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凡那个年代，对情理法或法理情的次序认识还很懵懂，但在他关于善恶辩证法的阐述中，已经可见思考的雏形。从情理法到法理情，表面上看，只是将情与法对调了位置，但这一调，不啻于乾坤倒转，所有思维方式、处世哲学的坐标都将随之漂移。前者推崇的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绳之以法的次序，蕴藏着一种先教育挽救、再以理服人、实在不行再严加管束的情感递进；后者则是先小人后君子、丑话说在前头的简单粗暴模式，究竟孰是孰非，尽管千百年来其说不一，但可以看清这样一个趋势，愈是成熟的社会，愈是会将“法”字置于排头，因为在规则和规范下，理会说得更透彻，情会留得更持久。
说到关于偏正的判断时，了凡举了这样一例：明朝有个大臣吕文懿，辞官回乡，因他做官清廉公正，一直被人敬仰，但有个乡下人喝醉后对他口出不逊，吕公不但未露愠色，还大度地对家人说，这人醉了，用不着和他一般见识。一年后，此人因犯死罪入狱，吕公懊悔不已，说，要是当时与他计较，将其送至官府治罪，也许一次小惩罚就能收到大儆戒之效，他可能就不至于犯下死罪。我当时只想念及乡情，厚道地放他一马，哪知道反而助长了他的亡命之徒的恶性。
了凡说，这就是存心虽正，结果却偏，只能算是“正中的偏”。《易经》上说，一个人不积善，就不会成就好的名誉；不积恶，就不会有杀身的大祸。虽说即使吕文懿给了那个乡人一点教训也未必能拦住他日后的死罪，但一点教训就像一次刹车，终归能够减缓下滑的速度。
现代管理学认为，没有法的管理缺少规范，没有理的管理难以服人，没有情的管理不通人性。但是，当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摆在面前时，我们依然无法找到其中的准星，常常会在情理法的纠缠中煎熬。
每年社会关注度高的重要考试期间，都不乏这样的新闻：某某因为迟到，被保安拦在门外，任凭苦苦求情，也无法通融打开。有些人在惋惜学子几年心血就这么付之东流之余，开始打抱不平：规定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啊？为什么不能通融一下，不就是比最后期限晚了两分钟吗？两分钟和一个人的前途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规则是用来遵守的，纪录是用来打破的，可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它们的次序刚好相反，公平的规则可以随时打破，老旧的纪录却可以长期遵守。特别是那些“网络之喷”，你和他讲情他和你讲理，你和他讲理他和你讲法，当讲情不灵、讲理不通、讲法不甘时，他们“花无百日红”的抱怨立刻凸显出来，“一人难称百人心”的情景马上浮现出来。在这方面，人性不分语言与国界，而是出奇地相通。这是多年前刊于原民主德国杂志上的一篇小品文《某些人议论领导》，写得既讽刺又深刻：
他若早上准时到——“他故意刁难我们”，
他若早上晚到会——“他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
他若问你家里人最近好吗——“好管闲事”，
他若不问你家里的人——“毫无人情味”，
他若提出新建议——“他总认为他的建议最好”，
他若征求意见——“这人毫无主见”，
他若做事果断——“太草率，未经思考”，
他若做事缓慢——“没有魄力”，
他若还想增加一名职员——“毫无疑问，想扩充他的势力”，
他若说我们人员已够——“反正什么工作都往我们身上推”，
他若开个玩笑——“故意讲傻话”，
他若不开玩笑——“你看到过他笑吗”，
他若对人亲切——“厚着脸皮讨好人”，
他若对人不亲切——“骄傲自大，目中无人”，
他所领导的部门工作有成效——“工作最终是我们干的”，
他所领导的部门工作无成效——“他根本就没有领导的才能”。
法若容情，要法何用？
情若代理，理将何存？
《了凡四训》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女子去寺里礼佛，将身上仅有的两文钱布施与和尚。主僧见状，亲自替她在佛前回向。后来，这个女子被选进皇宫做了贵妃，又带了几千两银子来此布施。这一回，只有一位主僧的徒弟出面接待。女子有些不悦，就去问主僧：我从前不过布施两文钱，师父亲自替我忏悔，如今我布施几千两银子，师父却不露面是何道理？主僧答道：从前布施的银子虽少，但你布施的心真切虔诚，所以我亲自替你忏悔才能报答你的功德；现在布施的钱虽多，但你的心已不似从前那样真切，所以叫人代你忏悔也就够了。
