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魏文侯（公元前425年——前380年）

一

公元前五世纪下叶，赵无恤死去了，传位给大哥“伯鲁”的孙子。他的这位继承人自作聪明，干了这个世纪下叶最后一件大蠢事，把首邑从山西中部的晋阳，向东南四百里，南迁到河南省北部的中牟（鹤壁市境内），离河南腹心很近了。这种不怀好意的迁徙，意图一眼就可洞穿。南迁中牟是为了更便于去中原争夺人口和城市（就像钓鱼的人坐得离池塘更近点儿）。事实证明，坐在中原北门外的赵家人，马上就要过苦恼的日子了。南迁中牟的举措是一个战略性的重大错误，赵家南向中原（进击河南）的军事行动，屡次遭到南边魏家的猛烈抵制，赵人屡次败北。[1]

魏家甚至派了一个牛人，在赵家中牟北边三十里，一个叫邺城的地方，盯着赵家人的一举一动。这个牛人就是——西门豹！他一路踏着前五世纪末的夕阳，来到荒凉萧瑟的东部边境小城——邺城办公。（具体时间大约是公元前409年左右。）

邺城这个地方，算是河南、河北交境地区，原来是卫国的地盘。卫国被狄人逼得东移以后，原来的地盘，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就遭到了晋国历代君主从西面的侵蚀，一半儿归了赵家，一半儿归了魏家。准确地说，是漳河（东西流动）以北，归赵家；而漳河以南，归魏家。

漳河可不是条简单的河，它横贯而行，把河北、河南划开，成为两省分界，北面是河北省的赵地（包括邯郸等地区），南面是河南省魏地，赵国挺进中原（河南），必须先过漳河。

所以漳河也是历代驻军要地，后来袁绍、曹操、曹丕逐次苦心经营的“邺城”，就在这个地方。曹操的铜雀台至今还有，是五米高的台基残迹，当初建安文人歌咏的地方。曹操的七十二座“疑家”（假坟），也连绵分布在漳河两岸，有人甚至从古书里判断出，曹操是别出心裁地把自己埋在了漳河水下。

继曹操之后，一直到五胡十六国群魔乱舞的时代，邺城不断变幻大王旗帜，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五个逐鹿中原的霸国以此为依托，攻占守毁，折戟沉沙。他们定都邺城，上演出一幕一幕惨痛的辉煌。那个唱着“天苍苍、野茫茫”的东魏主高欢，还在邺城弄出了一个会自己演奏乐器的机器人。

但是，铜雀台的风情，高欢、高洋的四千所寺院，全都烟吹云散了，而今只能看见临漳县的政府大板楼而已，和芸芸众县没有什么区别。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战火，还有漳河水的暴虐。漳河水时时泛滥，冲刷走了历史的繁华。

漳河水暴躁，是古来有名的，因为这里的“河伯”，性生活得不到满足，所以要泛滥。他要求，必须送一个精心打扮的漂亮姑娘，嫁到水里来——可能人在水里老得快，所以他还要求姑娘必须一年一换。如果没有新姑娘，漳河就要发大水，把田地、村庄全部淹灭。

西门豹作为邺城的新一任地方官，刚就职，遇上的就是这个麻烦。

西门豹的职掌是县令——县的制度在晋国至少有一百年历史了，在楚国则可以再上溯两百年。西门县令看见的邺县人烟稀少，百姓贫困，就开始皱眉头。于是，他按照魏家掌门人魏文侯临行前的教导，去找当地“年高有德者”召开“恳谈会”。

“年高有德”者吐露了很多基层群众的苦楚，揭发了当地“三老”的劣行。“三老”未必是老头子，人数也只是一个。它是县的下一级官员，类似乡长，管着好多村子。作为有头脸的地方干部，“三老”的主要工作是收税（当然遇上民事纠纷，也少不了去查证调停，算是负责教化）。当时的老百姓的宅居地（住宅以及院子附近用于种菜养鸡的那片小地），是归个家所有，但种的大田，却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打的粮食十分之一上缴国家。

三老除了征收粮食，还要征收户税，以钱的形式，每家交一个数，合起来上缴国库，主要用于养兵。

邺城的三老富于想象力，除了给国家征粮收税，还给另外一个虚拟的主子收税，那就是河伯先生。河伯先生每年娶媳妇，各家都要交份子钱，三老说，这是县里的政策。

县里哪有这个政策啊？还不是县里瞎编出来的。于是，“廷掾”（念院）也被揭发出来了。廷掾不是官，而是科员，他们在县衙门干活，是县令下面的属吏，大约就相当于阎王爷的牛头马面，负责保存章子、制作文书之类，因此也有了权。这些人爱吃请受贿，弄出个文书，让三老拿着，下去乱摊派，说是办河伯婚礼的钱。摊派的钱收上来了，立刻坐在地上，和三老一起分赃。

这些赃钱，应该是“铲币”，类似铲地的铁锨，甚至顶上还有个套，套在木柄上的——这是早期的，叫“空首布”。现在已经进化成“平首布”，没有空套了。平首布上刻着铸造地名称，除了国都，很多二级城市也可以制造，所以什么规格都有，尺寸不一，五厘米到十厘米不等，总之一只手可以拿得下（现在它们都是文物喽，一枚动辄值几千元）。

这一天，又是漳河的河伯娶亲的大喜日子。地方上的巧取豪夺者，在两三千围观群众的簇拥下，道貌岸然地来到漳河岸边。时间还早，河伯先生多半还没起床，漳河水面上茫茫杳杳，没有迎亲的虾兵蟹将。

但是送亲的彩队已经到了，领头的是个老处女，据司马迁说，已经七十岁了，神色倨傲，身后还跟着穿戴华丽的十个女弟子——邺地地方上，净出这样的人。that is a shame。这位老处女受河伯之托，经常在民家行走，遇上模样打眼的，就恨得不行。立刻用公款把这漂亮mm聘了去，闲居斋戒，天天洗澡，吃牛肉，喝酒（当然是公款支付了，而且有乡干部、县工作人员作陪）。连吃十几天，吃饱喝足，一抹嘴，再搞个“文化娱乐活动”，让美少女坐在床帐枕席上，说：“走喽——。”吹吹打打地，实行“漳河第一漂”。

一开始床还能漂着，漂出好几里，就被涡流掀翻了，伸手不见五指，四周一片死寂，女孩儿哭叫的声音，才被迎亲的鱼儿，用水的网，一网一网地打尽，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气泡，和美丽轻微的波纹。[2]

老百姓受不了这种选美的折磨，凡是觉得闺女还可看的，都赶紧携着她远远逃蹿，很多人家的女孩到了十岁以上，就不让她洗脸了。大家纷纷逃亡外地，乡邑为之一空，废弃的一架架屋子成了野猫和蛛网的乐园，乌烟瘴气，鬼影憧憧，好像妖魔霸占之下的乌鸡国。

西门豹深深感受到，破除落后迷信活动和揭批徇私舞弊行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他在送亲大会上表现出了冷静的幽默。

西门豹说：“把河伯的娘子唤出来吧，看看是好是丑，快耶。”

大伙赶紧撩开河边红红绿绿的帷帐，把那个穷人家的小妹妹掏出来了，正是破瓜年纪（十六岁，“瓜”字剖开是两个“八”，二八十六），青纯幼稚。小姑娘已经梳起了花样别致的盘发，别上了装点了绿色小石头的钗笄。她纤瘦未成熟的身材裹在宽大的礼服里，略不自然。于是，不时地摆动自己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以及左左右右和里里外外，看着大家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自己，她的脸色开始发羞。她的大衣服肘上，还停着一只河边的蚱蜢，瞪着疑惑的复眼。

西门豹说：“窈窕淑女，河伯好逑，可是这个女孩儿不佳，怕是惹河伯不高兴。麻烦您老（老处女）下去一趟，报告给河伯，说等两天找到更好的再给他。好不好，来呀，把大巫妪扔到水里去。”[3]

走卒赶紧上来，抱起大巫妪（老处女），往水里走。“扔远点儿啊——，省些路走。”西门豹操心地嘱咐。

老处女一时醒悟不过来，忘了挣扎，七十多岁了，老糊涂了，再加上被男人一抱，完全蒙了。当她看见波光粼粼的水面像一条大醉不醒的巨鱼，滚动着无数的鳞片吸纳了她的脑袋，她来不及总结自己罪恶的一生，就一头栽死其中了。

西门豹在岸上抓耳挠腮地等待了有好一会儿，看看手表，没有耐心了，焦急地对左右官吏说：“大巫妪好慢呀，走太慢。还不回来呀，咦。叫她弟子下去迎迎喽。”

如狼似虎的当差闻命，立即抓起第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弟子，像青蛙捕到了一只蝴蝶，把挣扎的她扔下了水。

“唉呀，真慢啊。还需要人去——”好一会过后，西门说。

于是，又有两个女弟子被发射到水里去了（河伯这回算高兴了！一气娶了四个）。

旁边的三老头都不敢抬，哆嗦着像枯树叶，可又想歪了脸看西门大官人的神色。西门豹说：“我明白了，大巫妪是女子，弟子也都是女子，女子不能白事（汇报工作的意思）。请三老下去为我白事吧，麻烦你——三老！”

三老缩在地上，双手抓泥，不要呀，不要呀，不要白事的呀。他伸手去抓一根草棍儿，草棍儿灵巧地躲开了。草棍儿一躲开，轮到挨抓的就是他了。当差的左牵右拽，把他扔入水里——由于身子比较肥，所以费了很大劲。

