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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大鳄 第五章 合纵连横(公元前338年——前318年)

第五章 合纵连横(公元前338年——前318年)

时间大约在商鞅死后两年,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人,从老家宋国,坐上驿站的公共汽车,颠簸着来到魏国去发展。

他就是“惠施”,诸子百家的“名家”掌门人。

“名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时代的“邓析”。邓析善于诡辩,创造了“两可”学说,在法庭上能把错的说成对的,对的说成错的,他想帮谁谁就赢,是我国最早的职业律师。于是,求学者不可胜数,都送衣服给他当学费,学成以后,纷纷打赢官司。后来,邓析干脆自己私刻了一本法律叫做“竹刑”,因为是写在竹板上的。但是这个可怜的人最终被大政治家子产给斩了,陈尸示众,因为他私刻刑书“乱法”。但他的“竹刑”却被政府沿用。

惠施,是战国的“名家”掌门人,以“地球物理学家”、“诡辩家”、“逻辑家”名满天下,解构了风雨雷霆和宇宙万物,发明了好多可爱的谬论,多数像《时间简史》那么让人摸不着头脑。

比如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大约也是讲宇宙大爆炸的,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而物质最小的单位,也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的。这是和墨家以及古希腊部分哲学家的认识一样,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的粒子构成。[1]

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质粒子构成,所以说“万物毕同”。这就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事物之间没有差异了,忽视事物的差异性和相对性。于是,大与小、高与低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惠施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人们常规的认识是,厚的东西,才有可能是大(“厚,有所大”——墨家语),厚是大的必要条件,但是没有厚度的东西,不能累积成厚度,也就没有体积的东西,也就是小了,但大却可以大到一千里。于是,惠施把小和大,混同为一样了。这个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譬如几何学中理想的“面”,平面,它没有厚度,按照传统的小大的定义,没有厚度,缺乏构成大的必要条件,它就是小,但是这个“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的大。

既然大小一样,那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高低之间也就没有区别了(站在远处看,天和地几乎是接近的,山和湖泊是相平的。)

惠施又开始篡改时间上的差异。“日方中方睨(侧斜),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升到天空正中,就同时西斜;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就同时死亡。这简直是时间相对论。“南方无穷而有穷。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这又是空间相对论了。在当时,南方几乎无人了解,很像两百年前的美国西部,而惠施预见到南方也最终是有限的。但空间又是无边无际的,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所以他认为天下的中心在燕国北面,越国南面(那是哪里,大约是俄罗斯或者地球背面的夏威夷吧。不过这是最早的对于地球是圆形的认识)。

最后,惠施赌咒发誓说:“今天我去了越国,然后昨天我从越国回来了。”晕倒!惠施大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例乘坐“时空隧道”往返穿梭的人,是第一个体会到地球时差的人。

惠施看不见事物的差异,抹煞事物的差异(叫做“合同异”),既然一切事物没有差异,于是引发出他的主张:“泛爱一切,天地一体”,反应了战国时代人们无奈混日子的绝望心理,以及对诸侯战争和成败利钝的淡漠。这个观点得到了他的朋友,道家庄子的叫好。

当惠施疯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时,终于开始和天下人辩论:“卵有毛”、“犬可以为羊”、“郢有天下”、“马有卵”、“白狗黑”、“火不热”、“目不见”、“龟长于蛇”、“连环可解”、“蛤蟆有尾巴”、“老太婆有胡须”、“小马驹没有娘”、“鸡有三只脚”、“轮子并不碾地”、“黄马、骊牛是三样东西”、“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直角尺不能画直角,圆规不能画圆”、“圆的凿眼不能和圆的枘头配套”、“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箭镞虽然在飞,却是既不走也不停”等高难度设论。

这些高难度的设论,或者说可爱的谬论,令后来历代的高智商人士,纷纷揪着头发想把它们解释通。连近代的胡适也还为之努力呢。胡校长认为:“卵有毛”,是指鸡蛋中已经有了鸡的形状和鸡毛,否则怎么变出鸡。生物进化的前一级便含有后一级的可能性。

“马有卵”,马虽然不是卵生的,但未必不曾经过卵生的物种进化阶段。于是胡校长从“卵有毛”、“马有卵”里边,发现了惠施的生物进化论观点。

“白狗黑”,白狗黑狗都是狗,所以白狗也黑。

“蛤蟆有尾”,蛤蟆虽然没有尾巴,但却曾经有过一条小细尾巴。那条尾巴自然也是蛤蟆的,所以“蛤蟆有尾”(那条尾巴不是蛤蟆的,难道是你的不成?)。

“郢有天下”,郢都虽然小,天下虽然大,但比起无穷无尽的空间,渺小的二者无甚区别,所以“郢都占有天下”。这个观点得到庄子的叫好和捧脚。庄子说,鸟儿的毫毛比泰山还大。

“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本来影子就是不动的,你看见它动,那其实是视觉暂留现象在欺骗你。这说明惠施认识到了视觉暂留现象。

“箭头在飞却又不动”,这一句,使人想起希腊早一时期的悖论家芝诺的飞矢不动理论。飞着的箭在每一瞬间都占着空间的特定位置,因而静止在此一位置上。而静止和运动是矛盾的,所以飞箭不飞。芝诺进一步宣布一切事物都是静止的,飞毛腿阿基列斯永远不能从后面追过乌龟。假设阿基列斯落后于龟一百步而比龟快十倍,当阿基列斯走十步,龟也前进一步,阿基列斯每走一步,龟也走十分之一步。如此永远追不上。(希腊人也喜欢这种诡辩,还有一个叫欧布利德的希腊人,最牛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我说你没有失去的东西还在你那里,你没有失去角,所以你是有角的人。”对方因此张口结舌。)

其实,试图用现代学科知识去解释通惠施这些观点,有的虽然似乎也可以解释通,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惠施不过想表述事物没有差异罢了。或者说,正是因为他认为事物没有差异性,所以他可以这样乱说。

当然,也有不给惠施捧脚的,那就是比惠施小五十岁的公孙龙先生,战国后期名家大才,所谓“白马非马”,强调事物的差异性。

公孙龙牵着白马过关,人家让他给马也交钱(当时古代的国道上,政府设有关隘,专向过路商人征收过路费。就像你如今开车远行,经过各省份不同的国道,要有收费站一样),于是公孙龙把眼睛一瞪,说:“白马非马!”[2]

公孙龙在自己的著作里为此进行了反复周章的自我辩护,翻译成西方逻辑学术语,是说:“马”、“白”“白马”的内涵、外延不同。

“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不管其颜色的区别。“白马”的外延只包括白马。由于“马”与“白马”的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不但“白马非马”,狗也不是犬,“黄马”、“骊牛”则是三样东西。如果没有心智的参与,你可以看见黄色、骊色和高大兽形这三样东西,所以是三样东西。一块白色的坚硬石头则是两块石头——眼看是白石头,手摸是坚石头,所以是两块石头,所谓“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于是“鸡三足”也出来了。鸡足的概念是一个,鸡又有两个足,合起来就是三个足。

公孙龙的“离坚白”(事物全是差异)与惠施的“合同异”(事物没有差异),各持一端,各自获得一粒真理,使得二者分别成为战国前期后期的“名家”学派带头人,莫名其妙地启迪着人们的智慧。名家的人谈论这些,坚白也好,同异也好,目的在于分清事物的名和本质,于是把“名实相符”的政治主张推向了诸侯世界。

诸侯世界中,名实不符的事情太多了。有的君主有君名而无实权,有的大臣如“阿大夫”有美誉却没政绩。于是就要综核名实、循名责实,这就包括要求君主对臣子进行绩效考核,等等,可以引发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了。名家的循名责实,跟法家有些接近,法家也是主张“循名责实”的,二者似乎又都是受道家启发。

“名家”掌门人惠施来到魏都大梁(开封),运动王公,游说以求进身。凭着他“名家”掌门人的嘴皮子功夫,惠施站在农贸市场门口,仰望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在群众的簇拥下侃侃而谈:天空的形式多么单纯,天空的线条不可比拟,时光与历史所终不能开垦的土地,即使星星也不夺目,像五月一闪而过,绿色与星光并不就是天空与土地……

这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呓语,终于博得了魏惠王的赏识,被安排进入智囊班子。魏惠王每天听他坐而论道,讲“马有卵”的道理,非常爱听。魏惠王甚至把惠施称为“仲父”,一度要把国家禅让给他:“上古时候的国君,一定得是贤者。寡人实在不如先生啊,我想退居二线,把国家传给你啊。”

惠施辞谢不肯。魏惠王反复请求:“寡人把国家传给你,人们受了这种廉让的好榜样的影响,贪婪争夺之心就会停止了。您就从这个角度来想,答应吧。”

惠施说:“要是这么讲就更不能答应了。您本来就是万乘之主,拥有国家,您把国家给了别人,这种廉让固然还不错。而我,现在是个布衣,一无所有,我可以有万乘之国,却还辞谢掉它,这样更能使人们把贪婪争夺之心停止。”可真会说啊!

惠施如此受宠,魏国现任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相国“白圭”,对他产生了猛烈嫉妒。

白圭是个经济学家,格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专门捣腾粮食和生漆、丝绸,积极奔走,往来贩运,他带着业务助理去攫取利润的时候,就像鸷鸟猛扑,野兽抢食,俩眼珠子冒血。白圭还兴修水利工程,把大梁北边的黄河与南边的淮河水系用运河连接起来,可以航运,可以灌溉,繁荣了两岸好些知名城市,叫做“鸿沟”(也就是楚汉相争,鸿沟为界的鸿沟),后来演变成汴河,最终被京杭大运河收编,千年流淌不息。

总之,“相国”白圭有一千个理由对“哲学家”惠施看不上眼,惠施第一次见面还给白圭提了好多合理化建议,强聒了半天。待惠施走后,白圭说:

“有一个新媳妇刚过门儿,本来应该安稳持重,微视慢行。可是这位新娘子刚上了出嫁的花车(当时结婚北方坐车,南方坐船,都不坐轿),就张嘴打听:‘两边拉套的马是谁家的啊?’

车夫说:‘借来的。’

‘那可得照顾好了,不然还得赔,中间咱那匹马也不能乱抽啊!’

花车到了丈夫家门,新娘被搀扶下来,看见屋里灶火烧得通红,她伸着脖子就喊:‘伴娘——,快去灭掉灶膛里的火,火太旺,会失火的。’

一只石臼又挡在路上,她又赶紧吩咐:‘快把它搬到窗下去,这儿真乱!别磕着别人。’倘若她看见衣服晾在绳子上,也一定要喊:下雨啦!打雷啦!别忘收衣服!

这个新上门的新娘子,屁股还没坐稳,就先变成了唠唠叨叨的管家婆!哈——!”[3]

这些话都是讽刺惠施的,惠施刚到魏国,就对我叽叽歪歪地瞎指挥,乱抨击,指手画脚,讨厌死啦!

惠施听了,面不改色心不跳,说:“《诗经》有言,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是大的意思,悌是长的意思。君子的品德,高尚盛大,成为民之父母。父母教育孩子,哪还要等什么时间什么场合?白圭却躲在一边说风凉话,把我污辱为‘具有恺悌之风的新媳妇’!我真白把他当人了!”

白圭有一次又对魏惠王说:“用帝丘(是卫国都城濮阳,因为曾经是颛顼帝的都城,也叫帝丘)出产的大鼎来煮鸡,多加汤汁就会淡得没法吃,少加汤汁就会烧焦又不熟。这鼎虽然高大漂亮,不过却没有用。惠施的话,就跟这大鼎相似。”

惠施闻言后说:“不对。假使三军士兵饥饿难耐,看见这只鼎,弄到了蒸饭用的大甑(底儿带孔的罐子,类似现在蒸包子的屉),和这鼎配合在一起,用来蒸饭,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怎么说它没用呢。是你不会用我吧!”

白圭闻言后说:“无用的东西!看来只能在他上面放上甑,蒸饭用啦!”(白圭骂得也够损的!)[4]

白圭只顾骂街,自己爽了,魏惠王却不高兴了。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白圭不给惠施面子,就是不给魏惠王面子。骂惠施只会说漂亮话,等于骂魏惠王喜欢听惠施说话是瞎眼!

于是魏惠王让白圭办退休手续:白先生年纪大了,就别再当相国了,由惠施接任吧。[5]

白圭被迫退休,一身轻松地去游历列国了。

从此,惠施谱也大了,他一出行,多的时候后边跟着几百辆车子、几百人步行侍奉,这些人都是他的幕僚和门客,全靠出主意谈天论道混饭吃。有人就到魏惠王那里告他,说惠施这帮人都是吃白饭的,不耕而食,好比损害庄稼的害虫。

魏惠王说:“这个意见提得很尖锐嘛,太难为惠施了。不过我们还是听听惠施自己怎么说。”

惠施说:“比如筑城墙吧。有的人拿着大石杵在城上捣土,有的人背着簸箕在城下运土,都是大汗直流,俩腿哆嗦。但也有轻松的,比如我,拿着勘察仪观望方位的斜正,似乎很轻松,其实不轻松。这是分工的不同啊。让善于织丝的女子变成丝,就不能织丝了;让巧匠变成木材,就不能处置木材了;让圣人变成农夫,就不能管理农夫了。我就是管理农夫的人啊。”一席话,不管理歪理正,把人说得没脾气。

“相国”惠施志得意满,他还制定了新法令,下达之前,先发给国人看看,国人们都觉得很好,魏惠王也觉得好。但是有一个吹毛求疵者看了,却说:“这法令是好,但是不能下达。”魏惠王奇怪了:“为什么好还不能下达?”吹毛求疵者说:“譬如抬木头吧,前面人喊‘呀喝’,后面人应‘喝呀’。不是也有郑卫之音的小调吗?而且更好听,但抬木头时候为什么不唱郑卫之音呢?因为不如‘呀喝’更适合抬木头。”

明白了,看来这种老套子由来已久,就是说:这法令本身虽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

对于这个诘难,惠施是怎么回答的,就不知道了。

不久,惠施从前的好朋友,无政府主义者“庄子”,曾经做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的一位醉生梦死之徒,流窜到魏国来了。

惠施手下吃白饭的人赶紧说:“庄子来了,他是想抢您的相位啊!”

惠施闻言很恐惧,在大梁搜查了三天三夜,想把庄子揪出来,踢出大梁去。

庄子却主动跑来投案自首,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鸀’(音原除),你听说过它吗?这种鹓鸀,是一种高尚的凤鸟,它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可是有一只可恶的老鹰,嘴里叼到了个臭耗子,鹓鸀打头上经过,老鹰立刻仰面而视,嗷嗷大叫——嚇!哇!滚开——别抢我的臭耗子!今天,你也是想这么对我嚇哇吗?”

惠施被说得没脾气了,于是把庄子留下,整天聊天,谈论人间第一等的大道理。还领着庄子参观了魏惠王的厨房,观赏庖丁解牛的场面。庄子悟出了游刃有余,养生保身,逃避社会,十二字方针。

到了星期天,魏国的天气很好,城里的人都出去植树造林,惠施也带着庄子,出来到护城河,走上河上的长桥。俩人趴在桥栏杆上,无聊地低头看水。

庄子说:“快看,小鱼们出游从容,多快乐啊。”

惠施终于得了机会,诘难庄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我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当然也不知道鱼之乐啦。证明完毕!哈哈!”

