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答《努力周报》[1]
郁达夫在《创造季报》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夕阳楼日记》，前半是对于国内新文化运动家的不真挚的态度之愤慨，后半是批评余家菊[2]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他批评的要点是：
第一，余君不直接研究德文，偏躁急地便从英文重译。
第二，余君译的英文本，所根据的是德文初版，如今德文初版已经改正，内容完全不同：表明余君介绍别人的废版书以运动新文化。
第三，译文不正确。
全文的梗概大略是这样。
九月十七日第二〇号的北京《努力周报》上有一段编辑余谈，是批评达夫这篇文字的。篇末署了一个“适”字。这自然是该报的主任，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无疑了。他起首便把达夫文中前半的几句愤慨语挑剔出来，一面把他愤慨的原因全盘抹杀了，一面又把他的愤慨语专门扯到余家菊身上去。我不知道以“公道”自任的胡适，何以竟会有这种态度？达夫批评余君的三个要点，对于前两项胡适也全不提起，只专就第三项来批驳了一长篇。他一方面承认余君错了，一方面又说达夫的改译“几乎句句是大错”，并且还有“全不通”的地方，随着他又把达夫改译了的英文再行译了一遍。关于他的批评态度，达夫自己会有辩论。我在此所想注重讨论的，便是胡适的译文。不嫌重复，且先把英文原文及胡译文列在下面：
（原文）has human lif e any meaning and value？ ln askingthis question we are under _disibledevent=though）有重要的两个用法。用来表示假定的时候，下面的动词是假定调（subjunctive mood），译成中文应该译成“纵然”。不是表示假定的时候，下面的动词是叙述调（indicative mood），译成中文应该译成“虽然”。然而这两个用法都是附属的接续词，although没有用成对等的接续词的时候。
胡适的意识中隐隐约约记得whilst与although可同译成“虽然”，乃不深就英文性质去探究其异同，便囫囵吞枣地说“whilst与although是相等”；更进而大施教训，未免太不自量了。
以上是我在胡译文中所发现出的三句错译。至于第五句的we shall have to是等于shall be obliged to，达夫译成“教我们不得不”，胡虽然说他错了，但没有错。establish一字，胡译成“说明”，达夫译成“造就”，这的确是达夫错了。错了是应该认错。一切争论仅就英文的译文来你辩我驳，是没有止息的时候，因为是非不能定于一是。欲求是非定于一是，最好是把德文的原文来作最终的证人。德文原书我有的是一九一八年八月出版的第六版，英译本中的几句话完全没有。据一九一七年七月出版的第五版的序文，说是因为世界战争的关系，人生的观念大受影响，所以这部书的内容也根本改造了（aufsgrundlichste umgestalten）。英译本是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出版的初版译出来的，那当然要把初版寻出来，然后才能下最后的判案。我四处托朋友找寻了许久，终竟在友人处借得了一本初版来了。我们请看他的原文究竟是怎样。
wer heute die frage auf nimmt, ob das menschlicheleben einen sinn und wert hat, der
kann
nichtzweif elhaf t darueber sein, dass es hier nicht einen vorhandenen besitz zu schreiben, sondern eine auf gabe zubezeichnen gilt, eine aufgabe zu bezeichnen gilt, eineaufgabe die für uns nicht gelost ist, auf deren lösung sich aber unmöglich verzichten lasst.dass der heutigelebensstand uns hier keine sichere und freudige beja-hung zuführt, das wird genauer zu zeigen sein,……
