于原告健康情况，本庭暂时休庭。”
这是东京地方裁判所第十三次开庭审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诉讼案件。并不是每次开庭都有来自重庆的原告出庭，他们总是会因为签证、经费，或者身体原因来不了日本。就像这次要请李莉莎老人来出庭，梅泽一郎和重庆原告团的人可费了大劲啦。一般人异地打官司都难，更何况跨国诉讼呢？原告团的人们也没有料到这场诉讼会如此漫长，长到在他们生命的尽头，似乎都还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官司已经打到第五个年头了，重庆、成都以及四川各地一百八十八名对日索赔的原告，现在已经有十来个老人相继去世。但让梅泽一郎感到欣慰的是：活着的人没有放弃。
法庭叫来了急救车，想把李莉莎老人送往医院，但她苏醒过来后坚决不去。她说：“我死也不要死在日本人的医院，我已经好了。走哦，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梅泽一郎其实也不希望李莉莎老人入院，今天的法庭效果太好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吉田法官和对面的被告代理人及辩护律师都不再打瞌睡了，李莉莎老人更精彩的控诉还在后面哩。他对李莉莎说：“大婶，你一定要冷静、冷静。慢慢说，不要急，说不出话了就喝一口水。拜托了、拜托了！”梅泽一郎深深地鞠躬，再鞠躬，脸上的汗水已经湿透了衬衣领子。刚才跟吉田法官和被告方紧急磋商时，他们都表示应中止审理，择期再开庭。他们说得容易，拖到下次开庭，至少又是几个月以后，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怎么经得起再一次旅途的折腾呢？因此，尽管面对日本政府的代表塚木敏义对吉田法官说“在原告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原告方仍然坚持开庭，未免缺乏起码的同情心”的指责，梅泽一郎依然硬起心肠说，我方坚持开庭，一切后果由我方承担。
不好意思了，法庭里的各位老师（重庆人对人的尊称），我一激动就会犯这样的毛病。那天轰炸过后，我被好心人送到医院，我的白色小裙子，全都成红色的了。我的头上、脸上都受了伤，左手的一块肉被弹片削掉了，你们看看我的手，现在都伸不直啊。在医院住了两天，医生说这个小娃娃没有事了，叫她家里人来接走。可是我哪里还有家人啊？医院派人把我送回家里，我才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尸体都停在屋子里了。也不晓得是哪个好心人帮忙送回来的。我们是逃难到重庆的“下江人”，爸爸在江北的一家工厂上班，妈妈在家带我。我们在重庆又没得一个亲戚。我一个九岁的小姑娘，过去有爸爸妈妈在，不缺吃不缺穿，现在手上还裹着纱布，连埋爸爸妈妈的力气都没有了啊（开始哭泣，梅泽一郎忙递给她一杯水）。我只有……我只有跪在路边，说好心的叔叔伯伯啊，求求你们帮我把爸爸妈妈抬出去埋了吧（哭泣，喝水，又长时间哭泣）……后来，政府的防护团来了几个人，把我父母亲抬走了。他们走得嘿快嘿快，我跟不上。我说叔叔你们等等我嘛，我跑不赢你们。他们说，人都臭了，你个小娃儿不要跟来了。我想我总要晓得他们把我爸爸妈妈埋在哪里吧。但是转过一个街口，有一辆汽车停在那里，他们就把我爸爸妈妈往车上一扔，就像扔一件啥子不值钱的东西。汽车开走了，我更追不到了，我拼命喊，等等我、等等我啊。爸爸妈妈你们走了我啷个办哦（哭泣，梅泽一郎把水杯递过去，几滴眼泪掉进了水杯里）……
吉田法官这时说：“原告，本庭允许你坐下，休息一会儿再陈述。”
