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梯是一个极具山城特色的地名，是搭建在新旧两个重庆间的一把“梯子”。它其实是指从江边上到较场口那十八层台阶，每层台阶又有七八步到十几步不等的台阶，台阶一般有三四平方米的平地，供那些在码头上挑水的、当棒棒的、抬轿子的、扛大包的停下来换一换肩、歇一歇脚、喘几口气。码头在他们下方，城市在他们头顶，他们用力气把码头和城市连接起来。在过去，它是凭力气吃饭的人讨生活的“天梯”，人们通过这把梯子往来“上半城”和“下半城”。它也是把重庆的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的一条通道：在“上半城”，解放碑商圈鳞次栉比、耸入云天的高楼大厦令人晕眩，流金淌银、繁华奢侈；而仅仅一华里之间，移步十八梯，走下一级又一级台阶，老重庆特有的吊脚楼、捆绑房、穿斗房、夹壁墙房等各式低矮、凋敝、破败的房子随坡就势，一路矮下去，直至长江边。在十八梯的两侧，又延伸出一些更为狭窄、弯曲的幽深小巷，以及生生不息的底层生活。只不过在城市飞速发展的今天，十八梯也面临新生的阵痛，许多老房子摇摇欲坠了，许多老住户搬走了。一个新的开发计划正悄然降临：拆迁，空余满目苍凉、断壁残垣；重生，梦回老街旧巷、岁月怀想。
“这是重庆城的贫民区？”梅泽一郎问陪同他来十八梯走访的赵铁等人。
赵铁说：“不，它是老重庆在今天的缩影。再等几年，政府会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旅游点。”
“幸好我们来得及时。”梅泽一郎笑了笑。
今天他们要拜访一个还住在十八梯的大轰炸受害者。在老重庆人的记忆中，十八梯和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发生的大隧道惨案紧密相连，那是重庆城永远的痛。
他们在十八梯下回水沟一间低矮的夹壁墙房子里，见到了那个叫张振贵的老人。屋子狭小、凌乱、昏暗，客人几乎找不到落座的地方。每次找大轰炸受害者取证，梅泽一郎都要用自带的摄录机摄像。屋子里的光线显然不行，赵铁建议说我们到外面去谈吧。
好在房子外面还有一小片空地，赵铁搬来几把凳子，支一张小方桌，泡上一壶茉莉花茶，然后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瓶泸州老窖，一包怪味胡豆，一包花生。他知道老人好酒，上次张振贵说一辈子都没有喝过比江津老白干更好的酒。赵铁往两个玻璃茶杯倒满酒，说：“大爷，我们今天喝个高兴。”张振贵有些受宠若惊，连说让你破费啰、破费啰，眼光却像打量一件宝贝般不断往那酒瓶瞄。
梅泽一郎架好摄录机，几个路人站一边围观。张振贵显得很拘谨，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好，赵铁鼓励他说，大爷，你就当我们喝茶摆龙门阵。
张振贵是个精瘦、矮小的老人家，皮肤粗糙，面色晦暗，手臂上、额头上青筋暴涨，是那种即便已活到八十多岁了，但为生活付出的所有汗水，也不足以让他有福气颐养天年的苦命老人。他看上去憨厚、卑微、贫寒、胆小怕事，和干精火旺的唐老三完全是两种类型。赵铁为了动员他接受梅泽一郎的取证，至少跑了五次十八梯。这个老人家总是说，我是土都要埋到脖子根儿的人了，还去跟那小日本打啥子官司哦？他们要是讲道理，当年就不会来炸我们了。你们做梦哦。他甚至还说，你把他们惹毛了，再来找我们的领导反告你一状。你没有告倒他，他倒把你告倒了，你们的麻烦就大了。
梅泽一郎调试好摄录机，向赵铁做了个ok的手势。赵铁说：“张大爷，我们开始摆龙门阵哈。”
“摆啥子龙门阵嘛？”张振贵看着摄像机镜头，一阵紧张。
“给我们讲讲大隧道惨案那天的事情吧。”赵铁说。
没想到张振贵老脸拉下来了。“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说那天的事。一说我就脑壳痛。”然后他把头扭向一边。
梅泽一郎费解地望着赵铁，赵铁向他摆摆手，示意他耐心点。然后他端起茶杯说：“来，我们喝口酒。”
张振贵一口喝下半杯，咂着嘴说好酒啊，我叫我婆娘再去炒两个菜。
赵铁说：“不用麻烦大妈了，嘉陵，去买点卤鸡翅膀来。”钱嘉陵答应一声就走了，转眼他就买来一大包各式卤菜。张振贵已经喝下第二茶杯酒，谈话的火候到了。
“大爷，那你就给我们摆一摆当年挑水的事嘛。现在都用自来水，我们年轻人不晓得你们挑水工的日子是咋个过的。上次你说你挑水也能在重庆买房子，这活路恁个赚钱嗦？”赵铁说。
老人脸上有了自信之色。“嘿，只要你有把力气，舍得干，那个年头也饿不死人的。那年月重庆自来水不多，只有有钱人家才用得起，日本飞机又经常来轰炸，把水塔啦水管啥的都炸了，人们吃喝用的水就靠我们去长江里挑来，用明矾把脏东西沉到桶底，水干净了再卖给人家。从下半城挑一挑水到上半城，能赚一角钱，一天最多挑二十来挑，靠这把力气可以养活我的老母亲、我婆娘和一个还不到三岁的儿子哩。”
“大爷，上次你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时，你是还挑水灭过火？”
