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坞[1]哟，我又好久不写信给你了。你到了广州写过一封信来，我记得回复过你一张明片，但是是几时写的我也忘记了。你最近从澳门写来的信，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回答你，你不要以为我是已经饿死了，或者是把你忘记了吧。芳坞哟！人的生命，说坏些时，就好象慢性气管枝炎的积痰，不是容易可以咳吐得掉的，而在这空漠的世界上还有你这样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人，也正是我不肯轻易地把这口积痰吐出的原故呢。
你是晓得的，我此次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了三部书来，一部是《歌德全集》，一部是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2]，还有一部便是屠格涅甫的《新的一代》[3]了。我来日本的原因：第一是想写出我计划着的《洁光》[4]，第二是来盼望我的妻儿，第三是还想再研究些学问。我最初的志愿是想把《洁光》写成后便进此地的生理学研究室埋头作终身的研究。我以为这是我们最理想的生活。我们把纯粹的自然科学的真理作为研究的对象，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的扰乱纷繁，我们的天地是另外的一种净化了的天地。我以为我们的多少友人都是应该走上这条路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真理的探求，我们于自然科学上必能有所贡献，我们大汉民族的文明或者会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上能要求得几面新鲜的篇页。但是哟，芳坞，这种生活却要有两个条件作为前提呢。第一的物质条件，好象从事于研究的地方和工具，我们在国内虽不能寻求，我们还可以求诸国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生活的保障，至低限度的糊口的资粮，这求之于国外，比在国内是还要困难的了。再说到精神的条件上来，譬如渊博的先觉者的指导——这或者也可以说是物质的条件，因为是外在的，可以作为工具看待——我们在国内虽不能寻求，我们也可以求诸国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精神的安定这几乎是唯一的前提：没有安定的精神决不能从事于坚苦的学者生涯，决不能与冰冷的真理姑娘时常见面。我们现在处的是什么时代呢？时代的不安迫害着我们的生存。我们微弱的精神在时代的荒浪里好象浮荡着的一株海草。我们的物质生活简直象伯夷叔齐困饿在首阳山上了。以我们这样的精神，以我们这样的境遇，我们能够从事于醍醐的陶醉吗？
甚么人都得随其性之所近以发展其才能，甚么人都得以献身于真理以图有所贡献，甚么人都得以解脱，甚么人都得以涅槃，这真是最理想的世界，最完美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一个梦想者的乌托邦吗？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象牙宫殿吗？芳坞哟，不是！不是！我现在相信着：它的确是可以实现在我们的地上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所告诉我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代，我相信终久能够到来；“个人之自由发展为万人自由发展之条件的一个共同团体”[5]，我相信是可以成立的。这种时代的到来，这种社会的成立，在我们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见，我们努力促进它的实现，使我们的同胞得以均沾自然的恩惠，使我们的后代得以早日解除物质生活的束缚而得遂其个性的自由完全的发展，——这正是我们处在这不自由的时代而不能自遂其发展的人所当走的唯一的路径呢！
芳坞哟，我们是生在最有意义的时代的！人类的大革命时代！人文史上的大革命时代！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物质是精神之母，物质文明之高度的发展和平均的分配才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盘。芳坞哟，我们生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人是只能做个产婆的事业的。我们现在不能成为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文学家，纯粹的艺术家，纯粹的思想家。要想成为这样的人不消说是要有相当的天才，然而也要有相当的物质。在社会革命未实现以前能成为这样纯粹的人格的天才，我们自然赞仰，但他们不是有有钱的父亲，便是有有钱人的保护者，请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期中的一群大星小星吧，请看牛顿、歌德、托尔斯泰，更请看我们中国最近所奉为圣人的太戈儿吧，他们不是贵族的附庸，便是贵族自己。