我们把英文和原文对读，我们最先所感受的一个惊异：便是英文中所译成的五句，在原文中只是一句半。原文一句半所表示的意义，异常明了简赅，而英文支支离离地译成五句，反转生出许多疑惑争辩出来。这可见翻译真是件难事，而译书是不全可靠的了。翻译的动机无论是为“糊口”起见，或者是为“介绍思想”起见，它的先决问题是要在了解原书以后，不能说是对于原书完全不了解，为糊口起见便可以随便译书。对于原书完全未了解便从事翻译，又何从把思想介绍得准确呢？了解原书是一件事，翻译是一件事。翻译之所以困难，并不是了解原书之为难，是翻译难得恰当之为难。两种国语，没有绝对相同的可能性。而一种国语中有许多文字又多含歧义。譬如a字有甲乙丙丁数义，在译者本取甲义去译书，而读者却各取乙丙丁数义去解释，于是与原义便大相径庭，而解释亦互相争执不下了。就以本篇的主题而论：德文的zweifelhaft（怀疑的）英译者把它译成illusion去了，于是乎余家菊说它是“幻想”，胡适说它是“妄想”。德文的zeigen（指示）英译者把它译成establish去了，于是乎胡适说它是“说明”，郁达夫说它是“造就”。这种纠葛在原文是无论如何不能引起的，而在译文中却生出来了；我们在此对于翻译的工夫，倒可以得到两个具体的教训。
（一）译书时绝对忌用歧义语；
（二）遇万不得已必须用歧义语时，宜采其最通之一义以为准。
在此简单的两个原则之中，便含有不少的困难，为译者所当经历。两种国语中之绝对相同语既少，一种国语中之歧义语又多，对于原文的语神语势既要顾及，对于译文的语神语势又要力求圆润，译书之所以困难，正在这些地方。马丁路德[3]译《圣经》的时候，说他为着一个字起见，要探索考问两礼拜，乃至三四礼拜之久。然而有时还不能寻得（见georg buckward著“die evangelische kirch eim jahrhundert der reformation”[4]）。这宗经验我想凡为稍稍忠实的翻译家，大概都会是经验过一些子来的。翻译之所以困难，正要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知道。至于不负责任的翻译家，那还该去多读两天书，还说不到翻译工作上来——
至于前列的德文原文究竟是甚么意思，我想凡为懂得德文的朋友大概都早已了然。我在此为不懂德文者的利便起见，谨就我贫弱的德语智识来翻在下面。
现在凡是提起这个“人生有无意义与价值”的问题的人，他对于下面的事理是不能疑惑的，就是此处不是在叙述一个已成的“有”，是只在表示一个问题，一个对于我们是未曾解决，然而它的解决却是不容放弃的问题。现代的生活状态在此没有供给一个确切可喜的肯定答案于我们，这是要更加详细地指明的；……
我为免除误解起见，故意把原文逐字逐句直译了。德文的au-fnehmen便是歧义顶多的一个字，有提起、取拾、采用、收容、留宿、款待、迎敌、思索、解释、受领、借金、画图、记载、兴起等义，我此处作提起。德文的uns hier本是一个熟语，是“我国”之意，但在此处我以为应该分开，因为zuf uehnen一个动词是应该支配一个受格和一个目的格的（einen etwas zuf ueh-ren），所以我把它分开译了。
如此把原文引了来的时候，就好象严肃的老哲学家威铿（eucken）[5]自己来做了裁判官一样，究竟谁是谁非，谁错谁不错，这是瞭如观火的。讼棍式的赘词，我不愿在此多说一句了。
二 答《文学旬刊》
上海《时事新报》附刊的九月一日的《文学旬刊》，有一篇沈雁冰的《半斤八两》的文字，是专门回骂我的。还有两封对于我的公开状，一封是沈君的，一封是郑振铎君的。徒闹感情的文字，我本没有答复的必要，因为他们都要叫我答复他们，我便在此简单地答复几句。至于九月一日以后的《文学旬刊》，我因为离开了上海，没有机会读它了。如果其中还有关于我的说话，那是不在此文答复之例。
振铎足下：
批判《意门湖》的一篇文字，我每字每句都负责任。假使批评错了，诬枉了人，我可以对天下万世人负荆请罪。假使我批评得没有错，尚足以供贤达者退而自省，那怕就不能以“捣乱”二字来一概抹杀了吧？你说你很“悲哀”，近来你想也稍能释然了。r.rolland的hugo wolf评传[6]上，开首有几句这样意思的话：
伟大的艺术家的历史，我们愈研究，愈觉得他们生涯中所含的悲哀的分量非常之大。他们不仅为日常生活的试验与失望所苦，他们更为他们超凡的敏感所苛虐。他比他们同时代的人先进得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乃至数百年；他们的周围是沙漠。他们是赋着苦战恶斗的运命而生的，与其说是为征服世界而来，宁说是孜孜以求其生存。
这几句话的意思我非常喜欢，所以我也写来安慰你。我的话如有过火处，桀犬也有吠尧的时候，你们也尽可以自慰。人类的世界，不仅我们中国为然，原只是“睚眦必报”的世界，“一分颦笑见恩仇”的世界。我们即使没有能力改造它，也没有因此而悲哀的必要。我们大家只努力做些盛水不漏的事情就对了。人如能求得自己心安，那便是地上的天国。
雁冰足下：
“损”先生果然就是足下，我自己解决了一个闷葫芦，你足下也表示了一次真面目，这是我们彼此的幸事。“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7]的一个评语，我是专为藏在一个匿名之下骂人或谈俏皮话的人而发的。足下既没有骂过人，足下的匿名又是另有一番用意的，那我就算唐突了，我就“收回自用”，我就算空吠了一场吧。其余的辩论，我也不用再生枝节了。总之，自己的美丑，自己是不晓得的，要有镜子才能知道。我们彼此以后做个不要走样的镜子那就好了。