我后来才晓得，他们把我父母拉到江北的黑石子去埋了。轰炸中被炸死的人，没有亲人的都埋在那个地方了。重庆人叫它“万人坑”，也不晓得到底埋了多少人。我回到家里哭了几天几夜，不睡觉也不吃东西。好心的邻居给我送碗稀饭来，我的眼泪落在碗里，稀饭就更稀了。没过几天房东来了，说你爸爸妈妈都死了，你也交不起房租，自己出去找地方住吧。我被赶出来，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孤儿，在人家屋檐下、在路边的黄葛树下睡觉，到饭馆外面的潲水桶里捞吃的，有时野狗也来跟我抢，我都不晓得被咬了好多回。我童年印象中最恨的两样东西，一是日本人的飞机，再就是重庆大街上那些嘿么凶嘿么凶的野狗。
有一天下雨，天气冷飕飕的，我找不到地方睡觉。有个老太婆一个人住在一栋被炸垮了的烂房子边上，用几块破布搭了个棚子挡雨。她招呼我进去住，问了我的情况，嘿同情我。她家的老汉儿（此处指丈夫）也在轰炸中被炸死了，有个儿子在棉纱厂做工，问我愿不愿去工厂当童工。只要有碗饭吃，干啥子我都愿意啊。第二天老太婆就把我送到了工厂，还告诉我人家招工的人问我的年龄时，我要说自己已经十六岁了，还要偷偷踮起脚尖，显得个子高一点。她还把能找得到的烂衣服都往我身上裹，让我显得壮实一点。结果人家还是不要。九岁的小娃儿啷个能像十六岁的大姑娘嘛？老太婆就把自己手腕上的一只玉镯子褪下来递给了那个人，说求求你帮帮她吧，她是我家的童养媳。我那个时候不晓得啥子叫童养媳，只觉得人家帮我找了碗饭吃，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好人了。
我再也没有书念了，在工厂里当挡纱工，开初人个子小，够不到纱台上的纱，要踮起脚尖来做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恁个累的活，回到宿舍却睡不着觉，同宿舍的女工回来倒头就睡。我在流浪的时候就很少睡觉，怕野狗来把我拖走；当童工后还是没有瞌睡，白天呢也照样干活。脑壳里总是“轰、轰、轰”地响，像日本飞机的轰炸声，有时我又听成是我妈妈的心跳，轰炸时她把我护在怀里，那是我听到的妈妈最后的声音，一辈子都忘记不了。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流眼泪，就哭。我时不时还要犯一种毛病，白孜孜地会昏倒，浑身发抖、打颤颤，旁边的人要用筷子啦布团啦这些东西塞进我嘴里，怕我咬断自己的舌头，但醒过来后呢，就啥子事情都没有了。人们都说我抽“羊儿风”（癫痫病）。我好背时哦，人前人后都抬不起头来。我长到十六岁的时候，就和老太婆的儿子结了婚。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在工厂里烧锅炉。他们一家都对我嘿好，我有“羊儿风”，半边脸在轰炸中破了相，长成大姑娘后，人家叫我“半边美人”，我还有啥子可挑剔的哟。可是呀，我妈妈曾对我说过，以后我们的小莎莎长大后要像爸爸一样，去英国留学。
结婚后我婆婆到处给我找中医抓药吃，都不管用。还是睡不着觉，还是抽“羊儿风”，连医生都婆烦我了。到一九四九年后，工厂送我去重庆的精神病医院看病，医生给我开药吃，我每天才可以睡上两三个小时。我一辈子都想好好地睡一个觉啊！我到四十岁就从工厂病退了，只能拿很少的一点退休金，这点钱吃药看病都不够。天天晚上人家睡觉我就想，我这是造了哪个的孽哦，我的爸爸妈妈死得恁个惨，老天爷咋个也不可怜可怜我哦（又开始啜泣，喝水）！过去我父母信上帝，我小时候就在上海的教堂里受洗，还取了个洋名，但上帝咋个一点都不可怜我们呢？上帝也被你们日本的飞机炸跑了唛？不可怜我就算啰，也不可怜我的儿女。人家嫌他们的妈有“羊儿风”，怕有遗传。我儿子到四十岁都说不上媳妇，女儿三十多岁了还嫁不出去。后来儿子找了个残疾人，女儿嫁到农村乡下。都是我造的孽影响了他们的啊。