他们幸好有这种天幸才得以发展了他们的才能；没有这种天幸的人只好中途无端地饿死病死了！古今来有几个真正的天才能够得遂其自由的完全的发展呢？芳坞哟，我现在觉悟了。我们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我怕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全体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们又未能寻出路径来为万人谋自由发展的幸运。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飘流，我们甚至常想自杀。芳坞哟，我现在觉悟到这些上来，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研究生理学的决心也就是由于这种觉醒。这种觉醒虽然在两三年来早在摇荡我的精神，而我总在缠绵枕席，还留在半眠的状态里面。我现在是醒定了，芳坞哟，我现在是醒定了。以前没有统一的思想，于今我觉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于今我觉得寻得了关键。或许我的诗是从此死了，但这是没有法子的，我希望它早些死灭吧。
我最初来此的生活计画，便是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书的移译本是你所不十分赞成的，我对于这书的内容并不十分满意，如他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我觉得不是马克思的本旨。但我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不鲜呢！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徬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我费了两个月的光景译完了此书，译述中我所最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平常当成暴徒看待的列宁，才有那样致密的头脑，才是那样真挚的思想家！我们平常读书过少，每每爱以传闻断人；传闻真是误人的霉菌，懒惰真是误解的根本。我们东方人一看到“过激派”三个字便觉得如见毒蛇猛兽。这真是传闻和懒惰的误事呢。书成后卖稿的计划生了变更，听了友人的要求将以作为丛书之一种，遂不得不变成版税，然而我这两月来的生活，却真真苦煞了。
我自四月初间到此，直到现在已经四阅月了。我的妻儿们比我更早来两月。我们在这儿收入是分文也没有的。每月的生活费，一家五口却在百圆以上，而我们到现在终竟还未至于饿死，芳坞哟，你怕会以为是奇事吧？奇事！真是奇事呢！一笔意外的财源救济了我们的生命。我去年回国的时候所不曾领取的留学生归国费，在今年四月突然可以支领了。我们四川省的归国费而且还是三百圆——我为这三百圆的路费在四月底曾经亲自跑到东京：因为非本人亲去不能支领。我在东京的废墟[6]中飘流了三天，白天只在电车里旅行，吃饭是在公众食堂（东京现在有市营的公众食堂了，一顿饭只要一角钱或一角五分钱），晚来在一位同乡人的寓所里借宿。我唯一的一次享乐是在浅草公园中看了一场《往何处去》的电影。芳坞哟，这场电影真是使我受了不少的感动呢。感动我的不是奈罗的骄奢，不是罗马城的焚烧，不是培茁龙纽斯的享乐的死，是使徒比得逃出罗马城、在路上遇着耶稣幻影的时候，那幻影对他说的一句话。奈罗为助长他读荷马的诗兴，下令火烧了罗马全城，待他把罗马城市烧毁之后，受着人民的反对却嫁罪于耶稣教徒，于是大兴虐杀。那时候使徒比得在罗马传教，见奈罗的淫威以为主道不行，便从罗马城的废墟逃出。他在路上遇见了耶稣的影子向他走来，他跪在地上问道：“主哟！你要往何处去？”耶稣答应他说：“你既要背弃罗马的兄弟们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啊，芳坞哟，这句话真是把我灵魂的最深处都摇动了呀！我回想起我实行自我的追放，从上海逃到海外来，把你一人钉在十字架上，我那时恨不得立地便回到你住的那座golgotha山[7]，我还要陪你再钉一次十字架。我在觉音堂畔的池边，在一座小小的亭子里坐着，追悔了一点钟工夫的光景，阴郁的天气，荒废的东京，一个飘流着的人，假使我能够飞呀！啊……
总之，三百圆的意外财源到手了，除了来往的路费还剩二百五十圆，偿清了前欠已经所余无几了，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又只能抽版税，我们五月以后的生活费简直毫无着落了。啊，幸亏上天开眼，天气渐渐和暖了起来，冬服完全没有用处，被条也是可以减省了，我们便逐渐把去交给一家当铺替我们保管。这座当铺，说起来你该会记得的，便是民国七年九月你同你的同乡来福冈医病的时候，你最初来访问过我的那座当铺呢。我们那年初次来福冈，贪图便宜，在那当铺的小楼上替店主人看守了两个月的质库。这家当铺主人的一对夫妇还能怀念旧情，或许也是我的不值钱的“医学士”招牌替我保了险，我们拿去的东西他们大抵都要，也还不甚刻薄。我的一部《歌德全集》当了一张五圆的老头票。《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原本，刚好译完便拿去当了五角钱。但到五月尾上我们二十圆一月的房金终竟付不出了。好在米店可以贳账，小菜店也还念五六年来的主顾，没有使我们绝粮。只有无情的房东几乎每天都要来催问房金。本来我们住的房子是稍为贵得一点，因为在海边，园子里我们种了些牵牛花、大莲花，看看都要开放了。两株橘树开了花，已经结起青色的果实，渐渐地也在长大起来。我的女人时常说，看在孩子们的份上，房金虽是贵得一点，但是有花有木，有新鲜的空气，也觉对得住他们。所以我们总厚着面皮住着。但到六月尾上来，所期望的上海的一笔财源断了，房东终竟把我们赶出来了。六月里我又重温习了一遍《王阳明全集》，我本打算做一篇长篇的王阳明的研究，但因稿费无着，也中止了。白白花费了我将近一月的工夫！