这位主僧讲的理，其实是源于女子改变的情。回向是佛教重要的修行功夫，是将自己所修的功德，不愿自己独享，而将之“回”转归“向”与法界众生同享，以拓开心胸，使功德有明确方向而不致散失，分为回“自”向“他”、回“事”向“理”、回“因”向“果”三种，相当于“寄存”希望而非赠送东西。主僧重视女子当年仅有的两文钱，却忽视她发达后带来的几千两银子，看似于情不符，其实他讲的道理很是透彻，礼佛之心不在于钱财的多少，而在于心迹的真切。女子潦倒时前来，是一心虔敬，如今衣锦还“寺”，只剩了答谢的意味，所以，他对女子降格以待，并无失敬之处，只是以应有之理对应了她的真实之情。
了凡在《了凡四训》中几次提到由于琐事繁杂和公务繁忙未及回向，始终是他的遗憾与牵挂，只得请人代劳，以圆他的诚心诚意。虽然未能次次按时回向，但他行善的脚步没有分毫停滞，因为，那是他的真情，也是他的恒理，更是他的大法。
在有些人看来，讲情的是妇人之仁，讲理的是过于刻板，讲法的是有些冷酷，只是，这三者的配比没有一道皆可适用的公式，还要依靠真实的生活去寻去悟。
动物园里的喂猴人，从不将食物好好地摆在那，而是费尽心思藏进树洞里。这样一来，猴子很难吃到。因为吃不到，猴子就整天为吃琢磨，终于学会用树枝把食物从树洞里掏出来。
面对别人的不解，养猴人说，这种食物味道很差，要是直接摆在猴子跟前，它连看都懒得看，只有用这种办法喂它，它才会吃得津津有味。所以，不能“好好”喂养动物，只有让它们费劲够到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关于情理法的思考常常是虐心的思考。中国野生动物学家曾发现一个怪现象，西双版纳的亚洲象群中突然出现一批没有象牙的成年公象，原因不得而知。有动物学家猜测这可能是一种可怕的物种选择，目的是逃脱人类的追杀。
《太平广记》里曾有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朝廷制定新式仪卫服饰，需要大量羽毛，乃命州县进贡。于是，江南全民捕鸟。当时湖州有猎户进山搜捕鸟羽，发现一大树上有鹤巢育雏，猎户欲取其羽，树高不可上，因操斧伐树。鹤知人必取，恐其杀子，遂以口拔其毛放下，人收得之，皆合时用。
这个玄幻故事的本意是想说鹤急通人意，你不是要羽毛吗，那我拔下来给你，何必非要对我家斩草除根呢？没想到，这个消息传到朝廷后，竟有献谀之徒声称此乃天子造羽仪，仙鹤自献羽的祥瑞之兆。现在看来，千年前自拔其羽的仙鹤和如今不长象牙的公象不是一样的套路吗：仙鹤是你要毛我给你拔，公象是你要牙我却没长。
这样的故事与情理法何干呢？牛顿曾感叹，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算不准人类的疯狂。人心不足蛇吞象，便会紊乱情理法。世间所有的失衡，都是欲望所致，情理法的科学排序和合理使用，就是为了将欲望关在一个公平、安全的笼子里。
《宝坻政书》记载，了凡主政宝坻时，情系于民，饥时给粮，寒时送衣，遇有卖儿女者，他还捐出俸银赎回。那一时期，宝坻县内“官民和谐，情同一体”，但严重的水灾带来了全县的饥荒。了凡将救灾济困作为“急务”，调出“仓米”赈济孤老，严令主事官员送粮到户，不得克扣颗粒。即使这样，他还是查实了一种积习，就是县内“宫女户”（曾有女儿被选送进宫的人家）吃空额者大有人在。《大明会典》及礼部规定均有明令，“宫女户”只许一辈人享受粮补，但实际情况是，有人已不在世，还在领粮；有人顶名冒领；有的人家领粮时间甚至已过百年。了凡痛心之余，早将私情置于脑后，马上动手革除这一积弊，每个月里都给全县省出了十五石米粮，用于贴补真正的困难户。
弟子樊迟曾问老师，怎样才叫仁呢？孔子说，先要从难的地方下工夫。这个“难”，就是除掉私心，然后先从最难克除的地方做起。很多年前，外企的一个做法引发了我们的巨大争论。一位高管帮着仓库工人去搬箱子，结果被外方老总处罚。很多中方人员不解，按照我们的评价体系，助人为乐，身先士卒，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值得大加赞扬的举动啊。外方老总则不以为然，做好分内之事是他的岗位职责，而他去仓库搬箱子，看似重情重义，实则破坏了企业规定，而且做分外之事就会影响到分内之事，还会导致工人因为有人帮忙而没有满负荷运转这一后果，所以必须从重处罚。由此可见，从情理法到法理情，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
世间的阴阳、盈亏、美丑、善恶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消失，它们的争斗也不可能停歇，不是此消彼长，就是你弱我强，所以，纵容恶就等于双倍地抵消善。情理法的排序看似温情脉脉，但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容易在“情”的绑架下对不公平和不正当网开一面，而让“法”字领衔，最初也许有些不爽气、不适应，但是很快就会尝到它的甜头，让曾经“难以理解的理”变得简单直白，让曾经“虐心的情”卸去负累，让善恶忠奸回到它们本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