张振贵已经微醺，话匣子打开了。“那是当然的了。我们挑水工有自己的行帮，也有公会，遇到日本飞机来轰炸，房子到处都起火，没有水灭火啷个办？那个时候重庆消防车嘿少啊，搞消防的人用架子车拖两个大桶，里面的水用人力压出来，可以射一二十米远，我们叫‘龙吐水’。那大桶里的水就靠我们这些挑水工去挑来，飞机还在炸也要去挑，火封了街道也不虚火。都火烧房子了，哪个不急呢？这些活路都是尽义务，不要钱的。我们从长江挑水上来，要爬几百步台阶，累得腿都打闪闪，汗水一汪一汪地流。有时候一条街都是火，地上到处是烧焦的死人、受伤喊叫的人。有一回，我挑水刚爬上一道坡，就看到一条女人的大腿血糊糊地搭在一个岩坎坎上，还穿着玻璃丝袜，里面塞满了一叠一叠的钱啊。”
赵铁动了感情，说：“大轰炸之下，女人和孩子是最可怜的。”
钱嘉陵接了一句：“大隧道惨案中女人和孩子死得最多。”
张振贵不说话了，目光哀戚地望着十八梯坡下黑黑的一片片残缺不全的屋顶。梅泽一郎的镜头聚焦在这张布满苦难的脸上，长达一刻钟。
在又喝下一茶杯酒后，张振贵深埋在记忆深处的苦难，终于缓缓流淌出来了——
“民国三十年五月十一（一九四一年六月五号）那天，重庆好背时哦！背时到太阳都是黑的啦。那天下午刚下了一阵雨，人们都说今天日本飞机不会来了，天都要黑了嘛，这一年日本飞机还没有在晚上来轰炸过。但哪晓得天没有黑太阳黑了，那颗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黑黑的一团，人们都稀奇得很，啷个太阳是黑的呢？未必天狗也要吃太阳嗦？就在这个时候，城里响起警报了。我那时正在临江门码头挑水，才爬上几道坎，就被防护团的人拦住了，说不要走，等哈儿去救火。我们就躲在一棵黄葛树下，六点多响起空袭警报，七点不到日本飞机就来了，也不多，七八架的样子，从南山后面飞过来，飞到城里就到处丢炸弹。我那时嘿心焦，不是怕自己被炸到，而是担心我老母亲、我婆娘和我的小崽儿。不晓得他们去防空洞没有。可是我又不能走开。那天也日怪（奇怪）得很，第一批飞机刚刚丢完炸弹走了，我们正说该去救火了，第二批飞机又来了。也是七八架，盯到重庆城炸，我们又没有飞机跟他们打，只有挨。我本来还想，救完火就赶紧去找家人哩。好不容易挨到八点过，这批飞走了，狗日的又来了一批。这些砍脑壳的日本鬼子那天是扭到起重庆城费了（纠缠不放）。我正毛焦火辣的时候，一个军官跑过来说，赶紧赶紧，让这些人去大隧道那边救人，那边出大事了！我一听心都凉了。大隧道就在我家附近，平常我们都是去观音岩那个洞子里躲轰炸。大隧道是个公共防空洞，条件差点，但不要钱。我问那个当官的出啥子事了。他说闷死人了，你们快去救人。我挑水担子也不要了，和大家一起拔腿就往大隧道那边跑。那年头防空洞里常有闷死人的事情，有时是炸弹刚好落在洞口，把人堵在里面；有时是里面通风不好，天气热人又多，几个十几个的遭闷死。可是啊，哪次都没有天上有黑太阳这天闷死的人多啊！我跑到大隧道观音岩那个洞口时，就像是跑到了地狱门口。
“那时候，天已经黑尽了，有盏煤气灯挂在洞口边的木栅门上。差不多有几百人挤压在洞口处，把洞口封死了。人和人一个缠到一个、一层压着一层，有些像河里的木头被冲到闸口，堆积在那里，下又下不来，回又回不去，就那么一层摞一层。可那都是些人啊。有的伸出个头，有的露出一条腿、一只手，有的半个身子吊在外面，有的双手在外面乱抓乱挠。压在底下的人已经没有了声音，堆在上面的人拼命想往外挣，但他们又被压在下面的人死死拉着、抱着、卡着；挤在前面的人想挣脱出来，可他身边的人又把他的身子卡死了。每个人都像被鬼抓住了身子，就是从人堆里挣不出来。呼天抢地的那个喊叫哦，把人的心都喊落了。那声音不仅来自洞口，还从洞子里面传来，好像一大群人被鬼撵路一样。更要命的是从那洞口里冲出来的气味，又热、又臭、又酸，还烫人！我形容不来它究竟有多臭、多烫人，反正我这辈子再也没有闻到过比那更让人脑壳发晕的味道！我当时被看到的情景吓晕了，以为是在做噩梦。好日怪哦，人和人啷个会恁个背时地挤成一堆呢？哎哟，我脑壳痛……”
“大爷，慢慢摆，先喝一口酒。”赵铁递上茶杯。
“嗯，泸州老窖，听说了一辈子，还没有喝过呢。赵老师，让你破费啰。那天晚上要是有口酒就好了。哪里有酒哦？水都没得一口。我想，我的老妈婆娘娃儿肯定在里面啊，他们咋个受得了这个！我和几个防护团的年轻人冲到洞口去拉人，可是怎么拉得动哦！我活了一辈子了，到现在也搞不懂人和人挤在一起，为什么就拉不开？我去拉一个人的手，是个学生娃儿哩，他的脸色死白死白，大张着嘴，鼻子跟眼睛都挤得堆在一起了。我使劲拉他，拉不动，他就像焊死在人堆里了一样。我再使劲拉，他的脸变得更白，舌头伸得老长老长，像是吊死鬼。我听到他虚弱地说，大哥，求求你，别拉了。狗日的日本人害得我们好惨。他说完头就歪在一边了。我看见和他卡在一起的一个人的头，就在他的胳肢窝下，这个人是我的街坊孙老五。我就问孙老五，看到我妈没有，我婆娘娃儿在不在洞子里？他憋得眼睛都要鼓出来了，但他还是点了点头。我就更慌了啊，我抱着孙老五的头往外拔，可根本拔不动。我怕把他的脖子扯断，又问他在哪儿看到我的家人。他嘴里吐着白色泡沫，说不出话来了。我也被那气味熏得头昏眼花的，只好先退出洞口，到外面来换口气。防护团的那些人，还有几个当兵的，也想往外拉人，还用绳子套着人拉，但就是拉不出一个来。那天真是日鬼了，洞子口真是个鬼门关啊。
“有几个当官的坐着小汽车来指挥救援，他们说，拉出一个人来奖励五块钱，后来又加到二十块，可那个时候钱再多也没用啊。我听说其中有一个就是重庆市的市长吴国桢，他骂我们救助不力，自己也撸撸袖子去洞口拖人，手下的一帮人都去帮他，还不是照样拉不出来一个。那些当官的，第三批日机来轰炸前，空袭警报一响就都跑了。