我们现在是住在甚么地方呢？你猜想得到么？我们就住在六年前住过的这家当铺的仓库的楼上呀！纵横不过二丈宽的一间楼房，住着我们一家五口。立起来差不多便可以抵着望板。朝东北一面的铁格窗，就好象一座鸟笼一样。六年间的一个循环，草席和窗壁比从前都旧得不成形状，但是房钱却比六年前贵了将近一倍，从前是六圆一月的，如今竟要十圆了。但是守仓库的人也变了，多添了几根脸上的皱纹，多添了几个孩子。六年前我们只有一个儿子，现在是三个了。六年前我初来此地进大学时，受过的一场耻辱时常展开在我的眼前。
那是八月初间的时候，我们从冈山到福冈来，在博多驿下了车，人力车夫把我们拖到医科大学前面的一座大旅馆的门前。医科大学前面的“大学街”，你该记得吧，骈列着的都是旅馆。这些旅馆专靠大学吃饭，住的多是病人。我们初进旅馆的时候，下女把我们引上楼，引进了一间很清洁的房里。但是不多一会下面的主人走来，估量了我们一下，说道：“这间房间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订了，你们请到楼下去。”——“楼下还有好房间吗？”——“有的是，楼下的房间比楼上的还好。”……我们跟着走下楼来。
“比楼上还好”的房间是临街的一间侧室，一边是茅房，一边是下女的寝室。太不把人当钱了！这明明是要赶我们出去！我们到的时候是午后，我不等开晚饭便一人跑出店去，往那人生面不熟的地方去另找巢穴。我只是问人向海边去的路，我第一次在青松白沙间看见了博多湾，正是在夕阳西下、红霞涨天的时候。我这位多年的老友，在第一次便和我结下了不解的交情。我的高兴挤掉了我在旅馆里所受的耻辱。我便在松原外面找到了这家当铺的房子。
傍晚走回旅馆的时候，晓芙[8]是因为坐火车疲倦了，或者还是因为受了侮辱，已经抱着和儿睡了。我的一份晚饭还留在房里，我饿了，吃起饭来。全不声张地走进来一位店里的“番头”[9]。“番头”拿着号簿要我报告姓名、年岁、籍贯。他对我全没有些儿敬意，我却故意卑恭地说：
——“我是支那人，姓名不好写，让我替你写吧。”
——“那吗，写干净一点！”（命令的声音。）
我把我的写好了，他又指着帐中睡着的晓芙。他说：
——“这位女的呢？是你什么人？”
——“是我的妻子。”
——“那吗，一并写清楚一点！”
我也把晓芙的姓名（我没有用她日本的真名）都写了。最后他问我们到此地的理由，我说来进大学。他又问进大学去做什么事（这位太不把人当钱的“番头”不知道是轻蔑我的衣装，还是轻蔑我是华人，他好象以为我是进大学去做苦工的吧），但我还是忍着气，回答他说：“我进大学里去念书。”——啊，真是奇怪！我这一句话简直好象咒语一样，立刻卷起了天翻地覆的波澜！
“番头”恭而且敬地把两手撑在草席上，深深地向我叩了几个头，连连地叫着：
——“喂呀，你先生是大学生呀！对不住，对不住！”
他叩了几个头便跳起来，出门大骂下女：
——“你们搅的什么乱子啊？大学生呢！大学生呢！快看房间！快看房间！啊，你们真混账！怎么把大学生引到这间屋子？！……”
下女也涌进来了，店主人夫妇都涌进来了，晓芙们也都惊醒了。
大学生！大学生！连珠炮一样地乱响。下女们面面相觑，店主人走来叩头，这儿的大学生竟有这样的威光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借大学生的威光来把风浪静制着了。“房间不必换，纵横只有一晚上。”
第二天我们一早要出旅馆，店主人苦苦留住吃了早饭。走的时候“番头”和下女替我们搬运行李，店主人夫妇和别的下女们在门前跪在一排，送我们走出店门。……
这场悲喜剧好象还是昨天的事一样。六年间的一场旧戏重上舞台，脚色添了两个，也死了一个了。猴子面孔的跛脚的当铺老板，粉猪一样的他的肥妇，这还是当年的老脚色，但是他们之间有一位可爱的女儿死了。六年前她才九岁，她看见我们时总爱红脸，我说她是早熟的姑娘；现在她已经死了五年了。
这儿到箱崎只有半里路光景，你是知道的，我们全靠“医学士”的招牌吃饭的人，每天清早便打发和儿到箱崎的米店和小菜店里去买小菜，贳豆腐。昨天晚上和儿病了，今晨是我走到箱崎去贳米。我枉道过我海边上的旧居，仍然空着没有赁出。园子的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看时，大莲花被人拔去了。牵牛花也不见了，园角上新标出两株嫩苗，还没有开花。青色的橘子，孤寂地，长大了好些。回来时，晓芙在楼下洗衣，小的两个儿子在一旁戏水。上楼，看见和儿一人仍然睡在窗下。早晨的阳光照进窗来，洒在他的身上。消化不良的脸色，神经过敏的眼光，他向着我，使我哀痛了起来。窗沿上一个牛奶筒里栽着的一株牵牛花，开着一朵深蓝色的漏斗。——这是移家来时，和儿自己种活了的。——牵牛花哟！我望你不要谢得太快了吧！我的眼泪汹动了起来，我走去跪在他的旁边，执着他的小手，我禁不住竟向他扯起诳来！
