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月刊》[1]第二期中鲁迅先生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一篇文章我读了。

这篇文章虽是随意的叙述，却颇有意义。因为我们在这儿可以看见一个小团体内起了自我批判，鲁迅先生对于“语丝派”的以往的关系，及“语丝派”的各个成员在社会上所演的脚色，我们算得到了一个具体的认识，虽然有些地方还不免朦胧。而且鲁迅先生要算是超克了“语丝派”的这个阶段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了。

我现在要来写这篇文章不是要来批评，却是要来辩正一个事实。

鲁迅先生说：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

这句话可是事实，但他对于这“警告”、“禁止”、“围攻”的社会的意义，却不曾认明。特别是他们对于“围攻”的认识，是使我草出这篇文章的动机。

鲁迅先生说：

至于创造社派的玫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且待下一回再说罢。

鲁迅先生的“下一回再说”是否已经写出，我还不曾看见。不过便单就这简单的几行字句看来，便可以知道鲁迅先生于认识上不免错误，于事实上也不免也有错误。“艺术之宫”的把守者的“攻击”，和“革命”者的“攻击”意义是两样的。老实说前期的创造社的几个人要諡以“艺术把守”的尊号，他们的资格还不配，这话说来也未免太长，暂时寄放在这儿，让我追溯一些创造社里几个人对于语丝派的几个人所发生过的文字上的关系吧。

一讲创造社的几个人，其实所谓创造社的人并没有几个。拿前期的来说，顶着创造社的担子在实际上精神上都发生过一些作用的，仅仅郁达夫、成仿吾和我三个人而已。

就在三个人里面，据我所知道的，达夫对于语丝派的人便从没生过恶感。

仿吾批评过鲁迅的《呐喊》，批评过周作人的小诗。[2]

我呢，对于周作人之介绍小诗略略表示过不满的意思（见《创造季刊》二期批评《意门湖》的文字里面[3]），对于他提倡印象批评也说过不赞成的话（见《创造周报》一篇谈批评的文字里，连题名我都不记得了[4]）。关于鲁迅呢，我只间接的引用过他的一句话，便是“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见《文艺论集》中《天才与教育》），而且我还承认他的并不是“傲语”。

前期创造社的几个人和“语丝派”的几个人所发生过的关系就只有这一点（其实当时《语丝》还没有出现）。

结果还只是成仿吾和我谈驳过周作人或鲁迅而已。所谓“历史”就只有这样一点历史。

再说到我们的谈驳是否是有意的“攻击”？

在这儿要夹叙一下。“攻击”这个字在一般人是很忌避的。大抵被批评者总爱把“攻击”这个字样去谳定批评家，而批评家总兢兢于要辩护，说“我不是攻击”。但在我们现在看来，凡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的立场上所施行的战斗的批评，实质上就是“攻击”。所以“攻击”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上说来是批评的要素。“攻击”是美名，“攻击”是无须乎忌避的。

但是我们前期的那一些谈驳文字可以配得上称为“攻击”吗？

在当时的所谓“语丝”也，所谓“创造”也，所谓周，鲁也，所谓成，郭也，要不过一丘之貉而已！说得冠冕一些是有产者社会中的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的集团，说得刻薄一些便是旧式文人气质未尽克服的文学的行帮和文学的行帮老板而已，成、郭对于周、鲁自然表示过不满，然周、鲁对于成、郭又何尝是开诚布公？（例如周作人便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始终是一些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这是我自己在这儿坦白地招认的。

自然，我对于周作人的鼓吹小诗和提倡印象批评，就到现在我也还是反对，不过认识更明了了一些，不再是那种意气的反对，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了。

仿吾的《〈呐喊〉批评》，我不能说甚么话，因为《呐喊》我并未曾读完，仿吾的文章也没在我的手里。不过我相信仿吾站在现在的立场来，恐怕他的批评又不同。那些以往的批评，我们用不着再去批评。就在当时，他的见解也不见得和我们几个就是一致。

