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趟自北京西站开往罗城的慢火车，从傍晚发出，要到第二天的早晨才能到达目的地。因是非春运时段，旅客并不多，在车子快要开动前几分钟，我才上了车。

我是临时决定上这趟车的，两小时之前，我还在北京北三环的一间出租屋里与钟玲玲缠绵在一起。本来，我还想着和她在一起待完最后一晚，第二天再悄悄出溜，但女人天性敏感，在完事后，她一遍遍地追问我，是不是要和她分手？我不置一词，沉默其实就等于承认。我承认我是一个叛徒。我和钟玲玲在北京都属于屌丝，大学毕业后，我们一起在北京混了5年了，依然看不到前方有一个出口，我只好背着钟玲玲报考了老家的一个公务员岗位，并顺利地通过面试，明天，就是去报到的最后期限。钟玲玲大约猜到了我去意已决，便很平静地穿衣，起床，像往常一样，我们一起在她出租屋楼下的一间小餐馆里吃了最后一顿饭。明明知道她最讨厌大葱与羊肉，我偏偏点了一份葱爆羊肉，而且吃得非常凶猛，几乎将那一盘葱爆羊肉都吃完了。我要让她将对我最后的一点好感扼杀掉。我有一种近乎受虐的快感，吃完最后一块羊肉后，我在网上订到了这张票。

钟玲玲在地铁口哀怨地目送我远走，我们什么告别的话都没有说，但我们俩都清楚，也许，这一辈子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

我对面的座位还空着。当火车快要开动时，急匆匆地走上来一个中年人，他手里抱着一块白板式的东西，像抱着一个身材宽大的舞伴。他长长的一绺头发不时滑下来，遮挡住眼镜，让他看座位号时显得有点狼狈。他终于停在了我的身边，冲我笑笑，舒了一口气，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他刚一坐下，车子就开动了。

我这才发现他手里抱着的是一幅油画。初夏的傍晚，天色黑得迟，借着窗外的暮色，我得以看见具体画面。整幅画没有装框，好像是创作不久，颜料才刚刚干透。画面上布满了一丛丛的大火，不得不承认，即便照我这个不懂美术的人看来，都看得出来这大火画得很形象生动、蓬勃、旺盛、猛烈，还有？对，邪恶。如果非得进一步描述的话，那简直就是一团复仇的火焰。而火的中间是一个模糊的暗影，暗影既像是一个人，又像是一头兽，也可以看成是一棵树、一堆土，但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被烈火烧得蜷曲而痛苦，都好像在尖着嘴脸发出最后的嚎叫。总之，整个画面非常诡异。

见我久久地盯着这幅画，这位中年人再次冲我笑笑，他说，你对这幅画感兴趣？

这时，天色更暗了一些，我想着这列火车将穿过华北平原，还有漫长的10来个小时的时间，而我心中沮丧的、不安的、愧疚的种种情绪挥之不去。这段时间不好打发，如果能找到一个人聊聊天倒也不错，于是，我振作起来，也友好地冲他笑笑说，是的，我觉得，你这画画得很好，但是……

是不是觉得有点怪异？他问。

我只好点点头说，我不会欣赏，但看着是有点起鸡皮疙瘩呢。对不起，我是乱说的，您别介意啊。

中年人摇摇头，没关系，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对你说说这幅画的来历。

哦，那太好了！我说着，招呼一旁走过的列车服务员，要了两瓶小瓶的北京红星二锅头，递给中年人一瓶，又要了点花生米、卤鸭脖等速食，一一打开摆在小桌上。

中年人没有推辞，他旋转开瓶盖，和我隔空举瓶示意，喝了一小口，然后说，好，喝喝小酒，讲讲故事，挺好的。在讲故事之前，我先给你说篇作文吧。

作文？我有点莫名其妙，作文和这幅画有关系吗？

当然。中年人说，这是一篇写于1979年的作文，那时候我10岁，你恐怕还没有出生吧。

我点点头，心里计算着中年人的年龄。

中年人说，作文是我写的，题目叫：记一件有意义的事。

火车在提速，时间仿佛也在提速，忽地一下，窗外全暗下来了，车厢里亮起了灯。中年人将头扭向了窗外，似乎外面的黑暗中有他的1979年。他就这样扭着头，对着窗外的夜色讲完了那篇作文。我有点吃惊，隔着这么多年，他却将那篇作文口述得如同背诵下来一般。为了真实再现，我在这里如实地记录下整篇作文。