——“和儿，我到箱崎去的时候，到我们从前住过的房子去来。大莲花不晓得是什么人扯去了，牵牛花还一朵也没有开，我听见牵牛花好象在说：因为可爱的孩子们都不在，所以我们不开花了。你看，你在这儿，你这栽活了的牵牛花，便在向你开花。”
我这样的话竟收了意外的效果，孩子得着安慰，微笑了一下。——啊，可怜的微笑！凄切的微笑哟！
我的生活状态本来不想写给你，使你徒扰心虑，但一写又不禁写了这许多。你念到这儿或者会问我：“你在七月里做了些什么呢？你那样怎么过活下去？你还不想离开日本吗？”芳坞哟，待我来慢慢答复你。
我手里还留着一本书，便是德译的屠格涅甫的《新的一代》，这本勒克兰版的小书当不成钱，所以还不曾离开我的手。这书是你的呢，你还记得么？民国十年的四月一日，你从大学毕业回国，我那时因为烦闷得几乎发狂，对于文学的狂热，对于医学的憎恶，对于生活的不安，终逼着我休了学，丢下我的妻儿和你同船回去。我们同睡在三等舱的一只角上。从门司上船后便遇着风浪，我一动也不动地直睡到上海，你却支持着去照应头等舱里你友人的家眷。那时你带着一部德译的《易卜生全集》，和屠格涅甫的两本德译的小说，一本是《父与子》，一本便是这《新的一代》，你可还是记得么？我第一次读《新的一代》便是这个时候。这本书我们去年在上海不是还同读过一遍吗？我们不是时常说：我们的性格有点象这书里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吗？我们的确是有些相象：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我们都是些中国的“罕牟雷特”。我爱读《新的一代》这书，便是因为这个原故。
穷得没法了，做小说没有心绪，而且也没有时间。我只好把这剩下的一本《新的一代》的德译本来翻译。我从七月初头译起，译到昨天晚上才译完了，整整译了四十天。我在四十天内从早起，译到夜半，时时所想念起的是四年前我们回国时的光景和去年在上海受难的一年生活。但那时我们是团聚着的，如今你飘流到广东，我飘流到海外了。在上海的朋友都已云散风流。我在这时候把这《新的一代》译成，做第一次的卖文生活。我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拯救我可怜的妻孥，我也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呢。啊，芳坞哟，我望你也替我欢喜吧。
《新的一代》这书，我现在所深受的印象，不是它情文的流丽（其实是过于流丽了，事件的展开和人物的进出是过于和电影类似了），也不是其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却是这里面所流动着的社会革命的思潮。社会革命的两个主要条件：政治条件和物质（经济）条件；屠格涅甫认得比较鲜明。他把马克罗夫代表偏重政治革命的急进派，把梭罗明代表偏于增加物质生产力的缓进派。他促成了马克罗夫式的失败，激赏着梭罗明式的小成。他的思想，我看，明明是修正派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五十年后的今日，成功的却是马克罗夫，“匿名的俄罗斯”成为了列宁的俄罗斯了。屠格涅甫的预言显然是落了空！但是，这是无损于这书的价值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之实现终不能不仰仗于物质条件的完备。在产业后进的国度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即使成功，留在后面该走的路仍然是梭罗明的道路，仍然要增进生产力以求富裕。列宁把社会革命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准备（宣传）时期，第二是战斗时期，第三是产业经营时期。目前的俄罗斯革命只走完第二步，还有第三步的最长的一个时期才在刚好发轫呢。
芳坞哟！农奴解放后的七十年代的俄罗斯不正象清朝推倒后的二十年代的我们中国吗？我们都是趋向着社会革命在进行，这是共同的色彩。这书中所叙述的官僚生活，把“扑克”换成“马将”，把雪茄换成鸦片，不正是我们中国新旧官僚的摄影吗？淡巴菇[10]的青烟，弗陀加酒的烈焰，一样地烧着我们百无聊赖的希望着真明天子出现的中国平民。涅暑大诺夫的怀疑，马克罗夫的躁进，梭罗明的精明，玛丽亚娜的强毅，好的坏的都杂呈在我们青年男女的性格中。我们中国式的涅暑大诺夫，中国式的马克罗夫，中国式的梭罗明，中国式的玛丽亚娜，单就我们认识的朋友中找寻，也能举出不少的豪俊了。我喜欢这本书，我决心译这本书的另一原因，大约也就在这儿。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照出我们自己的面影呢。但这书所能给与我们的教训只是消极的，他使我们知道涅暑大诺夫的怀疑是无补于大局，马克罗夫的躁进是只有失败的可能，梭罗明的精明缓进觉得日暮路遥，玛丽亚娜的坚毅忍从又觉得太无主见了，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现在所已经明了的“列宁的俄罗斯”。