由于身子肥（吃的），所以漂了半天都下不去。但是，水里的人都在想他啊，他也就随波逐流去了。

旁边的“廷掾”和地方上的头面，无不惊恐，面如死灰，汗流浃背。西门豹回头询问：“大巫妪和三老，都不回来了，奈之何？”

这帮人赶紧跪下，叩头哀求，流血满地，脸色因为失血而白得像水筒里的月亮。

西门豹倒背双手，弯腰瞅着河面许久，说：“再等等看。”

大伙继续发着抖等，等到快尿裙子的时候了，西门豹才说：“今天等不到了，我们只好先回去吧。河伯留客人的时间也太长了点。”

这次漳水河边的滑稽戏，才算收场。从此，邺城人再没有敢说为河伯娶妻的了。[4]

西门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总体来讲，是个强势的领导，心硬手快，不怒自威。为了能让邺地风调雨顺，河神是指望不上了，接下来西门豹就修了水渠十二条，引漳河水灌溉农田。使得邺地粮食产量，每亩增加到一钟（约合现在一百二十斤），大约和现在一个应届大学生的分量差不多。当时一亩是现在三分之一亩。

邺地老百姓并不太争气——所以才养出这许多刁吏的，听凭刁吏肆虐，无如之何——腐败滋生于不争气的土壤。老百姓不争气的另一个表现是，当西门豹号召要修渠的时候，大家都嗔怪麻烦，怕累，惜力，嫌吃亏，捏着铲子，纷纷不肯出门。西门豹大怒，不准，拍案子怒斥：“都他妈给我出来挖渠。你们现在是恨死我了，一百年后，子孙会记得我的。”[5]

果然，这些水利工程，从魏文侯时一直到西汉，一千多年，一直在发挥作用。汉朝修筑“弛道”（当时的高速公路），跟这十二渠撞在一起了。上边来了人，要求水渠改道。邺地老百姓纷纷不让，说这是西门大官人留下的（不是西门庆大官人），不许动。

老百姓纷纷卧在水渠上，脱光了抗议。最后，政府只好放弃，不管他们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西门豹治邺，名闻天下，泽流后世，堪称模范官僚，古之贤大夫也。至今当地有西门豹祠堂，以供瞻仰。两千四百年过去，西门豹盛名如新。

注：随着时代的进步，古来狂暴的漳河水，现在已经狂不起来了，因为北方的干旱，已经使它接近断流了。最近新闻报道，由于漳河水瘦，两岸用水矛盾非常突出。沿河两岸为争夺水源经常发生水事纠纷，甚至械斗，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对漳河水事纠纷的处理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呵呵，邺地的老百姓确实不好治啊。

另外据说，（古代）人们跑到西门豹祠堂来求雨（西门豹成了新的河伯）。有一次求雨不灵，人们一气之下，拆了祠堂。邺地人脾气真大啊！

二

当时，赵居北，魏居中，韩居南。

当赵家把战略重心南移，迁都中牟，压到了南边魏人的家门口，魏人除了派西门豹驻守家门口的“邺城”，另也准备去往赵人的后腰里放一只刺猬——那就是抢占中牟背后（以北）的中山国，以牵制赵人的南下，最终实现通过“邺城”与“中山”的南北夹击，钳制赵国。

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魏文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出身布衣的中年人“乐羊”先生身上。

乐羊祖上不是卿也不是大夫，总之不是世家贵族。乐羊作为一个布衣而能够有出息，在没有科举制度的当时，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接受别人的推荐。而想让别人（这人通常是贵族，指卿或者大夫）推荐你，你只好先去这人家里干活，当幕僚，做门客（就像“蔺相如”给“缪贤”当舍人，当着当着，最后得到缪贤的推荐，到了赵王的身边，成为赵王的红人儿；或者像豫让那样给智伯当门客，最后把脑袋当掉了）。

所以，也看出来了，当门客，投资时间比较长，风险比较大，退路比较少，一旦当上了，必须绝对效忠主子。主子犯错误，自己也得陪法场。

所以，如果你目空一切，觉得没有谁配做你的主子，那你完全可以就直接找机会往国君身边去凑顾，但一定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样子，否则就白凑顾了。从前，那个一边在齐桓公经过的地方放牛一边唱讽刺歌曲的“宁戚”，那个专门骂肉食者鄙的“曹刿”，都属于悟通了的，得道者也。

当然，也可以采取当男宠，像易牙、开方那样，但这不是有节气的布衣所为。或者当刺客，像专诸、要离那样，但这需要有把子力气，不过专诸的儿子趋势当了卿。

不管怎么样，乐羊或者当了门客，或者是在社会上混得很香（或者很不香，但也有了名），他得到了魏氏要臣“翟璜”的推荐，被魏文侯任命为伐中山的主将。

中山国在河北省南端的中牟以北三百里，去那里必须跃过赵家地盘。赵家人说：“让他们去打好了，中山可不是那么好打的，打下来它也拿不走这个地方——中间还隔着我们呢。他们愿意去消耗消耗，也好啊。”

于是，乐羊子在公元前408年，带着一只数目不详的军队，以及领导对他的信任和考验，从自以为聪明的赵家地盘上借道而过，来打赵国后背——河北省中部，保定、定州、石家庄一带的“中山国”了。

中山国不是***先生的国，它是白狄的一种，叫鲜虞，在春秋后期建立的，面积不算小，有好些个城邑连在一起，位于河北中部，西临山西省中部的赵人，南临中牟、邯郸的赵人，西、南割开了赵国的领土（所以一直是赵人殴打的对象，更准确地说，则是殴打赵人）。赵简子当初到这里打猎，遇上了那只成了精的会说话的中山狼。

中山国的文明并不落后，它是一支有志气的游牧狄人，入居中原后建立的，农牧兼行，而且把铁冶得很有造诣。

中山国并且有华丽考究的战车，这都说明他们“汉化”得很厉害。面对这样一只血统生猛而又掌握了高科技文明的生番武装，远道而来的，不占天时地利的，布衣出身却去统率一帮心猿意马的士兵的乐羊，没有临阵脱逃，实在已经是了不起了。

乐羊充分发挥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拔下中山国一座座坚城深池，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但他钝精挫锐于中山都城之下，无论怎样实施强攻，也毫无效果，伤亡代价极大，只好改做围城敝敌，想消耗死中山人。

“围城战”在战国越来越时髦了，这是因为列国长途运输给养的能力在提升。并且乐羊这次打破了智伯“水淹晋阳”围城两年的纪录——乐羊围了三年之久。当魏家士兵坐在帐篷里面吃着后方送来的军用罐头，城里的中山人则开始吃人。

中山人心里很来气，因为他们想起了乐羊的儿子，现在正在中山发展。干脆，把他儿子揪出来吃了。

乐羊的儿子，被绑在城头展示，中山人比比划划地指点他身上的肉，我要眼肉，我要里脊。大厨师开始给他洗澡。

“乐羊——，看见了吗？认识吧！长得挺像你的哎，快撤兵吧——，儿子重要还是打仗重要啊——”

乐羊感到眩晕、松软，像一块被军士们扔掉的擦车布。寒风漫不经心地掠过已经没有多少生气的中山城。乐羊知道，作为一介布衣被推荐到魏文侯驾下，花费了魏家三年的物力，丢下战场上将士的骸骨，异乡人的鲜血浇灌着中山城的野花。如果打不下中山城来，徇私而返，不但前途没了，连他的推荐人“翟璜”，也要负“随坐”责任（推荐别人要负连带责任，这是当时的习规，惟其如此，君主们才对于臣子的推荐，几乎不问什么都满口答应。当初赵盾推荐韩厥当司马，得知韩厥执法不阿，才松了口气，说，大伙可以祝贺我了，我不至于掉脑袋了）。

乐羊的儿子，终于像没有人招领的失物那样，被中山人自行处理了，放进大鼎沸煮（也许是活着时候就放进去），去了骨头，再投入盐巴和辣酱，以及酸梅、生姜、醋汁、鸡蛋清、干菜、桂粉、醴酒，加糖揉匀，文火闷炖，最后收汁儿捞出。一罐子嫩爽滑颤，赏心悦目的人肉羹就出来了。它肥润适口，咸鲜满鼻，极度富于美感。当然，如果是做成“大羹”的话，就不需加任何调料，叫做“大羹不和”，全靠自然本色，温和文雅，这也是治理国家和写作文章的最高境界，看似没有味道却饱含万种味道，体现着无为和无所不为的绝顶功夫。

当然，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制作成“醢”。醢就更好吃了，醢是把肉晒干，切碎，加盐、加酒，加酒曲，装入瓮中密封百日发酵，拿出来跟黄米饭一起吃，颇有酒趣。羹和醢，都是宫廷的上乘佳肴。

中山人盛了一盃（“盃”这个字，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是日语里还有，就是“世界杯”的“杯”，样子却像一个没有点燃的火炬，是一只碗，下面加上个细柱状的长腿，可以握在手里。）“乐羊的儿子羹”，用厚皮子裹着，下城送到乐羊的营垒里，献给乐羊趁热吃。