记一件有意义的事

放学后，我和朱奎、张兵一起打扫完教室，准备锁好教室的门回家去。因为我们三人是一个村子里的，所以我们天天一道走回家。

我们走到学校围墙边时，张兵忽然指着一个洞口对我们说：“这里是个老鼠洞。”我和朱奎有点怀疑张兵说的话，张兵急了，他让我们对着那个洞口尿尿。于是，我们三个人每个人在洞口尿了一泡尿，然后蹲在洞口守候着。说也奇怪，不一会儿，洞口那里有响动了。朱奎将书包里的书掏空了，对着洞口张着。张兵不停地用脚跺着围墙。果真有一只肥大的老鼠冲了出来，朱奎一把将老鼠捂在了书包里。

我们三个哈哈大笑。老鼠在书包里钻过来钻过去，吱吱直叫，一会儿撞到这边，一会儿又撞到那边。怪不得大人们说男人的手臂上都有块老鼠肉了，手臂上的肌肉一鼓一鼓地还真像老鼠在跑。

张兵问我和朱奎：“把这老鼠怎么办？”

我说：“捂死它。”

朱奎想了想说：“那多没意思，你看我的。”

朱奎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墨水瓶和一个打火机，墨水瓶里装的不是墨水，他一打开，我就闻到了煤油味。煤油是个好东西，滴几滴放在打火机的棉芯里，一打火石，打火机就冒出火来，很好玩。我没有想到，朱奎还藏着这么好玩的东西。

我们三个人慢慢把老鼠挤到书包一个角落里，然后朱奎一把捏住了老鼠，一只手伸进书包里，活捉了老鼠。我真佩服朱奎的胆量，他捏着老鼠的颈子，像捏着一块会动的灰土块。老鼠尖着嘴叫着，露出一嘴细碎的白牙，两只绿豆大的眼睛不停地眨动，粉红的小脚抖颤着，它好像知道小命即将不保似的，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朱奎不慌不忙，他让张兵朝老鼠身上倒煤油，然后，啪地一下，他打着了打火机，火苗一凑到老鼠身上，立即就燃烧了起来。

朱奎放下老鼠，着了火的老鼠像一只火球，在地上打着转，一声声惨叫着，这引得我们再次哈哈大笑。老鼠转了几圈后，火烧得越来越大，空气中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焦臭味。忽然，老鼠朝前方一个水沟跑去，它跳起来，往水沟里一栽。我们也跟着跑过去，一看，老鼠被烧得一团焦煳，背部露出了白骨头，尾巴烧成了焦豆子。它在水里转着圈，水里冒出了一股气泡，但那火还在水里燃烧着。过了一会儿，老鼠就不动了，当然，也看不出是一只老鼠了，更像是一小块黑木炭。

老鼠是“四害”之一，看着这只被烧死的老鼠，我们三个人高兴地拍着手，一起走回家了。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说完了这篇作文，中年人好像深深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他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过了好久才转头对我说，这篇作文我得了高分，老师专门在班上公开读了。

您的作文水平确实很高，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我喝了一口酒对他说。

他有点惨淡地笑笑说，我为什么要先说这个作文呢？因为下面这个故事里，作文里的三个主人公都会出现。

哦，我应了一声问，难道这幅画里中间的黑黑的一团就是那只童年的老鼠吗？

他摇摇头说，并不完全是，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喝了一口酒，似乎不过瘾，又咕了一大口。我发现，他光喝酒不吃菜。我听我父亲总结过，我父亲说，一般这样喝酒的人都有个特点，那就是酒量大，而且不管做什么事都稳、准、狠。可是看着面前这个中年人，他总是给人感觉有几分忧郁。