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我觉得一切伎俩上的主义都不能成为问题，所可成为问题的只是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的得占生活的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如象太戈儿的诗，托尔斯泰的小说，不怕他们就在讲仁说爱，我觉得他们只好象在布施饿鬼。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豫期的欢喜。这今日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我认为是过渡的现象，但是，是不能避免的现象。明日的文艺又是甚么呢？芳坞哟，这是你几时说过的超脱时代性和局部性的文艺。但这要在社会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呢。在社会主义实现后的那时，文艺上的伟大的天才们得遂其自由完全的发展，那时的社会一切阶级都没有，一切生活的烦苦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没有了，那时人才能还其本来，文艺才能以纯真的人性为其对象，这才有真正的纯文艺出现。在现在而谈纯文艺是只有在年青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饱暖里，吗啡中毒者的迷魂阵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幻觉（hallucination）里了！芳坞哟，我们是革命途上的人，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我对于今日的文艺，只在它能够促进社会革命之实现上承认它有存在的可能。而今日的文艺也只能在社会革命之促进上才配受得文艺的称号，不然都是酒肉余腥，麻醉剂的香味，算得甚么！算得甚么呢？真实的生活只有这一条路，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应该是只有这一种是真实的。芳坞哟，这是我最坚确的见解，我得到这个见解之后把文艺看得很透明，也恢复了对于它的信仰了。现在是宣传的时期，文艺是宣传的利器，我徬徨不定的趋向，于今固定了。
芳坞哟，我要回中国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国是最当要冲。我这后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义地送去。我在九月内总想归国，妻孥要带着同去，死活都要在一路。我把这《新的一代》译成之后，我把我心中的“涅暑大诺夫”枪毙了。
好久不曾写信给你，今天趁势写了一长篇，从正午写到夜半了。妻儿们横三倒四地在草席上睡着。我在他们的脚上、脸上、手上，打了许多血淋淋的蚊子。安娜枕畔放着一本翻开着的《产科教科书》——可怜的“浅克拉·玛殊玲”哟！——《新的一代》中的女性我比较的喜欢玛殊玲，我觉得这人写得最好，一张高不满一尺的饭台，一盏孤黄的电灯，一个乱发蓬蓬的野人，……头是屈痛了，鸡怕要叫了吧？我们相会的地点不知道是在上海，是在岭南，也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相会的时期。我们有暇还是多写信吧。
1924年8月9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上海《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正题《孤鸿》，副题《给芳坞的一封信》。
[1]即成仿吾。
[2]河上肇（1879—1946），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经济学家。《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此外还著有《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
[3]作者原注：“《新的一代》系根据德文译名‘die neue genenation’。俄文原名为《处女地》。”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郭沫若根据德文译本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九二五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新时代》，译者署名郭鼎堂。
[4]这篇作品当时没有写出。一九二五年春天写成中篇小说，题名《落叶》。
[5]语见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第1卷第60页。现译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6]作者原注：当年日本东京曾遭大地震，化为大片废墟。
[7]作者原注：哥尔哥达山，耶稣受磔刑处。
[8]即安娜，作者的日本夫人佐藤富子。
[9]作者原注：日本话，掌柜叫番头。
[10]英语tobacco的音译，即烟草，烟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