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所读的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是《头发的故事》，是民国九年在《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看到的。这可以说也是我第一次看见的中国的近代小说。我当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这话是我一点加减乘除也没有的表白，这假如值得说上“批评”，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截到他的《呐喊》为止，就是这样。

《呐喊》我是没有读完的。在初出版时（民国十二年），我曾请泰东书局买过一本（当时我寄居在泰东的编辑处）。有一天礼拜日我带着孩子们到吉司菲尔公园[5]时，是带着《呐喊》同去的。我睡在草地上从前面翻读起，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我得的印象依然还是前几年读《头发的故事》时是一样。但终因和自己的趣味有点反驳了的原故，所以读了三分之一之后终竟没有读完。达夫虽曾对我说过，《故乡》很不坏，《阿q正传》也很有一读的价值，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

这便是我以前对于鲁迅先生的模糊的认识，我相信和仿吾的见解，一定有多少不同。

至于说到最近两三年来“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围攻”，那情形完全是两样的。

中国的文艺运动在最近两三年来完全进展到了另一种新的阶段，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创造社已经不再是前期的创造社了。便宜上我们称那最后一两年的为后期的创造社吧。后期创造社的几位主要的成员，如彭康、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诸人，他们以战斗的唯物论为立场对于当前的文化作普遍的批判，他们几位在最近的新运动上的成绩是不能否认的。

他们的批判不仅限于鲁迅先生一人，他们批判鲁迅先生，也决不是对于“鲁迅”这一个人的攻击。他们的批判对象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乃至所认为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

因此，后期创造社的批判和前期创造社的驳斥，在意识上完全不同。新的批判自然是历史成果，是一般社会的历史的成果，然而在狭隘小团体的范围之内决没有甚么“历史底”或传统的关系。

最好又拿我自己说吧。

当在一九二七年的年末，那时鲁迅先生在上海，我也从广东回到了上海。郑伯奇、蒋光慈[6]诸人打算恢复《创造周报》，请鲁迅先生合作，这个提议我是首先赞成的。记得在报上还登载过启事，以鲁迅先生为首名。我当时并曾对伯奇不止说过一次，有机会是很想和鲁迅先生面谈；但不久我病了，所以这件事情竟没有实现。至于《创造周报》的没有恢复是因为大家的意思以为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废除了前议，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

这些往事我现在把它写了出来，可以证明创造社的几个人对于鲁迅先生是并没有甚么成见。

然而批判之实质就是战斗。在后期创造社的批判一开始，在内部便生了分化，如张资平[7]便是这样分裂出去了。在外部便形成了对于鲁迅先生的“围攻”——但与其说是“围攻”，宁可说是激战，因为鲁迅先生守着“语丝”的城垒是在努力应战的。

以往的情形大抵就是这样。总归成一句话，便是创造社的几个人并不曾“将语丝派的几个人看成眼中钉”。

好在创造社这个小团体老早是已经失掉了它的存在了，“语丝派”这个小团体现在已由鲁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扬弃了。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自然站在新的立场上来的“眼中钉”是会有的，我们就不必把别人看成钉子，别人是要把钉子钉在你的眼里——然而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

〔本集注释者：阎焕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上海《拓荒者》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

[1]鲁迅主编，一九三〇年一月创刊于上海，从第三期起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之一，同年五月出至第五期停刊。

[2]指成仿吾的《〈呐喊〉的批评》（载一九二四年《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三期）和《诗之防御战》（载一九二三年五月《创造周报》第一号）。

[3]即《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载一九二二年《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意门湖》是德国作家史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的小说，唐天然译。稍后郭沫若与钱君胥另有译本，书名《茵梦湖》。

[4]该文题为《批评——欣赏——检察》，载一九二三年十月《创造周报》第二十八号。

[5]又名兆丰公园，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公园。现改名为中山公园。

[6]蒋光慈（1901—1931），原名光赤，又名侠僧，安徽六安人。诗人、小说家。一九二八年同钱杏邨等发起组织太阳社，与创造社一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著有诗集《新梦》、《哀中国》，小说《少年飘泊者》、《短裤党》等。

[7]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作家，创造社早期成员。著有《冲积期化石》、《苔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