中年人说，我忘了告诉你了，我的名字叫王龙，我、朱奎、张兵，我们是同一个行政村里的，又是同班同学，我们一起上到了高中，一起考上了大学，虽然考的不是同一所大学，但读的都是师范大学。朱奎和张兵在师范还都选修了美术，我呢，我喜欢写作，我那时的理想是当个作家。可是，在大学期间，我们都没有成功地成为画家或作家。后来毕业了，我们三个人都分到了同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因为这种关系，我们三人成了好兄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就差共一个女人了。过了两年，朱奎忍受不了在乡镇中学教书的无聊和贫穷，辞职跑去了北京。临行前，他抱着我和张兵大哭了一场，并说，要是混出头了，就带我们俩去。

我递给中年人一个鸭翅，他拒绝了，仍然只喝着酒。

朱奎在北京混了很多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当然，我和张兵在乡镇中学里更是没混出什么花样来。朱奎回来过几次，每次，我们三人都在镇上的小酒馆喝得大醉。可是，前两年，朱奎突然发达了，开着100多万的豪车回来了，带着娇妻回来了，县里领导都请他吃饭了，还据说，他手头上有不少项目。我们再想三个人一起喝酒都很难了，因为朱奎总是很忙。而我跟张兵呢，越混越倒板子，我们俩想在市里买套房子，光凭我们的工资肯定不行，我就跟张兵想了个穷点子，就是在市里租了一个场地，他教美术，我教写作，搞了个小学生业余兴趣班，收入也还不错，不出意外的话，攒个五六年就可以实现在城里买房的目标了。可是，在一次省教育厅的暗访中，我们俩的办学点被查出来了，上面规定公立学校老师一律不得在外办各种培训班、辅导班，我和张兵不但赚的一点钱都交出来了，教师资格也被取消了。工作没有了，无奈之下，我们就跑到北京，投奔了朱奎。

哦，虽然丢了工作，但能到北京去发展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吧。我说。

王龙果然酒量很大，一瓶“小二”下去，他的脸色微红，鼻尖上沁出了几滴细汗。我又递给他一瓶，他也没客气，拧开了，喝了一口，他显然已经沉浸在自己的故事当中了，语气低沉却叙述流畅。

嗯，到了北京后，我们才发现朱奎发达的秘密，他是傍着一个大款，是上了胡润排行榜前列的那种大款。他在那个大款那里接了企业文化宣传之类的业务，比如，给大款写传记啦，出版大款语录啦，为大款的善举拍专题片啦，等等。朱奎靠着大款，我和张兵就靠着朱奎，老老实实在朱奎的公司里干着。朱奎给的待遇，比老家乡镇上当教书匠当然高了不少，我和张兵也挺满足的。

朱奎给我和张兵租了一个三居室，我和张兵一人一间，还有一间呢，朱奎计划作为他的画室。朱奎让他的司机给他买了很多画油画的工具，都是高档的画具，画架子是红木的，可上下升降、前后移动，画板、画布、颜料、画笔都是最好的国外品牌，画室里堆得满满的。我们都知道，朱奎一直认为自己没有成为著名的画家简直太可惜了，他经常在我们面前评说着当代红了的一些画家，对他们的作品嗤之以鼻。可是，他总是忙，一直没有时间过来画，也就任由那些画具闲置着。

后来，朱奎又从大款那里接了一个业务，就是编写大款的“商道”，主要是编写大款在多年的经商创业过程中，是如何凭借过人的智慧过五关斩六将的。因为大款要得很急，来不及外聘编写人员，朱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张兵，并许诺完成之后，除工资外，另奖给我们每人5万元。我和张兵也由此第一次借着采访的机会，接触了大款。经过几次深入采访和广泛地搜集相关资料，我和张兵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去。因为有奖励，我们两人每天面对面，各抱着一台电脑，天天绞尽脑汁，将大款的每一个决策都编成故事，每一次行动都进行升华。

在编写的过程中，朱奎来过几次，表示一下慰问，同时也检查一下进度。有一天中午，他还特意留下来，陪我和张兵在附近的酒馆里喝酒。那天，也许是看我们工作很努力，朱奎很高兴，在我们来北京后第一次主动回忆起我们共有的乡村童年生活。