庄子急了,觉得中文不够表述真理的了,把英语都冒出来了:“let us go back to your original question.you asked me how i knew the happiness of the fish.your very question s that you knew that i knew.i knew it from my own feelings on this bridge.”

俩人面红耳赤讨论着的话题涉及到了移情作用的心理学范畴和认识论的思辨,总之都是我们现代小青年很少关心的晦涩学科,就这样争论着消受着桥上的波影,不知不觉天就晚了。这个小故事一直被哲学界传为美谈,是当时人们精神生活高尚的写照。现代人一起见面吃饭,大约只谈哪里买房子便宜的事情。[6]

后来,惠施又对庄子说:“魏王最近给我了一个大葫芦籽,我把它种下来,结果葫芦长成了精,大得像个游泳池,能装五石东西。可是装什么好呢,装水的话,它又撑不住,怕压碎了。把它切成瓢的话,这么大的瓢,往哪舀东西都伸不进去啊。”

庄子说:“看来你是拙于用大啊。你为什么不把它做成一个救生艇,拴在身上,而浮于江湖,多么畅快!看来你的心性还没有修炼到澄空啊!”

葫芦是古代流行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发大水的时候,成为救生工具。河南民间至今还用葫芦船。住在黄河南岸的农民,要到北岸种地,就是抱着葫芦渡过去。当地的旅馆多以葫芦为幌子,认为葫芦是救生的象征。

惠施又说自己有一棵大树,大樗树,大的要命,却东扭西曲,不能当房梁,实在也是没用。

庄子说,你有一棵大树,却怕它没用!你何不彷徨乎无为于其侧,逍遥乎寝卧于其下。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谁也欺负不了你,你什么痛苦也没有,多过瘾啊!

后来,惠施死了,庄子在惠施墓前发表了一篇讲话,这样回忆和惠施在大梁的深刻友情:“有一个郢都卖把式的,把白粉涂在鼻尖,薄若蝇翼。让他的搭挡木匠大哥,运斤成风,从上往下劈,一斧子就削去那层薄粉,而鼻子毫发无伤,面不改容。后来,这鼻子的主人死了,木匠大哥也再无法表演他那绝活——因为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搭档,不敢劈了。如今我的老搭档惠施死了,我再也谈不出任何高妙的道理了!”(当时庄子给人送葬,路过惠施的墓,就对自己的跟班说了这样一通话。这是真心话啊。)

惠施,博得了庄子的尊敬。惠施这人很有学问,“学富五车”就是说他呢,他写的书,能装满五辆车子,他搬家的时候,后面就得跟着这五辆车子,上面载满了他所著的书简。不过,现在全弄没了。好在庄子跟他一起玩,记录了一些吉光片羽,就是前面的“马有卵”什么的。

不久,庄子也辞别了他和惠施一起游过的可爱的魏国,继续在中原游荡,不名一文。困难的时候,他就去某植物漆生产园当业务员,因为开的工资不够买肉,业余时间他就下河钓鱼,添补点生计,不过他还是凑合着弄到了一个媳妇,但他的媳妇被他那种不求上进的生活方式,连饿再气地弄死了。庄子不以为意,敲着破盆给他媳妇送葬,边敲边唱,唱个不停,非常开心,别人还以为他家有喜事了呢。

庄子不以为意,他属于道家,最喜欢像他自己这样不成材的人。他认为大树一旦成为良材,就会有人来砍,不能终其天年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赋闲在家,做一个“无用”的人,或者干脆避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介于“无用”、“有用”之间,成为混沌。

南方的楚威王听说了庄子,觉得他很有些歪才,也见过点世面,就派了两个大夫前来找他,请他来当官:“我们大王想把境内国土全部委托您掌管,劳驾!劳驾!”

庄子正在卫国都城外“濮水”上钓鱼,端着鱼竿,头也不扭,说道:“从前啊,你们楚国有一只老神龟,死了三千年了,乌龟盖儿敬奉在您的庙堂之上(算是国家吉祥物吧)。请问,老乌龟是愿意死掉当个吉祥物呢?还是曳尾于泥中,活在大自然呢?”

两大夫说:“还是曳尾于泥中,图个欢快自由啊。”

庄子说:“你们说得有道理耶,我将曳尾于泥中,子亟去!无污我。”(你们快走吧!不要来,不要侮辱我的美!我不是你的style来的,不要缠着我当官了!)

庄子拒绝做官。庄子的美,只在顺乎自然,对山川宇宙万物以及生和死,都很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他只求内心更超然、更宁静。他反对一切人为,反对把仙鹤的长腿嫁接给麻雀。这位流浪汉只图玩弄水草和山川,只求更明媚、更浓绿、更热烈,他不关心战争,不关心经济,不关心城市生活,不关心诸侯会盟和贸易逆差。他也不关心这一季人民的温饱。当然,人民也不关心他。

不提庄子放任自流,再回头说说惠施活着的时候吧。

惠施呆在大梁城里当相国,积极用事,当到第二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问他:“我们七年前马陵大战,十万大兵覆灭,恨得我至今牙根痒痒的。我最近,常想悉起境内之兵而攻齐,您觉得如何?”

惠施答到:“不好。臣听说,王者能够度量着自己和对方的力量大小而做决策,霸者知道使用计谋(得度知计)。您刚才说的话,说明您度量的意识淡薄也想不起来用计,难怪您先结怨于赵,又战斗于齐,一个打俩,结果把自己斗败了。如今您战败之余,国家的守备尚且不足,还要悉兵以攻齐,这可不是我说的王者得度霸者知计啊。”

“我倒另有一个办法,是从我们名家的学说来的。我们去请齐国也称王,他一有王名,别人一定责求他的王实,发现他有名无实,诸侯必然从而攻之。尤其是大国楚,一定会愤怒的。您再派出游说之客以合楚、齐之斗,就可以借楚而毁齐,报自己的仇了。”(这是得度又知计的。以前魏惠王就是不够度德量力又不知用计,逞能好战。)

于是,主意定下来了,让齐国也称王,从而激怒楚国人。魏惠王亲自跑到东方大齐,戴着布帽子,找田因齐,请求像臣子那样北面朝拜他,并且提议让他为王。但是魏惠王一行并没有受到当地官员和人民的友好接待。魏惠王干脆穿上丧国之服,光着脚,以“马陵之战”战败者的身份,把自己拘禁起来,以请求朝拜齐国。田因齐还是不肯接见,不肯“求同存异,使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魏惠王急了,使出最后一招,一口接一口地喊“田因齐”是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啊!

终于田因齐听得痒痒难耐。魏惠王又派人去找田因齐新任命的相国“田婴”,求他说好话。田婴觉得齐魏若能相结成为盟友,又是我帮着魏国促成的,未来盟友魏国人必然感谢我,亲重我,对我是好事啊,我若让国君当上大王,国君未来也会感谢我啊,于是答应了。他下面的门客张丑却说:“不可,当初我们若战不胜魏国(显得我们不是很厉害),那么接受魏国人的朝礼,算是跟魏国讲和,齐魏联合而把楚国压下去,这,还算是个好事。现在我们战胜了魏国,杀了它的十万大军抓了他的太子申(显得我们很厉害),又接受万乘之国的魏国朝拜我们,当我们的臣子,那就把楚、秦压得非常卑下,这样我们就成了列国联手要施暴的对象了,这就不是好事了。而且楚王之为人,好用兵又务求名声,一定不肯示弱给我们,一定会拼命跑来捣乱的,成为我们的大患!”

田婴只顾捞人情得好处,不听,还是去劝田因齐去了,接受朝拜,称王。

田因齐本来就已经痒痒了,又听了田婴的“好”意见,索性也称起了王,是为“齐威王”,在山东滕县召开大会,魏惠王和韩国领导人以臣子礼仪朝拜,拥戴齐威王为王。

齐威王也乐了,态度也和蔼了,也承认魏惠王的王者身份。这就是所谓的“齐魏相王”。

这时候的天下,就有了魏、齐、楚、周四个王了!

对此,老周天子没什么意见。但是楚威王不乐意了。他看见魏王以臣子身份托着一个更大的齐王,这俩架在一起,高出我们楚国一人高,严重威胁我们安全,又好战又好面子的楚威王,气得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香。为了表示他对“齐魏称王”的愤怒,楚威王次年发动“护法战争”,讨伐齐威王(田因齐),亲率大军远征齐国,在泗水之上击溃齐将申缚。魏国却躲在一边看热闹,算是出了当年马陵之战,太子死在齐国的恶气。

这次,齐国本来未必战败,都是齐将申缚是个笨蛋。他是靠着田婴的支持而当上大将的。

楚威王战胜之后,作为战胜国,就要求齐国(齐威王)驱逐他的老弟田婴,因为后者为魏惠王拉皮条,促成了“齐魏相王”,是我所讨厌的。田婴下面的那门客张丑,赶紧又跑去游说楚威王,道:“我们国家盼子将军是个很能打的人,这次您能战胜,是因为我们的相国田婴一直忌恨着盼子,不肯用他。您要是把田婴驱逐了,田婴不当齐相国了,盼子就会上来当将军,他整顿士卒跟您再打一仗,恐怕您的未来就不够好了。”

楚威王听听,也是这个道理,也就把驱逐田婴这事罢休了。

盼子就是马陵之战中的副将田盼,是位久有经验的宿将。齐国人喜欢管人叫什么子,什么子的。

田婴、孟尝君父子同志二三事:

这位齐国新任命的相国田婴,是齐威王的庶弟(属于贵族),也是当初桂陵之战的指挥部的成员,田忌、田婴、孙膑。由于田忌、孙膑都被邹忌挤跑掉,去了楚国,田婴于是在公元前334年(“齐魏相王”这一年年初)当上了齐的相国,并且在齐威王后期越发独揽大权。他是这样欺负齐威王的:

当时齐国政治局里还有五个大官,司徒、司空、司马、司士、司寇,都直接汇报给齐威王。田婴就忽悠齐威王说:“他们五个,您每天都应该把他们逐一叫进来,听取他们工作汇报,然后经常阅读他们公文报表,不然您被他们蒙蔽了怎么办?”

齐威王说:“你提醒的很有必要,但我每天听他们五个人汇报,肯定又烦又累,以后你来替我听吧。”

田婴从此当了这五个人的领导,成为百官之长,大家都怕他,甚于怕着齐威王了。

有人看不惯田婴操纵朝纲,就提醒齐威王说:“年底的上计,至关重要,您必须亲自看,否则就不知道官员们的奸佞得失了。”

所谓上计,就是对地方官的绩效考核,据商鞅说一共要考核十三个数,比如辖区内的人口、牛马、饲料、粮食等等,非常量化,其实还不止这些,又有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土地垦辟等等,都是上计的内容。在年初,各地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考核目标都列出来,写在木板上,由君王拿一份,臣子拿一份。

于是齐威王拿着自己手上这份考核指标,亲自听官员们的年底述职。田婴故意使坏,让手下人专拣琐碎小账汇报。齐威王从早上听到晚上,饭都来不及吃,听得脑袋都大了。好不容易完事,准备明天继续听。田婴故意修改程序,要他连夜听:“大王,您加加班,给群臣们做个表率,起到劝勉作用啊。”

齐威王被他忽悠着,就连夜继续听汇报,终于把自己听得睡着了。田婴赶紧吩咐手下人,偷出齐威王手上的木板,拿古代橡皮修改上边的数据。古代没有橡皮,就是刀子,直接在木板上把毛笔字迹刮掉重写就是了(所以,文吏又称“刀笔吏”)。那些愿意跟田婴拉帮结派的大臣和地方官们,田婴就把他的考核指标修改得与年底结算相符,而违逆田婴的大臣们,自然就等着考核不及格了。

就这样,田婴通过忽悠齐威王,渐渐实权在握,操纵朝廷,独揽朝纲,成了齐威王后期专权的相国,被封为靖郭君,封地在薛地(山东南部滕县的南郊,和刘邦的老家江苏沛县很近)。把国家土地一部分分封出去的做法,在时人看来是对国家实力的一种削弱。齐国的敌人(比如楚国)都乐得去看齐国自行断臂。

野心勃勃的田婴,真的要闹独立了,甚至要把薛地修上城墙,变成国中之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田婴家里豢养的门客(战国大养门客之风大约就是从田婴开始的),好些跑来劝谏,遭到了被打出门外的待遇,再来的都不许通报。最后就剩了一个人在门口发誓:“我就讲三个字,就三个字,多说一个我不是人,我让你烹了我。”

于是他小步快走,直趋堂上:“海大鱼!”说完,尥着蹶子就要出去。

“你等一下——,哎说你呐!”

“我可不敢拿死当儿戏。”

“不至于,你说吧,你刚才什么意思?”

“所谓海里的大鲸鱼,网拦不住它,钩牵不动它,可一旦搁浅,蝼蚁都可以到它脑袋上开饭。齐国就是您的海水,您在政府里混好了,区区薛城算个什么,您一旦失掉齐国撑腰,薛城即使修得天高,犹然无益于事呀。”

于是田婴赶紧命令停工。老百姓扔下了夯土的石锤。

田婴一共有四十多个儿子(平均一年生一个,十岁生到五十岁,还不包括闺女,个人生活极其腐化),可见田婴的媳妇很多,其中“夫人”级别最高,是“聘”来的,这是按照正式的婚礼程式进行,先派人到对方家里请婚,得到同意后再派专人送聘礼,然后确定迎娶的吉日。最后,女方派专人护送新娘,男方遣人迎亲,非常隆重,算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她生下的儿子就是家族的“嫡长子”,未来家族的继承掌门人。当时家族内权力世袭的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就是妈的地位决定儿子的地位,而不是儿子的智商决定地位,这样可以避免争嗣内讧。而且这聘来的正媳妇也未必是第一个入门的。谁当正媳妇不是由入门的时间决定,而是由妈家的门第决定。

“纳”是另一种娶媳妇的办法,一般指攻克敌国以后,敌国公卿大夫当了俘虏,战胜者把他们的女儿或者媳妇娶过来,就叫“纳”。听上去不是那么尊重,没有八抬大轿了。比如妲己、骊姬就是这样,属于姬妾了。

“嬖”(念币),是宠幸的意思,一般是大夫等官吏犯罪后,男的当奴,妻女有的成为诸侯、大官家的女仆,一边干活的时候,由于劳动带来的身体扬俯,曲线毕露或者春光泄漏,一下子勾起了在堂上看书的主人的性趣,扑下去扒掉衣服就high了一次,就像西门庆强暴春梅那样,当然文雅一点的也未必当场骑上去发作,可能慢慢地收到房里享用,像贾赦老头子软硬兼施收鸳鸯那样。这种女子就叫“嬖人”,地位是最低下的。立嬖人为夫人是非礼的,好比把小保姆当了女朋友。

“妾”,也是一种,主要是买来的,买来的地位当然也高不了。“烝”也可以,就是儿子继承老子的姬妾,这在当时不算非礼,跟继承爹的房子院子箱子柜一样。而且被烝的妾地位很高,是候选的夫人,一旦正夫人没生下孩子,被烝的妾的孩子就可以当家族接班人。

总之,“嬖、妾”的地位是很低的,弄不好老公死了,还要跟着殉葬。“孟尝君”田文的妈妈,就是田婴的一个“贱妾”,具体是买的、抢的还是小保姆出身的,就不知道了,总之很不受重视就是了。而且,最糟糕的是,她在五月五号这一天生产的孟尝君,按照当时的命理学研究成果,五月五号生的孩子,男孩会克爹,女孩会克妈。

孟尝君刚好就是个男孩,长得半大以后来见老爹。

田婴大怒:“不是让你妈不许生你吗?怎么你还出来了!”

