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造文之前，先要弁说几句。时人造论，论及同时代人时，于人名之下或称先生或称君或称兄以示敬意，这本是我们礼让之邦的美德。但有时呼人先生而严施教训，呼人君兄而漫逞毒舌，于是乎这种美德也成了令人作呕的虚伪了。我们称述古人或外人，如言李太白时不必称李先生，如言罗曼罗兰时亦不见称罗君罗兄罗夫子，然我们对于他们的敬意不减毫发。我今后本此佳例，对于时贤将略去一切形式上的敬语。望受者勿以我为暴谩。
我们只愿在真理的圣坛之前低头，不愿在一切物质的权威之前拜倒。孟子说：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1]这句话我们很服膺。我们虽不敢自命为大丈夫，但这种大丈夫我们愿揭为理想的人格之鹄的。我们崇拜布鲁诺（bruno）：因为他身受燔刑而不改其思想上的主见；[2]我们爱慕雪莱（helley）：因为他身遭斥退而不撤回无神论的主张。[3]这种精神在我们中国便是所谓“士气”，可怜我们中国的士气近来是扫地无存了。多少自命为智识阶级的人，漫做黄金梦、官僚梦而拜倒于权门富阈之前，这是在所不论。在沉寂的学艺界中，偶尔有所论争，而第三者的批评大都是目有名人而无真理。甲与乙论辩，甲有名而乙无名时，则甲胜而乙负。甲乙均属名人时，则胜负之分又在其名之大小。论辩借新闻杂志以发表，而主持笔政者衡文亦大都以“名”之分铜而定其斤两。高名之甲随处有自由发表之特权，而低名之乙则不遭抹杀即遭窜改。形势已悬分，附和者又盲目，可怜抱璞的卞和只好永遭刖足之厄了[4]。
在日本留了十年的学，学业虽未成，形式上的学生生活算已告了一个终结。本月二日由海外归来，料想故国的论坛必随春色之烂斑而呈一种葱茏的状态。抵上海之日便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上得读吴稚晖的《就批评而运动注译》的宏文，因为翻译的讨论在我国目前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更因为吴氏的论文有关于我自己的说话，所以我怀着期待和兴趣读了它。每日晨早只怨送报者来迟，使我迟享太牢几刻。吴氏的论文从四月一日起接连登载了四天。他造论的动机和目的，在他那标题之内已经说得很明了，但是他所就的批评是甚么，所运动的注译是怎样，这在才读了《学灯》的读者当然留有新鲜的印象，然在未读《学灯》的读者就会茫然了。因此，我要在此略把吴氏的论旨介述一下。
去年（1922）八月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有一篇《夕阳楼日记》指摘了余家菊由英文重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的前五句的错误，另行改译了一遍。胡适在九月十七日的《努力周报》上指摘了郁达夫的错误，又另行改译了一遍，但他自己也错了。我和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三期上，又才把威铿（eucken）的德文原文引来作最终的证人，证明了英译文的不十分妥当及余、郁、胡三氏的错误。一直到今年三月十三日才有位戈乐天又在《学灯》上表发了一篇《批评翻译的批评》，该报的主笔张东荪还在末尾附识了几笔。戈氏也只就英文来指摘余、郁、胡三氏的错误，自己也来改译了一遍。但这位戈氏的改译也错得厉害，已经由成仿吾指摘过了，张氏也只就英文来另行翻译成文言，这是只在卖弄文笔，于我们的讨论上无所裨益。有了这么一段历史所以吴稚晖又才借了来运动他的“注译”。
吴氏的“注译”是甚么意思呢？我们读了他运动注译一文，还应该读他的《移读外籍之我见》（《民铎杂志》第五卷第五号）。在后者中他说注外籍的主要成分是：（1）存原文，（2）直译当注，（3）译释当疏。综合起来，他的主意是说：我们译外籍时要把原文标出，逐字逐句直译出后，再来加一道全文的释义。他此次《就批评而运动注译》一文，便是把上面的一段历史来做个例，他把德文逐字译成英文，把英文逐字译成华字，依华文文例整顿一遍之后，再来插说几句以当笺疏。所以吴氏的论文是借题发挥，他对于我们的讨论要算是更走了一段路。
我在此先就吴稚晖的注译运动来胪陈我的意见。
