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十分阴郁的天气，大约不久便要下雨吧。

七点钟的时候我往八仙桥去买了些小菜回来，写了两封信，包了三包原稿，又到宝昌路的邮局里去投寄。

我的寓所是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弄的一家小洋房里面。这四十四号弄太凑巧，弄口西边的一幢房子门牌也正好是环龙路四十四号。那座四十四号就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1]的本部了。我拿着函件走出环龙路往西走，刚好走过四十四号有二十步路的光景，前面走来了一位很朴素的人，把右手举起来，举到右鬓，向我行了一个军礼。但是，他的装束并不是军人的，他只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上也没有戴帽子。看他的脸色大概总在四十岁以上吧，看他的态度也只好象是一位商人。

他向我行了礼之后，便很低声地问我。他的声音明明告诉我他是广东人，但是太低抑了，我竟反问了两次才听明了他的问话是：“北京孙先生有电来吗？”

我听明白了他的问意，立地揣想到他问的是***先生，并且也立地揣想到他是把我当成了四十四号的用人，因为我照例还是穿着我的一件破旧了的学生制服的。但我只得回答他说：

“我不知道，你请到四十四号去探问吧。”

他向我默礼了一下，我们便擦身走过了。

我从环龙路走过金神父路，又从金神父路向北插过宝昌路去。我一面走，一面在我的心中生出了一个预感。

那个问了我一句话的广东人，他的声音怎么那样的低抑，他的表情怎么那样的悲戚！

呵呵，该不是***先生在北京死了吧？

我就这样生出了一个预感来，我心里的情趣也渐渐阴郁得就和今天的天气一样了。

我在宝昌路把信件交了，又从原路打转回来，我很想买一张报纸来看看。我这回回到上海来是没有看报的。我也并不是想超然物外、做个隐遁的闲人；杂乱无章的报纸看了实在是使我头痛，所以我也乐得省事，不看报了。

但我今天却是想买一张报纸来看看了。究竟我那个预感，是我自己的神经过敏，还是实在有那样的事情呢？我很想证实一下。

我走到金神父路转角的时候，在一家小店子前面看见只卖着《时事新报》。我老远地便看见那报纸的第一面上，有一条很粗大的黑框，嵌着头号的“讣告”两个大字。

呵，我的预感终竟是证实了！这可不真是***先生的讣告吗？

我虔诚地拿出了四个铜板来，买了一份我不高兴看的报纸。报的内容我也没有读，我只凝视着那“讣告”两个字又走回环龙路来。

阴郁的天气愈见阴郁了些，雨总是快要下的了。

拿着报快要走进四十四号弄的门口的时候，我想起了刚才那位很虔诚的商人，想起他那低抑很低抑的声音，想起他那很悲哀很悲哀的容貌，我禁不着也涔出了眼泪来，心里竟酸痛了好几阵。

呵，***先生终竟死了！把他苦了多久的肝癌现在也不能再苦他了。他的功绩不消说是用不着我来表扬，他的瑕疵，或许是有时，也用不着我来诽谤了。我自己本是一个傲慢不逊的人，但在我的心目中，象***先生这样的人始终是值得尊敬的。呵，他如今死了，他的铜像不消说是准定会建设的，他的葬仪或许也怕要采取国葬的形式吧？……但是就有五百尊铜像，五百倍国葬的威仪，那抵得上那位问我的商人的那种至诚的情意呢？

呵，他那很低抑很低抑的声音，很哀戚很哀戚的容貌！……中山先生哟！人们对你的思慕是会永远不灭的呵！……

四十四号里走出了两位雄赳赳的男子来，走过对街去了。他们不知道感觉着了甚么，有一位张着嘴唇在笑。

一面赤色的星章旗竖立在四十四号的门前，垂□在沉郁的空气中一点也没有动弹，一点也没有力气。

我走过四十四号门前的时候，门是开着的，客堂里坐着有两三位男子，好象都没有说话。有一位脸色很苍白的中年妇人，在冷冷地吸着香烟。

1925年3月13日上午9时顷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六期。

[1]最初发表时无“西山会议派”字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继而又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各地从事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活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