“隔了一会儿，有十几个身体好的年轻人，从人堆的头顶爬出来了。在洞口的那堆人和洞子顶之间，还有不到一米左右的空间，他们被堵在洞子深处，没有被挤倒。他们踩着别人的头、肩膀、身子拼死逃出来，身上被抓得一道道的血痕，脚上、大腿上到处是被人咬的牙齿印，衣服也全都被扯烂完了。还有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也被好心的人们举到别人的头顶上，让她爬出来。她被拖出来时身上连一块遮羞的布都没有了。
“我想，人家爬得出来，我就能爬进去。我把褂子脱下来撕了，浸湿了水捂在嘴上，狠起心去爬那堆人山。我对那些还有口气的人说，大哥、大叔、大嫂、大姐，对不住你们了，我要去找我的婆娘娃儿，找我的老娘。我就踩着他们的身子往里爬，他们死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让我很多年以后都做噩梦。梦里一直有嘿多嘿多双鼓起来的眼睛，飞起来追你。哪个受得了这个哦！哎哟，我脑壳好痛啊……”
张振贵不喝酒了，开始哽咽。“我在人堆里看见了我的儿子，他只有一个头露在外面，我儿子已经不会哭了，脸憋得通红。我大喊，大娃大娃儿，你妈呢？儿子说，爸爸，我出不到气。我去拉我儿子，才在人缝中看见他妈妈就在下面。我婆娘是一直把儿子拼死举在肩膀上的啊！我再咋个喊她也喊不答应了。我对我婆娘说，桂芬，我先拉出儿子，再来救你哈（老泪流下来了）。我要先推开压在我儿子身上的那些人，可他们就像麻花一样地绞在一起。老天爷啊，那天你好狠心哦，你让一个当老汉儿的和阎王去抢一个才三岁的小娃儿。阎王在那一头，当老汉儿的在这一边。阎王力气大，老汉儿也有力气，但他啷个能从死人堆里扯得出自己的心头肉！这边一扯，老汉儿肚子里的肠子都扯紧啰，扯断啰。我儿子说，爸爸，我热啊。还说，爸爸，快带我回家呀。我痛！他说一句，我的肠子就断一截。你们哪个有本事把自己的肠子扯断？我那天都扯断好几回了……
“外面有几个军校的学生娃娃找来些水往人堆里泼。我接过一桶水，将水浇到我儿子头上，喂进他嘴里，开初他还能咽下去几口，后来就喂不进去了……桶里的水浇完了，就用我的眼泪浇。到后来，眼泪也流干了，我儿子……我儿子也没有气了。老天爷啊老天爷！
“到了十一点左右，洞口堆挤在一起的人再也喊不出声音了。有喊叫声时，我们在外面听到都害怕；现在没有声音了，更怕！我儿子的脸变成了奇怪的青紫色，绿阴阴的像戏里的小鬼，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也变成黑蓝色的了，烫得一摸就淌水，口里还吐出带血丝丝的泡沫。一大堆人挤在一起，就像一起抱着缠着睡着了一样。我也不想活了，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想大家就死在一起吧。和我一起干挑水活的莫强根，看我爬上人堆里的，就在外面喊：振贵，莫哈戳戳（傻）了，快下来！人都蒸熟了。蒸熟啰蒸熟啰……可是我婆娘娃儿还焐在里面啊！我就守着我儿子的尸体不肯走，也没有力气爬出去啰。我那个时候看到了我早死的爹，他也让我赶紧走。我说，爹老汉儿，我要救我的儿子。”
张振贵长时间地啜泣，眼泪滴进酒里，赵铁想给他换一杯，但他把它一口喝了。
“我醒过来时，已经在朝天门码头了。原来第二天白天，政府派来当兵的把堵在洞子口的尸体好歹解开了。我后来听说，政府派了几十辆卡车来运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先拉到朝天门码头，再用船运到江北黑石子去埋。我被当作死人扔在码头上，江风一吹，把我吹醒了。刚醒来时还以为自己在地狱里，那个害怕哦，现在想起来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周围都是肿胀变形的尸体，都光溜溜的，身上没有一块好布。那天太阳还大，尸臭满天啊。几百个人站在一起，还不咋个，几百上千个死人，山一样堆在你身边，就是地狱的样子啊。我在尸体堆里摇摇晃晃站起来，把那些抬尸体的人都吓跑了，一个来不及跑的小伙子跪下来求我，说你死都死了，就去那边好好待吧。这边天天挨轰炸日子也不好过……
“我没有找到我的母亲，只在尸体堆里找到了我婆娘和娃儿。我一手抱着我儿子，背上背着我婆娘回家，平常拥挤的巷子里见不到一个街坊邻居，想找个人来帮忙都找不到。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眼前飘着的都是大隧道里的那些阴魂。他们的身子陷在人堆里，阴魂却飘出来了，在重庆的大街小巷到处找回家的路。有些阴魂飘回家，却发现一个活着的亲人都没有了，他们就成孤魂野鬼了。我害怕呀，不晓得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的；不晓得是在自家的堂屋里坐着，还是在阴间哪道鬼门关里关起的。我看到阎王派来的那些小鬼，穿门入户，拖起那些成了孤魂野鬼的街坊邻居就往地狱里跑。他们喊爹喊妈的不想去啊！我怕这些小鬼也来拖走我的婆娘娃儿，就找了根火铲守在他们身边，我一边哭，一边和小鬼们打架，一直打到天都亮了，小鬼们才跑了。我以为我打赢了，可是我婆娘娃儿啷个还是没活下来呢？”
半年以后，张振贵站在了东京地方裁判所的原告席上。在陈述大隧道惨案的经历时，他已经不再头痛，也不再胆怯，甚至连他淌下的眼泪，都闪烁着讨回公道的正义光芒。走上日本法庭的中国人，一开初总是不知道这条路该如何走，要走多远，迟疑、畏惧、徘徊、没有信心。但一旦他们站在法庭上，多年以前的苦难和冤屈，瞬间就支撑起了他们心中强大的民族自信和尊严。