不，不是啊。不是我造孽，是你们日本人的轰炸造的孽。去年夏天我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撞倒了。当时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给我做全身检查，在照x光片时，医生发现我的左耳朵背后有一块米粒大的弹片！他们又找神经科医生来会诊，那个医生告诉我，就是这块弹片切断了你的睡眠神经，所以让你一生都头疼、睡不着觉，你这个病不是“羊儿风”。挨刀的日本飞机啊，我都活到七十九岁了，才晓得脑壳里还有块弹片。当初啷个不把我一哈（一齐）炸死哟，让我遭了一辈子的罪！
（声音忽然高亢起来）我要问问你们日本人，我们在好好生生地看戏，没有指你，又没有摇你，白孜孜地来炸我们，凭啥子嘛？你们日本人炸弹一丢，把我们的戏院炸了，屁股一拍就飞走了。从那天以后，我就再没有看过戏了，不但不能看戏，连父母都没有了；从那天以后，我就不再是爸爸妈妈的小天使了，不但天天饿肚子，连瞌睡也没有了！
李莉莎的陈述结束了，整个法庭就像一个听故事入了迷的人，似乎还想再继续听下去，或者沉浸在故事里出不来了。梅泽一郎长嘘了一口气，对面的塚木敏义曾经两次掏出手绢来揩眼角，这个混蛋的心总算不是石头做的。梅泽一郎和斋藤博士在重庆做调查取证时，湿过好几块手绢了。今天在法庭上梅泽一郎虽然担了很大的风险，但李莉莎老人的表现太棒了，连吉田法官都没有限制上诉人的时间，任由她说下去，这是对日索赔的原告中陈诉时间最长的一次。现在该他来把这个“重庆孤儿”的故事继续讲下去了。
“法官先生，这是一个‘没有了睡眠的原告’，是一个被大轰炸夺去了双亲，还夺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睡眠——的普通中国人，更是一个把战争伤害浓缩成一粒深藏在脑袋里的弹片、侥幸地活到今天为我们作证的受害者。我们都会有失去双亲之痛，但有谁能够想象旧日本军的轰炸会让一个小女孩在剧院里和自己的父母瞬间阴阳两隔、伏尸痛哭？就像你们不能想象东京国立歌剧院遭到轰炸忽然变成人间地狱一样。我们也都会失眠，但又有谁能够想象一个孩子从九岁多就一直失眠，直到快八十岁了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剥夺一个人正常的睡眠难道不甚于谋害一个人的生命吗？你三天三夜不能睡觉时，你一定会这样想，而如果你长达六七十年都不能正常入眠呢？法官先生，我这里有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原告拍的头部x光片，请看看吧。当年那块弹片从原告的右前额打入，神奇地穿过她的前脑，游弋到左耳后部。医生证明正是由于这块弹片的游弋破坏了原告的脑神经。过去原告在重庆精神病医院一直被当作癫痫病人，医生长期让她服两种抗神经病的药，‘氯硝西泮片’和‘苯妥英钠片’，前者用于控制各种癫痫、失神发作、痉挛症等症状，后者用于治疗全身僵直、阵挛性发作、癫痫持续状态等，可见那时的医生也没有找到病根。我在原告家里看到，服药的药瓶都堆积了两箩筐。这是我当时拍的照片。吃了这么多的药只能让原告每天可以睡上一两个小时，原告已经对此种药物形成了严重的依赖，就像刚才她在法庭上发病，人们不得不给她服药一样。
“法官先生，这是一粒多么邪恶的弹片，它就是旧日本军队对重庆实行无差别轰炸的铁证。它还在原告的脑袋里，这是任何人、任何政府也无法否认的。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弹片，在成千上万中国人的亡魂里。根据旧日本军在《海军航空本部支那事变日志》中的记载，在对重庆的轰炸中使用最多的是六十公斤的六号陆用炸弹和二百五十公斤的二十五号陆用炸弹，以及被大量使用的燃烧弹，还有用海军舰炮炮弹改装的重达八百公斤的巨型炸弹。以二十五号陆用炸弹为例，里面装有九十七点六公斤高爆炸药，爆炸后能产生一万块弹片，以十五度至二十度的角度飞散，爆炸中心四十五米范围内无人能存活，两百米范围内大面积杀伤。落在地上可以炸成一个深一点五米、直径八米的大坑。法官先生，这样的一颗炸弹，落在了重庆国泰大戏院的剧场里，落在了那时的小天使李莉莎的身边。我们都知道，剧院上演喜剧，也上演悲剧。而重庆国泰大戏院却在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四月十日那天，不幸地上演了一出由日本海军航空队导演的惨绝人寰的悲剧。