注译运动在我国要算是吴氏创始。但在日本据我所知道的，同样的办法是已经早见实行了。日本人为中学生或高等学校学生所发行的各种研究语学的杂志或单行本，多是采用吴氏所说的“注译”方法。他们的办法便是将原文标出，逐字逐句直译之后，再加上释义，遇难解字句更加上注解。有的更把译语逐字附在原文旁边，再依日文文例在译语下加数目字以标示读法。这种方法在初学外国语的人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在这种范围之内，承认吴氏的注译运动为我国研究外国语之好办法。但是吴氏的主要目的却不在此。吴氏的要求是望译书家于译艰深的外籍时也采用注译办法。他肯定译籍根本是免不了错误的，他要把注译来救济，他说注译有两利：（1）注译了比较容易发见错误，（2）并助外国文的研究。——他这第一利的“发见错误”语意很欠明了，是译者发见自己的错误，还是读者发见译者的错误呢？如系后者，则第一利与第二利便不能两立：因为读者既能容易发见译者的错误，那他外国文的研究已经有了根底，无须乎读那逐字逐句徒费时间的注译书。如系前者，译者既要待逐字逐句译出之后才能发见自己的错误，那他的外国语的研究以及对于原书的研究还未十分到家，归根便是他自己尚无译书的资格。更专就第二利而言：读者对于外国文如系全无研究，欲借注译书以增进其语学上的智识，则从艰深的外籍入手要算是躐等，正是“吃力不讨俏”的事情；并且第二利与第一利在此也不两立：便是译者即有错误，读者也不容易发见出来，即使“发见的错误”是译者自行发见，助外国文研究的一利也不能兼并。如此抽象立论不易明了，为便利计，且引用吴氏德英对照文为例以证明此说。
吴氏自称不通德文，为做《就批评而运动注译》一文，特请了一位通德文的朋友替他把威铿的原文用英文注了出来，这是吴氏准备周到而且交代得很清楚的地方，这种郑重的态度是很可钦佩的。但是那位替吴氏下注的朋友，大约是因为“匆忙写出”的原故，有一个地方便错了。德文的besitz（所有，占有）一个名词是从besitzen一个动词孳乳出来的，与英文的从to possess（所有）一个动词孳乳出来的possession恰恰相当，而吴氏的朋友替他注成possessor（所有者），这在德文是besitzer，便是错了。这可见注译一法，在译者不见得容易发见错误，注译者错了而吴氏就错发挥，这可见不通原文的读者亦未见得容易发见译者的错误。更进，可见注译者不必能够助读者外国文的研究。而读者亦不见得能从注译上获得语学上的智识。
我们在此如再考察吴氏的朋友如何会至注错的原因，那却容易发见，便是受了英译文的先入见的原故。因为英译文中有了possessor一字，吴氏的朋友似乎不曾留心，便“匆忙”的照样注出。但这个无意中的错误，在此恰巧供我一个资料，使我对于威铿的原语容易加以说明。——
……dass es hier nicht einen vorhande nen besitz zu schreiben, sondern eine aufgabe zu bezeichnen gilt……
……便是此处不是在叙述一个已成的“有”，是只在表示一个问题……
威铿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他著书的根本精神，他是说他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愿为何种的成见所囿，他只作为一个问题虚心坦怀地提出来讨论。他这vorhandenen besitz（已成的有）便是胸中已有的成见，英译者译得很自由，要把illusn（幻想）和possessor of a truth（真理所有者）一并综合起来才把原文的意思表现得圆满。威铿这种虚心坦怀的研究便是所谓学者的态度。真正的学者研究一件事理，讨论一件事理，便是常常保持着这种无私的态度，要这样才能和真理觌面，才能把客观的真理阐发得出来。若是先有成见时，那就是我们所常用的譬比，譬如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物象，这是必然地要陷入错误的。吴氏的朋友便是这样地小小错误了。又譬如戈乐天关于我们的《创造》所说的几句暗射语，也正不免有这种先入见在心中用事。他说：
如谈创造的著作虽然我很望其实现，但如果能力不充，勉强借创造之名，发表未成熟的作品，那当然是很可戒的。