乐羊举起这盃肉，外面正下着连绵阴悒的雪，乐羊多么怀念当初在乡下的日子啊，跟老婆孩子一起，总在岁末的时节，孩子骑着竹马，一家人吃上节庆的猪肉，喝上年底的薄酒。唉，往事已矣，世事变迁，老婆不知在哪里，孩子在面前的罐子里。（唉，如果老婆还在，一定要“悔叫夫君觅功名”了。）

乐羊坐在幕前，伸着脖子，攥着盃子腿举起来，伸脖把乖孩子的肉汤，啜饮一空。乐羊吃完这个“火炬冰激凌”，空盃子还给中山使者，拿回中山城交差。

这个胆气十足的举动，征服了魏营之中所有疲敝已极的军士，人们信任了主帅的同时，又燃起了对敌人的仇视。大家鼓足余勇，哀兵求胜，犯冒锋镝而不顾，一举夺下中山城，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中山国被魏人所灭，时间是公元前406年。乐羊功大，被魏文侯赐爵赏地，实现了一介布衣的革命英雄主义价值。以前打仗都是赵盾啊、荀林父啊、郤克啊，这些世卿贵族带兵。乐羊算是战国布衣带兵第一人。

于是，魏人通过南边的邺城，和北边的中山，对赵人在河北省南部的土地，完成了南北包围，并且最终在五十三年后，英猛地拔下邯郸（当时的新赵都），震惊诸侯。乐羊垂誉简册。

乐羊被魏文侯赏赐了一块儿封地，于是他也蝉蜕成了“贵族”（贵族就是有世袭封地的家族，如卿大夫）。乐羊的封地就在中山地区的灵寿，子孙后代居住在那里，并且后代中还出来了一个有名的乐毅。

三

如果说，赵无恤是进入战国时代的第一位鳄鱼，那第二位就应该是魏文侯。

魏氏的祖先是晋献公的保镖，叫毕万，因功被封在魏地（陕州芮城县北，是晋国抢来的），得姓魏。他的儿子魏仇，跟随重耳流浪江湖，是五人最贤者之一，却因为烧了僖负羁全家，被废掉。魏仇的孙子魏绛，再次在晋悼公时代复出，担任司马，“和戎”有功，被晋悼公赏了他一套音响，实现了一个家庭梦想。魏绛的儿子魏舒，搞过魏舒方阵，再往下五代就是魏文侯（本名魏斯，但是自称为侯，公元前424年，赵无恤死后次年自称为侯）。

魏文侯喜欢儒者，尊礼贤士。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就是他），子夏跑到山西当教授，收了魏文侯当徒弟。子夏治学，强调知识的占有和礼仪形式主义。在他门下当徒弟，只要练习洒扫应对进退礼节，就可以混到毕业了。

所以，魏文侯被训练得特别在意人生小节。有一次，他和大家喝酒，喝着喝着就迷魂了，站不起来了，天不凑巧，又下起了雨，古世纪的雨。

魏文侯突然想起农林局长（虞人）来了：“坏了，我跟他约定下午打猎去呢，他正拿着钥匙园门口等我呢！”

大家都说：“下雨了，您又喝晕乎了，请改日吧。”魏文侯不听，于是不顾大家劝阻，冒着雨去找“虞人”，一直打猎到天黑，把自己累得要死。而且雨天小动物都不出来，就这两个傻瓜在野地里跑。（魏文侯看来是有法家思想，当领导的不能随意更改已经说好的规定，自己也得遵守“法”。）

由于他遵规定、守信用，魏家遂趋于强盛。

魏文侯的另一个佳宾，叫田子方，此人是子贡的徒弟，也相当机灵，跟他老师一样会来事儿，伶牙俐齿。有一次魏文侯饮酒，欣赏着音乐。魏文侯说：“钟声不谐调啊，左边的音高。”

田子方故意掩嘴而笑。魏文侯诧异而问：“笑啥？”

“臣听说，君主只要管理好乐官就行了，不贤明的君主才直接管理音乐。我怕您是审于声，而聋于官哦。”（这是典型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调子，但这是新的职业官僚政治所强调的新要求，君臣分工要明确，否则君主有可能会破坏职业官僚政治系统。就跟前面的遵守“法”一样，都是为了维护这一系统的完好性的。）

魏文侯对地方上的名流也毕恭毕敬。每次经过大仙“段干木”所居住的胡同，一定要凭轼而立（类似站在车子上，扶着前杠喊同志们好，表示礼敬）。由此得誉于诸侯，人才都来投奔他。

被魏文侯擢用的人才，有治邺的西门豹（大官人），以及攻打中山国的乐羊子。乐羊子前后三年时间，拥兵在外，魏文侯不疑，鼎力支持，使乐羊子全功而返。

乐羊回来以后，自伐有功，常扬扬自得。魏文侯就让秘书（“主书官”）端上来了两筐书信，里面全是乐羊后期钝挫无功，群臣上书提意见要求调他回来的“奏折”，满满两大筐。乐羊看罢，方知是魏文侯力排众议力挺了自己，满面羞惭，赶紧绕了个圈，趴下跪拜两次：“别说这两大筐，一块儿板儿就足以使我前功尽弃啊。灭中山的大功，不是我乐羊之力，是您鼎力支持之功啊！”

当初，乐羊在前线吃了一杯自己儿子的肉，消息传到国内，魏文侯很感动：“乐羊为了我的缘故，把自己儿子的肉吃了，唉。”不料，旁边一个嫉妒者（大名堵师赞）立刻献上谗言。“堵师赞”干脆把乐羊比作坏蛋“易牙”。易牙煮了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吃，是臭名昭著的名案，最后终于造反。乐羊敢吃自己的儿子，也敢吃大王您啊。（“一片吃得，自然整个也吃得。”——鲁迅语，《狂人日记》。这是中国人的逻辑啊）。

魏文侯听了这话，待乐羊回国以后，虽然封赏了乐羊，但心中却开始怀疑乐羊，终于未再重用之。乐羊是布衣出身，所以对贵族们的孝啊、慈啊什么的价值观，讲究不是很多。布衣的特点就是以办成事儿、把事业成就做为标准，办成了就是美和有价值，办不成就是丑和没价值，所以其价值观就是事业成就，于是在过程中不在乎孝啊慈啊忠啊信啊这些礼法，有时候甚至不择手段。而贵族们认为忠孝慈信仁是有价值，不忠孝慈信仁就是没价值。布衣认为办成事有价值，办不成没价值。二者价值观如此不同，这也就是乐羊不被主流媒体承认的原因了。后来张仪、苏秦——也是布衣，也有类似的遭遇。

但是布衣的这种价值观，孝和慈、爱、仁并不重要，只要能把事情办好才重要，却是非常接近目前正在萌生的法家的思想，法家以事功论英雄。魏文侯其实也带有法家思想，所以应该不会很介意乐羊的不慈，但他毕竟是生活在儒家的仁孝礼法时代久了，他怀疑和不看好乐羊就在所难免了。

但是，魏文侯试图改变几百年来价值观和制度中不合潮流趋势的部分。他任用李悝为相，首开了战国时代法家变法的先河。

李悝以前是学儒的，学通了以后，就想创一门独门功夫。他汇集了各国法律条文，编成一部《法经》，内容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是最早最具规模和系统性的法律文典。其中《盗法》和《贼法》针对盗窃、杀人及犯上作乱者。《囚法》和《捕法》是有关断狱和捕亡的法律，包括惩罚“盗”、“贼”的具体规定；《杂法》用于惩罚轻狂放荡、翻越城墙、赌博、欺诈、贪污受贿、荒淫奢侈、僭越等级制度等违法行为；《具法》是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

李悝这本《法经》是个好东西，商鞅从魏入秦，就是带着《法经》去的，给秦国人带去了福音。后代的《秦律》和《汉律》，也都是以《法经》为蓝本。

就这样，李悝成为了我国法家人物的始祖，著有《李子》三十二篇，可惜已经失传。（不过，留着的话也没多少人爱看）。

尽人皆知，从前春秋时期，贵族（也就是君族和卿大夫家族，世袭权力和土地，可以算作贵族）分享了一个国家的权力，这导致君权的松动和内政的不稳。

战国初期的君主要求大权独揽。

李悝的变法适应了这种变化，他的同僚叫李克的，嚷嚷着去革那些“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的世袭贵族的命。这些被他骂为“淫民”的老贵族全部被停发工资（禄），省出的钱用以招来四方之士。职业官僚制度取代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这一点是魏文侯最喜欢的。

职业官僚体系的出现，未尝不是一种民主进步，它使得布衣可以通过才干和军功进入官僚队伍，从而打破了过去贵族团体的宗族成员垄断政坛的局面。

布衣从政的大门打开了。

如果说，民主就是参与，专制就是不许参与，那么，布衣从政就是民主，贵族成员独揽各层官阶，就是专制。

遥想从前，为什么那么多的家族都被相继灭掉了呢？一个家族，长期封闭和不许参与（专制），就将变得脆弱、腐朽和落后，最终被外界新势力摧毁。

所以，要允许不分出身的布衣英豪的参与。但是，允许大量布衣去填充之的职业官僚系统出现以后，怎么管控它呢？以前的“贵族政治”下，是用一套礼法约束贵族从政者，现在怎么办呢？好办，李悝就用所订立的一系列的“法”来约束控制这些职业官僚。所以“法”和职业官僚系统的出现，以及布衣从政填充这一职业官僚系统，是同一件事情的三种体现，这也是“法家”的核心实质所在。而根本目的则在于以“法”、职业官僚、布衣（这三样是一体的）取代贵族政治。