“法官先生，我们在前面的庭审中曾经出示了一个参加过重庆大轰炸的旧日本军老兵川崎正雄的证词，他的上司那时希望能用一颗炸弹就把重庆城炸沉到扬子江里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靠一颗炸弹就毁掉一座城市的悲惨没有在重庆上演，而恰恰降临到了广岛和长崎。但那时骄横的帝国军人怎么能预想得到这场噩梦呢？就像他们也想不到后来东京也会遭受到美国人反反复复的无差别轰炸一样。‘把他们炸回到石器时代去’，这是美军战略轰炸之父李梅将军当年的狂言。我们日本人，玩了一场‘飞去来器’的游戏，只不过这样的游戏太惨烈了。战争这部机器是制造死亡和毁灭的，死亡和毁灭也同样要吞噬最先开动这部机器的人。这难道还不足以令我们反思吗？
“二战结束以来，文明社会都在讨论和着手处理战后遗留问题，那些口若悬河的政治家们可曾想到原告长达几十年的失眠就是最典型最具体的‘战后遗留问题’？如果这个个案能得到解决，我们才能有勇气且自豪地说，我们日本是个勇于深刻反省战争、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
梅泽一郎陈述完后，旁听席上响起一阵掌声。之后，法庭归于寂静，吉田法官问：“被告方有什么问题要问原告吗？”
今天还是外务省官员塚木敏义和松本茂代表日本政府出庭辩护。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就像都是无法回答老师问题的学生。其实他们都清楚，这场法庭辩护，不辩护就是最好的辩护。就像面对一个穷人，你不能再去指责他裤子上的补丁补得还不够端正好看。你情愿视而不见，还稍显最低限度的同情心。
塚木说：“没有问题了，法官阁下。”
代理律师松本茂也说：“没有。”
梅泽一郎可不愿意放过敲打对手的机会，站起来说：“法官阁下，被告方最近几次庭审态度极为敷衍，不是心不在焉，就是对我方的上诉内容不置一词。塚木敏义先生代表的是日本政府，拿的是纳税人的钱，难道他不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吗？松本茂似乎也忘记了他的服务对象。我只能理解为：要么他们承认我方陈诉的受害事实，也即承认旧日本政府有罪，应该予以中国的受害者赔偿；要么就是他们没有嘴。”
松本茂脸色苍白地站起来说：“我反对！”
吉田法官说：“反对有效。原告律师不能进行人身攻击。”
梅泽一郎乘胜追击：“好吧，我承认他们是有头脑有嘴巴的高级动物，我也看到塚木敏义先生刚才在原告的陈述中两次揩眼泪，但是我们为什么得不到眼泪里的答案呢？”
“法官阁下，我的职责是代表外务省出席庭审，我的眼泪纯属个人的同情心，庭审的情况我会如实向外务省反映。原告律师有越权辩护之嫌。”塚木敏义反驳道。