不错，这句是很好的教训。我们不敢自认为能力已充，我们的作品也不敢自认为已成熟，宇宙间也永远不会有能够绝对成熟的存在。我们标名“创造”，我们的微意是在以造化为师，并不是妄自尊大。至于戈氏暗射着我们所发出的这个教训，至少他对于我们的作品要通过一次目后然后才能说出，但是他没有。前天他才来访我，我才晓得他便是我的母校（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新入生，他来说他做那《批评翻译的批评》一文时是在去年十一月，那时他不知道郁达夫是他的先辈，他因为是在僻远的仙台第二高等学校读书，我们的《创造》，他直到今次回上海来才看见了。据他这样说来，我们的作品他在作文之前是毫未过目，那他前面的批评，也就不免成见用事了。我现在也还不能说他的批评全是错误，但他那种态度至少是容易陷入错误的。
以上把吴氏的德英对照文引证了出来，我并不是要故意地吹毛求疵，不过正借以为讨论注译法的一种方便。我是对于吴氏所标出的注译的两利不能表示同感。吴氏又还说注译有三项好处：
（一）因把原文并列起来，发见错误的机会较多。
（二）要预备详细注解，便不能纵笔直下，译者的用心，自然加倍。
（三）原书必有本来不容易了解之处，照理须下注，现在刚好曲折的说明。
此三条是吴氏原文，他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长处。我们只就这三条讨论时，第一条我在前面已经引证了，我觉得不能成立。至于第二、第三两条，这的确是“直译当注”与“译释当疏”的好处。因为直译了一遍之后还要加上注释，这种工夫要译者的语学智识充分，而且对于原书的研究已经确有把握，然后才能办到。这不是如象纯粹的直译可以狐假虎威，也不是如象纯粹的义译可以避人画鬼。但是逐字逐句的直译，终是呆笨的办法，并且在理是不可能。我们从一国文字之中通晓得一个作家的思想，不是专靠认识他的字面便能成功的。一种文字有它的一种气势。这在英文是mood。我们为这种气势所融洽，把我们的精神随着它抑扬张弛，才能与作者的思想之羽翼载沈载浮。逐字逐句的直译，把死的字面虽然照顾着了，把活的精神却是遗失了。这么一来，便无论若何浅显的字句都要待注释之后才能了然。这岂不是吃了一肚皮的硬面包，又来灌一肚皮的清水粥吗？所以吴氏说“注译是近于理想的”，我却以为不然。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以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这种译法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它的先决条件是：
（一）译者的语学智识要丰富，
（二）对于原书要有理解，
（三）对于作者要有研究，
（四）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的能力。
这几种条件自然是不易具备，要靠穷年累月的研究；如（1）不仅当在语学上用功，凡是一国的风土人情都应在通晓之例，如（2）原书中所有种种学识要有所涉猎，如（3）须详悉作者的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如（4）更难于例举了。所以翻译终于是件难事——但不是不可能的事，是不许人轻容易着手，如象我国的译书家今天译一部威铿，明天译一部罗素，今天译一本太戈儿，明天又译一本多时妥逸夫司克，即使他们是天生的异才，我也不相信他们有这么速成的根本的研究。我只怕他们的工作多少带些投机的性质，只看书名人名可受社会的欢迎，便急急忙忙抱着一本字典死翻，买本新书来滥译。有的连字义的对针从字典上也还甄别不出来，这如何能望他们译得不错呢？
译书家既具有以上条件之后，他所译出来的外籍与创作无以异，原书费解之处或许也可以加上注解。这样的译籍读的人如还不能了解时，这只能怪读者自身的程度不够了。近年我国新文化运动勃兴以来，青年人求知之心若渴，但因此也不免有许多饥不择食和躐等躁进的倾向。我看见有许多朋友连普通智识也还不充分，便买些很艰深的翻译书来滥读，读得神经衰弱了的正是所在多有。更有些不真挚的人顾文思义、一知半解地便从事著述。我觉得这种倾向是应该及早设法挽救的。挽救之方：
（一）在译者方面：
（1）应该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
（2）望真有学殖者出而从事完整的翻译；
（二）在读者方面：
（1）应该从教育着手，劝智识未备的青年先从事基础智识的储积；
（2）注重语学的研究，多养成直读外籍的人材；
（3）望国内各大书坊多采办海外的名著。