“为什么?”

“五月五号的孩子,长到门楣一样高的时候,就要克爹!”然后赶紧比量孟尝君的身材,“都超过门楣啦!oh,my god!我没几天活头啦!”

“人生受命于天地,还是受命于门楣?如果受命于天地,那自有天意决定,您老还有什么担心呢?如果受命于门楣,把门楣增高也就行了!”几句话顿挫跌宕,对比铺排,田婴大奇,这孩子口才不错啊,还把命理学给推翻啦。于是让他招待宾客。

孟尝君还真能跟人沟通,答应使者,飘逸自如,广罗宾客,名噪一时,诸侯闻之,都派人请立孟尝君为嗣子。田婴也乐了,终于把孟尝君破格定为家族继承人,等田婴一死,孟尝君就袭受了他的封君名位,号为“孟尝君”,封地依旧是薛邑。

管理学上有个名词叫“晕轮效应”,就是人的某一方面好,于是觉得他处处好。孟尝君这人,辞令确实不错,交接诸侯宾客很有风度,但是并不意味着他治理国家的才智就绝对的高。但是孟尝君喜欢养门客,养了三千人,这三千人帮他满世界炒作邀名,终于在田婴死后,齐宣王(齐威王的儿子)时期,被齐宣王看好,又当了相国。

孟尝君跟老爸一样,也是专权的相国。爷俩有很多共同点。而且孟尝君也净干蠢事,这是后话不提。

南边楚国、东边齐国,暂时不能对魏国构成致命威胁了,可是魏惠王的“王道”日子仍然不好过。他西边的恶邻秦国,虽然新死了商鞅,但商鞅那一套艰苦卓绝的“战时法西斯主义”和法家“富国强兵政策”却没有死。秦国人在新任国君秦惠君(原太子驷)领导下,内急耕织,外重战伐,咄咄逼人,不厌其烦地继续从西边攻侵魏国。

楚威王伐齐次年,公元前332年,秦国的首席执政官——大良造“公孙衍”也来给魏国做外科手术了,指挥秦兵再次践踏西河之地(陕西东缘,黄河西岸),俘虏了驻兵这里的魏国西线总指挥“大将龙贾”,斩首八万。魏国西线主力全部覆没。龙贾所建筑的长达一千二百里的西线长城,成为秦人的国内旅游景点。[7]魏被迫割阴晋(陕西华阴)予秦国,以求讲和。

次年,秦右更“樗里疾”出陕西东部黄河大拐弯处的重关函谷关,进围曲沃与焦两城(都在河南西北角的三门峡市地区,是魏国人扼守在函谷关外的军事重镇),并且拔取之。魏惠王一看,西河之地的主力已经丧失,函谷关外还遭受攻击,两头顾不上,干脆把西河之地这块背阻黄河难以防御的土地,全部出让给秦人算了。本世纪上叶吴起所开拓的黄河以西这块军事要地,如今丢失净尽。

再次年,秦人的力量甚至跃过秦*大峡谷之中南北流向的滔滔黄河,夺取黄河以东的汾阴、皮氏两城(山西西南部万荣、绛县地区,这都是当年晋国的“龙兴之地”)。从而印证了吴起五十年前的预言:“河山之险,不足以保社稷也!”[8]

至此,失去河西之地,魏国那马蹄形的版图,就没有西边那半个蹄子了。

魏惠王的江河日下,主要是他早期战略失误,向中原胡乱用兵,国力大伤,武卒尽死。他的人才战略也是失误,重用宗族高干,而流失了像吴起,孙膑,商鞅这样的布衣人才,变为敌国效力。

另外两个流失的精英是公孙衍和张仪。(魏国的关键人才流失率,真高啊。)

秦国现任大良造“公孙衍”先生,刚刚把西线魏军斩首八万的,就是魏国人。对于他的跳槽举动,魏惠王先生表示了无可奈何的理解,并割出公孙衍出生时的籍贯城市——阴晋(陕西华阴,上文已述),献给秦国,让公孙衍和亲戚们在秦国团圆。

公孙衍是个缺乏炒作的真正牛人,“合纵连横”就是指他与张仪之间的火热较量,却被后来的媒体全部安在了苏秦头上。然而,在当时的媒体眼中,公孙衍和张仪并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公孙衍这时的死对头张仪,也是原魏国的布衣,祖上乃国君第二十八竿子的亲戚,但到了他这辈儿已全不顶用,基本是个穷光蛋,不得不自谋出路。这也看得出来,战国中期这些布衣英豪如商鞅、孙膑、张仪,也不是完全的纯布衣,也是祖上有点基础的,算是贵族的孽枝。大约先发达起来的布衣,必然是这种有点儿基础,能够afford一定教育和游学的。

张仪长大以后,做了鬼谷子的高材生,比孙膑、庞涓那一届学生晚了二十年。不过据说行为不好,可能爱偷同学的铅笔刀和晾在外面的衣裳。导致大家只好互相偷衣裳穿。毕业以后,他跑到楚国鬼混。

仗义每在屠狗辈,百无一用是书生。张仪在楚国吃不起饭,就靠着外出赴宴,才摆脱了在家里被饿死的危险。

上柱国“昭阳”这次举行宴会(上柱国就是从前的司马),张仪也厕身其中。当大家吃到贼饱的时候,昭阳先生突然发现他的电脑不见了(对不起,是宝玉不见了,不是“昭阳电脑”不见了)。

下边的帮闲们都说:“没错,准是张仪。又穷又缺乏自律,以前就爱偷别人铅笔刀,一定是他盗了相君您的宝璧。”

于是大家一起起哄,去抓张仪。张仪这次肚子吃得胀极了(照着一个礼拜的量吃的),还以为大家要做游戏呢,被带到堂子中央,按在地上以后,才知道是要挨打。张仪很后悔,说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吃这么多了。

“我不想肚子朝下躺,”张仪在被痛打之前提出要求,“那样我会爆炸的!可是,翻着肚子朝上挨打,我也受不了啊!”

最后大约是选择了跪着手扶砧板,被竹板或荆条抽打了几百下,基本体无完肤,像一条被全身切割成小菱形块块的松鼠桂鱼,嘴也大张着,叫不出声来。

奄奄一息的张仪被抬回租住的房子里,他媳妇看见门口抬进来一个胖大海(泡过了的),惊问:“哟,怎么今天喝这么多?也比以往吃的格外胀啊?”

“什么胀啊!胡说,你看这是胀起来的吗?我,我基本已经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啦——哎呦呀呀,快来扶——”“怎么被打了?你这么斯文的人,谁打的呀——?”“哎,别说啦。君子之身,能屈能伸,丈夫之志,可大可小,这算什么啊。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呐?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呐?”

媳妇像牙科医生那样扒开看了:“还在呀,软软的还在。上边还有味蕾。”

张仪把宝贝舌头收回去放好,偷偷坏笑着说:“舌头在就足以了。以后全靠着它呢。”

“你还想出去蹭饭啊?”

张仪嘿然一笑,不作回答,然后一头栽倒席子上。

尽管已经普遍进行了一轮法家改革,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改革家没得好死,而诸侯仍然是任人唯亲,亲属、裙带、宠幸,还是干部选拔的标准。齐、楚尤为突出。齐国的执政和将领大都出于田氏,楚的重要官位更被屈、景、昭三大家族包揽。于是机会轮不到像张仪这样血统低微的人。

张仪身上的鳞伤好了以后,怅惘地卷了行李和老婆,离开楚国,准备到秦国去,因为那里是外来打工者的天堂,政治体制改革也最彻底,任人唯贤。以职业官僚取代世卿贵族。

就像孔雀东南飞那样,当时的布衣都开始往秦国的西边飞。

半路上张仪拉了一笔赞助,东周洛阳城里一个大员外“昭文君”(也是贵族了),觉得张仪气度不凡,给他了一笔车马费。

凭着这些钱,张仪进入了秦国,时间是商鞅死后第九年,公元前329年。他置办了象样的衣裳和名策(写在竹简上的简历),求人推荐,接受了秦惠文君的面试(秦孝公的儿子,乱倒垃圾导致老师被商鞅割鼻子的那位爷——“太子驷”是也)。

秦惠文君问:“你从楚国来,知道楚国事。楚威王此人如何?”

“楚威王虽然威,可惜英雄命短,在位十一年,今年却死了。他儿子楚怀王继位,以我所知,此人全不足虑。魏国人趁着楚国新丧,想教训一下新继位的楚怀王,正在攻打楚国设在中原腹地的前沿要塞陉山。”

“那我国该采取什么态度?”

“前年,贵国大良造公孙衍歼灭了魏军西线主力,夺得西河诸多要塞。魏人被迫宣布放弃河西之地,但是一直拖着不肯全部交割。今年,贵国又兵跃黄河,取得河东汾阴、皮氏两城(河东指山西省,它在黄河竖向——从北往南流动部分,以东,故称河东)。您不如以河东两城占领区的部分兵力,以皮氏城的士卒万人、战车百乘,资助魏人对楚作战。魏人信心激增,必然与楚国死战。倘若他战胜,必然对您心怀感激,就会献上许诺的河西之地。如果他战败,更没有力量守住西河,您从西出兵,必能全部尽收其西河之地。”[9]

秦惠文君拊掌称善!先生初到鄙国,一番高论,真是顿启懵愦啊!于是任命张仪为客卿,相当于外籍军事顾问。

张仪的上述计划完全得到了印证实现:魏惠王果然战胜楚国,但是虽然战胜,兵力却疲惫得不能再动,害怕秦人从西边进袭,只好把前年答应的西河之地,全部兑现给秦国了。[10]

次年,张仪又和公子华跃过黄河天堑(秦*大峡谷内,由北向南流),围攻山西蒲阳(今隰县),夺取之后,又请秦惠文君将它还给了魏国人。

张仪亲自跑去见魏惠王,说:“鄙国国君好心好意,把刚刚攻下的城池又还给你们。鄙国国君还把一个儿子送来了,留到您这儿当人质。鄙国议和的诚意,昭示于天,顽石死木也会动心。你们要怎么办?不得无礼于秦国啊。”

魏惠王从前强悍的时候,为了与山东诸侯争霸,把国都从山西夏县迁到中原的开封,在河南省的腹心,虽然是个进取的举动,却落到了从前郑国的地位。身处四战之地的河南,使得他东与齐,南与楚,北与赵,西与秦,四面受敌。这个战略上的大败笔,导致魏国四面遭受削割,就像阳光下的冰块日渐消融。

东、南、北三个方向,魏惠王一贯与列邻胡乱开战,结果兵力大损,覆军十多万。西边这个方向,则最惨,不但西线主力尽死,还失去黄河以西之地(陕西省东缘),如今山西省也受到侵伐,使得他那马蹄形的版图,在没了西边那半个蹄子之后,中间靠北部分,也要挨咬了。

此时,受张仪引诱和恐吓,魏惠王只好破罐子破摔,为了保住山西省诸地。魏惠王答应,把陕西省东缘的“西河之地”以北的地区(叫做上地),即从陕西延安到陕西榆次一线(在陕北),合计十五个县,全部献给秦国。这些地方孤悬在黄河以西的北部,确实也没法要了,西河之地都不要了,这里也更要不了了。从此,魏国势力完全退出陕西。

(顺便一句,河西之地和上地,后来被封给了秦国伟大的“嫪毐”同志!使他成为先秦时代封地最广的人。)

张仪高高兴兴从中原西行一千里,回到秦国咸阳,秦惠文君大喜,立刻加封张仪。但是大良造这个最高头衔已经有人坐了(公孙衍),于是就模仿中原的样子,创造了一个“相邦”,作为文官最高职位,赏给了张仪。

张仪入秦直到为相,前后才不到两年,简直坐着火箭上升。旁边的公孙衍看看自己官运好像不再亨通了,而且张仪也跟他“不善”,就准备卷行李卷离开秦国。他等了等,发现也没有人来挽留他,就挥一挥手,不带走大西北一块土坷垃,渡过黄河,回到祖国魏国。

魏惠王没有计较公孙衍从前俘虏其大将龙贾,斩首八万的西河恶梦,让他和惠施一起辅佐自己,位置在相国惠施之下。

接着,张仪又挤兑走了秦惠文君驾下另一名外交部长级官员——陈轸。张仪对秦惠文君揭发陈轸说:

“陈轸这个人我知道,他出使楚国的时候,经常向楚国提供情报。现在,他甚至想投奔楚国,您快去管管他吧。最好杀了他。”

秦惠文君赶紧叫来问:“陈轸,你想跳槽到楚国去吗?”

陈轸也是个了不起的外交人才,知名辩士,说:“是啊,我是要去啊。这事不但张仪知道,路人皆知。”

秦惠文君一愣:“怎么回事咯?”

“请问,有这么一个人,他有俩媳妇。大媳妇被人调戏的时候,破口大骂;二媳妇被人勾引,一勾就上钩。结果,这人死了。那个调戏者,想娶这俩媳妇中的一个。请问,他会娶谁,大的还是小的?”

“应该是大的。”

“大的虽然骂过他,但大的忠贞,娶了她,他也放心。我现在是您的臣子,却经常把您的情报泄漏到楚国。我对您不忠,楚大王能愿意娶我——任用我吗?楚国大王不傻,他的上柱国昭阳也很贤明,他们一定不会接收我去当臣子的,昭阳也不会愿意跟我共事的。您说是不是?他怎么会接收我到楚国去呢?我更怎么能指望着打算去那里呢?”

秦惠文君恍然大明白,从此善待陈轸,而这次没有听张仪的。

不过,过了些年,陈轸看见张仪为相,日益腾达,自己与张仪交恶,再混下去也没什么戏了。干脆也卷铺盖走人!并且,陈轸果真也去了楚国,给楚怀王效力。

张仪确实“无行”啊,挤跑了公孙衍,又挤跑了陈轸(这哥俩后来都成为张仪外交斗争中的死对头。)但张仪这也不一定全是出于争权夺利,张仪此后开始主张秦国与魏国联合,而陈轸却与楚关系密切,为秦楚联合而奔走。故只有赶走陈轸,才能保证秦国执行亲魏敌楚路线。

果然,次年,公元前327年,张仪一改前面不断侵伐魏国的做法,而是和秦惠文君商议,转而拉拢魏国,并且策划了一个“秦、魏、韩称王大会”。秦惠文君一听张仪想让自己当王,精神头立刻来了,问:“那寡人应该怎么办呢?”