而魏文侯为什么赞同这么干呢？因为如果以布衣填充成了一职业官僚队伍（并受“法”来控制着），以此来取代贵族们——这就是法家学说的核心——显然更有利于加强君权，因为布衣的官僚队伍比贵族们要好管。魏文侯无时无刻不在反思这个问题：为什么堂堂的已历六百载的晋国君却被我们魏、赵、韩三家给瓜分了它的权柄和土地了呢？我怎么避免被下面的人也瓜分了我的权力和财富呢？我怎么才能加强我的“君权”避免落得像晋国君一样肾虚的下场呢？想着想着，“法家学说”作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就冒出来了：以布衣来取代和打击了贵族集团，就没有什么大大小小的贵族可以凯觎和分解我的权力了！用好控制的布衣（当然是组成一职业官僚系统并受“法”管控的）取代不好控制的贵族，以加强魏文侯这样人的君权，就是这“法家”的实质。

可见，法家具有很强的布衣色彩和非贵族色彩，却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的。法家也是诸子百家中出现最晚的，因为它不到布衣力量开始涌涨的战国时代，是无法实现的。而法家学说的出现和风行一时，又推动了布衣的涌涨和解放。

李悝还提出了“尽地力之教”，以农业发展为重点，强调亩产产量，成为后来商鞅模仿的榜样。李悝懂得市场经济，知道那个看不见的手，所以他采取“平籴法”，丰收之年由国家用平价购进余粮储备起来，防止粮价暴跌而伤害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灾荒之年国家将丰年储备的粮食平价出售，防止粮价暴涨而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后来历代王朝的均输、常平仓等平抑粮价的措施均源于此，打击了不法商人投机倒把。

李悝堪称影响未来中国两千年经济、法制、政治、农业的第一人，也是法家思想的启蒙者和先驱者，由于魏文侯笼络住了这么个大贤，魏氏很快通过改革富强起来，成为战国最初一百年的第一强。

李悝的法变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留着一撇轻胡子，从远东来到了魏氏的安邑。他骨骼肃穆，神色超远，目光扫视着这个新兴的城市。如今城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宫殿区还是壁垒森严，但手工业作坊区和市场交易区却熙熙攘攘。“鬻金者”、“沽酒者”、“卖履者”、“卖骏马者”、“贩茅者”，“卖卜、屠狗者”，都在这里谋生活。市场的喧嚣取代了从前城堡那种肃杀的景象，平民生活正在取代贵族的作揖打拱和祭祀，成为城市的热点。

这个生逢其时的年轻人拿着自己的名策，径直投向魏文侯的府邸。他不是别人，他就是那个被“尉缭子”设问为——“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

四

吴起，卫国人。

卫国这种三流小国，夹缝中生存，受狄人打击，被迫东迁，向齐国看齐，东迁定都到濮阳（河南省东北部）。濮阳可是人杰地灵之处，商鞅、张仪、吕不韦都是这儿的人，后来还有僧一行，南霁云（南八），以及传说中的“造字家”仓颉等等。当然还有接受了三陪女的性按摩而不见效果，“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先生（前一时间被凭为“中国古代十大杰出青年”）。

但吴起没有这么杰出，年轻时的吴起是个游仕求索、出头无路的家伙。他的家也不在濮阳，而要从濮阳东南行一百公里，进入山东定陶，具体是叫“左氏”邑（据说这定陶是宇宙的中心，天下的中点，既然是中点，那就是倒爷的聚集地，范蠡就在这里）。

吴起的爹爹也是个倒爷，家里存款达到“千金”，有钱。当商人当牛了，就要想着运动王侯，琢磨着当官了。吴起就是在这样的家教中长大的，他按照父母意愿，把爹的存款拿出来，到处托关系，想当官。可是家财散尽，依旧找不到“人上人”的工作。想换掉身上这件布衣，真是不容易啊。[6]

虽然衣服没有换成带绣花的，吴起却娶到一个老婆。这个可怜的妹妹在家给吴起织带子（即“组”，一种系冠或者系印的丝带），织完了一量，比政府规定的窄。于是吴起要求她拆了重织，妻子答应说“诺”（ok）。[7]

织完吴起再一量，还是不达标。吴起大怒。妻子赶紧解释：“经线固定好了，你叫改的时候已经没法改了。”

吴起说：“没法改，你答应干吗？”吴起不能原谅妻子的欺骗行为，拿出结婚证，还给妻子，说，咱们离婚吧。

妻子赶紧请自己的兄长出面求情，她兄长说：“吴起这个人我知道，他推崇法家，法无私情，包括要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实行，然后再推行。所以，你不要再想着给他当老婆了。”注：此故事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法家就是这样，不能因为亲疏贵贱而曲驰法令，才能成就法令的大功。

老婆没有了以后，这个年轻人陷入了苦闷、踌躇和轻微的落魄，不过他也不需要老婆，只想干一番事业。一般想干一番事业的人的特点，就是不叠被，早上爬起来就出去奔走，一整天在外边求师结友，半夜才空着手回来。有一天，吴起遇上一个朋友，吴起说：“朋友，我家里没有老婆吵，你晚上来吃饭，一起谈事业吧。”

结果这晚上哥们爽约了，没来谈事业。吴起竟坚持等了一夜，不动饭菜，直到第二天亮，专门去把朋友请来，才一起进餐谈事业。（韩非子说：“小信成则大信立，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

吴起谈论很多事业以后，终于悟出来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空有满腹才华，但是没有文凭，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吴起想读书，首选就是去礼仪之邦的鲁国（鲁国一直是教育出口，很多人到国外去招生讲学，比如子夏，就去了山西当教授，教了魏文侯、李悝）。

临行，吴起发了狠，用牙齿咬破自己的臂膀，向其母发誓：“我——吴起，如果不能成就事业，身居卿相之位，绝不回卫国来。”

于是二十六岁的吴起先生东行三百里，跋涉到鲁国的曲阜。他听说著名教育家孔子——的徒孙——“曾申”先生，正在招收新一届学员，根据广告上说：“火车站向西一百米，车站有人接，包吃包住，学不会，免交下一学期学费，循环教学，中间不清场。”

吴起觉得比较合算，就花钱投到曾申门下读书。

这个老师曾申，也不是个俗人，他小的时候，他爸爸有一次带他上街玩。曾申小啊，不懂事，非要哭闹。他爸爸说：“孩子不闹，回家杀猪给你看着玩儿。”

回来家，曾爸爸就卷起袖子，磨匕首杀猪。曾妈妈说：“开玩笑！开玩笑啊你。你跟孩子开玩笑也当真啊。我这可爱的猪，还没发育成熟呢，你就要杀啊！”

曾爸爸说：“小孩儿是不可以开玩笑的。”说完就一棍子撂倒，把猪捅了。小孩儿曾申在旁边拍着手叫。（又是一个从身边实行自己主张的人——曾爸爸。）

注：这位曾爸爸其实就是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参先生！孔子的大高徒弟。另外，曾爸爸还主张孝道，而且也是从身边做起，曾妈妈给曾爸爸的老妈蒸梨子没有蒸熟，曾老妈可能吃了拉了肚子，于是曾爸爸气坏了，就把曾妈妈休了，因为老婆不孝！这也是儒家经典里的一段“美谈”。不过，我们先不要笑这些古人的迂腐，曾爸爸、吴起之徒，嘴上喊什么，实际中就怎么做，言行绝对一致，从不自欺欺人。譬如说曾爸爸还坚信儒家教义“父母在，不远游”，就真的到老呆在家里不出去做官，坚持心中的原则。

在春秋战国时代，天下裂变，层层封建，即便诸侯国内也是卿大夫一层层地封建，所以君权不强，专制的力度小，于是士人们就有条件afford一个人格完整，从而也就有原则，有信条，不自欺，类似曾爸爸这样，使得那个时代显得可爱而美好。

后来皇权时代的人们，士人们或者官僚们，嘴上喊着高调，但所喊的东西，却连自己都不信，只是为了糊弄上边或者应付主流的儒家思想而喊。这是因为在皇权体系下，专制程度比先秦分封制下高多了，人们没法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和人格完整，因此也就不会有自己的原则和信条，所以只是嘴上胡喊，实际上不执行。

如今，曾申长大了，受其爸爸曾参影响，也是非常教条，驴脾气，跟自己的学生吴起针尖对麦芒，合不来。吴起学习了一段时间儒学，突然听说老妈在老家死了。一有人死，儒家的人就立刻兴奋了，因为这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刻。要求丧主的儿子：守丧三年，三年不改父志，三年不许做官，三年不许穿花衣裳，三年不许吃肉，三年去坟头搭草棚住着，三年这个，三年那个，一定要把自己搞死，至少搞到又贫又瘠，浑身瘦成一把清骨头才好。