于是，你们回忆起了那场烧老鼠事件？我终于插上了一句话。

自称王龙的中年人点头说，是的，正是在朱奎的提醒下，我才慢慢回忆起那篇作文。不过，事件参与人之一的张兵却说他记不清有那么回事了，他说起了另一场焚烧活人事件。

还有一场焚烧活人事件？我问道。

王龙说，我们三家都属于一个大行政村的，可是，奇怪的是，张兵说的那桩事件，我和朱奎居然都不知道，一点印象都没有，可是张兵却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事件呢？我有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那件事挺残酷的，为了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场景，王龙说，我就以张兵的口吻向你复述一遍吧。

那天的事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秋天，天气略微有点凉。中午的时候，阳光照得人身上正舒服。我正在堂前写作业，好像是写一篇作文，题目就是王龙你刚才说的那个“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脑袋想破了，也没想出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来。我妈妈在屋外晾晒衣服，我父亲当时在公社上班，所以中午不在家。

这个时候，村里的屠夫老杨到我家来了。

老杨虽是个屠夫，但表面看起来一点不像摆弄杀猪刀的，倒像个拿笔杆子的。他身材瘦细，一身中山装穿得整整齐齐，领口上的风纪扣都扣得紧紧的，衣服上看不到一点肉油污迹，左边口袋里还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老杨的性格也好，见人总是笑笑的，从没见过他和谁吵过架红过脸。老杨念过几年书，也许他心底里更认同自己是个文化人，所以，他视我父亲为知己，因为我父亲是这个村子里唯一读过高中的人。他经常到我家来，跟我父亲喝两杯酒，聊几句闲话。

可是，这天老杨不像是来找我父亲喝酒的。他手里提着一刀两三斤重的肋条肉，有肥有瘦有排骨，是刀好肉。他把肉递到我母亲手上，在我家堂前的八仙桌前坐定不动，眼神有点定定的。他看见我的作文题，嘴里轻声念道：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他好像也在思考这篇作文似的。我母亲忙叫我去村口小店里买酒来家，留老杨在我们家吃午饭。

等我打了酒回家，我母亲也烧好了几个菜，老杨便一个人自斟自饮，不一会儿，他脸上就红了。他喝得并不多，喝了几杯后就坚决不喝了。然后就吃饭，他一个劲地夸我母亲烧的菜好吃，我记得他吃了两大碗饭，吃得一脸幸福的样子。

吃好饭后，老杨就走了，走到门口时，他从上衣右边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来，483.5元，是今天卖肉的钱款，他将钱交给我母亲，说他晚上要参加另一个村子人家的喜宴，要喝喜酒，怕带了许多钱在身上容易搞丢掉，就让我母亲替他保管一下，他改天来拿。老杨走的时候还摸了一下我的头，他的手掌很大、很软，摸得我头皮痒痒地直想笑。

再接下来发生的事，都是后来我听别人说的了。据说，老杨从我家走后，没有回到他的肉案子上去卖肉，而是去了小店，买了一壶煤油。他拎了一壶煤油也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村里的大队长家。大队长正两手背在身后，嘴里叼着香烟，靠在他家门口的大树上大骂村里的两个外姓人，把那两个人骂得狗血喷头。

老杨就是在这时候走近大队长的，大队长刚意识到什么，大喊着你要干什么时，已经来不及了，老杨已经将煤油倒了他一身。大队长嘴上的香烟火立即点燃了他全身。大队长被火包围了，他哇哇喊叫着，在火中张牙舞爪，全身似乎烧出了八条腿，像一个深水里的大黑螃蟹，努力用八条腿将自己带出火海，可是他怎么在地上打滚，也滚不灭身上的火焰。

大队长家门前有个水塘，他喊叫着往池塘边跑去。这时，老杨将剩下的煤油倒在自己身上，他一把抱住了大队长，将他抵在了大树上。老杨也成了一团火，两团火烧成一团火。老杨在火中一动不动。大队长的叫声越来越小，最后就没有了声息。空气中满是焦煳味，还有阵阵爆裂的声音。有人说，那是人的骨头炸裂开来的声音。