目下我国的翻译界，其中自有真有学殖、纯为介绍思想起见而严肃从事的人，但是我们所不能讳言者：如借译书以糊口，借译书以钓名，借译书以牟利的人，正是滔滔者天下皆是。处在资本制度之下，借译书以糊口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钓名牟利也不足为个人罪。但是译者的苦心尽可以追求他低下的目的，而读者的本望却是要拜见他高明的手腕。手腕本不高，目的又低下，欺人欺己，糊口呀，钓名呀，牟利呀，雷鸣着的瓦釜呀，直令真有学殖之人也洁身自好，裹足不前了！如此敷衍下去，我们中国的翻译界只好永远是一潭混水，中国的新文化也只好永远是一潭混水。混水是搅不得的，愈搅是愈昏的，尽它昏起去吧！这是一种人的声音。混水是搅不得的，搅得泥溅水飞，是要弄到你体无完肤的。这又是一种人的声音。你们要来搅我的混水吗？岂有此理！这是我祖坟山的好风水，我的发祥是全靠它，我的子孙也要靠它发迹。这更是一种怪人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听够了，但是混水终不能不把它搅个干净，永远留着，那是遗害无穷的。所以在上列几条之中，我们觉得“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一层，尤为当今之急务而易见特效。
以上我把吴氏的注译运动讨论了一遍，并且稍稍胪陈了一己的私见了，我论到“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一层更令我发生了无限的感慨。
《夕阳楼日记》的余辉一直发射到现在，真算是波谲云诡了。郁达夫指摘了别人的错译，不见错译者出而自谢，出版者宣言改版，转惹得几位名人出来代为辩护，而达夫自身反为众矢之的。前有胡适骂他“骂人”。后有张东荪出而附和（见《批评翻译的批评》附识中）。达夫骂了人，就算是他的过失，但是受骂者的过失却不能由他一个人代偿。你钉在十字架上代人赎罪的羔羊哟！棘冠在你的头上，永远的胜利终竟是你的！
本来在这滥译横流的时代，要想出而唤起译书家的责任心，原是种干犯众怒的事情，决不是我们国内的高明人所肯担任的。我们这些惯会“上当”的愚人，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有时要发出几句愤烈之谈，也是势所难免的。高明之家从而媒糵其短，諡之以“骂人”而严施教训，我们也知道这也是再经济不过的事情。因为一方面可以向大众讨好，另一方面更广告了自己的德操。你德行超迈、高明过人的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德行超迈、高明过人的时事新报的张大主笔哟！你们素以改造社会为标的，象你们那样庇护滥译的言论，好是讨了，德操是诚然广告了，但是社会要到几时才能改造呢？我们这些愚人想改造社会，剧烈的革命在所不避，区区愤世忌俗之谈，你们就諡以恶名，我辈也不能畏葸。严将军之头可断，嵇侍中之血可流，张睢阳之齿可拔，颜常山之舌可割，但是董狐之笔是不可绝的。[5]
一个人最伤心的事体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胡适在四月一日的《努力周报》上又有一篇《编辑余谈》了——我读《努力周报》这回算是第二次；都是友人买寄给我的。他说：
“《努力》第二十期里我的一条《骂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工夫来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以下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自我广告）。”
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你须知通英文一事不是你留美学生可以专卖的。在你的意思以为要象你留过美国的人才算是通英文么？你须知便是生长在美国的人也不能说是人人通英文呢！因为口头能说话和能读艰深的著作是两件事情。你要说别人不通英文不配和你讨论，你至少也要把别人如何不通之处写出，也才配得上你通人的身分。假使你真个没闲工夫，那便少说些护短话！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不要把你留美学生的资格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要想把人压倒，只好请“真理”先生出来，只好请“正义”先生出来！