“您应该先跟魏国结好,毕竟他还一直挺牛气。您让他出面捧您的香脚,拥护您称王。你再召开大会,魏、韩都随声附和。您不就是王了吗?”[11]

于是,秦国前来拉拢魏国。陕西东缘的西河、上郡,不能再给魏国了,就把前几年从魏国陆续抢来的河南“三门峡”市地区的曲沃、焦,河东的汾阴、皮氏两城(黄河大拐弯处的东北,山西西南部),除了汾阴以外,全部都还给魏惠王。魏惠王哭笑不得地举手赞同。韩国一直是魏国的跟屁虫,也没有二话可说。本来还想叫上赵国来捧场。但是赵国的新国君赵雍刚刚继位,还是个小孩儿(即未来英雄的赵武灵王),所以干脆先算了。

这就意味着,秦国转而走向了与魏连横的道路,从从前的侵割魏国,变成了新形势要求下的秦与魏联盟,这将更有好处。

有了外界(魏、韩)支持,接着又在国内搞预演,制造舆论导向。张仪和秦惠文君跟广大人民群众,搞了一个庆祝腊祭活动。“腊祭”就是过年,中原诸侯早就有这传统了,一国之人皆若狂。但秦国以前落后,现在才有。

秦国人民为了庆祝丰收,庆祝西河、上郡回归(在秦国人眼里,这些地方历来就是我秦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秦穆公时代就是我们的地盘了),全国人民热烈参与,男女齐集,来到陕西韩城东北的“龙门”(两岸峭壁对峙,鲤鱼跳动的地方)。国家领导人秦惠文君和张仪一起出席,慰问劳动人民,走到群众之间,和群众亲切握手,但当时没有鞭炮,大家就把好多竹片堆成小山去烧,噼里啪啦,非常热闹。这个大联欢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甚至北方的戎狄部落也赶来敬献哈达。有人带头,大家一起山呼:“称王!称王!称王!称王!称王!称王!——”

公元前325年四月初四,秦惠文君举行称王仪式,这是商鞅死后第十四年,也是秦惠文君登基第十四年。

按照上次“齐、魏相王”的先例,魏惠王和韩国领导人接受邀请,一齐赶到秦都咸阳,推尊秦君为王,是为“秦惠文王”。同时秦惠文王也承认魏、韩二国国君的王号,并有许多小国参加朝见。

如今,天下就有了秦、魏、韩、齐、楚、周,六个大王了!

张仪上述的这一举措,很好地起到了巩固秦国与魏国、韩国连横的作用。为了深化这一连横,张仪甚至亲自跑到魏国为相。

我们可以看得出,张仪虽然无行,但他不是战争贩子,至少对魏国(他这个祖国)的方向不是。他一来到秦国,在协助夺取西河、上郡之地之后(这是秦国“本土”,非要不可的),就一改过去商鞅、公孙衍的仇魏、攻魏政策,归还所侵魏国的河南、山西城邑,从而建立秦与魏、韩的横向联合,并且以魏、韩拥戴秦惠文君称王,建立了秦、魏、韩的战略联盟关系,从而为秦国的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和积聚力量,客观地创造了和平的外部空间。

如果不是由于张仪,刚起步腾飞的秦国,也有可能像前期的魏国那样,把自己的初期改革发展优势在恶战混战中消耗殆尽。魏惠王就是经过邯郸、桂陵、马陵、西线等等大战,把魏文侯时代的改革秩序打乱,经济家底全部抛光,终于地裂兵残,江河日下,贻笑诸侯。

看来,选择一个正确的战略,对于国家真是至关重要啊。而且战略是要随着时期变化。秦国这时,要跟邻近国家(魏、韩)连横求稳。

张仪把秦国领导人包装称王,与魏惠王、韩宣惠王“三王连横”,建立秦、魏、韩联盟。张仪的政敌,被张仪排挤到魏国去的,“前秦国大良造”先生公孙衍先生,现任魏国大将(武官之首),在两年以后,准备对着干。你连横,我就合纵;你包装出三个王,我就包五个!

公孙衍掰了掰手指头,现在还没称王的大诸侯国就剩三个了:赵国、燕国和中山国。

燕国,国都叫做“蓟城”,在北京的西南角(大约在广安门到白云观乃至房山地区之间,迄今没有定论),由于地处偏北,所以没有兵患,老百姓不穿战甲,但是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技术进步、政治改革和经济竞争、强迫发展等等有益的方面,也就不光临燕国,所以积弱不振,老百姓不怎么种地,主要吃大枣和栗子,也蛮顶饱的。人也憨厚,大男子的心眼,才跟小孩也差不多。有客人来的时候,就让媳妇招待服侍客人睡觉。燕地的别称“幽州”就是荒远、冥暗的意思,反应了当时人们对它的一般看法。

燕国的国君禁不住公孙衍一路诱惑,答应称王了,是为“燕易王”。

然后公孙衍又联络了赵国和中山国(都在河北省南段,燕国在河北省北段),说服他们称王(其中赵国国君赵雍今年刚刚即位,却是个半熟少年,也跟着称王,是为赵武灵王),以及现在已称王的魏惠王和韩宣惠王,五个王找了一个离大伙都近的地方,发起“五国相王”大会,意图抵制秦国对魏、韩的拉拢连横策略。这就意味着,魏、韩叛离了秦、魏、韩联盟,改加入了南北合纵。这五个国家,位置从北向南,纵向排列,所以称为“合纵”。

五国大王在会盟上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哪些帝国主义?”公孙衍问。

“打倒齐帝国主义,打倒楚帝国主义,打倒秦帝国主义!”大家拣最牛气也是民愤极大的大牌国家喊。

“不对!我们只打倒秦帝国主义。齐、楚对我们还可以,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公孙衍纠正。

“好,打倒秦帝国主义!打倒秦帝国主义!”

齐、楚、秦这三个大牌国家分别处于中国版图的东、南、西三极,这次合纵的五国,从北向南排列,都是弱国,它们想要在齐、楚、秦三大强的夹缝中求生存,必须五国众弱联合自保,所谓“合众弱而攻一强”。这是此次合纵最基本的意义。

那么秦国会有什么想法呢?秦国此时的力量远没达到战国后期的一国独大局面,所以还不能“远交近攻”,即交好远方的齐、楚两大强国,而对近处的中原魏、韩两个弱国进行肆无忌惮的侵割。因为这么做的话,魏、韩一定就会投奔远方的大国齐(或者楚),齐去救魏、韩,去殴打秦国,再加上魏、韩的力量,秦人就落得孤单脆弱要被打残废的下场了。所以,“远交近攻”,前提一定是远方的大国齐或者楚已经被严重削弱(如战国后期那样),不能实质上干预和遏制秦人对魏、韩的“近攻”才行。

所以,当下,齐、楚尚强,秦国能做的,则是结合中原的魏、韩,三国捆在一起,去遏制和打击齐国或者楚国的发展势头,行“近交远攻”之策。

由于秦在西极,魏、韩在中原,秦与魏国或者与韩国的联盟,画起来就是横线,所以秦与魏的结盟,或者秦与韩的结盟,就叫做“连横”。张仪还给三个城给魏国,并且请魏、韩跑来拥戴秦惠文君称王,就是这种“连横”的具体行动。

连横策略,它适合于一个国家比较强大但是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单独打天下的地步,也就是目前秦国的情况。这就好像现在,美国虽然强大,但还没到凭自己就可一统地球的地步,尚需要别的国家支持。所以,美国搞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这其实就是美国与日本、韩国的“连横”。这种连横,对于美国的国土安全和对外展开国际进攻,都起到了关键的积极作用。譬如近日有消息称:“日本与美国在夏威夷达成军事协议,日本政府答应美国的要求,一旦朝鲜或台湾发生危机,将优先开放海港和机场供美军使用。”不通过美日联盟,美国就无法把军事力量布置在远东地区,无法遏制远东强国的崛起,从而保持美国的全球独霸地位。

秦国也是一样,秦国通过与魏和韩的分别连横,以求跟东方强齐、南方强楚对峙,甚至打击远方的齐国和楚国,至少保护秦国不受齐楚进攻。相反,如果齐国采取了连横魏、韩的策略,秦国就要挨打吃亏了——齐国就会穿越中原魏韩的土地,跟魏韩一起来打秦国。

所以张仪在帮助秦国夺得西河、上地之后,随即改弦更张,改为极力主张“秦魏连横”,不惜还地给魏国,以“三国相王”为标志,建立了秦与魏、秦与韩的连横关系。

但是,魏、韩目前背叛了这一联盟,去跟其北边的燕国、中山、赵国这些纵向的南北列弱去合纵了,以便对抗秦国。(公孙衍拆了张仪的台。)

张仪当然要动手把这个合纵打散,重新拉魏国、韩国回来了。但是,不等张仪动手,齐国人听说了“五国相王”之后,齐威王大骂:“我是万乘之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进如锋矢,战如雷霆。中山国不过千乘之国,一度还被魏人灭掉,现在勉强复国,怎么敢跟我齐国齐名,他也敢叫中山王!我命令,不许中山使者进出我国关隘。派人割地贿赂燕赵两国,遣两国给我出兵攻打中山。”

齐威王为什么这么做呢?肤浅的理解,就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他好面子,觉得中山君不配跟他平起平坐的也叫“王”。深刻一点理解,可能是公孙衍的这次合纵有一个固有的缺点,那就是它是列弱之间的合纵,以求抗秦。这固然对齐国是好事,列弱抵制秦国,有利于齐国。但是列弱也没有嚷嚷着让齐国当自己的老大。列弱固然要抗秦,但客观上也有要摆脱齐国、楚国这些大牌国家对它们的控制的意思。这就不乖了,所以齐威王因此要发发飙。宣布一下我的存在,你们列弱要有眼力见,最后跑来奉我做老大。

中山王听了齐威王的发飙,很害怕。好在中山国虽然早期是狄人建立的国家,但汉化得很厉害,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在那里很有市场,其中一个叫张登的跑到齐国去游说,忽悠齐威王道:

“如果您割地贿赂燕、赵两国,让他们打我们中山,割地,则强大了燕赵,而他们出兵,也未必能取胜。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让中山君去掉王号的。您可以派使者去见中山王,说:我们大王之所以发怒,是因为你独与燕赵等国相互称王而不告诉寡人,现在你如果能亲自举玉趾到我们国家来一趟,通报说明一下,我们就支持你称王。中山君本来就担心自己虽然跟燕、赵等五国相王了,但是并不可靠,譬如燕赵就有可能不但不帮他反倒听着齐王的话来打他,所以见到这个邀请,觉得去齐国就能得到齐国支持还让自己称王,就会偷着到齐国来。燕赵听说了,必然就气愤于他脱离五国联盟背后跑去私通齐国,于是就会断绝掉与他的联盟。他来了以后,您想办法找些茬不让他当王,他一看,燕赵已经跟自己断绝关系了,没办法了,也只好听您的话了,去废掉自己的王号了。这样岂不简单而且甚好?”

齐威王一听,糊里糊涂地就答应了,派人去中山国请中山王来。结果中山王却不来,反倒派人告诉燕赵说:“老齐来请我到齐国谈让我称王的事呢,我跟你们是联盟,我不会去的!”

燕赵听了,好啊,一方面你请我们去打中山,一方面又偷着把中山王叫去说答应叫他称王,你这不是离间是什么。所以也都不肯接受齐国的贿赂,不肯去打中山了。中山遂塌塌实实地继续当着他的王了。

按理说,齐威王是个了不起的大鳄鱼,不至于被区区中山给忽悠和挫败了。这固然是齐威王糊涂,也是因为当时的齐和秦、楚一样,还没有强到可以随意支配弱国如燕国、赵国、中山国的命运和意愿的地步。

关于此事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当时中山还没有称王,但是赵、魏等四国都即将与他相王。于是齐国对赵、魏说:“寡人羞与中山并列为王,咱们仨一起去打中山吧,废掉他的称王企图!”中山君听说以后,大恐,于是派张登拜见了齐相国田婴,开口忽悠他说:“如果你们和赵、魏来打我们中山,中山王害怕,去掉王号,但也是为了赵、魏两国去掉王号(因为赵魏两国离中山近,是打中山的主力排头兵),从此依附赵、魏,这就成了你们齐国在替赵魏驱羊。不如您派使者去召中山王,说:只要你来见一下我们大王,我们就让你当王。中山君必大喜,断绝掉赵、魏等四国,不跟他们相互称王了,而跑齐国来,想在齐国的支持下称王。他来了以后,赵、魏一看,必然大怒,举兵打他。这时候,您就找茬不让他当王。他没办法了,只能废掉王号。因为赵魏在打他,他也只好亲近齐国,向齐求救,齐于是救他。这样,您既让他废掉了王号,又帮着他保存了国家,他也就感谢您,从此依附您。这岂不比为赵、魏驱羊好吗?”

田婴一听,当即傻傻地许诺,答应。他的门客张丑赶紧劝谏,说:“我听说,有同样的企图的人互相憎恨,有同样的担忧人的互相亲近。五国相王,而没有让负海大国的齐国参加,说明他们有同样的担忧,也就是担忧齐国人欺负他们(这也说明五国相王,在齐国看来,有抵制齐国的意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齐威王不高兴五国相王)。现在您把中山君叫来,答应让他称王,这就是在跟其它四国抢中山(有同样的企图,故而其它四国和齐国之间就会互相憎恨),于是四国一定不高兴,一定会加倍亲结中山,拉拢中山,以把中山抢到手。这样,您未必抢得到中山,却又失掉了四国。而且张登这个人,素来狡猾,不可轻信!”

但是田婴又不听,还是派人去叫中山王,终于中山人张登又把这消息对赵、魏说道:“齐国现在有攻打你们的企图。何以知道呢?齐国羞于与中山并列为王,非常严重,可是现在却召中山君去齐国,答应让中山君称王,那目的就是想借用中山国的兵,去讨伐附近的赵、魏。我看不如,你们赶紧相互立中山为王,这样齐国就没法拉拢他打你们了!”于是赵、魏相互立中山君为王,并且亲结中山。中山断绝了跟齐国的关系,也浑不管齐国嚷嚷着不许他称王了,总之粉碎了齐国挡着不让他称王的霸道企图。

在这个版本里,齐相国田婴照旧是个糊涂蛋,把这件事情给齐威王办坏了。

不管怎么样,中山国粉碎了齐威王不许他称王的阴谋或者阳谋,齐威王无可奈何地“息怒”了。

齐威王刚息怒,南边的老楚,一看五国相王,自己也客观上成为被抵制的对象(这次“五国相王”如果被粉碎的话,就是因为没有大国齐或者楚的参与,使得它虽然主要意图是抗秦,但是也刺激了敏感的齐、楚,注定会被这些人捣乱给搞黄了。所以后来的合纵,都改进了,一定是以大国齐,或者大国楚,做为合纵长),于是他也非常痛恨“五国相王”,特别魏惠王还在自己继位初年,趁着自己给老爸发丧,发兵袭击我边境要塞。楚怀王立刻派出争面子和力求维护楚国相对中原各国的保持优势的部队,由“上柱国”昭阳率领,向北进攻“五国”中的核心国家魏国,围攻魏国东南部要塞襄陵(河南睢县),夺得八个小城邑,并将前来抵抗的公孙衍杀败。

昭阳先生觉得还不过瘾,移动胜利之师,攻打东边的齐国。大约自从十年前魏惠王去朝拜齐国,“齐、魏相王”以后,齐国势压楚国之上,楚就把齐当作了敌人。

齐威王遇上这么个没来头的冤家,非要来打自己,很不爽。正好秦国“外交部长”——辩士陈轸,显灵了。这时陈轸还没有离开秦国(投楚),而是还在替秦国效力,出使齐国呢。于是他自愿给齐国人帮点忙,跑去游说“昭阳先生”,阻止昭阳攻齐:

“上国柱先生,我问您,以您现在的官爵(相当于从前的司马,武将之首),如果再立了新功,大王应该如何赏赐您?”