等到村子里的人赶来灭火时，他俩已经烧成了两棵树桩模样。不过，仔细看，还是能发现两个人形的，其中一个努力要跑开，而另一个死死抱住不放，他们烧成了黑陶雕塑似的。

这就是我们那个村子里那一年发生的焚烧事件。至于老杨为什么不惜同归于尽也要烧死大队长，据说是因为大队长强奸了老杨的女儿，他欺负老杨是个老好人，老杨悄悄找上门来论理，他反倒把老杨辱骂了一顿，所以老杨才有了那样的举动。如此看来，老杨那天中午到我家吃饭，其实就是与我们告别了。

老杨的丧事办完后，他老婆到我家来取老杨丢下的那笔钱，他老婆说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她对我母亲说：老杨这事办得好！

王龙转述完了张兵说的这个故事，又默默地喝了一口酒。这的确是个惨烈的事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便打开手机看看微信，钟玲玲没给我发信息，我想了想，索性把她的微信号、qq号、手机号等等联系方式都删掉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也已经删除了我一样，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又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我问王龙，那后来是不是朱奎根据张兵这个故事就画了这幅画？

王龙摇头说，不，说来你也许不相信，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人画的，这个人就是我。

一个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人也能画出这样的画来？我略有点不相信。

王龙很肯定地点头说，嗯。现在我可以对你说清楚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了。

列车似乎又在提速，王龙低沉的嗓音显得格外沉郁，他看了我一眼，便继续说下去。说的过程中，他一直眼睛望着车窗外，看起来更像一个人自言自语，或者，他是说给车灯映照下的玻璃窗上自己的镜像听的。

那天中午，朱奎和我们一起吃过饭后，又陪同我们一起到了那间租来的三居室。他来到司机为他准备好的画室，摸摸画架，打开几盒颜料，他指着其中一管颜料对张兵说，张兵啊，你现在还能画画吗？

张兵迟疑了一下，摇摇头说，早就没摸过画笔了。

朱奎说，我这买的可是外国进口的温莎·牛顿牌子，一管要100多元呢。

我惊讶地说，那么贵啊，那这一盒颜料都要2000多块钱啊。

朱奎说，可不是吗！唉，太忙了，哪天有时间一定要来画一画。张兵，我们俩一起画啊！

张兵笑笑说，我可不敢啊，这么贵的颜料，涂下去的可都是钱哪，不是我们穷人玩的。

朱奎又顺便催促我们快点干，然后走了。

待朱奎和司机走出门，张兵忽然变了脸色，他拿起一管颜料对我说，他妈的，他把我们都当他一样的傻逼呢。

我不知道他在骂谁，忙问他，你怎么了？

张兵说，他装逼，这管颜料多少钱我还不清楚？我开画室培训班的时候经常批量进这些画具，这个颜料一管充其量20块钱！

虽然朱奎夸大了颜料的价格，但我想这也不至于让张兵生这么大的气啊。我对他说，朱奎还不是想在我们面前显摆显摆他有钱嘛。

张兵说，他光是显摆老子也就忍了，我才打听清楚，朱奎这小子不把我们当人，你知道他开给他的跟班司机多少月薪吗？比我们俩多一倍！

我一听这话也吃了一惊，心里也挺不是滋味，我疑惑地说，这，恐怕不大可能吧。

张兵说，你呀，就是太容易相信人了，信不信由你。

我安慰张兵说，也许他已经意识到了呢，你看，这次派活不是完工之后还要给我们发奖金吗？

张兵说，那是他实在临时找不到人了，才让我们上的。而且给我们的价格也实在太低了，他狗日的账算得精着呢。

我还是息事宁人，劝说张兵道，算了，算了，在人家手底下干活，哪有那么好的事呢？先把手头上的活结束掉再说吧。

王龙一口气说到这里，又正了正摆放在他身边的那幅画。沿途不断地有人下车，这时，这一节车厢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我再看看那幅画，那画面仿佛自己会长大一般，我看着那火焰已经燃烧得真能包住一个大活人似的。

王龙的脸色也火一样红，但他意识很清醒，他问我，你要不要休息了？

我说，不，我睡不着，我很想听听这幅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笑笑说，好，马上就要揭晓最后的真相了。