“重庆在看着你们。”这是邓子儒对他们的告诫。
梅泽一郎认为，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是可以跟旧日本军在中国制造的平顶山惨案和潘家峪惨案等滥杀无辜的人道灾难相提并论的战争罪行。单为这次开庭他就去了五次重庆，准备的材料可以装满一辆小货车。平顶山惨案和潘家峪惨案的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案他也参与了，但不是主辩律师，只是协助其他日本律师工作。这一次他要在同行们面前好好表现一下了。今天他西服笔挺，头发光可鉴人，一副成竹在胸、胜券在握的自信神态。
“法官阁下，刚才原告陈述了自己在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旧日本海军航空队对重庆大轰炸时制造的‘六五’大隧道惨案的悲惨经历。请允许我再补充一些当年残酷的战争史实。旧日本军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官岛田繁太郎认为，‘解决日支事变已进入战略阶段的最后五分钟’。这‘最后的五分钟’就是要依靠空中轰炸，彻底摧毁重庆城，让重庆国民政府屈服，以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而且，这一年由于零式飞机掌握了重庆的制空权，重庆国民政府的飞机几乎不能对日本海军航空队的轰炸造成任何威胁了，因此他们可以肆意在重庆上空飞行盘旋、反复投弹扫射。旧日本军的飞机不仅白天轰炸，晚上也不让人们有片刻安宁。他们总是分批进击，就像刚才原告陈述的那样，一批飞机投完炸弹后，第二批又跟进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无辜的人们封死在闷热的防空洞里。正是在这种灭绝人性的‘细密暴击’下，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发生了，不仅张振贵的家人一个接一个地因窒息死去，数千重庆无辜百姓因为躲避空袭，也被活活闷死在那个死亡隧道里。这跟集体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是同样残忍、血腥、恐怖的战争罪行！”
“我反对！”被告方律师松本茂站了起来，“法官阁下，战略轰炸是战争的一种手段，跟集体大屠杀有别。”
“反对无效。”审判席上的吉田法官几乎没有看松本茂，转向梅泽一郎那边，“原告方律师的陈述完了吗？”
“没有，法官阁下。我还有问题需要询问原告。”梅泽一郎从辩护席上走下来，站在张振贵面前，用温和的语气和目光鼓励他，“原告，请你告诉我，在战争时期，遇到轰炸时，你和你的家人一般采用哪种方式躲避空袭？”
“日本飞机头一次来轰炸的时候，我们躲在桌子下面，以为那样就可以保命。后来挨炸多了，看到炸死的人多了，才晓得往防空洞里跑。政府鼓励大家打了不少洞子，每家每户都要出人出力，然后才发给你进洞证。只不过那年头，穷人有穷人的防空洞，富人有富人的。”
“那么，大隧道是个提供给平民百姓的公共防空洞？”
“是。主要是居住在下半城一带的穷苦人，还有石灰市、较场口一带做小生意的人。”
“你在大隧道里躲过空袭吗？”
“经常去。十八梯的那个洞口就离我家不远嘛。出事那天，我要不是在外面挑水，肯定也会在洞子里。”
“原告，是不是每次轰炸，大隧道里的人都很多？”
“差不多都挤得满满的。”
“那为什么六月五号那天，会发生那样大的惨案？”
“那天空袭时间特别长嘛，天气又热，日本飞机来了一趟又一趟，警报紧到不解除，人又出不来。就遭了嘛。”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防空洞吧，它有多宽、多长、多高？又有几个出口？里面的条件又是怎样的呢？”
“大隧道有三个出口，十八梯一个，演武厅一个，石灰市一个，都串在一起的，加起来怕是有五六里长吧。洞子有两米来高，宽也有两米左右吧，两边有木板凳，先去的人可以坐着，后去的就只有站起了。洞子墙壁都是些岩石，有的地方还滴水；有些地段有电灯，有些地方又是点的煤气灯。空气不好，人在里面待久了，就会被熏得头昏眼花。加之小娃儿总要拉屎撒尿嘛，有时空袭时间长了，大人也憋不住，也在里面乱拉尿。搞得洞子里啥子味道都有。最婆烦的是小娃儿哭闹，大人都难受，娃娃些啷个不哭哦。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娃儿哭个不停，身边的人就喊，不要哭了，别把日本飞机招来，再哭就把你们赶出去。那个当妈的就用手捂住娃儿，结果等空袭结束时，娃儿被他妈捂死了。”
法庭里一片骚动，但这不是梅泽一郎需要的，他连忙转移了话题：“原告，大隧道惨案发生后，你失去了妻子、孩子和母亲，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成孤老汉儿了，天天做噩梦，想我的家人。我病了大半年，没有人给我送药送饭，差点饿死在家里。有天一只耗子来啃我，咬下我耳朵上的一大块肉，痛得我从昏睡中醒来，才爬到大街上去讨口饭吃。我也不晓得我得的是啥子病，反正浑身没有力气，挑不动水了，胆子也变小了，一路过十八梯那个洞子口，我就会白孜孜地昏倒，好像那洞子里有鬼来抓我去，害得我好多年都不敢走那里过。那些年我只能打点零工，能填饱肚子的那天，就是最好的日子了。直到我们重庆解放了，政府才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在煤站打煤球，后来才找了个女人，好歹有了个家。”
