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位朋友和我谈到文艺上的许多问题，同时也就谈到我在《杂文》[1]第三期上发表的那两封通讯中的意见。据说有许多人还希望我多发表一点意见，我想趁此机会再来补充一下。

我所说的“意识是第一着，有了意识，无论用什么方法，无论用什么形式，无论取什么材料，都好”，这几句话在国内惹起过一些议论，甚且有人以为我要恢复标语口号诗。这使我大大地出乎意外。我写那几句话时本来不限于诗，凡是小说、戏剧、杂文（essay），都是包括在里面的，因为《杂文》三期的标题是《关于诗》，论难的人便都把它限制在诗的问题上去了。这是应该先请评者们注意一下的。

那几句话尽管是断章取义地引了出来，其实也并没有谬误。我写那几句话时更是兼顾着文艺之政治的与艺术的价值两方面说的。新时代的文艺非有前进的意识，根本不成功，所以“意识是第一着”，这是没有问题的。有了意识又有极好的技巧，或者是发明了新的方法，新的形式，使意识和题材合拍而收到最大的效果，那自然是最好。但退一步讲，秉着一定的意识，希望多与大众接近，为牵就大众，便采取了与大众相接近的形式与方法，这在艺术的价值上也不能够低估，而它的政治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更是不能忽略的。不仅不能忽略，我们在目前还是应该强调的。这种“旧瓶盛新酒”的东西也还是好。前者也好，后者也好，就是我所说的“都好”。好之中也有比较级在内，这是应该再请评者们注意一下的。

我说“意识是第一着”，我并没有否认技巧，也没有忽略技巧，反之我自己倒素来是尊重技巧的人，而技巧是包含在我那几句话里面的。难道我好说“技巧是第一着”么？有了“第一着”，难道就不要“第二着”么？这不是我的“忽略”，是评者的“忽略”。本来技巧是文艺家所必具的东西，文艺应该要技巧，就如煮饭应该要火候，这是常识问题。又有人在高调着内容规定形式，形式也反响内容的话，这也是常识问题。这些问题假如要过细的讨论，我也可以写些“新诗作法”或“新文艺作法”一类的书，无如我那几句话是给人的信札，当然不能够详尽，但于这些问题也并没有抵触。我于这些常识问题之外同样还包含有作者的能动精神。尽管说什么形式，说什么内容，说什么技巧，根本是作者在那儿做主宰。作者要强调政治的或社会的价值，他可以左右形式，而创造出形式与内容之自由的关联。一种意识可以有千种的形式。他可以把必然化而为当然，把适然化而为价值。这层关系是应该三请评者们注意的。

有两位评者把高尔基论诗的话引来和我的对照着。接受大先觉的指教自然是应该的，但我想高尔基如是处在中国，他的话一定会不同。就如“接受遗产”的口号，在复古空气十分浓厚的中国恐怕也是不会提出的。不审情势而应声，是应该考虑的事情。其实高尔基说有些诗“极为缺乏感情，缺乏诗人和主题的合一”，他要诗人们“修养”，“努力”，这所说的不仅是技巧方面的问题。意识并不是不修养不努力便可以获得的东西，获得了之后不继续修养，不继续努力，也不能保存，而会丧失。诗人而有意识者，意识如不达到燃烧点，尽管有天大的技巧，所写出来的终是“缺乏感情”，“缺乏诗人和主题的合一”。意识的含义不仅仅是“正确的世界观”而已。意识是把思想、方法、立场通同包括着的。我所说的“意识是第一着”，便是说人是第一着。要是真正的人才有真正的诗。真正的人中把优秀的“技巧的武装”也是包含着的，即使技巧缺乏得一点，其它的成分充足也可以有好的东西出现，说不定还是无技巧之技巧。有技巧的诗人在书斋中咏出来的诗，与没技巧的战士在战线上传出来的话，试问那一种可以感动人？这层是应该四请评者们注意的。

我说“有了意识便无论什么都好”，即是在尊重诗人的能动精神，让他去自由选择（请注意是在意识下的自由）。所谓“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而不能使人巧”[2]，意识是规矩，我们可以传授人，“巧”实在是难以言传。一个批评家关于这一方面实在没有多么大的权威来做指导工作。顶多也只能说要修养，要努力。做诗的人多，成功了诗人者少，这儿有社会的淘汰作用在里面。做诗也是一项实践，努力实践的人自能逐渐掌握技巧。因而关于技巧一方面，我实在找不出怎样具体的话来说。这层是应该五请评者们注意的。

旧创造社的人有些做过所谓口号标语诗，但要弄明白，我并非口号标语诗的作者，也非其提倡者。我的《前茅》和《恢复》，与口号诗似乎也有距离。我说的“有了意识便无论什么都好”，正和一定要做口号标语诗的断案搭不上来。我明白地说，创造社这个小团体在我的意识中老早就不存在了。我假如始终立在创造社的立场上，根本便不会让它被人封闭，不会让那批和它有关系的人们通同零散。老实说，我别无他长，只有行帮意识素来淡薄，这点最足以自慰。但我也不如一般浅见的人一样，人云亦云地便说口号标语诗是罪大恶极。口号标语诗也不失为诗的一种，做到好处也正好。它之所以受批判者，是策略上的问题。假使社会的情况许可，那种露骨的诗正是大有价值的。尊重意识不必就是要你去叫口号，去做标语，但标语做得好，口号喊得好，也未始不好。事实上，标语和口号实在是最难做的，有经验的人自会知道。这层是应该六请评者们注意的。

还有，文艺中的几个部门：诗、小说、戏剧、杂文，各种形式几乎各有专职，就和音乐、绘画、建筑、雕刻之各各分化了的一样。它们有它们的通性，然而各有它们的个性。论文艺的人每每爱偏于自己的立场来说话。做小说的人（这是现代文艺的主体）爱把小说的方法形式等来规概诗歌戏剧，而做诗歌戏剧的人一为大多数的口所动摇，便也就不深加思索地应声起来。我希望小说家不要自认是诗人的鼓槌，诗人不要自认为小说家的鼓。诗和小说之别有如音乐和绘画，我们能把绘画的手法来做音乐吗？诗非抒情之作者，根本不是诗。抒情用进步的话来说便是表现意识，他当寄重于主观的情调，这和小说之寄重于客观的认识者不同。小说在目前当分析现实，暴露现实，诗歌在目前则当愤恨现实，毁灭现实。小说用分析与暴露去唤起愤恨与毁灭的感情，诗歌则通过了分析与暴露而直抒愤恨与毁灭的感情使之传染。这些境界要划分清楚。当然，二者也有互相交涉的地方，但各有各的规格。小说侧重进步的现实主义，诗歌侧重进步的浪漫主义，是无妨事的。我的这些话深信和集体的意见并没有抵触。这层是应该七请评者们注意的。

以上拉杂写来，一写便写了“七请”。古人本有“七”这种文体的[3]，我的意思刚好也写得似乎无余蕴了，因此便把这篇文章戏颜之为“七请”，但希望读者不要以为我在复古。

1935年11月3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东京《质文》月刊第四期。

[1]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创办的月刊。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刊，出至第三期被查禁，第四期改名《质文》。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改由上海质文社编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至第二卷第二期停刊。

[2]语出《孟子·尽心下》：“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3]西汉辞赋家枚乘作《七发》，后人群起效仿，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张协的《七命》等，在赋中形成一种“七”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