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不朽性，或者是悠久性——

这个问题我在前曾经肯定过，高调过；到后来又曾经否认过，但是苦闷过。

这本是由事实上导引出来的一个问题，因为无论是若何古远的文艺作品都有使我们发生鉴赏的快乐的可能。而且有时候作品愈古，艺术的价值反愈见深浓。

我们最好举例来说吧。

例如一部《国风》要算是中国存世的最古的抒情诗，它传世已继有三千年，但那艺术的价值丝毫没有更变——甚且在“圣经”的漆灰之下久淹没了的它的本来的面目，到近代人的手中把那漆灰剥落了，又才显示了出来。

又例如青铜器时代的殷周的古器，那全体的形式、花纹、色泽（是由青铜的配剂而来），以及款识文字的古朴生动，无论谁人看了都觉得有引人的魔力；而且后世的作伪者，尽管怎样苦心惨苦的去仿制，总是追及不到，遇着略有经验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它的真假。

这样的例子正自举不胜举，不仅中国是这样，其它各国都是这样；不仅文明的国家是这样，就连未开化民族的艺术，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的幼年时代的艺术都是这样。

由这些事实所导引出的一个概念：便是文艺的不朽性，文艺的悠久性。

这个从事实上引导出来的概念是不能否认的，否认了便不能不苦闷，因为对于那些事实便无从说明，对于反对者的驳斥便无从解答。屠格涅甫在他的小说《新的一代》里面，托在巴克林的口中热烈地反对过对于这个概念的否认者，他说：

“假使艺术中没有甚么不朽性，没有什么悠久性时——那吗让它滚到地狱里去吧！象在科学里面，在数学里面——我们会把威勒尔（euler）、拉普拉司（laplace）、皋士（gauss）[1]当成腐败人物吗？全然不会！我们是愿意承认他们的权威！但是罗斐尔（raphael）或者牟差特（mozart）[2]——在你们眼中看来便只是呆子，你们的矜持会反对他们的优越了！艺术的律例比科学的更难发现——这个我能承认；但总不会是没有的，有人要否认它的存在，这个人是个瞎子——不管他是有心无心，他到底是个瞎子！”[3]假使是否认了，这个非难的确是不能反驳的，要强为反驳，要亦不过是出于“矜持”。

回头一肯定下去，于是有心无心地站在有产者的立场上的人，他便要自鸣得意了。

有了这样的一种永恒不朽的东西存在，那里还能够和你的辩证法两立呢？艺术岂不是超过时代的东西？艺术岂不是超过阶级的东西？艺术的对象岂不就是人，无阶级无限制的一般的人？艺术的本质岂不就是纯真赤裸的人性？——这样的论调我相信上海滩上有不少的文人新月派的那些少爷公子或准少爷公子，一定是很拿手的在那儿高唱着。但是我现在也并不想嘲笑他们，侮辱他们，因为在七八年前的我自己都是曾经这样唱过的，我还相信怕那里面有一些人或多或少地是受了我的影响。

我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做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相信，凡是真正的文学上的杰作，它有超过时代的影响，它是有永恒生命的。文学与科学不同，科学是由有限的经验所结成的‘假说’上所发出的空幻之花，经验一长进，假说即随之而动摇，科学遂全然改换一次新面目，所以我们读一部科学史，可以看出许多时辰的分捕品，可以看出许多假说的死骸，极端地说时，科学史便是这些死骸的坟墓。

“文学则不然。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情髓所吐放出的光辉，人类不灭，人性是永恒存在的，真正的文学是永有生命的。我们能说一部《国风》是死文学么？我们能说一部《楚辞》是死文学么？——有人定要说时，我也把他没法。我们能说印度《吠陀经典》中许多庄严幽邃的颂歌是死文学么？我们能说荷默的诗，希腊的悲剧，索罗门的《雅歌》是死文学么？——有人定要说，我也把他没法。文学的好坏不能说它是古不古，只能说它是醇不醇，只能说它是真不真。……”

这便是我七八年前的调门，在当时所演的脚色真真是惭愧，我不知道是遗误了多少人的。

不过这些论调，要说有甚么大错，那也不见得是怎样的大错：因为那所根据的是事实上的问题，文艺有所谓不朽性，这是事实；要了解这个事实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这个事实的说明，便是文艺为甚么有这所谓不朽性。

这在封建社会的闭关时代或者是在包含着封建思想的闭关头脑中，他们也认定了这个事实，他们便名之为“国粹”。因为他们只知道本国本族有“粹”而不知道他国他族也有“粹”，或者是知道了没有充分的能力去鉴赏——鉴赏力也是依着时代进展的，——他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所谓不朽性的解释，用同义语来反复便是甚么民族的精华，国家的精华，再进一步便是自己的民族性的优越，本民族是天帝的选良，是神明的胄裔。这种见解在我们现在看来好象已经隔了好几个世纪，要想回忆起来都很要费一番大力的一样，但在我们中国这个半封建的社会里，就在上海这个近代的都市里面，只要你肯略略费一点工夫去检阅那稍稍旧式点的刊物，你会知道在那儿的一些文章里面还是乱坠天花地触目皆是。