“原告，你的街坊邻居中，在大隧道惨案中遇难的人多吗？”
“多惨啰。十八梯周边的那些小商铺，好多都开不了门。惨啊，惨。我隔壁孙老五家，街对面苏富贵家、林罗德家，死绝户啰，都是三代、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喔。那些天大街上也冷冷清清的，看到的鬼比人还多。有一个开公共汽车的，在城里走了几站，都没有人上车。车上空荡荡的，吓得他把方向盘扔下跑了，说自己拉的是一车孤魂野鬼。”
“原告，你知道大隧道惨案究竟有多少人遇难吗？”
“当时国民党政府说，只死了不到一千人。他们说谎喔，我看到的尸体都堆成了山，哪儿才止一千人？报纸上说有三四千，老百姓说有一万多人。我啷个分得清楚喔。反正我家只剩下我一个了。那天处理那些尸体，从受害者手上、脖子上抹下来的手镯、戒指、玉石、金项链都装了几大箩筐！”
梅泽一郎这时转向了吉田法官，说：“法官阁下，在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重庆国民政府已经挖掘了一千八百多个防空洞。据《新华日报》一九四一年六月四日头版刊载的一篇文章介绍，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时，一颗日本炸弹可以炸死五个半中国人，到了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三颗半炸弹才能炸死或炸伤一个中国人。因为那时重庆的防空洞已经能够为约四十五万人提供庇护，旧日本军大轰炸造成的死伤数目已逐渐减少了。大雾、防空洞，是重庆人抵御轰炸的两道盾牌。但旧日本军在雾季结束之后，用连续性的疲劳轰炸，击穿了重庆的最后一道盾牌。这些绞尽脑汁的杀人计划仅仅是为了杀死更多无辜的中国人吗？日本飞机那时也向重庆市区撒传单，其中有张传单上是这样写的：‘炸不死就困死，困不死就饿死。’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没有公论。研究此段历史的有关专家认为在三千人左右。而当年日本的报纸还将这个惨案当成一个重大战果，吹嘘说轰炸造成了一万多中国人死亡。足见旧日本军政府认为，炸死的中国人越多，他们的战果就越大。如果他们有能力把重庆变成一座死亡之城，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
“法官阁下，贴着太阳徽的旧日本军轰炸机给重庆城带去的，不仅仅是一颗颗夺人生命的炸弹、燃烧弹，还有一颗‘黑太阳’。这颗‘黑太阳’窒息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造成无以计数的家庭家破人亡。到了该彻底清算这笔反人类的战争罪行的时候了，否则，日本的太阳终将蒙羞。”
法庭里寂静下来，人们似乎还在回味梅泽一郎的话。该轮到被告方律师松本茂出场了，他今天显得颇为自信，刚才梅泽一郎精彩的陈述好像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他踱步到张振贵面前，问：“原告，你告诉我，那天大隧道里你的家人，还有其他的死难者，到底是怎么死的？”
张振贵看着这个西装革履的日本律师，一开初有点像穷人面对一个有钱人一样地自卑。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说：“是……是闷死的嘛。”
“为什么会闷死呢？”松本茂不慌不忙地问。
“人多个嘛，又拥挤噻。”
“为什么要拥挤？”
“为啥子挤？因为你们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么，我们只有躲进防空洞才能保命嘛。”张振贵有些生气了，觉得这个日本律师明知故问，他感到受到了戏弄，声音也就大了起来。
“原告，那个防空洞有三个出口，对吧？”
“对。”
“每个出口都堵死了吗？”
“都堵死了。只是有的洞口死的人多些，有的少些。”
“原告，那天有炸弹落在哪个洞口了吗？”
“没得。”
“有炸弹击穿了你们的防空洞吗？”
“没得。”
“有日本飞机的机枪扫射、封锁了任意一个洞口吗？”
“没得。”
“那他们挤什么呢？”松本茂忽然提高了声音，把张振贵吓得身子缩了一下。
“我……我后来听活出来的人说，一开初，洞子里空气不好了，里面的人想出来换口气，外面没有进洞的人又说飞机来了，就往洞子里挤，两边的人挤在一起，有人倒下了，一个拉着一个地倒，越倒越多，结果一个都跑不脱了。”
松本茂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这就是说，防空洞的三个出口，都因为人们相互拥挤、践踏而封死了，让人既出不去又无法进行救援，还导致里面空气更加稀少，人们更难以逃出来。就像原告说的那样，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救不出来。是这样吗？”
“是。”
“其实，你的儿子，你的妻子，还有你的母亲，都是被你们中国人自己挤死的。是不是？回答我！”他最后加重了语气。
张振贵的身子再次缩了一下。“是……”