吴起因为当初跟妈妈发过誓，不当卿相，不回卫国。吴起也是说话算话的人，不光小孩子是不可以开玩笑的，妈妈也是不可以开玩笑的啊！而且回去三年，也太浪费时间了。

于是吴起不听老师的话，不回家。曾申大怒，从此对吴起爱搭不理。

不过吴起学儒，还是孜孜苦读，很有收获的。因为他勤奋，脑子快，所以曾申把《国语》、《左传》这些记叙春秋时代的独门秘笈，都传给了吴起。

老师不喜欢他了，说是循环不清场，现在也要清场了。于是，很有志气的吴起不跟你学儒了，开始自己钻研兵法。

吴起二十八岁，齐国人来打鲁国人了（这是齐国人的家常便饭，国内一闹意见，有矛盾，就出去打鲁国，给自己捞资本，扬威，就像夫妻俩吵架，拿打孩子出气）。

正在揣摩兵法的吴起，被鲁穆公看中了，想任命他为将，抗齐。吴起终于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了。但是鲁国的大贤，非常不习惯让外来户（还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去飞黄腾达。于是大贤们就去谮害吴起，说吴起新娶的第二个老婆，是齐国人，吴起这小子肯定会跟老婆走的，对鲁国有二心，必坏鲁国大事。（唉，儒教门下，败类也如此之多啊。）

吴起为了心中燃烧着的、炽热的树功立业的志向，毅然决然地杀死了妻子，求得鲁君信任。这就是历史上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鲁穆公看见吴起已经跟齐国人划清界限了，马上拜吴起为将军，率兵迎击齐国。

公元前410年的月光，落在吴起新娘子那皎白的皮肤上，吴起落了个“名利狂人”的恶谥。不过，欲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吴起作为一介布衣，当命运向他招手，机会的大门向他展开，这样的事情，一生能有几次呢？除了为个人的前途计虑，吴起也担负着整个家族的期望，父亲经商积累，就为了下一代更上一个台阶。在当时，个人行为是受家族意志规范的，在吴起看来，娘子的死，是对家族发展的一种献身，是对摆脱“布衣”这顶烂帽子的有力推动。乐羊吃掉自己儿子的肉，再早的时候，人们祭祀，习惯把长子杀掉献给天帝，这都是一种个人命运对家族意志的贡献和服从，不太好简单以道德尺度衡量——何况当时儒教的伦理观还没有渗透进贵族之外人们的骨髓。而且，当然，吴起“杀妻求将”的这个故事，也很有可能是后来儒家学者在书上编造的，是儒家对法家吴起的丑化。儒法之争，一直是历史上说不清的公案。法家的韩非子，也曾写书说孔子诛当时知名学者“少正卯”的事，给孔子安上了一个利用手中职权杀害不同学术思想者的恶名。所以，吴起杀妻这事也不完全必真。

吴起掌了大印以后，先派一个孬种去向骄傲的齐国人求和，摆出怯战的样子，与此同时，抓紧部署兵力。吴起一反中军首先冲击的惯常战法，而是把老弱残兵放在中军，精锐隐藏在两翼，趁齐军未摸清情况而且松懈不备之时，突然从两翼发起猛攻。齐军始料不及，仓促应战，前部兵力强，后部兵力弱。吴起全力逼迫齐军后部撤退，一俟成功，便乘势追击，以扩大战果。终于鲁军以寡击众，大获全胜。[8]

鲁国的大贤人们开始对吴起同志刮目相看，同时又不遗余力地中伤他：“主公，吴起净干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在他老家，他杀过三十个笑话他的人；在我们这儿，他又杀掉了自己的媳妇儿。我们的军队以弱***，这是不吉利。诸侯看见我们能打，怕我们对它们构成威胁，一定会联手来侵伐我们的，到时候灭国都可能了。鲁卫本就是兄弟，我们如果用卫国的吴起，卫国人能不骂我们挖墙角吗？何况这家伙思想意识不过关，本来品质就不端。”

鲁穆公听完，觉得宁要品质端正的草，也不要气质超群的花。于是宣布把吴起同志开除。（鲁国靠着这些品质极“端”的大贤人保着，一定是可以发达的！在鲁国，你要学会的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做人。）

我们奇怪，鲁国这么一个兔子一样怯懦、爬虫一样卑污的国家，它所萌发出的儒教，会是多么进步的东西吗？然而儒教在西汉，特别是经过宋儒、明儒的升级版，变成了中国人的国教，结果是越升级越败家。自从儒教大行其道以后，春秋战国时代人们那种瑰丽、壮烈的风格气度，一去不返了。这只是巧合吗？

的确，用儒家的那一套标准来衡量，死一百次也有了。

死有余辜的大能人吴起，卷起铺盖卷，用尽了浑身上下的黑暗，也理解不了这个没有性格和前途的国家。他结束了这一场黄粱美梦，又变成了从前一样的布衣，四周都是旧空气，大印也被收回去了。他就像《唐吉诃德》里边被人捉弄的桑丘，当了没两天的海岛总督，打退入犯的海盗，却只不过是别人安排的笑闹剧一场。

离开你就是报复你了。吴起冒着小雨，夹着行李卷，站在两千四百年前曲阜城的火车站旁，思量着自己人生的下一个站点。

五

吴起以少胜多，率老猫的军队打败了凶猛的大狗，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当他顺着列国之间的驰道往太行山以西的山西去，他的声名已经先他而至，传到了魏家掌门人魏文侯的耳朵里。

魏文侯问：“吴起何如人也？”

变法家，大红人儿李克说：“吴起贪而好色（因为他娶过两个老婆？）。然而，用兵方面的话，司马穰苴（著名兵法《司马法》的作者之一）倒也不是他的对手。”

吴起不爱财，他一有钱，就散给自己的军卒手下。说他贪，是贪图名禄，想当官的意思，有着我行我素的上进心，和儒家所说的“廉”（淡于名禄）相对立。

魏文侯见了吴起，头一句就是责难性的问话：“听说你很能打仗，但是我不爱好军事。”

翻译官把魏文侯的话翻给了吴起，吴起摇摇头，不慌不忙地说：“您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您一年到头都在杀兽剥皮，再在皮革上涂漆绘色，烙上犀牛大象的图案，这种东西冬天穿不暖和、夏天穿不凉快，有什么用呢？您又制造二丈四尺的长戟、一丈二尺的短戟；您的重车也用皮子包起来，车轮车轴加以青铜覆盖，看在眼里不华丽，坐着打猎不舒服，您这些大规模的备战，还说是不爱打仗啊？”（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森林里的动物都绝种了）。

翻译官对魏文侯说完，魏文侯暗暗称奇。

吴起说：“您想向列国用兵，却不去寻找和聘请兵家名将，这好像孵雏的母鸡和野猫搏斗，吃奶的小狗去侵犯老虎，虽有战斗的决心，遭遇的只是死亡。从前承桑氏只讲文德、废弛武备，因而亡国；有扈氏仗着兵多，恃众好勇，社稷灭亡。贤君明主有鉴于此，必定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所以，面对敌人而不敢进战，这说不上是义，看着阵亡将土的尸体只会悲伤，这说不上仁。”

吴起自有自己的仁义价值观，道德和功业并不互相排斥。几句话深深打动了魏文侯。魏文侯忽地站起身来，长长一揖：“请问先生，能够襄助我兴利称霸吗？”

吴起不等翻译，也明白了，咱做的就是帝王师，当的就是经理人啊（职业经理人），赶紧和魏文侯四拳相抱。[9]

于是魏文侯亲自在祖庙设宴，魏文侯为吴起铺席，夫人为吴起捧酒，用隆重的仪式任命吴起为大将，负责征西。

魏文侯不是从品质角度看人，而是从气质层面选材。他不以“小恶掩其大美”，决心重用吴起。

吴起崭露头角，公元前409年并持续到次年的征战中，吴起西出黄河，跃过秦*大峡谷，击秦。[10]吴起料敌制胜，用兵如神，连战皆捷，一举夺占了韩城、大荔、澄城、合阳、华县等五座秦国城池，魏文侯将其地置为西河郡。这是魏氏自对秦作战以来，从未取得的重大胜利，充分显示了吴起作为军事家的杰出才能。这也是魏文侯第一次取得疆土上的实质胜利，吴起立下了赫赫战功，使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出现兴旺景象。

吴起把魏家的疆域，西推到陕西境内。具体是在黄河（秦*大峡谷）以西，陕西洛河以东，一条南北狭长，东西纵深一百五十华里的战略要地，称“西河之地”，基本也就是从前晋惠公与秦穆公反复争夺的“河西五城”，在过去的百多年里，为秦国所有。终于吴起使晋人一舒百年之积怨，尽占西河之地，把战略防御前沿，推进到秦人腹地，使秦人丧失了函谷关等东部要塞的防御优势（因为魏人可以改从西河入秦地）。

同时，黄河天堑成为魏人的内陆河，秦人东向无山川之险可守。

秦军退过洛水以后，沿河布防，伺机反攻。吴起感觉自己背阻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后方援助，独立作战的任务很重。他于是奉命担任西河郡守，驻扎开发西河之地，利用自己的文韬武略，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这里变成“陕东的好江南”，表现出卓越的军政才干，“治四境之内，成驯教，变习俗，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终于把西河之地变成了可以自我依托，独立抗秦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吴起认为，兵员数量无关要害，关键在于战斗力（总结他当年将鲁击齐的成功经验），于是他首创了列国的第一支特种精锐部队——武卒。

吴起简募良材，以招募而不是传统的征发的形式组建了这支职业化常备军。应募者需要经过苛刻的考核，其标准是：全副三层甲胄（上身皮甲、股甲、胫甲）[11]，着胄（青铜头盔），操十二石之弩，挎箭五十枚，带剑，荷戈，裹三日之口粮，负重奔跑，由拂晓至日中，能奔跑一百里的，才能应募入伍。当时的一百里相当于现在的41.5公里，相当于全程马拉松赛，半天跑完，而且这些大兵可不是穿着背心裤衩跑的呀。先秦中国人在身高和体力耐力方面，都比现代人出色。