但这种民族性的优越说，随着时代的进展已经不攻自破了。近代的产业破坏了封建社会的藩篱，在前只知道本国本族有“粹”而不知道他国他族也有“粹”的，到现代来不仅是知道了，而且还知道他国他族的“粹”，有时比本国本族的“粹”还要“粹”——例如希腊艺术便有人以为远在中国的之上。在前只以为这种精粹的艺术只有文明人才能有的，然到现代来知道了现存的未开化民族和新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都已经有了“粹”的存在——事实上中国的音乐、演剧和跳舞自来便多是由所谓“胡人”输入的。

民族性一站不住脚，于是起来代替它的便是这所谓“人性”。这个人性自然比民族性的范围要概括得宽些。然而前者比后者也就更是混沌，更为不可摩捉。人性到底是甚么东西呢？同一是人便有人性。为甚么同一有人性，不见得人人都是艺术家，不见得时时代代的艺术都是一样？连含混着谈人性的人他自己都是把握不住，所以在我从前的论调里，只要一口把“人性”咬定了之后，第二口便来一句“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情髓”，这用德国诗人schiller[4]的话来表现时就是所谓“美的灵魂”（schöne seele），再用中国某“大诗哲”[5]的话来表现时便是所谓“诗人的灵性的晶球儿”。但是说来说去仍然是在问题的圈子里面没有进展得一步。

这本是一种演绎的办法。所谓民族性的优越、所谓人性的甚么，都是由先有艺术有不朽性的这个观念演绎出的。因为艺术既有甚么不朽性，那吗产生艺术的便必定也是一个甚么不朽的东西；便抽象的混混沌沌的名之为“人性”，为“美的灵魂”，为“灵明的情髓”，为“灵性的晶球儿”，为“甚么的甚么”。然而结果总不外是一种同义语的反复。泛称的“人性”实际上就是“美的人性”的略语，这“美的人性”实际上就是美的艺术的翻译，由客观的翻译成主观的说素而已。结局是把问题导引进了一个迷宫，丝毫也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在一些高谈人性说者的文学青年中，有多少人我们是应该要认识清楚，他们的立场暗默地自然是在反动的一方面，但我们与其斥之为“反动”，倒不如怜之为“不通”。他们实在是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把握得着。同时我也相信就在我们的立场上站着脚的人把这个问题通解透了的恐怕也还是在少数的。我们的通病是容易“矜持”，在我们的这种矜持病下，每每有抹刷一切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和辩证的唯物论却是相背驰的。老实说最近的两三年前，我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我为这个问题实在是苦闷过来。但我的这个苦闷已经在四十三年前，由我们的伟大的导师马克思，老早替我们解决了。

马克思在他一八五七年所做的《经济学批判导论》[6]上，端的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他先替我们说出了艺术的黄金时代和社会一般的不相应，例如希腊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便绝对产生不出来，那是因为产生希腊艺术的那个希腊的神话世界，那是希腊的自然和社会关系透过了希腊人的幻想所点染出的世界，和现代的自动机器、铁路、蒸汽机、电信等不能两立。社会发展的结果把对于自然界的观感上，所有一切的神话的关系，神话化的关系都排除了，我们对于艺术家所要求的是脱离神话的另一种空想，所以社会发展不能形成为希腊艺术的地盘。

这个很扼要而毫不矜持的见解，不是比甚么“粹”，甚么“神兴”，甚么“灵感”，甚么其它半神话化的似通非通的一些说明，透辟到了万分吗？假使这样还嫌抽象，那吗我们最好把中国的例子引用来说明。譬如我们住在上海的中心——中国的所谓文坛现在是建设在这儿的——或者更是睡在东亚酒楼或远东饭店的钢丝床上，你听见的只是汽车的咆哮，或者是黄浦滩头的轮船拔锚，你能听出甚么河洲上的“关关雎鸠”[7]吗？有自鸣锺挂在你的壁上，遇必要时你可以把闹锺放在你的床头，你和你的爱人可以安安稳稳的睡到你所规定的时候，那里还会闹到“女曰鸡鸣”[8]的使你在半夜里起床？在避雷针之前那里还会有丰隆[9]？在有无线电和飞机交通的存在面前那里还会希望要“前望舒使先驱，后飞廉使奔属”[10]？……所以整个的一部《国风》，整个的一部《楚辞》在现代是不能产生出的（中国的社会本很复杂，除掉一些交通便利的近代都市之外，有好些地方差不多还在原始的状态里，因而有少数的文人还在守着“国风”和“楚辞”的古调，这在我们并不是怪异）。