“我反对！”梅泽一郎坐不住了，再这样问下去，今天的庭审就要走样了，“大隧道里人们的拥挤是因为有空袭，没有空袭，人们怎么会去大隧道？被告方律师颠倒了是非……”
“反对无效。被告方律师可以继续提问。”吉田法官冷漠地说。
“我想起来了。”张振贵忽然大声高喊，“我听洞子里出来的人说，日本飞机投了毒瓦斯，人们才开始互相拥挤的。”这是原告证言中本来没有的内容，张振贵被对方律师穷追猛打，觉得自己丢了重庆人的脸了。他晓得前几次来日本法庭上诉的受害者原告，陈述的受害事实都受到了梅泽一郎的表扬，为什么自己今天就这么倒霉呢？他想为大家、为自己扳回一分。
法庭里安静了半分钟，梅泽一郎心里直叫“坏了、坏了”。旧日本军在重庆大轰炸中有没有实施细菌战的问题，律师团正在调查中。帮中国人打的湖南常德细菌战官司进行了十来年，细菌战受害者可不像大轰炸受害者，有比较明显的人证和物证，取证之艰难非常人可以想象。梅泽一郎不是不知道重庆大轰炸中日军投放了细菌武器的传闻，但目前他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没有结论的事捅到法庭上，只会让自己更被动。
松本茂是个何其精明的人，他看出了梅泽一郎的忧虑，对方的上诉证言里本来就没有“毒瓦斯”的内容，他判定这是原告随意性的发挥，这等于对方自摆乌龙。天赐良机，他不会轻易放过。
“原告，你听说？听谁说？”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好多活下来的人都在说，洞子里有毒气。”张振贵没想到对方律师跟他较真了。他的阵脚乱了。
“好多？难道你就不能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吗？他的姓名、职业？”松本茂步步紧逼。
“有个……有个叫苏宏光的人，住我家隔壁的隔壁，是做篾器活路的。他说开初洞子里还是有秩序的，后来时间久了，有人喊日本人投了毒瓦斯，大家就开始乱挤了。”
“这个叫苏宏光的人，他是否吸入了你说的毒瓦斯？如果有，是什么症状？”
“他说洞子里的空气嘿糟糕、嘿烫人。让人头痛得要爆炸了，我在洞子口想救我的婆娘儿子时，也是这种感觉。那个气味，不是人间的气味。”
“原告，你说的这种难闻的气味，它有颜色吗？”
“没得。”
“它是一团一团的烟雾吗？”
“不是。”
“那么，它是大隧道里产生的，还是从外面进去的？”
“当然是洞子里面发出来的了。外面要是能灌进去一点风，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张振贵不知道自己已经中套了，还说得振振有词。
“法官阁下，刚才原告已经告诉我们了，旧日本军的飞机既没有炸穿发生惨案的防空洞，也没有炸中洞口，但他又指控日军飞机投了毒气弹并造成了防空洞里人们的拥挤和死亡，那么，这防空洞的毒气是怎么来的呢？原告，你回答我。”
“我……我咋个晓得！反正人们出不到气个嘛，洞子里憋死了人个嘛。”张振贵脸上的汗水下来了。
“你都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能在这里指控呢？你前面陈述的那些事情，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法官阁下，原告的证言前后矛盾，不可采信。且原告有作伪证的嫌疑。”
“反对！”梅泽一郎站了起来，急速地申辩道，“法官阁下，关于毒瓦斯，我有相关材料补充申诉。”
“反对有效。原告律师可以就此问题作出说明。”吉田法官说。
梅泽一郎连忙从自己的案卷材料中找出一份来。“法官阁下，在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旧日本军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陆海军统帅部下达了‘大陆指第三四五号’命令，具体说明了关于航空作战的指示。其中特别提到：‘在支那各军可以使用特种烟——包括赤弹、赤筒和绿筒。但在使用时须避免在第三国人居住的市街使用，严格保密使用，注意不要留下任何痕迹。’这个命令里的特种烟就是指毒瓦斯，赤筒和赤弹装的是砒霜类的二苯氰砷，属喷嚏性毒气，绿筒是催泪瓦斯的代指。日中战争期间旧日本军使用了化学武器是不争的事实，已有许多史料和证人可以证明。”
“反对，法官阁下，我们现在审理的是重庆大隧道案中日军有无使用毒瓦斯的问题。”松本茂说。
“反对有效。原告律师的申诉应回到本案中来。”
“法官阁下，由于在战争期间旧日本军在战场上使用过化学武器，饱受轰炸的重庆国民政府不得不有所防备。在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的轰炸中，国民政府当局曾警告市民不要去捡日军投下的带毒的香烟，一个美国记者对此也曾有过报道。在重庆国民政府一九四四年编写的《七年来重庆防空纪实》中也有记载：‘重庆是战时首都，敌机极大可能使用毒气弹。一九四〇年当局就发布命令，为防止毒气侵入公共防空设施，要在入口处布置幕帐，发生空袭时进入防空洞一定要戴防毒面具。’战争时期重庆的市面上到处都能买到防毒面具和防毒口罩。由此可见，重庆的市民对日军的毒气弹是有一定认识的。当大隧道里的温度不断上升，空气日趋稀少，呼吸越来越困难，人们的意识逐渐模糊时，毒气弹的传言就很可能被当真。他们只是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普通百姓，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我们现在怎么能责怪他们对化学武器不能作出明确的认定呢？就像我们在今天，不能指责他们在闷热憋气的防空洞里丧失了理智，互相扯掉衣服，赤身裸体，没有了廉耻感一样。法官阁下，我的原告只是陈述了自己的感受，没有作伪证。”