我和张兵坐牢一样，在那间三居室里熬了一个多月，我的眼睛都熬坏了，每天靠滴眼药才能睁开眼，终于把20万字的编写任务完成了，也通过电子邮箱发给了朱奎。

然而，自那以后，朱奎本人一直没有露面。我和张兵惦记着那5万元钱，每次我们打电话给朱奎，他总是打着哈哈却从不主动提起奖励的事。

这次，不仅张兵生气了，我也挺生气的，他坐着100多万的豪车，用着自称100多元一管的油画颜料，却拖着我们的5万元钱迟迟不付，这也太不像话了。等了半个月后，我们决定主动提出来，撕下脸皮要钱了。张兵说，既然他不要脸皮了，我们也就跟他不客气了。于是，在一个午后，我们俩喝了几杯二锅头后，打通了朱奎的电话，我们先后对他说，我们急需这5万元钱，希望他能让财务快点打给我们。朱奎在电话里支支吾吾，他说近段时间公司财务状况不好，资金紧张，等等。最后，他说会尽快给我们打来款子的。

既然面子撕破了，讨债也就成了常态，我们每天午饭后就准时打电话给朱奎，朱奎有时接电话，有时不接，后来大概实在是被逼烦了，他就给我们一人打了2.5万元钱。他说，当时说的是两人一共奖励5万元，而不是每人5万元。我和张兵傻眼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没有跟朱奎订什么合同，只是口头上这么说说，这样一来，就没法说清了。

吃了这哑巴亏后，我们俩每天在房间里互相痛骂着朱奎，并开始搜索朱奎自童年以来所做的恶心事。这一搜索不要紧，我们才发现，记忆里的朱奎竟然早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了。

比如，那次火烧老鼠事件，虽然作文是我写的，但为了讨老师欢心，作文里的人物情绪是不真实的，真实情况是，当时，我和张兵是不忍心对老鼠下那么样的毒手的，只有朱奎才做得出来呀，他自小就心狠手辣啊！

再比如，那次屠夫火烧活人事件，我为什么不太记得？后来我才想起来，因为那一个学期我生了病，在另外一个镇上我的大姐家住着。而朱奎为什么不记得呢？他是不敢记得，或者说是不想记得，因为，屠夫老杨火烧大队长时，朱奎就在现场，当大队长被火烧着要跑到池塘里时，朱奎就喊叫着提示老杨说，他要跳到池塘里了，老杨，你快抱住他，你快抱住他。老杨这才上前死死抱住了大队长。朱奎还不罢休，说，你别让他跑了，抵在大树上，抵在大树上。老杨就听他的话，将大队长抵在了大树上。

一桩桩一件件搜罗起来，我和张兵都诧异自己，怎么这么多年都和这样一个禽兽不如的家伙做朋友了？我们在批判朱奎的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在北京的又一个黄昏来临了，我对张兵说，我们不能给他干事了，再干下去，他说不定哪一天把我们卖了我们还帮着他数钱呢。

张兵说，对，早就该不干了！

我们俩商量好了，第二天我们一起不辞而别，但愿从此在这世上再也见不到朱奎这个浑蛋了。

我们终于看清了一个人的真面目。张兵说着，在房间里打转，他忽然把朱奎画室里绷好的画布拿了一张出来，架在了那台昂贵的红木画架上，又拿起一块调色板，将一管管颜料挤在上面，接着又撕开各种包装，将调色油、画笔、刮刀一一摆开。

我问张兵，怎么，你想画画？

张兵恶狠狠地笑着说，狗日的，不是说他的颜料有多贵吗？来，画！

他说着，把调色板和画笔往我手上一塞。

我说，不行，我连素描都没画过，不要说画油画了，这不是乌龟吃大麦糟践皇粮嘛。

张兵说，就是这个意思，咱们就是要恶心恶心他。油画很好画，你就可了心地把颜料往上面涂就是了！只要胆子大，人人是画家！

张兵这话还真刺激了我，反正浪费的是朱奎这个浑蛋的，我怕什么？那，我画什么呢？我问张兵。

张兵说，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画你此刻心中最想画的！

我有点悲壮地拿起画笔，看着窗外。窗外，北京的天空雾霾一片，立交桥上一辆接着一辆的车辆奔驰着，无数的车轮碾压着道路，发出潮水般的声音，振荡着耳鼓。我心中好像升起一股怒火，对，火焰炽热，大火冲天，我好像看见了火焰的形状、颜色、动态。