三 答一位未知的台湾青年
s君：
你的信我接到了。你叫我在本刊上来回答你，所以我便没有直接和你通信。
你说：你要“遥飞祖国，向文学锻己一身，欲为个真个的中华人”，你这种悲壮热诚的大志，令我涌起无限的敬意与感慨。s君，我们的祖国已不是古时春花烂缦祖国，我们的祖国只是家中枯骨的祖国了。你将来纵使遥飞得到，你也不免要大失所望。s君，人只怕是没有觉悟。一有觉悟之后，便向任何方面都好，我们尽管努力，努力做个“真个的人”吧！
我住的地方是在海岸上，离寓不远有座神社，要从新建造回廊，最近从台湾运了许多大木来堆在岸头。我自从接到你的信后，我走到岸上去坐在木堆上观海时，素来是沉默无语的大木，都和我亲近地对语起来了。
我从前是青葱葱地
怀抱在慈母之怀，
如今被人斫伐了，
飘流在这儿海外。
可是我胸中的烈火
是长远不会消散，
我纵使化石成尘，
我也是着火即燃。
我暂且忍辱负重，
在此替神像建筑回廊，
有一个天火飞来，
我会把神像来一齐火葬！
用着暴风般的声势，我坐下的一只大木，好象振动起来了。它们吹了一首诗到我耳里来，我便写来献给你。
1922年秋在日本
附录
四 答程宪钊君
宪钊君：
我七月二日返了上海，直到九月初间才转到日本。你七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信，我家里人已经拆阅，但是信封却不见了。我不知道你的住址，只好在此处答复你。
你问我的五条，有多少是我不能答复的，我赶我能答复你的答复。
你说：国内译外人的作品的，今天译一篇说是这是某某人的第一首佳作，明日译一篇又是如此。朝三暮四，真把人弄得头昏心乱，必要如何方不受他们的迷惑？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是非常简单。最好是少读翻译的东西，非万不得已是不要买second hand（第二手——注释者）的东西。不是翻译全然不好，因为我国的翻译界尚在萌芽中，不负责任的译品既多，而翻译的工夫又未臻于完善，找能信用的译品实在很少，所以最好学习外国文，自己去直接看书；至少也要精通得一国，那就可以不受人迷惑了，西洋的名作大抵均互有翻译，因为文字系统相同，他们的翻译比较容易见好，读起来也比原作的味道争差不远，所以我们若精通一国，便可以读得其他各国的著作，凡事总要有恒，总要从根本上着手，不要浅尝，不要躁进，研究有索，自然能辨别出原作之佳否，而头脑不为人所昏乱。
你说：国内的批评家，不能引导一般人去探寻文艺上的真谛，反把他们的前途迷了，必要如何方不受他们的引诱？
答：在未能读原作之前，宜少读别人对于该作的批评文字，因为文艺的鉴赏，也是一种创造的享乐，先受了别人的成见便每每迷途。至于文艺的原理方面的讨究应该根本地从研究哲学美学及古大名家的论文下手，新闻杂志上second hand的介绍，sandwich-board（夹生饭——注释者）式的批评，少读的好。
我只能答复你这两条，简慢恕罪。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原文共四节，除现有的三节外，还有第四节在收入《沫若文集》时删去，今附录于篇末。
[1]胡适主编。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三年十月停刊。
[2]余家菊（1898—1976），字景陶、子渊，湖北黄陂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青年党，曾任中华书局《醒狮》编辑。著有《中国教育辞典》、《国家主义概论》、《中国伦理思想》等。
[3]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著有《七十五条论纲》，译有《圣经》。
[4]德语。乔治·巴克伍德：《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的新教》。
[5]威铿（rudolf eucken，1846—1926），通译倭铿，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著有《哲学术语史》、《精神生活的统一》、《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等。
[6]罗曼·罗兰的《胡戈·沃尔夫评传》。胡戈·沃尔夫（hugo wolf，1860—1903），奥地利作曲家。作品有歌曲二百余首及交响诗《潘台西里亚》、弦乐四重奏《意大利小夜曲》等。
[7]语见作者《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载一九二二年八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