梅泽一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背心都湿透了。这是最为艰难的一段陈述，张振贵可能不知道在日本的法庭上被判作伪证意味着什么。他有把一艘将要倾覆的小船重新驶出险滩的庆幸。
吉田法官问：“被告方律师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原告吗？”
松本茂转向法官席，说：“法官阁下，我不用提问了，本次庭审辩论的是所谓大隧道惨案，但原告并不在隧道内，他至多只能算一个旁观者。隧道内的真实情况，原告方并没有提供足够让人信服的证据。而我这里却有这起事件真相的材料当庭陈述。”他走向自己的座位，拿起早已准备好的一叠材料，他感觉自己在两个回合中已经占了上风，他要乘胜追击了。
“法官阁下，刚才原告方律师说是旧日本军的轰炸造成了重庆的大隧道惨案。不错，那天重庆上空确实有轰炸，重庆的大隧道也的确发生了死伤甚多的惨案，我承认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但它的真相又如何？
“第一个真相是：重庆文史单位公开发表的一些关于‘六五’大隧道惨案相关文章的数据显示，这个巨大的公共防空洞最大定员为六千五百五十五人，但惨案发生那天大隧道里涌进了一万至两万人。许多市民甚至还带着家私、金银细软，大包小包地挤进这个隧道。尤可指责的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公共防空体系，里面竟然没有安装一部电话，没有官员管理，没有通风设备！这等于是把一群绵羊赶进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但却没有牧羊人。重庆国民政府难道就没有疏于管理的责任吗？
“第二个真相：噢，对了，不是没有通风设备。在一份国民政府一个官员的报告中说，本来惨案发生前半个月就已经安装好了一台通风机，六月三日还试运行了一次，报告说运行良好，重庆政府的防空司令部工程处计划在六月五号下午两点验收——请记住这个时间，这是在惨案发生前的四个小时。但因工程处未能约到某个电机工程师，工程处的一个官员以自己不懂电机原理为由，自行终止了验收。这台本可以在当天启用，救下许多人性命的通风机竟然被弃之不用，任凭空袭来临时大隧道里的人们窒息而死。这难道应该完全归罪于日机轰炸，而不是追究那些玩忽职守的人罪责吗？
“第三个真相：在《陪都市民为六月五日敌机夜袭发生隧道惨案给国民政府各机关团体的呼吁》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防空洞里情况的描述：‘避难民众进洞三时许，空气不能流通，出汗发热，空气阻塞，人人愿意出洞透换空气，以免气塞待毙之惨痛！殊不知防护团及宪警将洞门封锁，勿许外出透空气！况且锁洞之人，离洞他去。不久，洞内空气更加阻塞，（人们）紧闭在洞内，大声呼喊开洞门，外面无一人照管，声气喊破，无人开洞门！’刚才原告也在陈述中提到了，洞内喊声震天。他说的是实情。可是那个掌管着洞门钥匙的人在哪里？那些担负有保护民众、维持秩序之责的宪警在哪里？
“第四个真相：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关于大隧道闷毙多人的原因及抢救情形致行政院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大隧道里惨案发生时的情形的：‘妇孺力弱者多压于底层，身强力壮者亦因人潮拥挤被压倒于上层。洞内之人闻洞口发生惨剧，不知所为何事，咸竞相向洞外逃奔，因而增加洞口之堆压。故洞口附近人层竟堆压至四五层之多。洞口既被堆塞，洞内空气更感不够，因此窒息而死者多人，酿成如许之绝大惨案。’尤其在防空洞的三个出口，没有人遵守秩序、有绅士风度了，争相逃命的人都成了他人的地狱。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本没有什么毒气弹，惨案的发生是中国人自相拥挤造成的，就连原告本人，不是也爬到其他受难者的头顶上去了吗？”
“反对！被告方律师不能攻击我的代理人。”梅泽一郎站起来说。
“反对有效。”
松本茂感觉得到自己抛出的四个真相已经扭转了法庭辩论的局势了，语气更加凌厉地说：“女士们、先生们，战争时期东京难道没有遭受过比重庆更惨烈的大轰炸吗？重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不过死了一万多人，东京一次大轰炸就死了十万人！但是你们可有听说东京的防空洞发生过一桩人为的窒息惨案？我们大和民族历来崇尚有尊严地死、高贵地死。重庆大隧道的悲剧难道仅仅是因为旧日本军的空袭吗？这不是战祸，是人祸。想一想中国人是如何在交通高峰期挤地铁的吧，你把中国人在地铁车厢门前挤成一团的情形放大十百倍，就是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重庆的‘六五’大隧道惨案。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再来一次战争，他们还会相互拥挤、践踏，类似的悲剧还将重演。”