我用画笔蘸了一笔赭红，又蘸了一笔明黄，在画布上勾勒起来。勾勒出形状后，我又用粗大的画笔饱蘸着大朵大朵的颜料，在画布上点染起来。我的心里有一团火，这让我的手中也有一团火，我一刻不停地打鼓一样，用各种颜料击打着画布，我似乎要把自己也变成一团火燃烧在这画布上。

我这种画法，让一旁的张兵也大吃一惊，他连连赞叹，太好了！太好了！

我画出了火，画出了火中被燃烧的人或动物，我画着画着，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不可抑止。张兵也大笑起来，我们俩互相看着，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脸孔都歪斜了，还是停不下来。我第一次发现，人在笑的时候，竟然也能那样面目狰狞。

王龙说到这里，再一次停顿下来，看着斜靠在一旁座位上的画。

我也顺着他眼光再一次仔细去看那画。忽然，我发现，那幅画有个手写体的落款，“zb/2014/0709”，我有些疑惑地看着王龙。

王龙冲我一笑，他说，现在到了故事的结尾部分了。

哦，这还不是结尾？

当然，王龙说，你不会想到，画完那幅画后，第二天，张兵并没有陪我一起走人，而是他一个人先走了，走到哪里也没有对我说，手机也换了，整个人就像失踪了。我看着那幅画，甚至想，他会不会跳进那大火里去了？我很为他担心，可是，始终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等了张兵3天，估计他是再也不会回来了，便自己一个人走了，可是我刚出门就接到朱奎的电话。

朱奎口气十分着急，他对我说，你知道张兵在哪儿吗？你找到他，告诉他，只要他将那本书稿从歌创图书公司那里拿回来，其他一切都好说！

我问朱奎，什么书稿？你把我说糊涂了，到底怎么一回事？

朱奎说，张兵这小子把你们写的书稿卖给歌创公司了，卖了也就卖了，更可怕的是，为了增加卖点，他将不宜对外公布的那些内容也补充到那书里去了！朱奎的声音里带有哭腔。

我略略理了一下事情的前后过程，总算有点明白了。我们在深入采访那位大款时，也顺带知道了一些大款不愿为外人所知的秘密。比如，大款的年龄，他对外界公开的年龄比实际年龄小了5岁，还有，大款并没有和原配离婚，却同时和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有了3个孩子，等等之类的八卦。张兵在准备离开之前，将这些内容重新整合进了书稿里，然后卖给素以炒作闻名的歌创图书公司。这部书要是出来了，朱奎还有的玩吗？朱奎的靠山没了，他什么都玩不转了。张兵够狠的！当然，我也够惨的。我不知道最后那件事是怎么处理的，反正，我再也没见到过张兵，那本书也没有印出来，朱奎是怎么摆平那件事的我也一概不知。我只是拿了这幅画。

夜更深了，车厢里仅有的几个旅客都低着头睡着了。王龙说完了他的故事后，扶着画框，打着盹。

我睡不着，扭头看着车窗外。窗外的树、房屋、灯光、可疑的影子，都一晃而过。列车又在加速，我感觉这辆深夜的列车在窥探我，在试探我，它观察我有没有睡着，趁我不注意，它就悄悄地驶离地面一会儿，见我有所警觉，又落到路面上来。最后，它大约知道了我对它毫无办法，便忽地一下，突然长出了一对翅膀，加速，扇动，它竟然开到了天上，飞翔了起来，飞到了深深的夜色里。

我终于在夜火车飞翔的晕眩中，迷糊了一会儿。等我醒来时，天色已亮了，对面的王龙却不见了，难道他提前下车了？我对着他的座位看了一眼，突然看见他的座位上好像遗失了一个东西，我捡起来一看，却是一张火车票，车票上的人名写着：张兵。

我捏着车票，脑子里却想着那幅画。那幅画上的火焰好像又烧了上来，它烧着了车票，车票慢慢卷曲起来，烫着了我的手指。我一抖，它掉了下去，它在座位下继续燃烧着，已经烧到了“张兵”这两个字上了。

这时，列车广播提醒，终点站到了，我便下了车。

（原载《广州文艺》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