偶尔的错误原来是人人所不能免的，诚如张东荪氏所说：在初学者是不能免，便在博学通儒也是不能免（见戈乐天《批评翻译之批评》的附识中）。但是被人指摘了错误绝不是可耻的事情，指摘了别人的错误也并不是狂妄的举动。我前次批评了胡适的改译文，张东荪竟说我是“攻击”。如果你们的心目中的批评便是攻击，那无怪乎你们惯会面面圆到，事事取巧，笼统活脱，糊涂了事了。我说胡适的译文有些地方不通，张东荪说“胡译的可议不在不通而在呆板，至于郭译堆上无数的‘的’字，更呆板了”。不错，我从德文译出来的那一句半的文章，我是“故意地逐字逐句直译”的，这种译法我素来就不主张，这种译法实在是难免掉呆板的。但是胡适的译文如何可通之处，你张大主笔也应该把它表彰出来，我们才能知道。你只是笼统说一句，对于胡大教授你自然是讨了好，对于我小区区则不啻骂我诬蔑了人。你这种无形的骂人方法，我辈虽愚，也是看得出来的。我劝你，既是要主持公道，那便不要在名气之前低头！你们做大主笔的人对于一国的民气士风是在张帆把柁，你们要主持德操，应该还要在高处大处着眼，取巧卖俏决不是大道德家之所屑为！
1923年4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上海《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1]语出《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2]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因反对经院哲学，怀疑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被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著有《论原因、本原和一》、《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等。
[3]一八一一年雪莱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时，因发表《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被学校当局开除。
[4]据《韩非子·和氏》，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玉璞，献楚厉王，以为石，刖其右足；武王即位，复献之，亦以为石，刖其左足。楚文王即位，卞和抱璞哭于荆山下，王使玉匠凿璞，果得宝玉，因名为“和氏之璧”。
[5]语出文天祥《正气歌》。严将军，即严颜，汉末益州刘璋部将，驻守巴郡，为张飞所擒。张飞欲令其降，严颜说：“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嵇侍中，即嵇绍（253—304），字延祖，西晋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嵇康之子，官至侍中。晋惠帝时，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叛乱，嵇绍以身卫帝，被杀，血溅帝衣。乱平，惠帝说：“此嵇侍中血，勿洗！”张睢阳，即张巡（709—7），唐邓州南阳（今属河南）人。安史之乱时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城破被俘，安禄山部将尹子奇问：“闻公督战大呼，辄眦裂血面、嚼齿皆碎，何至是？”巡答：“吾欲气吞逆贼，顾力屈耳！”尹怒以刀抉其口，齿存者三四。终被杀。颜常山，即颜杲卿（692—756），字昕，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为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世称颜常山。安史之乱时，起兵断安禄山后路，被擒，瞋目大骂，安怒断其舌，终在骂声含糊中死去。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晋灵公十四年（前607年），晋卿赵盾避灵公害逃走。族弟赵穿杀灵公，迎赵盾回。董狐认为责在赵盾，虽其大权在握，仍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世称“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