“武卒”被录取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队，武器职责各有序列。吴起采取由单兵到多兵、分队到合成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使他们完全脱离生产，专心操演。而且“武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全家免去徭役赋税，还给家里以土地房屋（真是一人入伍，全家共荣）。这些武卒跟传统的征兵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吴起给武卒们发工资，立功了还有赏爵和田地，成为职业化的军人，所以骁勇善战。这是一种史无先例的创举，开后代募兵制的先河。

而传统的征兵制，征来的人不光没工资，还得自己解决武器和粮食（花木兰从军的时候，不是自己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盾牌刀枪都得自己买吗。有时候打仗打到半道，天转冷了，还得自己写信给老家，让老娘给做冬衣，让老爹给送过来——曾出土过这样的信牍），真是赔本又赔命啊。打完仗，征发来的兵员，如果摸摸脑袋还在的话，就各回各家继续从事乡间劳动或者城邑内的职业。战场上的事，好像梦一场，只把那黄沙战血染过的武器，藏在地窖里，希望再也不要拿出来用它。

好在当时的战车兵都是素质比较高的“国人”，把“执干戈以卫社稷”，当作荣誉，有公民意识和责任感。而那些被征发自乡下的步兵，则要放下手中的农活，出来扛戟，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积极，就不知道了。

魏国的“武卒”在当时诸侯各国引起很大反响。列国看到了这种军队好用，相继花钱组建常备军。齐的“技击”、秦的“锐士”、韩的“材士”、赵的“百金之士”、楚的“选练之士”，等等，都是。军队走向职业化、专业化。

当然，这种招募来的常备军也有缺点，就是因为他们成本高，有家产工资，所以打起仗来也许怕死，一旦死了，意味着再也领不到工资了，家里面的福利，也打折扣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死，一定要把自己打活（办法有两个，一是打仗的时候躲着点儿，把头猫着点儿；二是要打必须打胜，否则军队覆灭，老家破产）。募兵制的另一个问题是，兵员年龄越来越大，战斗力会下降，而且老兵油子，打仗更惜力（因为家里有地，他们还是地主，这帮上战场的，都是地主，打仗能玩命吗？弄不好，他会雇个长工来，替他上战场）。还有，军官也会中饱私囊，克扣兵饷，弄不好激起哗变。军官可以虚报五千人，只招一千人，侵吞兵饷，总之，办法很多，都是后代军队里的可耻花样。好在，战国时期，这种“武卒”、“技击”、“锐士”之类的各国常备军不是主体，征兵制仍然是主体。

吴起对自己这支能征惯战的队伍，像眼睛一样爱护。他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睡觉不设席子，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行军时不骑马，不乘车，而是背负干粮，坚持与士卒一道步行，从不搞特殊化。因此吴起尽得士卒之心，士卒乐死。

有一次，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脓血满身，辗转呻吟，痛苦不堪。吴起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子，把这位士兵身上毒疮中的脓血一口一口吸吮出来，解除了这位士兵的痛苦。吴起这种率先垂范、爱兵如子的行为，极大地感动了全军上下，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魏军官兵士气大振，斗志高昂，听从吴起的号令，出生入死，英勇杀敌，夺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位被吮脓的士兵，也在战斗中奋不顾身，死活不肯调转脚尖（往后跑），终于战死沙场。

吴起治军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严法”。对秦作战中，两军列阵，一个士卒还没得到命令就奋勇冲向敌阵，斩获敌人两首级提回来，吴起不但不给赏，反而命令将他立即斩首。掌管军法的官吏劝说道：“这个人是难得的材士，杀了太可惜，不能斩。”吴起回答说：“他是材士没错，但是不遵守我的命令任意行动，就必须处死。”吴起用这种“爱卒”、“严法”并施的思想带兵，大家无不“感恩”、“服威”，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吴起是兵家大师，但他也推崇法家，在治兵西河时曾经采用“迁木立信”的手段以强化法令的信用。他把一个柱子放在东门外，下令：“有谁能把它搬到西门之外的，行赏。”有个老百姓搬了以后，吴起当场把赏赐兑现给他。于是大家都相信了他的赏罚法令。于是吴起下令“明天将攻打某某个哨亭，能首先登上去的，授官国大夫，赏赐上等的田宅。”

到进攻时，人人争先，于是哨亭一朝而拔之。

吴起善用兵，廉平，尽得士心。驻守西河期间，吴起统帅魏军与秦军多次交锋，不断给对手以重创，使骄横好战的秦军不能东进一步，保卫着魏家的西部领土。

吴起攻占西河，公元前408年，时间上比乐羊攻占中山，公元前406年，要早一点，所以吴起占据西河以后，还率领他的西河“武卒”参加了乐羊对中山的攻灭战。在战斗的间歇，有个士兵又长了毒疮，浑身痒痒疼，辗转反侧，嘿嘿呦呦地叫唤。于是吴起又趴上去硬是给他吮脓。把毒疮中的脓血一口一口给他吸出来，感动得这个士兵眼角转着泪。

不料，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却号啕大哭，说：“往年，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吮过疮上的脓，他父亲作战一往无前，决不后退，所以就战死了。现在将军又为我儿子吸脓，我不知道儿子又将死到哪里，哇……”

又两年后，公元前404年，齐国发生内乱。由于叛乱者投奔了晋国赵氏，而把战火燃为国际战争。赵、魏、韩三家联合起兵，与齐国田布所率齐军激战于龙泽。

《荀子·议兵篇》中曾提到：齐国的“技击”部队根本不是魏国“武卒”的对手，一旦交锋，非大败亏输不可。

果然，此役齐国统帅田布战死，联军大败齐军，“得车二千，得尸三万”（唉，这个世纪真是齐国人的噩梦世纪啊，上次刚被夫差杀死十万）。

这次胜仗，使赵、魏、韩声威大震。乘胜利之威，次年赵、魏、韩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阳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侯爵，是为魏文侯（实际此前已自称侯）、赵烈侯、韩景侯。这就是三家分晋，时间是公元前403年。山西，也就因此被称为三晋。

这三个充满活力的新兴诸侯，魏国，率先已进行了变法改革。赵国，也随后开始了“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察功度德”，建立布衣和能力导向的职业官僚系统，并且涉及功劳考核，还创造和招募了“中尉”、“内史”等新官职，被秦和后代沿用上千年。韩国也随后进行了变法改革。

这一切天翻地覆的巨变，都是因为春秋后期牛类普遍学会了耕地。牛类学会了耕地，铁器引入生产，人们赶着牛，扶着铁犁，拼命去开垦新的田野。森林被剃光，肥沃的土地打出黄澄澄的粮食。但是这些好东西和新土地都没有上交国君，而是被卿大夫们把持着，成为新兴的贵族，而且，他们采取招募官僚的方法治理自己的地盘，遏制本宗族成员对所属土地和官爵的世袭，从而避免了土地和权力的分割。

注：这三家能够成功的原因，颇能给我们以启示。一个家族（或者说集团），不许外人参与而搞权力和资源的封闭，就将使自己变得腐朽落后和脆弱，最终被人取代或者摧毁。而赵、魏、韩三家，尤其是赵简子和魏文侯，通过引纳布衣组成的职业官僚（含武将），吸纳了新鲜的血液和力量，而自己的宗族成员，则主动得到抑制。譬如，魏文侯的儿子魏击，则是配合乐羊作战。而那些衰亡的家族，则是他们不许别人参与，只是宗族成员当官和世袭拥有土地，导致了自己的衰亡。

遥想晋国的第一流贵族中，多少豪族，先氏、狐氏、郤氏、栾氏、祁氏、羊舌氏、范氏、中行氏、胥氏等等，包括国君一族，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相继陨落，宗庙被夷平，子孙被废为平民。如今survive下来的就剩赵、魏、韩三家。一个家族，不论金字塔尖上的还是下面的，和一个朝代一样，也有兴亡盛衰。此起彼落的家族兴衰集合成朝代的盛衰。

同一时期的希腊，旧的贵族们也在倒霉，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把他们驱逐出境。不信任民主共和制的、年逾七十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也在这次劫难中当了殉葬品。公元前399年，绝对的民主派们通过有意挑选的五百人陪审团（其中很多人不识字），对苏格拉底进行了死刑宣判。

苏格拉底在地窖里，镇静地手举鸩酒，于门徒的陪伴下，赶赴他所追求的精神世界了。

公元前五世纪末，世界历史的瞬间定格，就是这样的：西边是民主派取代贵族统治，东边是官僚派取代贵族统治。而官僚派，其实也是偏平民色彩。

晋国的旧贵族——国君晋烈公，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衰人，还在搞官爵、土地的宗族成员间分享制、世袭制，但是他的土地却只剩下曲沃、绛城两块，成为小国，反倒朝拜赵、魏、韩三个新的诸侯国。

这种尴尬的局面维持了三十年，最后，到公元前376年，大家都解脱了。韩、赵、魏三国废掉“晋静公”为庶人（也就是跟咱们一样的人了），晋国灭亡了。

煊赫两百年的北方霸主——晋国，它的宗庙不再有人祭祀了。晋献公、重耳、晋景公等老一辈革命家，恐龙和蜥蝎，从此可以安静地躺在地下，慢慢变成化石了。而我们鳄鱼时代的厮杀，则刚刚开始。