“本庭要求原被告双方之代理律师就原告陈述的受害事实进行辩论，希望双方律师相互体谅尊重。”吉田法官环视了一下法庭，又问，“原告方证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有，法官阁下。”证人席上站起来一个优雅端庄的老年女士，合体的衣着，满头浓密的银发烫成波浪状，端庄白皙的脸上化着淡妆，不是一般上了年纪的女性用化妆来遮盖脸上的岁月，而是仿佛轻轻的几笔就为岁月增添了魅力，尤其是那双集东方女性柔美、深邃、黑亮之大成的眼睛，以及眼眶周围的每一个细部，眉毛、眼窝、眼角、眼帘、眼睑，就像一个能够吸引宇宙一切物质的黑洞，也像一汪高原湖泊及其周边相得益彰的景致——森林、雪山、草甸、小木屋，看上去让人心旷神怡。吉田法官愣了一下，中国也有此等气质的人？在他的印象中，中国人就是像唐老三、李莉莎这种仿佛刚刚吃饱了饭，可以出来看看稀罕，找人吵吵架、聊聊天的土包子。他们衣着简陋、言谈粗鄙、缺乏教养——吉田法官年少时在漫画中看到的中国人大多是这个样子。他神思恍惚了几秒钟，才说：“证人，请说出你的姓名，居住地，职业，作证的内容。”
“我叫蔺珮瑶，家住中国重庆南岸区弹子石崇尚公寓二十幢四号楼七〇五室。我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我要向法庭提供的旁证材料有：第一，民国时期重庆市防空司令部的《日机袭渝暨伤亡损害表》，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二日，里面有四月十日那天人员伤亡的准确数字，包括国泰大戏院剧场里的死伤人数；第二，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一号《新华日报》和《新蜀报》对国泰大戏院遭到野蛮轰炸的专题报道；第三，当天上演剧目的海报一张，剧本原稿一部分，供法庭参考；第四，国泰大戏院被轰炸前的老照片两张，分别为正面和侧面，国泰大戏院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第四次股东大会人员的名单及股金分配名单，在这张名单中你们可以看到我的丈夫邓子儒的名字，相信你们对他也不陌生；还有一张抗战时期在国泰大戏院上演过的九十四部话剧的名目。尽管这里面的许多话剧现在都不再上演了，但它们是一个民族在大轰炸下的文化证言。侵略者尽可以野蛮残忍，但我们不能不演话剧。仅仅看这些剧目名你们就该明白：日本为什么会战败。”
这次开庭原告团团长邓子儒因为身体不适没有前来，蔺珮瑶既是作为证人，也算代丈夫尽一次义务。更何况李莉莎身体状况不好，身边需要一个女性随时照顾。
“请……呈上来吧。”吉田法官没有料到这个看上去温婉如水的女证人说话如此有条有据、咄咄逼人。他翻了翻法庭书记员传递过来的材料，然后说：“本庭会认真研读这些材料。现在，本庭宣布：退庭！”吉田法官法锤一敲，起身离开了审判席。在退出法庭之前，他还扭头看了看证人席，眼光捕捉到了那个睿智高贵的中国女士，这让他对自己都感到奇怪。
旧闻录（之三）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四月十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一、空袭经过情形：本日敌机一百〇八架，分三批袭川。第一批三十六架，于十时三十四分，在潼关发现，经雒南、商县、安康、广安、合川、铜梁，于十二时四十分在北碚投弹……第二批十余架。在十二时五十五分在湖南燕子坪发现，经新塘、黔江、彭水，于十四时五十余分在涪陵投弹经石柱逸去；第三批五十四架，于十四时二十二分在利川发现，经梁山、忠县、邻水、长寿，于十五时三十分在市区、江北一带投弹后经石柱逸去。本市在十四时三十五分发布空袭警报，十五时二十五分发布警急警报，十七时发布解除警报。
二、投弹地点：中一路，中四路，牛角沱，柴家巷，上清寺，大田湾，江北美亚绸厂，江北廖家花园，望龙门外民生码头，保节院街，施家河，马房街，虎乳街，领事巷，自来水公司，英国领事馆，英国大使馆，石板坡法领事馆，兴隆巷，芭蕉院，临江门双溪沟。
三、投弹数目：爆炸弹一百五十七枚，燃烧弹八十七枚，合计二百四十四枚。