“按道理应该做令尹了。”

“可是现在已经有令尹了,还是国内的显贵。您这么做,恐怕不好吧?我给您打个比喻。从前,一帮门客从主人那里分到一壶酒,大伙觉得群饮不过瘾(酒精度数低啊),最好一个人喝,才醉得透彻。那就在地上比赛画蛇吧,谁先画完归谁喝。”

“一个家伙手快,蛇立刻画出来了,扬着尾巴。他拎着酒壶,意气洋洋,说我还能再加俩爪。蛇爪子还没画完,酒壶就被下一个人抢过去了,您没有病吧?蛇哪有带脚的,这壶酒归我了!以我的愚见,上柱国先生您刚刚攻破魏军,杀死魏将,夺得八邑,如今再去攻齐,就有如画蛇添足。战胜而不知中止者,性命将死。您做的太多了,被令尹嫉妒,酒壶就要被令尹抢去了!”

昭阳一听,大出其汗,赶紧拜谢,引军回国罢事。这就是有名的“画蛇添足”,从中也可以看得出楚国的贵族官僚,如“昭阳”先生之流,是多么的自私愚蠢和腐朽,对国家利益概不负责,只关心自家爵禄,辩士陈轸随便指画他几句,他就像老龟那样明哲保身地退缩了。

张仪看见合纵抗秦的“五国”,没等抗秦,先跟齐楚两国狗咬狗闹开了,立刻把握住这个机会,亲自跑到三千里外的山东沛县,去盟会齐、楚两国的相国和令尹,以孤立合纵的五国。

张仪接着开始瓦解五国之中最核心的魏惠王,想让魏国与秦国恢复连横。张仪对秦惠文君说:“我要辞去秦国相邦的印玺,到魏王那里去做统战工作,长年扎根在他魏国,攥住他的领导班子大印,让他天天侍奉我们秦国呀。”

于是次一年,“五国相王”的次年,公元前322年,偷猎者张仪来到老牌的正在衰弱的中原鳄鱼魏国。

春去秋来,鳄鱼在中原大地里,艰难地出没,那些偷猎者为了暴利来到沼泽地,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张仪对魏惠王说:“大王,最近您的健康可不怎么好啊!”

“是啊,还不都是你们这帮人给害的。”魏惠王心说。

魏惠王如今真老了,当了近五十年的节节日下的国家带路人。他必须赶在入土为安之前,解决围困他的异姓诸侯,但他除了有病胡乱投医,再没有一种安全的后路了。

张仪说:“我研究了魏国的版图,就像一个马蹄子,东边是齐国,西边是秦国,北边是赵国,南边是楚国。四方诸侯不断侵销,贵国武卒尽死于外,如今处境十分堪忧,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们马蹄形的版图,下面半包着韩国(山西、河南交界),被韩国生生割开了,只在马蹄子上缘,通过上党一条崎岖山地作为走廊连接东西,这可不利于你们整个国土的管理和防守。贵国应该阔宽这条走廊,把东西两块国土连贯起来,可以加强内线防御深度。”

“怎么阔宽?”

“容易!假如大王聘请我张仪做相国,我可以凭着我在秦国的影响力而说服秦人来帮忙。秦人出兵函谷关,攻击韩国西境,你们从北境攻打其(韩国)南阳,得到南阳,就等于阔宽了北方上党走廊。最终秦魏合力,灭掉韩国。这样,贵国的国土,就整个连成一片了。”

魏惠王说:“这个,这个,我回头想想再说。”

张仪是故意这么说的,实际上并没有灭亡韩国的意思。而且在此之前,张仪又派出狗腿子前往楚国游说,希望楚国人支持张仪人魏为相。狗腿子对楚令尹昭献讲:“我有一个让您兼做楚国和韩国两国相国的计划,您想听听吗?”

昭献说:“想啊。”——当时,当一个国家的相国都不够,当俩国家的才有面子。

“是这样,您不如以楚国的力量去向魏王施压,劝他收下张仪做相国。而张仪又会对魏王讲,用秦、魏两国的力量灭韩国。有这一股压力和一股诱惑力作用,张仪就能当上魏国相国。张仪当了魏相以后,韩国人肯定害怕被灭亡,必然恐慌,就会投奔楚国。这样,您做为楚国的令尹,就又可以兼去做韩国的相国,您岂不高兴?”

楚令尹昭献可真是利令智昏,于是为了这个“画饼”,就派人前往魏国,嚷嚷着给张仪拉选票,逼迫魏惠王任用张仪为相,否则我们楚国有你好看!

我们知道,张仪人魏国为相,就意味着秦魏连横,秦国得到魏国,而楚国只得到一个小韩,相比收益小。实际上,魏国如果跟着秦国去了,秦+魏势大,韩国多半也会跟着一起去投秦的,楚国也根本就得不到韩,这对楚国的安全,当然就更不好了。但是昭献这个贵族出身的令尹,为了自己能多在韩国兼个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私人好处!这都是贵族祸国的地方。

张仪这里,接着又面见魏惠王,对他讲:“如果您让我来给您当相国,保证您四邻平安,不受欺负,眼前的危险处境冰释瓦解,因为我可以借助秦人军事力量,帮着您去吞吃分割韩国,这还不是我给您的大礼,我还可以借助秦军,穿过您的国境,去殴打齐国和楚国这两个坏蛋。从而使您四邻安宁,再不担心诸侯销割。”

相国惠施赶紧过来反驳:“谬论!大谬论!全是侃侃而谈的谬论,简直是卵有毛,马有卵——对不起,这是我的理论,这个不是谬论。我惠施一贯主张,我们要结好齐国或者楚国,凭着合纵的力量,保家安国。”[12]

“哈哈,可是齐国楚国怎么对你们的?去年,楚国上柱国夺得你们东南要塞襄陵八个城池,你们大将公孙衍去和楚人交战,大败而返。楚国虎视眈眈,随时会再来侵伐,没有秦人帮你们,你们能保家抗楚吗?”

这话对魏惠王有刺激,去年战楚不胜,说明五国列弱合纵自保是不行的,总得亲善一个大国,那到底是亲楚还是亲秦呢?还是亲齐呢?

“大王,”其他魏国大臣发言:“张仪所说真乃千古不灭之言,结好秦国,齐楚就惧怕我们三分,从而西边、东边和南边,全都安定了。”

众人七嘴八舌,都支持张仪为相(相当于支持与秦连横),而对惠施的亲齐楚之策,则不赞一辞。

魏惠王狐疑了半天,举起手又放下,最后说:“寡人,先考虑考虑再说。”

魏惠王退朝下来,惠施赶紧跑进内宫求见。魏惠王说:“先生不要再讲了。我已经决定了,结好秦国,去攻打齐楚。我相信,张仪留下以后,秦国就会给我们面子,不再打我们——张仪可以担保这一点。而且,张仪还可以拉来秦国的支持,我们从此对韩国方面,齐楚方面,都变得主动。这是好处嘛。而且一朝之臣,尽以为然。”

按照张仪给秦国制定的战略,秦国目前只想有个安定的外围,着重发展国内经济,真还没有继续侵蚀魏国的计划(这些年来也没有攻魏的军事行动),而是想重建秦、魏连横,建立秦魏安全圈,这对秦对魏都有好处,所以惠施也无法攻讦张仪入魏所带来的双赢利益。于是惠施只好展开“小逻辑”,说:

“朝士尽以为然,这反倒就有问题了。按照客观世界的物质规律,一件小的事情,说它是可以和说它是不可以的人都应该各占一半,何况遇上大事呢?结秦是件大事,而大王的群臣都说它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事是可以的,已经如此昭然,并且群臣的智术也完全相同,才都说它可以的。但实际上,结秦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并不是那么昭然和明确,而群臣的智术也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却都说可以,所以结论是,其中有一半人的意见是没有被通畅地表达出来的。那是不是因为这些人的真实想法,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所谓‘被人劫持了的君主’,就是他的一半儿的群臣的真实意见,被堵住了的。”

言下之意,众人这么异口同声,说明你魏惠王可能是个被人劫持了和蒙蔽着的主子哇。

魏惠王不相信自己会这么惨,或许他对哲学也转不过弯来,总之糊里糊涂地让惠施带着他的“小逻辑”先走了。

当了十二年相国的哲学家惠施,离开魏国时并不体面。也许是遭到政敌——新相国张仪的恐吓,在家几乎遇难的他被迫乔装改扮,换掉衣冠,按照白狗就是黑狗,犬就是羊的“事物无差异”理论,狼狈脱逃,在边境上又差点被憋死。

这一年,《史记》记载,魏国有一个女子化作了丈夫。不知道这位首例变性人,是不是惠施先生。

当惠施逃到楚国(他是亲齐楚的),楚国的本地户对楚怀王说:

“惠施是被张仪驱逐的,您结交他,张仪一定大怒,影响两国关系。我们不如对张仪说,我帮您把惠施赶走吧。张仪一定感谢您。惠施走投无路,您把他送回宋国,宋国是惠施的老家,宋君一直很仰慕他。惠施因此一定对您感恩戴德。这岂不是里外都当了好人!”——里外都当了好人,对自己却未必是“好人”。应该留下惠施,帮着他反攻大陆,驱走张仪,如此,楚则抢得魏国。

楚怀王说:“善。”于是给惠施买了张船票,去宋国,作政治避难,整天和别人讨论为什么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下去的问题了。

张仪走马上任,担任魏国相国以后,还真对得起这份工资,务使魏惠王满意,让四邻无患,百姓安息,否则就担心老魏辞了他。(老魏辞了他倒不要紧,这私事,少了个官当,对秦国的“公”也不好,这就意味着魏国不信任秦国能保护自己的安全,中断秦魏连横,那么魏国就有可能又跑去合纵,秦国就落得孤单和危险了。)

看见秦、魏连横,魏当了秦的盟友,而魏国跟齐楚两国都是接壤的,这不是把秦国的碉堡和军用机场都修到我们齐、楚家门口来了吗?齐、楚两国一看张仪入魏为相了,生气了,就准备联手发兵击魏,把张仪从魏国给打出去。(同时等于把秦魏连横打断。至于打断之后,魏国能不能投奔楚国或者齐国,还是照旧去跟五国列弱合纵去,独立于秦、齐、楚三个大国之外,那还要再做工作。)

张仪的“狗腿子”雍沮对张仪说:“张子啊,魏国请您当相国,是因为您当了相国以后,有您背后秦的支持,它能国家安全,百姓无患。而今齐、楚就要打过来了,这等于说它任用了你,反倒招惹了兵灾。魏国一定就后悔了,让您下岗回去了。”

张仪说:“那怎么办啊,我这就去求秦国来发兵。”(秦兵一到,击败齐、楚,魏国就会觉得连横秦国有好处,秦国在魏国的代理人张仪也就不用下岗了。)

雍沮说:“这个不需要,我一个人过去,就跟十万秦兵过来一个效果。”于是当下坐一辆小车,出使齐、楚,讲道:“你们要来攻打魏国,如果打起来以后,魏国人把你们打坏了,则张仪有功,他地位更加牢固,魏国也更加跟着秦国走;魏国如果战不胜你们,就只好向秦国求救,甚至割地给秦国以请来秦国的救兵。你们刚跟魏打了一仗,力量已疲敝,必然也挡不住秦人新来的救兵。所以你们来打魏国,不是困张仪之道,反倒使得张仪地位更稳啦。你们想想吧。”

齐、楚一看,只好罢手,好嘛,这还打不得了。(不过这个说客的逻辑不够严密,魏国打不过齐楚,未必必须向秦国求救兵,可以投降齐楚好了,改成亲齐楚。当然,齐楚要想让魏国投奔自己,必须真的开一仗,把当时跑来营救或者看见魏国投降齐楚之后随后跑来想把魏国打回去的秦兵,给打败了,才能真正夺回魏国。大约齐楚也没有这么大的决心吧,所以终于不了了之。)

魏惠王确实感觉到了结秦的好处,舒了口气。执政五十多年来,他五十战而二十败,战国首强的地位成为明日黄花,被迫与秦国连横,实出不得已。好在自己没吃亏。而且,秦国也不敢打魏国,因为这样将失去魏国这个连横对象,魏国如果挨秦打,则将投奔齐、楚,秦则将孤立,齐楚也不敢来打魏国。不管怎么样,张仪呆在魏国为相,确实给魏国带来了安宁。[13]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秦、魏连横,秦国人因此也不能打魏国,反倒只对魏国进保护义务,这对秦国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有的,第一,秦国东边有了魏国作墙壁和缓冲带,保护了秦国本土安全,从而为秦国的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和积聚力量,创造了和平的外部空间。“美日同盟”,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也是这样的,从东方保护了美国的国土安全,也减少了军备压力。

第二,张仪在魏工作,对秦国更大的好处在于,秦国可以通过连横魏国,借魏为踏板,得志于天下。我们都知道,秦国远在西陲,它要想向东进攻齐国,或者向南进攻楚国,都必须打中原经过,如果中原的韩魏不为他提供通行便利,以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秦人是无法携带给养,大军长途袭远的。如果韩魏与之作对,背后堵截它的归路,那它就又要复蹈“崤之战”的覆辙。所以,必须结好中原的魏,才能最终得志于天下。这就好比美国要干预亚洲地区,必须借助日本来起落飞机。

“如果您愿意侍奉秦国,那秦魏两国就可以永远和平下去了。”张仪当相国第三年,这一天兴奋地对魏惠王说。

“这个——,你说的和平我知道,”魏惠王说,“你说的永远我却不懂了,永远到底有多远?是不是只是那么一点点。”

魏惠王在这种问题上突然讲起原则来了,认了死理儿,结好秦国可以,请秦相邦张仪到魏国这里来当相国,只是一种平等的联盟关系,但是侍奉秦国却是倔强不肯。那就是去当尾巴国了,好像臣子似的朝拜秦国,作为诸侯,却常去秦国那儿报到开会,接受命令,一切军事行动跟着秦国走,好像秦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肯。

秦惠文君从咸阳听说以后,给张仪施加压力,同时派出“锐士”(常备军),跃过黄河天堑,攻占山西闻喜(时称曲沃)、山西介休(时称平周)两处魏国城池,广泛威胁魏国的中部马蹄子(山西西南部)。如果再越过马蹄子芯里的韩国,就可以兵锋照耀“东马蹄”了。

秦惠文君感觉张仪不够左,工作开展力度不大,是不是忘了寡人。于是偷着给张仪送礼,黄金丝帛,张仪的老婆也拿到了夜里可以当蜡烛用的珠子。

张仪无以回报,只好对魏惠王施加压力:“我们连横秦国,目的就是抵御齐楚,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如果让秦国人借道我们这里,向东去打齐国,给他们好好看看我们的颜色,您也就能从中分利,国家也更安全。”这个意思张仪从前跟惠施辩论的时候就说过了,但是一直没有行动。

中马蹄子被秦人咬着,而且这种借道给秦国伐齐,对秦国的风险很大,利益却未必大,对自己有一定风险,利益却未必小,魏惠王思忖了一下,于是就放开关隘,请秦国大兵东行,去远征齐国。(而且这大约也不算是侍奉秦国,只是一次军事行动的合作,魏惠王这么想。)

秦国人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三千里,出了函谷关,顺着黄河拐弯后的南岸直奔黄河下游,穿越韩国、魏国,掠过泰山,接近齐国西北长城。

齐威王派出齐国名将“匡章”应战。[14]

匡章到了前线,就与秦军驻扎对峙,不打仗,光开联欢会,互相派使团参观交流。当时的士兵除了军服不同,还在胸前佩戴形形色色的徽章,匡章把自己的部分敢死队员,改换成秦人徽章,跟着使团混进秦营就不回来。一批又一批的,好像往炮眼里添火药。

齐威王得到报告:“报告!匡章正在唆使军士哗变,纷纷奔赴秦营投降。”

其他侦察兵也回来屡次汇报匡章卖军投降,如是者三。齐威王如今为政三十七年,不相信侦察兵的推论。大臣们进言,大王最好兴兵去打匡章,不然他就引狼入室了!