“但是，”马克思说，“困难的不在乎去了解，希腊艺术与叙事诗，和某某种的社会的发展形态有密切的关系。困难是在乎希腊艺术对于我们还给与艺术的享乐，在某种关系上是视为规范而且是不可及的典型。”[11]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所谓艺术的不朽性是并不否认的，他不惟不否认，而且对于这个问题，就豫先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早就替我们克服了。

他说：“一个大人是不能再成为孩子的，成时便只是呆子。但是孩子的朴质不能使他愉悦，他在更高的一个阶段上不是在力求再造出自己的纯真，童心犹存的人无论在任何年龄不是都能把自己的特质在天真中苏活起来吗？为甚么人类社会的幼年期，在当时人类〔是〕最美好地发展过来的，不能作为一个永不复归的阶段而发舒其永恒的魅力？世间上有不良的儿童，也有早熟的儿童。有许多古代民族便属于这些范畴。希腊人是正常的孩子。希腊艺术的魅力在我们看来，和她所在上面发生着的未发展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魅力宁是这未发展的社会的成果，宁是和那些未成熟的社会的诸条件，希腊艺术在其下所由成立，所独能成立的诸条件之永不复归，是不可分地紧系着的。”

这几句简单扼要的话，真是道破了几千年来艺术学上的秘密，新兴艺术学或美学的胚芽便含蓄在这儿。我们透过了优越的民族性、美的人性，现在是得到一个永不复归的社会性来把这个艺术的不朽性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理论同样地可以适用于封建时代的艺术，就是“沙士比亚的艺术对于近代的关系”，马克思在他的原稿中已例举过两次，看他的本意是要加以详细的叙述的，但可惜他的原稿中断，在论了希腊艺术之后便没有继续，关于这一个阶段的推阐他没有展开出来。然而聪明的人举一可以反三。我们得到了他这个根本理论，其它是可以类推的。

总之，我们可以抚爱孩子，但无须乎定要去学“呆子”。孩子之中我们也要知道有些是“早熟的”，有些是“不良的”。同样世间上也尽有“不良的”青年，乃至“不良的”老年，这种不良分子是我们应该极力排除的。所以承认艺术“在某种关系之内”有其不朽性，与辩证法的理论并不矛盾（辩证法的本身便有不朽性），同时也并不便是承认他是超阶级的。所以不良的孩子，不良的青年，特别是不良的老年，在我们是在排除之列。

还有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便是这“正常的孩子”虽然可以抚爱，而抚爱的权利对于无产者阶级是被剥夺了的！无产者没有鉴赏艺术的机会和时间，连自己的生命都是被人剥夺了的！所以无产大众的当前的急务是在夺回自由的生命，夺回一切社会的成果——艺术品也包含在内。在这期间内一切行动的主要契机便是夺取，用艺术的手段把这种夺取精神具象化的活动，便是无产阶级的艺术。这种艺术的阶级性随着阶级的尖锐化而尖锐化到了绝端。主张艺术无阶级性的公子们，你们有那样的雅量，承认这种艺术也是超阶级的吗？

一个人在蒙昧中说着冬暖夏寒的诨话时——就如象七八年前的我——与其美之为反动，宁可斥之曰不通。但在暖寒的意识，冬夏的区分，已经由社会提供了出来，依然还有少数的人要昧着良心说着甚么冬暖夏寒的话。那种东西便只好名之曰狗种。有心寻求真理而尚在暗中摸索的，我希望他们即早达到通路来。但已经存心狗化的人，那我们不客气便只好举起铁棒！

1930年3月4日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〇年上海天成书店出版的《孤鸿》。

[1]威勒尔（leonhard euler，1707—1783），通译欧勒，瑞士数学家，变分法的奠基人，复变函数论的先驱者。对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均有贡献。著有《无穷小分析引论》。拉普拉司（pierre simon laplace，1749—1827），通译拉普拉斯，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概率论、毛细现象理论、天体力学等方面有重要贡献。著有《概率论的解析理论》、《天体力学》。皋士（carl friedricb gauss，1777—1855），通译高斯，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著有《算术》、《天体运动论》等。

[2]罗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通译拉斐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建筑师。主要作品有梵蒂冈教皇宫中的四组壁画及《西斯廷圣母》、《卡斯提利宾奈像》、《自画像》等。牟差特，通译莫扎特。

[3]语见郭鼎堂译屠格涅夫《新时代》（即《新的一代》），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六月初版第26页。

[4]即席勒。

[5]指徐志摩。

[6]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7]见《诗经·国风·关雎》。

[8]见《诗经·国风·女曰鸡鸣》。

[9]丰隆，雷师名。《离骚》：“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10]见屈原《离骚》。

[11]这段引语和下面的一段引语，俱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卷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