四、伤亡人数：国泰剧院中弹，伤：男九十八人，女一百〇二人；亡：男一百二十一人，女一百三十人。其余投弹地点伤亡人数，伤：男四十四人，女六十七人；亡：男三十三人，女六十九人，合计伤亡六百六十四人。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二日参二科调制（摘自重庆市政府档案）
（海军基地林田特派员十四日电）在渡洋轰炸三周年纪念日公布了海军重庆轰炸队今年大空袭以来约三个月的惊人战果：
由市丸、大林、山本、菊池各部队长率领的精锐主力，在天气条件允许时轰炸四川各地。这次攻击总天数为三十八日。真是空前的连续轰炸，总机数超过三千三百架次，使人想象出那是覆盖重庆的海一样的大编队的威容。攻击目的是覆灭重庆，投下的炸弹约两千吨，平均一次投下八十吨的大量炸弹和燃烧弹。电灯、水道、电话全被毁灭。敌政府明显的政治、经济、军事机关几乎全部毁灭，要人们各自散去，敌方总部及看似***住宅等重要地区也受到五六次反复轰炸……
——《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
随着冬季结束雾季过去，敌人的轰炸机又来了，从酷夏到晚秋，空袭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合拍。早上一起床空袭警报就响起来了，人们提着包裹，带着水壶铁锅进入防空洞，在那里度过一天。有时炸弹就在附近爆炸，能够听到唰唰的独特的声音。有时远处响起爆炸声，那是轰隆隆炸弹炸响的声音。每天都轰炸五六次，最多时达二十多次。还有一次连续七昼夜不受任何反击地轰炸，人们长期在防空洞里，有些人死去，特别是儿童经不起酷热和极度的疲劳，拉痢疾而死。
——《无鸟的夏天》，韩素英，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
（本报特写）当前天的余烬还没有完全熄灭的时候，昨天下午，敌机又在重庆市区倾下了大量的燃烧弹。火区从上大梁子起，通过小什字，再向左折向龙王庙街、小梁子一直到会仙桥；再从苍平街附近的瓦砾中把没有烧尽的残梁断柱重新点燃起来，连接到青年会，整整画了一大圈子。火焰熏红了城区半个天空……这地区虽不太大，但也包含着一整个复杂的内容。市商会、人力车行、妓院、商店、新华日报营业部、商务日报馆、开明书店——一个中国的缩影——完全不分彼此的在日寇的暴力下受到了摧残！被摧毁的千余幢房屋，这是辛勤的建设与残酷的破坏的对比，这是时代的悲哀！
记得许多人曾经为银行区的没有被炸而惊奇的，但今天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日阀对银行家并没有和对我们小百姓稍有两样，当你不愿做人奴隶的时候，他的暴行是一视同仁的。
有一个外国记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人辱没了人类的各种有价值的性质。”日本人岂仅辱没各种有价值的性质而已呢？日本人——就是指那些肉食猛兽们，他们早已谈不上什么人性，根本不能列入有智慧、有理性的人的种类了。
重庆的精华，大部分在火中毁灭了！同时，也毁灭了那些陈旧的腐烂的。那散布霍乱的较场口的小食摊，那流着浓臭的沟水的十八梯，那藏匿了许多污秽堕落的女人和游手好闲的男子的模范市场，那浪费了几多金钱的西餐馆，那陈列着珍贵西点的沙利文，那刀叉铿锵声达户外的国泰饭店，那几十元一晚的大招待所，那黝黑而潮湿的贫民窟。我们决不因重庆在火中的毁灭而悲观，我们要在旧重庆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正轨的、坚强的、合理的新的重庆！
我们正告凶猛残暴的敌寇，旧重庆的毁灭不是投降，这是准备在血和火的锻炼中，哺育新生的坚强的力量来答复残暴的死敌！
——《新华日报》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