时光翻过公元前五世纪下叶，进入“战国七雄”新的一个世纪。

六

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孙子魏罂相继出场，一直到新的世纪——公元前四世纪的下叶，如果你问谁是列国中的最强悍者。答案是魏国。（秦人这时候还不强，它依旧是远在西陲的抱残守缺的土包子国家，连货币都没有呢，还保持着人殉的陋习。）

魏武侯新立，和诸大夫视察老爹留下来的不动产。他们在秦*大峡谷里，泛流于黄河之上，欣赏着巍峨雄浑的高原地貌。船到中流，魏武侯不禁高兴地赞道：“多美、多险固的河山啊！”

拍马屁专家——大夫“王错”赶紧推波助澜：“这就是魏国强悍的原因啊，是您成就霸业的依据啊！”

一直镇守西河的吴起，一看新主子嘴里，没一句感谢我们先君之臣流大汗出大力的意思，遂挺身而出，说：“河山之险，实在不足以保社稷也！（一句话振聋发聩）。”

魏武侯岁数不大，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谁这么大嗓门啊。

吴起对王错说：“主君的话，是危国之道也。你又附和主君的话，是危而又危啊。”

魏武侯忿然回嘴：“你别光是批评，先给我说出些道理来？”

“王霸之业，从来没有寄托于河山之险的。从前三苗氏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湖，北有汶山，南有衡山，仗恃天险，不修德义，而大禹攻逐之。夏桀之国，左天门，右天溪，伊阙在南，羊肠在北，施政不仁，而商汤攻逐之。商纣之国，东有孟门，西有太行，前以黄河为带，后以常山背负在北，施政不德，周武王把他杀了。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也。人君亲信内臣（太监一流），胜过奖励夺城野战之功臣，徒有高墙广众，也迟早被人灭国并地。人君不讲德行，就是这船上的人，也会尽成敌国之士。”

魏武侯当场被说得气沮，为了保存面子，当即称善，说：“我今天算是听到圣人之言了。西河之军政，专委于先生您了。”[12]

明眼的人都知道，吴起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了。吴起镇守西河，与秦人等诸侯接战，大仗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其余的不分胜负。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吴起之功”，吴起是中流砥柱，声名显赫，威震天下。不久，相国李悝死掉，吴起觉得继任者非自己莫属。但是魏武侯一改老爹“任人唯贤”的原则，回到“任人唯亲”的老路，让政治上久经考验的老好人“田文”为相。

鉴于当初晋国国君被三家架空，赵、魏、韩三家的领导人，最经常做的噩梦就是，自己的位子，被新的野心家夺取，所以他们在发展同时也时刻不忘安定，引纳人才但是又怕被人才控制了自己，他们要求集权和安定的呼声，有时更是变本加厉。田文比起吴起，连他自己也承认，在带领三军，鼓阵成列，士卒乐死，使敌国不敢谋的方面，在治理四境，教训万民，充实府库，变易习俗的方面，都不如吴起。但是田文说：“如今国君年少，群臣心疑，百姓不信，谁更适合当二把手呢？”

吴起默然良久，最后说：“还是您老当相国合适。”自己毕竟是外人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己的命运安危还都说不准呢，哪能压服一国之众。[13]

果然，魏武侯驾下的拍马屁专家“王错”，在西河游艇上受了吴起的气，怀恨在心，一有机会就在魏武侯面前说吴起的“好话”：“吴起是个大能人啊，您让他当区区一个西河之守，二十多年了，没升官儿了，估计他早憋着跳槽啦。”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公叔痤也加入了使坏行列，要求魏武侯把公主嫁给吴起。魏武侯点头答应。

这回，倒不是吴起又要杀媳妇了，反是吃了女人的苦头。魏公主是个女权主义者，她脾气大极了，在贵族的沙龙聚会上遇见吴起，拼命挖鼻孔，扒眼睛，头发染得像个鹦鹉，大呼小叫，喝酒醉，砸杯子，撩裙子，还露出了肚脐上俩金晃晃的金遛子，一伸舌头，吐出舌头上的俩金环儿。吴起怕了这个骄横的后现代主义新新人类了，赶紧拒绝掉这门婚事。

公叔痤于是笑嘻嘻地对魏武侯说：“您看，吴起太不给面子了。果然不想常住咱魏国，生怕娶了您公主，拖累他跳槽。”

魏文侯于是派使者拿着“金牌”，调吴起回国都安邑。吴起比岳飞聪明，知道回去没好事，收拾了一下书本，逃离西河，奔楚国避祸去了。

在哪里打工都没落了好的吴起，随着几个仆人，走到岸门（河南许昌境内），看看离楚境很近了，停下车，回过头，无限眷恋地朝魏国西河方向投去深情一瞥，止不住热泪纵流。西河真是他建功立名的地方，几十年苦心经营，最后竟怅然离去！

吴起陷入秋天的腹地。

仆人见他流泪了，问道：“我私下看您的志向，感觉您把天下事看得很轻，丢掉天下就像扔了一个破鞋子。可是您离开西河却伤心流泪，这是为什么呢？”

吴起回答说：“你哪里知道，如果魏侯信任我，而使我坚守西河，那我一定可以帮助他灭亡秦国。现在他听信谗人之言，我走了。西河要被秦国夺走的时候也不远了，魏国将从此削弱了！”

按照马斯洛需求曲线，人对成就感（self-achievement）的需求是最高级的一个层次，谁都不愿意看见自己经营的事业化为一场流水的泡影。果然，次年，秦军即占去了陕西华阴。到本世纪下叶，秦人经过商鞅变法而渐强，秦国终于尽占西河之地，越过黄河天险，在山西西境建立挺进中原的前进基地。山东列国失去了御秦的黄河天险，随时都可以被秦人攻击。

反过来，如果魏国能任用吴起而并吞落后的秦国，以富饶的陕西关中基地作为战略依托，以晋南地区为滩头阵地，就可以随时攻打中原。攻打不利，又可以退保关中，（因为陕西关中又号称四塞之固，表里河山，易守难攻）。后来刘邦争天下，就使的是这个战略，以萧何守关中，作为军粮和给养的大本营，自己则带着众将逐鹿中原。

把忧伤，都甩啦甩啦，把回忆都甩啦甩啦，吴起挥一挥泪水，来到楚国择业。吴起来到楚国是公元前390年，新世纪的黎明把幽弱的清光泼洒在停滞于鳄鱼时代的老大的楚国江山。楚国自从一百八十年前在“鄢陵之战”、“三驾之战”与北方霸主晋国打成平手以后，又遭到了新崛起的吴国累年攻击，被迫在六十年后迁都鄀城（因为郢都被阖庐打破了），随后发生“白公胜之乱”。

这些重创是坏事也是好事，好就好在，动荡带来了国内新势力的萌发，盘根错节的老贵族们在外力和内乱中被干掉了一批。楚国就像脱了皮的蛇，又有了再兴的新机。果然，它接下来的三十到五十年期间（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楚惠王（楚昭王的儿子）前后灭掉陈国、蔡国、杞国（杞人再也不用忧天了）。这三个国家从前依赖于吴国，随着吴国的破灭，吴在河南东南部，以及苏北地区的殖民地，就都被楚国接收了。（而此时越王无力经营中原，基本是回保吴越原有老窝）。

接下来的六十年一直到现在，当赵、魏、韩三个朝气蓬勃的国家开始积极革新的时候，楚国却墨守成规，失掉深度复兴的惯性，没有太大作为，国君换了两三个，真正有权有魄力的却没有，还被赵、魏、韩的大兵，压着打过来两次，楚兵败于大梁、榆关（河南开封）。

楚悼王混到第十二年的时候（离死还有十年），他听说吴起奔到楚国来了，十分高兴。他也想改变楚国上百年积弱的局面，也想广求贤才，变法图强。

楚悼王先封吴起为“弼马瘟”，到宛城试用锻炼。宛城就是从前的申国，被楚国吞灭后成为北部重镇（即今河南南部的“南阳”，作家老汉“二月河”，就是天天在这儿写作呢）。

春秋以来的斗争，明线是诸侯间的竞争，暗线是君臣的较量。吴起明白楚国国贫兵弱的症结，就是那些国君的七竿子、八竿子的亲戚（贵族），占了朝中很大的发言权，封地也遍布全国，俨然是国中的小国，上逼君王，下虐人民，所以地方政局动荡，而王权软弱无聊。楚国没有被异姓大夫分掉江山的顾虑（如晋），却有被同姓卿家族拖垮累疯的趋势。

吴起在宛城做了三年弼马瘟，业绩斐然，当地的老百姓膘肥体壮。于是楚悼王提拔他当“齐天大圣”，支持他以令尹身份，开始殴打楚国老贵族。

老贵族的封地，世袭到了第三代，吴起说，就必须收回，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楚国早就有郡县制，但都是在边境新夺取地区，而且后来没怎么贯彻。）[14]老爷们的土地没有了，但这帮人的子子孙孙，还霸占在朝堂上，净拿工资不干活，世代世袭，吴起也全部把他们裁掉，改“世官制”（世代为官）为“职业官僚制”。精减机构，裁减冗官，节省出的开支用于招募和训练士兵。那些被layoff的“贵人”们，吴起还让他们搬家，去人少地多的地方（比如云南原始森林），从事农业开发。吴起是怕他们留在富庶地区，干预朝政，聚敛财富，赶他们走，可以彻底地收回他们的土地，又给布衣人才腾出了空缺。