以能言善辩著称的梅泽一郎彻底被击垮了，他怔怔地望着对方，一时连“反对”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是他律师生涯里的滑铁卢。旁听席上以赵铁为首的几个中国人听完翻译后，已气得脸色铁青。
赵铁实在按捺不住了，忘记了一个律师在这样的场合应该遵守的本分。他喊道：“我抗议，你这是在侮辱中国人的人格！”
两个前来旁听的中国游客也站起来喊：“打倒小日本！”
吉田法官一敲法锤，厉声道：“肃静！法警，把违反本庭纪律者带出去。”
几个法警走向旁听席，他们架起刚才喊口号的那两个中国游客就往外走。赵铁为保持尊严，自己站起来，边走边忍不住冒出一句重庆话：“在这种不讲理的地方，还审个锤子！”
旧闻录（之四）
（福冈电话）十二日福冈市某机关收到报道：蒋政权对在我飞机连续猛烈轰炸下日渐成为废墟的重庆之惨状难以忍受，发表悲鸣又难堪的“公告”。外国新闻记者报道亲眼目睹的被轰炸的重庆的死相。其原文如下：
从五日晚七时三十分到六日上午之间，日本飞机前后四次历时十三个小时，对重庆进行了大轰炸，其中以从五日晚九时十五分到十一时这段时间的轰炸最为激烈。日机巧妙的利用照明弹照亮市区后连续投下炸弹，引起了非常大的混乱，除防空战斗人员外，所有的人都进入了防空洞避难。不幸防空洞也被炸弹击中，其入口被破坏，以致约万人窒息而死。这次日本飞机的空袭，是一九三九年空袭以来给重庆造成损害最大的一次。
六日下午目睹了重庆轰炸现状的vp通讯员（这类通讯员一般为日寇安插在重庆的汉奸或间谍）报道了如下实况：
日本飞机这次的轰炸是未曾见到过的大轰炸。残存的重庆方面之重要机关几乎被毁灭。特别是城中心附近的火势最为激烈，消防队员中也有不少人伤亡。防空洞内的死者数千人，使人想到就像凝结的沙丁鱼。当受到第一次轰炸时，大部分居民被指定到西门外的山岳地带避难。留下来承担防卫任务的军队、警察、消防队员等因第二次第三次接连不断的猛烈轰炸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各处尸体横陈，死者人数数也数不清，乍一看，至少有一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了死城，其惨状确实可以描绘为“死相”。
——《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三日
谈到五日晚隧道惨案，我们首先要向死难者致沉痛的哀悼！向死难者的家属致亲切的慰问！此次隧道窒息惨祸，死伤甚众，这是一件痛心的大事，本报当即对此事发表意见，为保障民命而呼吁，因遵令未予披露。翌日各报多有所列，本报对此事又就管见所及，写就时评短评，但均奉令免登。兹以民命所系，事关重大，对各方面尚未论及之问题一抒所见，以供有关方面之参考。
……此次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后，中央社即据防空司令部公布，将惨案发生原因，委之于四乡人士狃于痼习，来城甚多，致发生惨案，而对防空当局之责任，只字未提，市民甚以为异。查防空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已不止一次。记得去年左营街隧道发生惨案之时，蒋委员长对改善洞中设备，保障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即有所指示。不料时隔一年，惨案重演，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可见防空当局并未从此得出应有的教训，作出应有的成果来。渎职之咎，自难辞却……
数日来，本市同业为市民安全所作的呼吁，亦即是为保存抗战力量所贡献的意见，给当局对此事处理以必要之参考，用意至善，但处境至难。各方面事实报道不实不详，引起社会人士不满不安。故宣传当局应给言论应有之自由，使舆论作正确之报道，庶此次惨案之审查工作，更能获得舆论必要之督促与帮助，以便得出大家所期待的正确结论。
——《新华日报》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
这儿的断壁残垣，我们毋庸掩饰，不过重庆和英国人一样，满不在乎。炸毁的地方，他们已大半重新建设起来了。实际上，对于他们满目疮痍的城市，我们感到骄傲。因为这是他们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同时它的存在也象征我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符号。在重庆若是住在一间完整的屋子里，几乎是一种极坏的享受……我们所重视的以及中国人民所具有的明显美德，是勇敢的心和不能摧毁的精神。并不是所有远东的炸弹足以挫折中国人民的精神……他们和英国人一样，以不可动摇的坚毅和永久的愉快来接受这些炸弹，每颗炸弹带来的爆炸、死亡、毁灭和废墟，看起来使他们的团结更加密切，使他们一贯到底的决心更加坚固。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