齐威王不许。朝廷上还没讨论完呢,前方捷报通过驿站的快车一路传来,匡将军大胜,跟混进秦营的士兵里应外合,狂杀秦军,秦军溃散而逃。

齐威王仰天大笑,下面臣子们都很没面子,不解地问:“大王何以知道匡章不降?”

“从前,匡章的老爸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被自己的老伴儿得罪了,就把老伴儿杀了。杀了还不解气,埋在马棚下边,天天闻马粪。寡人听说了这件事,就劝匡章说,把你妈妈另行埋葬吧,别老闻马粪了。匡章说他‘不敢’,是老爸要这么埋她的,他不敢改。我说:‘你老爸不是刚死了吗!’他说:‘虽然老爸已死,但也不敢违背死去的父亲的意愿于地下。’他能不欺死去的父亲,我因此知道他也不会欺骗寡人。”

齐威王开日月之明,发深渊之虑,把孝道和忠臣的一脉关系论述得又圆又好,随后,他由于年长病多,竟然同年死去了,时间是公元前320年。这位齐国第一位大鳄鱼,自从听了当年媳妇虞姬的申诉,一改从前齐国积弱丧兵的长期被动,战胜桂陵、马陵,崛起为东西南三极中的东极强国。齐威王(田因齐)枕山栖谷,闭上老眼,功烈施于千秋。

魏国大将公孙衍这三年一直在隐忍,自从张仪跑来,公孙衍就阳奉阴违,哄着张仪,甚至劝魏惠王把王位禅让给张仪。张仪大喜。

如今,张仪主持的“秦兵借道魏国以伐齐的行动”受到挫折,大丧其兵,根本没起到保护伞的作用,看来秦国也不像吹嘘的那么强悍。魏国因为借道给秦人而触怒齐楚,东、南两方向形式严峻(齐楚本来就憎恨着魏的投秦)。张仪从前许诺的通过连横秦国而促成四邻拱服的大好远景,成为泡影。而且齐楚天天喊着驱逐张仪。[15]公孙衍大喜:“该我合纵派出头了。”于是四处寻求国际声援。

此前,张仪即将入魏为相的时候,公孙衍就紧张的不得了,还跑去对韩国领导人说:“张仪想赖在我们这里,目的之一就是灭掉你们韩国,好把魏国的东西领土连贯起来,这话他亲口对我们魏王讲的。现在,为你们考虑,最好给我支持,送我些特权,哪怕什么名誉什么顾问也行。这样我就能赶走张仪,我当了相国以后,你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于是,韩国国君赶紧大拍公孙衍的马屁,赠官赠爵,很多工程剪彩仪式都请他来拿剪子。公孙衍威望日高。韩国算是一直力挺公孙衍当相国的。

公孙衍这时候的素质也提高了,认识到不光南北五国列弱合纵,还一定要把楚国这样的强国拉进来,作为纵约长。上次自己的合纵,无疾而终,就是因为试图列弱自保,和秦、齐、楚三个大国的利益全相冲突,最后被齐威王、楚威王和张仪联手捣乱,给搅黄了。现在他已经不指望列弱自保了,而必须搞一个升级版的合纵,列弱合纵,但是以楚为合纵长,这样,才能够起到和上次合纵同样的目的——抗秦。而且楚国位于最南边,本也属于南北合纵一线上的。

这时,时间到了下一年,公元前319年,魏惠王也已经打定主意合纵了,而且想的跟公孙衍一样,不光是五国列弱合纵,要拉上强楚做头领。他并且派自己信任的田需坐着一百辆车子(之所以带这么多车子,是为了表示重视,好像美国总统去那里,几个人却开着两三架大飞机),南去楚国,洽谈请老楚当纵约长的事。魏国必须尽快跟楚等国建立合纵关系,才能避免秦败后遭受齐国的反攻倒算而倒霉失地。田需眼看要抢了合纵的第一协调人的角色和未来魏国相国的地位。

公孙衍当即跑去找魏惠王说:“我这个人吧,跟燕赵关系比较好,他们平时总是邀请我,让我有时间去燕赵串门。现在我也不忙了,你发给我三十辆车子,我去燕赵拜访拜访私人朋友,半个月就回来。”

魏惠王就答应了。给公孙衍拨了三十辆车子,停在朝廷院子里。齐威王听说了,担心魏国等列国合纵,自己这次又被甩在外面,当不了纵约长,就赶紧派人私下找到公孙衍,说愿意组织合纵,让公孙衍帮忙为齐国促成这件事,由齐国当合纵长。燕赵两国一见齐国这么干,也纷纷跑来到公孙衍这里报名,表示愿意参加合纵,请公孙衍来为之筹划促成这件事。那边的楚怀王不乐意了,心说,你们大王派了田需过来跟我谈合纵的事,结果又让公孙衍接待列国合纵的报名,这是不是轻视寡人啊,寡人不跟田需谈判,我跟诸侯一样,要跟“公孙总”谈。大家这么一嚷嚷,魏惠王只好把他喜欢的田需换下来了,让公孙总经理上去经理这件事去了。

魏惠王同时觉得公孙衍有这么高威望,跟四邻关系铁(韩国也一直嚷嚷着让他拿剪子给工程开工剪彩),影响力不逊于张仪,如果主政主持的话,可保安宁。于是,魏惠王下令,改以公孙衍主办合纵的事,并且免去张仪现任职位,提拔大将公孙衍,接任相国一职。

在魏国为相长达三年的张仪,于公元前319年,圆满结束了其访问工作,交回相印,乘专车回国。秦国内领导人“秦惠文王”在首府咸阳,迎接张仪及夫人一行。张仪得到秦国政府和各界的殷切慰问,继续担任秦国相邦一职。

张仪被罢免回国,标志着秦魏连横中断,中断的原因是秦借道魏国伐齐大败丧,没有实现连横能给魏国带来的预期好处和成效,使魏国反悔,转而向齐、楚寻找庇护。

一切政治行动,都要以军事行动为依托。

张仪在军事行动不济(并且通过伐齐之役证明尚不行)的情况下,使魏国与秦连横三年,也算是很能活动的活动家了。

张仪重新挂上秦国相印。

(所谓相印就是一个信物,类似结婚证,质地有玉的、金的、铜的,跟级别有关系,大到诸侯,小到郡守、县令,都有印玺,上任时发给,免职时收回。下达书面命令或批示来往公文的时候,必须在公文上用官印蘸着墨汁,盖上去,然后再在公文简册的外包装上封泥,再把官印盖上去,其作用跟后来的火漆印差不多。这是印刷术的雏形。)

魏国“别了,张仪·雷登”,准备合纵诸侯,保国抗秦,而且是新版的升级版的合纵,以楚国为列弱的老大。正这时候,另一位诸子百家的大贤——儒家的“亚圣”孟子,也同时走上了政治舞台,跑到魏国推销他的治世药方来了。

孟子名轲,邹国人,活了八十五岁,比希腊同时期的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小上三十七岁。柏拉图认为物质是虚幻的,精神理念是永恒的,认识的历程就是闭目塞听的灵魂回忆过程,在伟大的“理想国”里,他毫不客气地把统治者定义为像他这样智慧的哲人(过过嘴瘾罢了。孟子之徒也曾呐喊,封孔子当诸侯之王,各国国君都不算王),理想国里第二级是武士(霸道者),第三级是农夫、编篮子的和做小买卖的。

在孟子的“理想国”里,民贵君轻,编篮子的、作小买卖的和农夫倒在了第一级(不过这级只是说说而已,可以不算),第二级是“仁者”,就是孔孟之徒了,孟子认为“惟仁者直在高位”,如果仁者的贤超过了君主,那么君主就应禅让。于是,他屡屡称颂尧、舜的禅让。第三级是“社稷”(这级也可以不算,因为太空洞)。第四级才是“君主”。

我们看的出,孟子和柏拉图,都有幻想症和精神胜利法。

孟子把着他这套理论,去向齐宣王(田因齐的儿子)讲了一通,“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把后者听得直翻白眼儿,赶紧“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在明代更惹了大祸。把皇权主义推向顶峰极至的朱元璋,哪能容得孟子这种思想,下令把老孟的牌位撤出孔庙,又叫人删节《孟子》,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一千五百年后的人,要杀一千五百年前的人。

其实孟子的民贵君轻,并不等于民主思想,这里说民贵,第一级什么的,都只是从君主统治的安稳性和持久性上去看,强调要重视民众的体会和利益罢了。而民主并不是这样的,这仍然是君“主”。

孟子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年纪相仿(大五岁),这位逍遥学派的老师在雅典的林荫道上散步,提出了“中庸调和”的理论,认为贫富悬殊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有钱的人掌权可以,但要照顾一下穷人。

孟子也是这种相对温和的“仁政”思想家(他的“仁政”和他前面民贵、民众第一级的观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跑到魏惠王那里,宣传仁政。

魏惠王此前先是因为桂陵、马陵大败,元气大伤,后又被秦人夺去西部领土,现在连横又失败了,正心灰意懒、枯藤古树昏鸦地过日子。

魏惠王跪在案子后面,气恼地问:“魏国,本来是天下最强国,可是到了寡人手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看来“太子申”马陵之战被俘后,还是给杀了);接着,我在西边又丧失给秦人七百里土地(西河之地以及上郡,一里比现在一华里略短六分之一);我又在南边受楚人侮辱。寡人耻之,如之何则可?”

看得出来,魏惠王是对国家前途很有责任感的,可是一筹莫展。

“不怕,”孟子说,“哪怕你只剩一百里的土地了,也可以王天下。您啊,您如果能够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闲暇有时间再让老百姓尊重亲爹和大哥,温顺孝悌,他们在家孝顺了,出来也就听当官的话了,当官的就可以让他们造些梃(木棒子)去挞伐秦楚的坚甲利兵了。他们秦楚的人老是‘夺其民时’,使得老百姓没有办法耕耨以养父母,父母冻饿,妻离子散。您这里却好,你去打他们,他们谁抵挡得了您!所以说,‘仁者无敌’,您不必怀疑了。”

看来,孟子也被急得够呛,只说出了一些迂阔的“轻刑薄税”、“不夺民时”的话,比起我们看到的法家治国一大套,显得苍白得多。而且算不上什么创新。孟子一急,还把“深耕”都给憋说出来了。人家问你怎么治国,你说什么深耕,东一榔头,西一梆子,一点条理系统性都都没有。

孔孟之徒,光会吹牛,一说怎么治国,就没词儿了,而且对话中的一些逻辑也禁不起推敲。

孟子后面的“夺其民时”,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君总是动用民力去修军事项目(筑城)或者征发士兵出去打仗,那就会使得这些人暂时脱离农业生产。须知,种庄稼也是讲时候的,冰一化,十几天之内就必须播下种,否则地面的墒水就不足了,如果这时候政府大修项目或者打仗侵略别人,把民夫调走了,那么就算回来以后再有时间,也干不了什么了,今年的收成就大受影响了。所以古之人要求“不夺农时”,孟子也跟着说,认为“不夺农时”。

孟子认为,你对农民不夺农时,少去征发他们打仗修项目(而且税收征敛的也少),则农民们自然就会其乐陶陶地把农业搞好,爹妈不饿。而你的竞争对手国家,老出去打仗修项目,则它的民众必然“父母冻饿”、“妻离子散”,都想造反。于是,您吊民伐罪,带着你的高兴的农民去征伐他们,于是您不王天下能行吗?——这就是“仁者无敌”!

而对老百姓不夺其时,也就是不乱出去打仗,并且刑罚和税敛也少,总得来讲叫不侵犯民众的权益,这就也是“仁”,这就是行“仁政”。这样的“仁政”,使老百姓富裕,再加上点儿儒家礼仪的熏陶(跟着爹和大哥讲孝悌),老百姓也听话,所以“仁”加上“礼”(这是儒家的两个基本点,但孟子主要说的是“仁”的仁政),就能打败不这么干的国家,从而给你的国家带来“王天下”的效果,成为众国之王,所以“仁者无敌”。

该怎么评价孟子这个“仁政”+一点儿“礼”的药方呢?我们知道,列国交争,兼并激烈,以求统一,诸侯国君个个都要修防御工程和打仗,以保护自己的本国领土和求得对外扩张。不是你想少打仗和修工程就能少下去的。如果你少打仗修城垒而行仁政,让农民有机会充分发展农业,但你的军事力量因此就削弱了,后果一样不堪设想。

还有,你不打仗,让农民们缓和富起来,富起来之后,按孟子说了,还是要出去打仗,把那些“不仁政”的令民“冻饿”的国家打败了,以谋求自己的王业。那么你还是打仗了,这个打仗,不还是要“夺民时”,使你的民的福利又削弱了吗?于是你的民也开始流于“父母冻饿”、“妻离子散”,所以你赶紧停下不打。不打,民富暖饱一点,你又赶紧再去打,一打,不行了,又得停下不打。如此循环,何时能完啊?

所以孟子这个照搬的古人的药方“不夺民时”、“行仁政”(不夺民时含在行仁政里),这在一般太平时代,似乎也没有错,在孟子所处的激烈战争的战国时代,就不甚合时宜了,总得想些更积极的做法。而且操作上也是困难的。面对着齐秦大国的威胁,连年不断的侵伐,你让魏惠王不夺民时,不去打仗、修军事项目,他怎么操作啊?而既然要打仗,那么征敛也就少不了,刑罚也就少不了。孟子想做到的省刑薄敛,也成了无本之木。

除非你凭着“行仁政”积累的民众的富有,去打那些不行“仁政”导致“父母冻饿、妻离子散”的国家,一次就把这些国家全打下来了,不等自己消耗到“父母冻饿”就完成了这一活动,那还可以。但是,单单凭着一般性的少征敛,不干预农时而积累的“民富”就足够把那些国家一气就给全打完吗?这种可能性大吗?特别是那些国家中如果有譬如采取“法家”那种既积极打仗但同时还积极令民富的办法因而它虽然爱打仗但并不“父母冻饿”的,那你还能打得过他们吗?

下面说说法家的药方。法家没有强调“行仁政”,法家则用“奖励耕战”的办法来使国家富裕和强大。法家既要积极地对外打仗,又要积极地奖励发展农业。农业的发展不是靠减少打仗(“行仁政”)这种相对消极的办法而获得的,而是靠着积极的行政措施来促成,比如打击贵族势力,取缔贵族的封邑,使土地成为民众私有化,奖励垦殖,等等国家结构到组织管理方式上的改革和创新措施。并且奖励耕战,“耕”与“战”两不误,最后国富兵强民也富。秦国并没有因为打仗,而搞得“民众冻馁饥寒”,弄得自己要亡国,就是因为有法家一套有效的治国富民办法。

而且,其实这是更积极的“仁政”。

而孟子根本没有革除卿大夫封邑,使农民直接成为国家的自耕农,等等手段,只说说少向他们收税,少干预和占用他们的农时,再给他们讲讲礼。一旦国家不得不应付外来的侵略和攻伐,孟子说的这些,就完全没了实施的条件和空间了。但是孟子就是相信“行仁政”的魔力,认为不去干预和侵犯老百姓,老百姓就会慢慢地好起来,国家就打败了别人,王了天下,这显然是一种幼稚粗浅很不足够的东西。周文王也不是像他所臆测和杜撰的那样只靠着“行仁政”而取得战败商王朝的胜利的。但是孟子完全在他的学说里把周文王改造成了是顺着这种“行仁政”的路子而“无敌”于天下的,用以充做自己仁政学说的论据。其实周文王可能恰恰用的是秦国法家的那一套提升综合实力的积极有为的东西。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孟子说的也很幼稚可笑。

魏惠王坐在案子后面,接着发牢骚:“我治国,也算尽心啦!我河内饥荒(黄河横流部分以南,河南),就把灾民移于河东(l形黄河竖部分以东,山西),把小米调配给河内。河东饥荒,我也是如此。我看邻国的政治,还不如我尽心呢。可是邻国的人口也不见减少,我的也不见加增,这是为什么啊?”