这样做的结果，充实了国库和人才库，废除了一班贵族的寄生特权，加强了军事实力，同时还把自己变成了举国上下（贵族们）的仇人。

老贵族们每天睡觉前都要祷告：“我祝愿令尹吴起，今天晚上脱下鞋来，夜里暴死，明天早上再也不用穿上了。我祝愿吴起老婆生了孩子没屁眼儿。这个弼马瘟，你给大王卖命，我祝你卖得不得好死，扒皮抽筋，挫骨扬灰。”

吴起也明白，楚悼王是拿他当枪使，去打这些老贵族。等子弹打光了，闹不好还得跟老贵族展开白刃搏斗。但咱这是来打工的，可不就得给人当枪使嘛。而且我做的符合时代潮流。吴起整顿官场腐败风气，严禁私门请托，不许贵族招引食客，结党营私，严禁策士游说，同时自己为官清廉。

楚国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出现蓬勃新兴的势头，很快强盛起来，“南收百越，北并陈蔡，遂有洞庭、苍梧”，开发了南方广大地区。“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次战绩就是公元前381年的救赵攻魏之战。

这场战役说起来比较复杂，我们知道，四十年前，赵国由于总想南下中原钓鱼，就把国都挪到了中牟（河南鹤壁地区），五年前，公元前386年，赵国把都城从中牟往北收缩五十公里到了坚城邯郸（河北省南端），去年，公元前382年，赵入侵卫国（河南省东北部），夺得东野土地，赵军包围卫国都城（濮阳），濮阳两个城门已被攻破，砍柴放牧者莫敢出大门，卫国形势危如累卵。一时之间，天下之士相从谋曰：“吾将还其委质，而朝于邯郸之君乎？”（我们拿出档案，投奔赵国吧。）赵国似乎大有替代魏国，成为霸主之势。

魏国恨透了赵人南下，接到卫国的求援后，遂与齐国同盟军，向赵国挑战，救卫攻赵。

遭到强魏与齐的联合攻击后，赵国方寸大乱，卫乘机攻陷刚平，一直攻破赵旧都“中牟”外城城墙。赵抵挡不住强魏与齐、卫的联合进攻，次年，公元前381年，赵国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转而求救于楚国。

吴起奉命率军助赵攻魏，与自己从前的同僚们激战于州西（河南沁阳），大破魏军，并乘胜追击，攻破大梁西北关塞梁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深入中原北部，为楚国立下了“饮马黄河”的煌赫战绩。同时赵军伺机反攻，攻击魏黄河以北之地，焚毁魏国棘蒲（河北魏县），乘胜攻克并隳毁了魏国黄城（河南内黄）。与此同时，正当中原各国在广袤的战场上奋力厮杀的时候，邯郸北面的“中山”乘机复国——所以魏人更把这块殖民地的丢失怪在赵人头上，从此更恨赵人。

吴起助赵攻魏，取得了又一场辉煌战绩。三国时期大军事家曹操曾对吴起的军事才能赞赏备至，称道吴起，说吴起在魏，则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这话的确毫无虚夸的成分，吴起指挥高明，出奇制胜，战果累累，为世瞩目，“威盖海内，功章万里之外”（蔡泽语）。后世夸奖某个人会打仗，就说他“比拟孙吴”，意思是堪与孙武、吴起相仿佛。吴起、孙武成为古代名将的最高标杆。

也就在同一年，吴起人楚的第十年，楚悼王突然很不争气地死了，嘴里含着宝玉，停尸在祖宗庙堂里，脸上带着惊慌不安。

治丧委员会的人拥在庙堂里，阴霾的空气咔咔作响。以“阳城君”为首的残余老贵族对吴起怒目而视，切齿痛恨，一分钟也等不了了，呼啦一下子，弓箭手蜂拥而入，朝着吴起飞蝗乱射。吴起登时中箭数支，身受重伤，保卫他的，只有手里一只象牙的笏板。他转身往棺材板旁边跑，后边兵丁追杀，箭戟交加。

吴起抱住“总经理”楚悼王的尸体做掩护，无数乱箭射向吴起，也射满楚悼王尸体。吴起大喊道：“我死不足为惜，你们仇视大王，箭戮尸身，大逆不道，谁能逃死！”众人闻言，恐惧退逃。吴起满身流血，倒地而死，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吴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官僚，具有鲜明的个性，超凡的毅力。他出身平民，但事业心强，追求功名、舒展抱负，凭着自己在鲁国的留学文凭和工作经验，历仕魏楚，四海打工，革旧布新，给后二者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后也死在了遥远异乡的工作岗位上，眼中充满着对传统道德规范和政治体系的蔑视。

吴起死后，老贵族袭击得手，仍不解恨，把吴起的尸体用车裂肢解了。吴起死时约不到六十岁。一代英杰，死于非命，吴起之死在一些世故的人眼里看来，大约也应了老子那句话：“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给人当枪使，不落好下场）。

楚肃王继位，按照楚国严格繁细的法律，以兵器触及王身者，夷三族。楚肃王挨个追杀当时射箭挥戟者，得七十余家贵族，全部满门抄斩，阳城君出逃国外。吴起之智，真是高妙，身后依然能伏尸杀贵，报仇雪恨，也是千古一奇。（楚国的法律，几百年中，一直是列国中最严酷的，执行最一丝不苟的，跟中原的“刑不上大夫”异调殊类。但是不知为何，仍然落得贵族那么势大。看来，不从土地的经济基础上改革，光靠杀，是抑制不住贵族的。）

但是楚肃王不理解老爹的用心，他和贵族亲戚们同流合污，废除了吴起的内外军政制度和抑制贵族的改革措施，使楚国重新陷入腐败黑暗的泥沼，一直到灭亡都没有改变。楚国的政治权力仍长期集中在昭、景、屈三家大贵族手中，分散了国家财富和权力，这种分权，在和平时代也许不全是坏事，但军事战争时期，一个拳头握不紧的话，就不会给敌军以重大打击力，也不能高效地组织全国人力物力，保家卫国。

但是，七十多家贵人死了，无论如何使楚国大家族被瓦解一空，王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于是楚肃王做了十一年平庸的大王之后，楚国又闪出了一些活力，创造了接下来楚宣王、楚威王的所谓“宣威盛世”，但接下来到楚怀王时候就又回到大家族的腐朽政治了。

吴起的改革失败，不在于他的能力不行，而主要在于失去了楚王的鼎力支持。而李悝能够成功，因为有魏文侯这样雄才之主罩着。可见，任何改革都需要领导支持。

吴起勇于任事，笃信什么就厉行什么，担任职务就履行其职责，从不曲从人意，出卖主张。像吴起这样的人，后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后代的中国人更多是处世圆滑，意见暧昧，气质黯淡，奉行着“无可无不可，不可太什么什么，也不可不太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耻格言，追求着“事理通达、人情干练、心气和平”的做人境界，絮叨着“难得糊涂”之类的疯话，虑己保身则可，于社会与公务，直是行尸走肉。只有在拉帮结派，相与利用以谋私的时候，才来了精神，如狼如虎如同饿鹰了。这些人与吴起最大的区别在于，吴起有不可妥协的原则，宁可刚猛孤进，这些人则没有，为了保身谋私，他们出卖信条，无所不可。

但司马迁却挖苦吴起说“寡恩，虑事深远，而不及自身”，意思是他不会做人，不会替自己的退路考虑，最后把自己搞死了。其实，政治家和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和信条是不可妥协的。改革派怎么可能和既得利益者（旧大家族）化敌为友呢？对大家族政敌多恩，就是对国家的大不恩，对贵族们寡恩，就是对国家的大仁。古往今来哪个政治家不招到非议和残酷的反扑——只有无原则的庸夫和出卖灵魂的政客才颐享天年。吴起可以称为以身殉职。

注：吴起在军政繁忙之余，还苦研兵法，总结自己的带兵经验，写成了《吴起兵法》，是和《孙子十三篇》一起，被当时海内官宦家藏必备的首选兵书。

《吴起兵法》现仅存六篇，从内容上看，较《孙子兵法》有明显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技术层面上比《孙子兵法》更多实操性，列举了十三种可击的战机，六种应该暂时退避的情况，一看就记住学会了。又有所谓“审敌虚实”、“因形用权”、“击之勿疑”、“急击勿疑”，有机会可以找来看看。

还有一点可贵的是，吴起还勤于写历史。古代有人认为，《左传》里边很多内容，都是吴起写的。“桐城派”的姚鼐（是个文学流派，不是武林派系）就是持这种观点。因为吴起是兵学高手，所以才把《左传》中的战争场面描述得栩栩如生、入木八分，成为《左传》中最大的亮点。《左传》里边对楚国历任大王，不论好坏，都褒扬得虎虎有声，对楚国的大臣，却恨之入骨，这跟吴起实际的遭遇很能对得上号（吴起爱楚王，憎楚臣）。《左传》对三晋褒扬胜过齐鲁，这也是跟吴起的恩遇立场，匹配的。钱钟书大师，干脆就宣言：《左传》是吴起写的，不是左丘明写的。而且吴起的老家就叫“左氏”邑。

不管怎么样，通常的理解是，吴起是《左传》的讲传者，并且往里边塞进去了很多他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