孟子又说大话了:“您这就叫做五十步笑百步。你们两国,都不怎么样。”

魏惠王来精神了:“请先生教诲。”

“你应该这么办!不违农时,打出来的谷子老百姓就吃不完了。不要用细网打鱼,鱼也就吃不完了。拿着斧子进山林砍树,也要按着应选的时候去,木材也就用不完啦。谷子、木材和鱼很多,够用,使老百姓养生丧死无憾(不会怨恨它不够用),这是王道的始点。接着,五亩的宅基地啊,旁边种上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帛了。鸡豚狗彘这些东西,不要失其时(不知怎么个“失时”法),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一百亩的自家耕地,也不要夺其时(又是“其时”),全家几口就不会挨饿了。然后让大家聚起来,讲孝悌的道理,这样老头就不会扛着东西在马路上走了(意思是有活雷锋帮他扛)。你这么一弄,然而还不称王天下的,我绝对不信。”

就这么些小儿科的知识来给魏惠王对付啊!我真服了you。我相信,即便战国时期再原始落后,孟子所讲的这套也不会有任何领先之处,陈腐之至,陈腐之至!说来说去就知道个“不失其时”,这是个最基本的小东西,获得国际竞争优势,还需要得更多!殴打!严重殴打!孟子这段话暴露出他极端的无知和无用,以他这样的“大才”,魏惠王封他当个村长,最大县长,就足够了!就这样孟子还笑话别人“五十步不如百步”呢,我看他二十步都不够。大家看看商鞅的治国之法,就知道什么是治理国家了。

所谓“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就是鸡豚狗彘这些东西,要注意它们的发情期,在发情期内莫打扰人家,以免影响优生优育。

当时社会发展的关键点,不是“政府不要胡乱干涉动物发情期和农时”的问题,而是谁能拿出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手段来。比如法家的奖惩考核、取缔贵族、任能任贤制度、奖励耕战,多少算是个答案。孟子却只是打鱼砍树养小猪小狗五亩之宅,都要不夺其时,小动物发情什么的。真是答非所问!你要是老挨打,被别国打,你想不侵害农时也不行,农时一被侵害,庄稼打得不够吃,就得对鱼啊木材啊小牲畜啊采取掠夺式的开发。所以孟子说的东西,根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没有实践的条件和空间。如果是在太平年代,你如果作为国君太贪恋,老是像纣王那样修土木项目(其实纣王侵害了民时,也不是因为自己大修项目搞的,而是东夷西周都在叛乱,不得不征讨,于是侵害农时),或者贪图侈靡而拼命聚敛,或者像秦始皇似的,很没必要地去打匈奴和修长城,于是就侵害民时,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讲讲孟子的“仁政”,因为这时候国君把那些会侵害民时的东西停下来,主客观上是允许的。但是,在魏惠王这个风雨飘摇,整天列国争城争野杀人遍地的时候,想停下来,想不夺民时,可能吗?

即便是太平年代,想治国家于富强,单单靠着这一点儿孟子说的薄敛少刑不夺民时,这种被动保守和粗浅的东西,也是完全不足以的。它最多只能致老百姓不被饿死罢了。要致富强,还缺很多有为的办法。

汉代博士“叔孙通”一语道破:“法家长于治国,儒家长于守成。”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用来教化人的行为思想、束制人的思想,还倒有点用,可以维持一个相对和谐(其实也是貌似和谐貌似被教化好了其实是被弄虚伪了和呆滞了)守成的局面,但想借助儒家伎俩去提高国力,富国强兵,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不可能了。那是法家的长处。

孟子后来跑到滕国那里,甚至还提出了恢复井田制的开历史倒车的号召。第一,把耕地划为井字形的方块,中间的百亩作为“公田”,周围的八百亩分给八家农户作为私用(当时的产量低,百亩刚好只够养一家)。第二,八家农户共同耕作公田,互亲互爱,互相照顾,在完成公田的耕作任务后,才能干自己私田上的农活(落后的力役地租制,你想,谁会好好给公田干活吗!)——在他的教导下,滕国没几年,就被人灭了。

孟子说的这些话,一点创意都没有,全是实行了几百年的,尽人皆知的,拾人牙慧的东西。而且因为都是旧的,有的放在战国时代就变成了不合时宜乃至错误倒退的。他还拿来教别人呢?他一点儿推动历史的创新都想不出吗?有些地方,我们看孟子说的话和逻辑思维能力,甚至可以用不学无术和智力甚低来评价。

因为他的论点和观点很多很不合情理也禁不起推敲,所以他来寻找证据去证明这些论点的时候,只好总是找死无对证的杜撰的周文王的那些事儿,虚无缥缈的东西来做“实例”论证自己的观点正确。列国中除了傻的人以外,谁会被他的论据说服吗?

肚子里只是些不合时宜的小儿科的知识,还在游说诸侯。这样的“大才”,魏惠王觉得没有必要聘请他,孟子讨不到好处,气得没法,又混了一年,魏惠王死了,新的魏襄王也没有用他的意思,这才塌塌实实地离开了魏国。临走还气急败坏地骂魏襄王道:“望之不似人君,不见有所畏焉。”说他好像个山大王,根本不听话。他却根本不想想,自己的话,有多大的说服力。

合纵英雄公孙衍,撵跑张仪,掌魏国大印以后,又赶紧把另一位“合纵派”人物,被驱逐的前相国惠施同志(正忙着跟人辩论风雨雷电)从宋国接回来帮忙。

可是,老魏惠王同志,却告别了他那风雪飘摇的祖国和五十年的国君生涯,寿终正寝了。

这位见证了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中国的时代老人,死神收留了矛盾焦虑的他,酣睡降落在他的睫毛之上,他永远沉于地下(比齐威王晚一年)。[16]

魏惠王是个仁慈的领导,曾有一个卖卦的人给他算卦,说他“慈惠”,魏惠王大喜,说:“那我将来功业能有多大?”

“功业嘛,只能亡国。”

魏惠王大惊,为什么?

“人一旦慈,就不忍诛杀,饶恕那些有过错的人。而惠,就是慷慨大方,又导致您赏赐那些没有功劳的人。所以,能不亡吗?”

魏惠王可以容忍卖卦的这么咒他,更看出了他的仁厚,以及身为贵族的教养和涵养。

从前,魏国本是天下最强国,魏文侯启动遏制分封制的改革,在列国中最早,很了不起,但是他的接班人们没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又重新任用那些分封制下的世卿家族,而把吴起、孙膑、商鞅这些布衣出身的职业官僚给挤跑了。魏的失败就在于改革没有持续深化,回到分封制的老路上。

魏惠王迁都“四战之地”的中原大梁也是一个失策。河南平原位于天下之中,车马辐辏,皆为坦途,又无名山大川之险阻,实为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

商鞅曾经说过:“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应该侧重于防御,不宜到处出击。但魏惠王又轻举妄动,南辕北辙,屡次对外攻击,结怨众多邻国:在邯郸之难与北方赵国打,在马陵之战与东边齐国打,又跟南边西边也没少打,最终打得没力气了。这就像德国的希特勒,虽然在二战初期占尽上风,但地处欧洲中部,在东边的苏联和西边的英美联合夹击下,完蛋了。

即便魏人不主动出去找邻居打架,四邻也会来找他打。魏都大梁车骑四通,道路交汇,属于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地段,战时即成为兵家必争的热点,把都城设置在这里是不适合的。四邻的敌国都要往中原打,魏惠王呆在中原,一年比一年烦,总挣扎着在内线打个没完。为魏国考虑,应该推迟移都中原的时间表,而是先趁着当时秦国尚未改革,借助西河前进基地,伐秦取得陕西关中之地,占据这块宝贵的“四塞之地”,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再东进中原,进可攻,退易守,这样的形势就有利得多。先占关中,然后再从外围杀入中间,占中原地带,一并天下。后来的汉、唐帝国之胜利,都是这么干的。可惜,自从吴起西河下岗,这个计划就在吴起的泪眼中随风而逝了。

注: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魏国最初确实有能力和条件来完成占领秦国的军事行动,因为:

一,秦国尚未有商鞅变法,国内政局不稳,频频出现废立君主的动乱。

二,秦与其传统盟友楚国此时关系冷淡,楚无意于助秦。

三,秦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状况,华夏诸侯多予鄙视,视之为戎狄。魏国若大举伐秦,邻国多会袖手旁观,不会助秦抗魏。甚至韩、赵为了参与瓜分秦地,很可能出兵协魏攻秦。

由于以上的多种历史性的错误和无奈,魏惠王终于是执政五十一年,五十战而二十败,把国家领导得节节日下,这位曾经观看庖丁解牛,北拔邯郸,东却田齐,西威秦孝公,一时天下莫强焉,无可争议地成为战国首位称王者的魏惠王,战国第五大鳄鱼,在辉煌的巅峰,竟先被田忌、孙膑搞得桂陵、马陵丧师二十万,又西丧地于秦。最后一筹莫展,只好借助外交,不管西边的人找他连横也好,南北的人找他合纵也好,他都沦为了附属性的配角。最后他不得不在合纵还是连横的矛盾中选择保全自己的妙法。两种方法他都试了一遍半,最后还没试完,直到死亡彻底使他获得了困境中的解脱。

安葬的日期临近了,丧钟晨昼敲起。大梁地区却下起经世罕见的大雪,深得几乎埋住了牛的眼睛(一米多深啊)。

继任的太子“魏襄王”是个愣头青,还特矫情,用孟子的话描述是:“望之不似人君,不见有所畏焉。”君主应该通情达理,雅致悠缓,这位新爷却好像土包子。他一个劲儿地闹混说:“我要给我爹送葬,我要给我爹送葬,谁也别拦着我!”

谁劝都不给面子,不听。

“雪下得这样大还要举行葬礼,百姓们一定困苦不堪,国家的费用也恐怕不够。请您把日期推迟吧。”

“不行不行不行,如果因为百姓劳苦和费用不足,就不举行先王的葬礼,这是不义的。不义的!”

国君撒酒疯,臣子们面面相觑,不敢再劝了。公孙衍也不敢说话,就请惠施出马。惠施“小逻辑”厉害啊。

惠施说:“从前周文王的爹葬在山脚下,山水浸坍了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脸。周文王说,‘爹您一定是想看看臣下和百姓吧!所以才把棺木露出来了吧。’于是把棺木挖出来,设置帷幕,让百姓瞻仰遗容,三天后再安葬。这是文王的义呀!现在,大雪下得几乎埋住牛的眼睛,行走都困难,一定是先王想稍作停留,再看一眼百姓和国家,所以才使雪下得这样大啊。难道您不想学习文王,推迟安葬吗?”

魏襄王说:“您说得太好了!我谨奉命缓期安葬。”

惠施真是能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死到半路的人又拖回来。

当我们人约黄昏,约在历史的黄昏里,不被历史看穿。站在黄昏掀起的风里,一遍一遍把那些哀而不伤的故事看来看去,我们会知道,魏惠王死去次一年,公元前318年,公孙衍这位素见重于六国的新相国展开“合纵”策略,联合各国,组织了第一次“五国伐秦之战”。[17]

魏、赵、韩、燕、楚五国兵马,声势浩大,威震群雄,合纵攻秦,在中原集结。谁来当联军领袖呢?魏襄王刚继位,赵武灵王岁数也嫩,刚结婚,娶了中原韩国的妞,唯独楚怀王已经执政十一年了,干练稳达,且是大国,公举楚怀王为联合军的“纵约长”。

于是,楚国带着魏、赵、韩、燕四枚小火箭,好像一枚火箭捆绑着四枚助推火箭,冒着烈火,就向秦国发射过来了,如同前面秦国带着连横的韩魏两个小火箭,东向伐齐。声势浩大的五国联军,打到秦东方战略要隘“函谷关”(黄河大拐弯南边)。秦军据关,奋力抵抗。五枚火箭撞在坚硬的关墙上,不怎么能伤到秦人,自己反倒损失不小,一枚枚地自我爆炸,联军军锋受挫。[18]

魏国出兵的人数最多,还冲在最前面,首当秦人兵锋,变成热乎乎的炮灰扑在战场上,兵力损失了一半。魏襄王受不了了,派惠施到楚国去,找“纵约长”楚怀王,请求宣布战役结束,赶快罢战。

楚怀王这次并没有派出主力,看看联军受挫,也只好作罢,派自己的令尹昭阳(已经从上柱国升为令尹了)带着魏国惠施,去秦国讲和。昭阳刚要动身,下边的门客杜赫(原本是邹忌的门客,不知怎么又跑这儿来了)赶紧劝阻:“如今惠施跑来请示了,然后,您再带着他去秦国讲和,等于是告诉秦国人,是楚带头张罗打秦国的,而魏是提议跟秦和好的。这不就招致了秦人对您和楚国的憎恨了吗。”惠施也够坏的,他故意来楚国,就是给秦人感觉,这次合纵打秦是楚人带的头!

“那怎么办?”

“您拒绝掉惠施,然后您私下赶紧去请和啊!”

可恶的可耻的昏聩的“昭阳”先生于是对惠施说:“您如果跟着我们楚国去秦国请和,那么楚国得到了好处(被秦谅解),而你们魏国受到秦人的怨恨,这样对你们不好。所以您还是先回去吧,等着我派人去你们魏国,由你们魏国人带着去跟秦国人讲和,这样就对你们有利了。”

惠施一看皮球被踢回来了,就撅着嘴,憋了一肚子气,跑了七百里路又回到大梁,向魏襄王报告:“报告,楚国人不愿意带着我去请和,他们怕担老大的责任,想让咱们当老大,让我们出面带着他们去请和!”

魏襄王很不高兴,心说,我们带头去,这不把我们推为伐秦的主谋了吗!我们成秦人怨恨的罪魁祸首了!你们再逼我,我自己先去投奔秦国算啦!

这时候,杜赫又对昭阳说:“现在,魏国在函谷关下打先锋,主力损失一半,他想让您带头请和,您不听,他被气坏了,狗急跳墙,倘若他自己转而先投奔秦国去了,您怎么办啊,咱不就失去魏国这个盟友了吗?不如赶紧去跟魏国商量个请和的办法算啦。”

昭阳当即照办,又派人跑去魏国,商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谁带头去秦国请和的方案——楚国大约是屈服了,结果到底是谁带头去秦国请和的,也不得而知。这次杜赫的策划,失败给了魏襄王的愤怒,看来愣头青还是能战胜智慧者啊,因为他不按一般的智慧出牌。总之,一场五国攻秦的高尚运动,变成了争相研究怎么投降才利益大的可耻比赛。

王宫里的领袖们这么一闹,战场上的五国联军没人管了,纷纷退兵,相邀东退,顺着黄河南岸,退到“成皋之地”固守,就是虎牢关、汜水关一带,在河南省中部郑州、洛阳之间,适合防御。

这里是韩国境内,马蹄子芯上,是一列嵩山山系的高山,成皋壁垒就修在危岩高耸、削直如屏的山顶,残兵败将退守于此,背靠南边嵩山山地,面对北面黄河荒滩,无饭可吃。军汉们眼睛发蓝,嚷嚷着要到附近的“市丘邑”打劫,抢粮食去。

市丘邑地方长官赶紧去找“纵约长”楚怀王告状。但是明告又怕无效,就对楚怀王说:“大王,此次五国攻秦,您无功而归,威风扫地,五国是否还服气您,就打个question mark了!”

“寡人应该如何?”

“您可以做个小测试。禁止联军在市丘打粮,五国如果听从,说明您威风依旧,否则,您就得早作准备了。”

楚怀王因此从郢都发出命令,不许五国去市丘那儿打粮。还好,大家还真听,于是市丘人民躲过一劫。

没粮食吃,那就别打了,楚、燕两国首先退出战斗,三晋士兵(赵魏韩)则无处可退,因为他们老家就在这儿,一退,秦人就追进来了。于是继续在成皋等着。

三晋中的赵国的赵武灵王,这时候刚即位八年,不到二十岁,还年少,八年前刚继位的时候跟着“五国相王”而称了王,现在看见五国攻秦不能克胜,秦国人对我们做出发狠要报复的样子,就后悔称王起哄了。于是对国人说:“我没有大王之实,却称大王之名,不乖啊。改日,你们还是管我叫‘主君’吧。”

到了下一年,公元前317年,成皋的“三晋联军”正在神不守舍,忽然来报,秦国“庶长”樗里疾(秦惠文王的异母弟弟),乘三晋兵疲,引军出函谷关,向东跟踪追击五百多里,掠过“成皋”,屯兵在成皋东北的河南原阳,该处南下可直接袭击一百公里处的韩国都城“新郑”(河南新郑),向东南不到五十公里,则袭击魏国“大梁”(河南开封)。

成皋要塞,被甩到了西南边,虽险而无用。三晋之兵为了保卫国都,被迫从成皋出动(放弃地利优势,被敌人调动),北渡黄河,前往北岸偏东的原阳集结,与樗里疾会战,被杀了个惨败,两名韩将被俘,赵韩公子逃窜,三晋士兵合计被斩首八万二千(这是自战国以来,秦人第三次对三晋实施超过五万人的歼灭战),诸侯闻之,无不振恐,亡魄丧胆,谈虎变色!五国攻秦之役,以大失败告终。

(注:斩首八万二千是什么概念?如果此会战是在一天内完成的,那么平均每一分钟杀一百七十人,相当于一架半737飞机的载客量。每一分钟撞地报销一架这样的飞机及其载客,连续报销七百架,就是了!——八万二千人。)

魏国兵力折损极大。魏襄王忍不住抱怨公孙衍:“你这家伙是怎么策划的?”公孙衍遂被罢免相国,起末不到两年时间,唉!想想看,比较一下,还是张仪在魏国连横的那三年好,毕竟得到三年和平。

公孙衍下岗后,遂“转会”到韩国去当相国,接着怂恿韩国人伐秦。

魏国“愣头青”魏襄王,在刚刚的屠杀中,看到了秦国的“颜色”,接下来被迫阅读张仪写的来自秦国的语重心长的教导:

“贵魏国的领土,纵横不过千里,战士如今,只剩不过三十万,地势四平,诸侯四面辐辏,没有名山大川阻限。西与韩,北与赵,东与齐,南与楚,十万人分守四境堡垒,仍显不够,一方诸侯不合,则被攻凌,此四战之地,四分五裂之道啊。

秦国一旦结合韩人,下兵而东,魏国之亡立等可待。我真替大王您忧虑啊。如果您现在侍奉秦国,就少去西边之患,悉起魏国之师,南下攻楚。楚国虽然富大却是空虚,楚卒虽多,战则败北。您南面割宰楚国,岂不美哉?”

魏襄王觉得有理,再次宣布与秦国连横。(不过,没三年又变了。定都河南腹心的魏国,朝秦暮楚,摇摆无定,跟当年郑国等“巴尔干诸侯”夹在晋楚之间时,没什么两样。)

不管怎么样,“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是当时媒体对他们的赞叹。[19]俩人一纵一横,要想一折腾,全天下都跟着受罪遭殃,父子离散,家园废焚;俩人要想塌实过日子,地球就免于爆炸,天下人跟着沾光。伟哉,一介布衣而运动王侯到这个地步。

公孙衍在这次“五国伐秦”的正面战场鏖战中,没有出色表现,但他却策划了秦国后院的一把火。

秦国以西,都是西戎游牧部落,其中义渠国最强大,在陕、甘、宁一带,逐步定居下来,筑有几十个城邑。

公孙衍曾经在会见“义渠君”的时候说:“咱们两国关山相隔,路途遥远,今后恐怕很难有再见的机会,我想给你提供一点意见,作为参考。”

义渠君说:“好,我愿意恭听。”

“如果东方诸国和秦国和睦相处,秦国必定对贵国烧杀抢劫;一旦东方各国和秦国交战,秦国就会准备重礼讨好贵国。贵国趁机从西边劫杀秦国,必有大报。”

果然,五国合纵攻秦的时候,秦国给义渠君送去了锦缎千匹,美女百人。义渠君开会研究,说:“这不正是前些日子公孙衍所说的那回事吗?”于是起兵从西边偷袭秦国,大败秦军,迫使秦国放弃对韩魏的进一步纵深攻击,韩魏都城免于灭顶之灾。

不过,这种从西面牵制的部队也不能太被指望,如果东线战事不顺利,他们也不会出大力,怕把关系跟秦国搞僵了,未来遭报复。所以,光靠外交,指望别国帮忙毁灭敌人,是靠不住的。

至此,五国合纵攻秦,丧师而返,而三年前秦国假道韩魏伐齐,也大败而归。山东诸侯与关中秦国,至此基本力量持平,互相都不足以侵吞对方(以函谷关为界限,以东称“山东诸侯”)。

齐、秦、楚三极的对峙格局,于是趋于形成。三晋夹在三极中间,不论合纵还是连横,都苦恼而无所适从。

五国伐秦大败的次年,第二年,公元前316年,魏国听了张仪的话(书信),已经再次连横秦国了,但是韩国还不肯呢(因为公孙衍又跑到它这儿当相国了),毅然决然勇敢地再次向秦本土发起进攻。同时,蜀国发生内乱,蜀王和他弟弟哥俩之间打起来了,纷纷跑来秦国告急求救兵。

秦惠文王打算先伐韩,后伐蜀,但是又怕伐韩兵力疲敝以后,再伐蜀,不能得胜;先伐蜀的话,又怕韩国趁机偷袭自己,于是像一头驴子一样在两捆草料面前犹豫不定。

张仪主张伐韩,从陕西咸阳,出函谷关,遵东行的黄河,沿其南岸疾走一百公里直到韩国,以盟友魏国绝韩国北部的南阳,约楚国兵临韩国南部的新郑都城,秦军则猛攻韩国,拔取韩国的新城、宜阳两个洛阳附近要塞,直趋洛阳之郊(洛阳是老周的地盘,被包在韩国的肚子里),抢了老周天子九鼎,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成就千古王业。

而司马错反对:“攻韩国,劫天子,这是恶名也,天下非议。韩国、洛阳危机,必定交出宝鼎、土地,贿赂齐、赵、楚、魏诸侯,诸侯并力攻秦,我们秦国就危险啦!”

秦惠文王问:“那寡人要怎么办?”

司马错反对向东,而主张从容易的开始,向南,伐蜀!取得巴蜀秀丽山川以扩充我们的根据地,征发巴蜀富饶的资源以富民缮兵,而且巴蜀可以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可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而且,蜀国偏僻蛮夷,灭蜀不会像攻韩伐周那样引起诸侯的竭力干预,所以伐韩周则“危”,伐蜀则“完”(完美)。[20]

蜀国偏僻,戎狄之国,在四川中部的成都地区,上距秦国咸阳一千里(陕西省),东望楚国郢都也是一千里(湖北省)。蜀国虽然火锅做得好吃,但最一开始并不受尊重。甲骨文里的“蜀”是一只蛾子、蝶子的幼虫,毛毛虫,长了一个大眼睛和弯曲的身子(),从现在的“蜀”字里也看的出,那个扁“四”就是大眼睛。所以蜀人被视为体力蠕弱——当然这是偏见(stereotype)。蜀人左衽、椎髻,把大树中间掏空当棺材(船棺,这种船棺可以载着主人渡过阴间的河流,在次日黎明获得超升,返回阳间),麻布做得也不错,纹饰漂亮。青铜器上,更有属于他们自创的象形文字,其玉器、青铜器、漆器在战国时期已制作甚精,可媲美中原,以“三星堆”那个浓眉凸眼阔嘴扁腮方脸招风耳的青铜面具最为知名。这张棱角分明的脸与团和的中国人脸并不相似,反倒让人联想到西方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一同出土的金杖、金面膜,也是西方货(中国那时金饰品少),难道他们,是从两河流域迁徙来的?

蜀王最知名的要算“鱼凫”、“杜宇”。杜宇被迫把王位丢给治水有功的“鳖灵”,随后痛苦的要命,变成了杜鹃,夜夜啼叫,嘴巴吐血——“望帝春心托杜鹃”,望帝是杜宇的年号。

鳖灵二世,蜀人一度北向击秦,抵达雍城(秦都),到了鳖灵十世时候,国力就不足与变法之后的强秦抗衡了。但由于崇山峻岭阻隔,秦国想进攻蜀国也相当困难(四川北部到秦国陕西的路,是世界上最难走的路,猿猴都怕的,当中还有“剑阁”天险守卫)。

秦惠文王一次心血来潮,诈称赠给鳖灵十二世“便金之牛”(就是能拉出黄金的牛),还有五个美女,鳖灵十二世乐了,使“五丁力士”开道迎接,发出千人凿路,终于千辛万苦弄了三头到成都——这大约是成都最早的火锅肉料了。自毁家园的“石牛道”从此开通,方便大秦兵来打了。

据说其中有一头牛在路上还发了神经,钻到山洞里不肯出来(大约是被脚下悬崖峭壁吓傻了)。力士们抓着牛尾巴使劲揪它,导致山石塌方,砸死很多人。这就是李白所说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蜀国地盘广大,除了控制了北部这片绵延几百里缺德难走的山地,还跃过它北上,占有了陕西南部的“汉中”盆地,从汉中到成都,上下六百里。鳖灵十二世把弟弟“葭萌”封到陕西汉中,可是他弟弟不乖,偷着和巴人交好。

巴人分布在四川以东的重庆地区,率先发明茶叶的功用(不过发明错了,蒸着吃),做盐也做得不错,所以盐又叫“盐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死后喜欢被挂在高高在山崖上,就是悬棺,当时以为棺材越高越安全,现在全被三峡水库淹了。这些巴人是水边民族,从嘉陵江、长江通出四川去,直达长江中游的湖北楚国。所以巴人一直跟楚人干仗,被楚人打退到三峡以上,呆在重庆地区。而整个四川三峡从巫山起,就被楚人控制,设为“巫郡”,下辖多个县。

巴人被打退到三峡以上,重庆地区,建立巴国,又遭到西边四百里外成都地区的蜀国人的厌恨。于是巴人又和蜀人打(好像这两个地区的人现在也互不佩服)。

“鳖灵十二世”的弟弟,被封到陕西汉中的“葭萌”同志,不但不帮着老哥,反倒居然私通巴人,其心叵测,于是“鳖灵十二世”北上,怒而伐弟弟。弟弟跑到巴国,巴国和蜀国,就大打起来,巴蜀大乱。

得到这个消息后,秦国大夫“司马错”的伟大建议,命令司马错、都尉墨大军伐四川,在公元前316年,从石牛道南下,“鳖灵十二世”正忙着跟巴人斗殴,仓促之间,赶紧亲自率兵北上四百里,到剑阁抵御秦军,大败逃走,被秦军杀死。司马错一举攻灭巴蜀两国。巴国最惨,被秦人变成了一个郡,叫“巴郡”,在长江三峡以上,与三峡下的楚国的“巫郡”对峙。

蜀国毕竟立国年头长,根子深、势力大,不好一下子变成郡,于是秦国封鳖灵十二世的子弟为“蜀侯”,派秦国人做相国和蜀国守(大名张若)到成都,把蜀侯盯紧了,推行羁縻政策。蜀侯当了小尾巴国,志向还是有的,跟秦国派来的相国打架,被对方杀了。“秦相国”志向也不小,宣布成都独立。秦惠文王赶紧派大将甘茂、张仪、司马错联合讨伐,杀死“秦相国”。张仪这次来,还第一次把成都修建了城墙,后人称之为“张仪城”,旅游时候可以去找找看(但我问了很多成都人,他们都不知道)。[21]

接着,秦人又先后扶立了两个“鳖灵”亲族当“蜀侯”。但这俩“蜀侯”也不乖,不断发生若有若无的反秦事件。干脆,秦人把他俩都杀了,装进味道清新的楠木大船棺里。

合计死掉三个蜀侯之后,秦人彻底抹去蜀封国,变为秦国一个行政郡一一“蜀郡”。“蜀郡”就跟“巴郡”平等了,蜀人、巴人都舒心塌实了!向秦国中央缴纳土产的布和鸡毛。(从前两家互相掐,现在都当了亡国奴,舒服了。)

秦国占领巴蜀以后,不断从本土移民过去。第一任蜀国守“张若”先生,治蜀三十年,持变处常,处乱不惊,有史料说张仪给成都修城墙时他也参与了,又移民秦人一万家过来(蜀人应该记住“张若”的名字,张姓是从三晋到秦国再到四川的)。要想占得稳,就得移民过去,日本人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当初总往关东“满洲国”移民)。后来秦始皇还不断把内地富豪、罪犯和一般平民迁入巴蜀。秦人几乎成为蜀地的主要人口,秦国风俗在这里流行,娶嫁送葬都学习到了中华礼仪,不过秦国的这些也不正宗。

秦人从天府之国“陕西关中”南下,吞并富饶的巴蜀,巴蜀土地极其肥沃,待水利又搞好了以后,亩产粮食是中原水平的好几倍,也号称“天府之国”,天府就是天子粮仓的意思。秦人据有西部中国,南北两个天府,建立了未来一统华夏的战略大基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人通过巴蜀,闯出一条经由四川南部,彩云之南,直到缅甸、越南、印度的商旅交通要道,史称“南丝绸之路”。这条路在战国时期就开通了,证据是成都以西“三星堆”出土的来自印度洋的海贝(算是货币),以及重庆、巴县出土的“玻璃球儿”,球上带有特殊的花儿,这是中国人所做不了的,乃当时印度孔雀王朝的绝技,叫“蚀花艺术”。[22]中国人虽然很多地方领先,唯独玻璃领域几乎空白。(不过,在战国时期,一度出现了早期玻璃——也许算是琉璃,某些工艺超过西方,不过,后来就不如了,中国后来历朝历代都不再发展玻璃,也许是木制房子比西方石头房子的窗扇大,足以采光,不需要特别透明但是大了就易碎的玻璃吧。中国古人一直用帷幕罩着窗子。)

后来,李冰又被派来做蜀郡郡守,修建了大名鼎鼎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据说李冰是二郎神呢),从而解决了当地的水患。蜀国真正成为产粮基地,当是在李冰修堰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