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月十六日。午前十一点钟，上海市上起了一种天变。大雨倾盆之后，突然阴晦了起来，简直如象森沉的黑夜。上海全市的人家都开了电灯。一街的人都在哗噪。这时候，我恰在一家印刷所的楼上，翻开今天的《学灯》，读到了一封通信：

仿吾君：

我见你教训戈乐天君，我早想同你谈谈，后来看见蔚华君的通讯，对你反抗，我觉得社会里还有说公道话的人，我便俭省一点时间，不另说话，今天又在《学灯》上看见你和沫若君给蔚华君的信，于是便不能默然了。

我留东京八年，于宣统三年，卒业帝大理科，得了理学士，我们算是同学，要我是你，必也要自称一句“前辈”“先辈”来了，但是我做不到。我们中国人跑到外国去研究学问，决不可把别人的臭东西也带了回来。所谓“先辈”，就是帝大的所有的一种臭气（我对于目前“母校”的情形并不隔阂，去年去了两次，“赤门”里的空气仍然如故）。这种臭气，我们在“一高寮”中，已经尝够了。不料你回到了中国来，把最臭而不可闻的矢橛也带回来。

其次我对于诸君还有一点疑问，诸君一向反对血和淚的文学，何以沫若君仍然要提倡与社会奋斗？仿吾君在《创造》上发表的《欢迎会》一篇，是想模仿菊池宽的作风而又不能的未成作品。“可以休矣”。我末了请你去念两句古文：“闻道有先后，学术有专攻。”

王从周（浙江上虞）

（记者按）我们决定在此处附加一个声明：

就是不料这一点儿小事惹出许多的笔墨，我们决定对于这一点，凡攻击成君文章，以后一概不登了，但成君如有答复，我们也决定不登。我们请求大家原谅《学灯》的篇幅有限，不能充分专谭此事。

把这封信和记者的按语读完之后，落了一阵大雨，暗无天日的世界也渐渐发起光来。哗噪的人声渐渐止息，排字的工人们，又在检拾他们的铅字了。我拿着《学灯》在手，一面想黑暗世界的惊人，一面更不能自已地对于近代文明生了无限的谢意。可感谢的是新闻纸，可感谢的尤其是印刷业了。一夕之内可以印出一部世界的活影，一刻的工夫可以使我们游遍五洲万国。古人说：不出户牖，知天下。[1]这句话要我们有印刷机关，有新闻纸在手里的近代人，然后才配说得出。真是多么可感谢哟！假使我们要广告自己或则痛骂别人，或则利用别人以报雪自己私怨的时候，尤其是灵便到不可思议。只消今夕落笔，明朝便可以传遍四海。真是多么可感谢哟！……暗无天日的世界，不仅是今朝的上海！

不能自已地空想了一些，外边的雨也大概住了。我往楼下去，在校对生的写字台上，把废弃了的校样翻过来，写这篇答复王从周的文字。

一　“前辈”！“最臭而不可闻的矢橛”！

我很高兴，很高兴王理学士替我证明了“前辈”一语只是帝大学生间的惯用语，可以见得仿吾并不是甚么“倚老卖俏”，并不是“拿甚么专制来压人”，我们充其量只能说他不该“把最臭而不可闻的矢橛也带了回来”。但是充其量只能说得这么一点！“前辈”，“最臭而不可闻的矢橛”！

二　“血和淚的文学”

我郭沫若反对过那些空吹血与淚以外无文学的人，我郭沫若却不曾反对过血和淚的文学。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批判社会的武器。”[2]我郭沫若去年八月间在《学灯》上发表过《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的一篇文字，其中只说过两句关于血与淚的话，我说：“不必一定要有红的字眼才算是血，不必一定要有三水旁边一个戾字的才算是淚。”假使这两句话便可以作为反对血和淚的文学的张本时，我倒还要请王理学士以“理学”的头脑来分析一下。

三　“何以要提倡与社会奋斗”？

我郭沫若素来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人，我的行事是这样，我的文字也是这样。王理学士要问我“何以要提倡与社会奋斗”，我一句答尽，便是“社会太坏了”。但是无论甚么人，不能妄以为我反对过血和淚的文学，便要取消我提倡的资格！

四　“想模仿菊池宽的作风而不能”！

仿吾的《欢迎会》[3]，虽然不能说是大杰作，但是在我们中国现有的新剧本中，便在日本近代作家的新剧本中，那倒也未遑多让。日本的文学作品，自信还读得不少；只有这位两三年来才出了名的菊池宽[4]，我只知道他也是帝大出身，他是目下顶时髦的作家，而且他还是拥护资产阶级的文学而反对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代表——他所主编的《文艺春秋》便是专门在做这项勾当，但是他的作品我却一本也还不曾念过，仿吾也正和我是一样。我们都有一种怪癖，资产阶级说好的东西我们就抱反感。[5]不说菊池宽，就是比他更流行的贺川丰彦、仓田百三[6]等，虽然颂声遍地，雷名涨天，而《超过死线》与《出家及其弟子》我们倒一字也还未曾入眼。王理学士批评成仿吾模仿甚么人，这是批评者的自由，但也应该有充分的证据；不举证据而又在“模仿”之上加一个“想”，王理学士真是善于“想”了。“想模仿菊池宽的作风而不能”！你这“莫须有”的十二金牌！可怜你的成功只赢得一个钢铁铸成的秦桧！[7]

五　“可以休矣”

要叫我们“休”，除非叫我们死！人的才力，谁也是不能量定谁！一篇文章即使“未成作品”，只要刻苦不舍，愚公都还可以移山呢！我在此诚恳地忠告你的是：你在理学方面尽管深造，纵使明知自己不能成为格里略[8]、牛顿、爱因斯坦[9]，一点也不要“休”，好使我们未来的科学界渐渐进步；就要兼做文艺批评家，也不要写这样“莫须有”的文艺批评来诬人欺世，乃至耗损你的时间。

六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这两句韩退之《师说》上的话，不劳教训，倒是在小孩子的时候早就念过的了。“术业”还被你误成“学术”，这或者不会是印刷者的错误吧？“闻道有先后”用在此处倒不知道是甚么教训？韩退之的意思，是在说师弟之间，本无贤不肖的根本差别，仅于闻道上有先后之殊而已，此正学籍上所谓“前辈、后辈”，而王学士一方面骂人不准用，一方面却引用这句话来教人，大约在王学士的鼻官，中国人的矢橛便是最香而可闻的了？

至于“术业有专攻”一句，这所含的教训是很明了的。王学士的意思是说仿吾和我们中一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学文学的人，便不应该从事于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了。

这一层，倒不仅王学士是在这么想，社会上很有一般人都在这么想。这层常套的错误思想，我们在此倒不能不把它破除一下。

第一，精神的活跃——人的精神不是一团死物，有的想向单方面发展，有的想向多方面发展。这种的发展谁也不能限制谁！任意举几个例吧：德国的大文豪歌德是学法学的人，许雷[10]是学医的人，俄国的契和甫也是学医的人，戈里奇是劳动者出身，地质学家的克鲁伯特金是无政府主义的倡首，眼科医的柴门和甫同时是世界语的发明人[11]，便是生物学家的杜里舒，现刻也在我们中国讲哲学，而“理学士”的王从周也对于成仿吾的《欢迎会》在做文艺的批评。

第二，分工的利弊——近世分工的制度应用到了任何方面。譬如一个针也要用几项人才能打出。甚么人选材，甚么人炼铁，甚么人制尖，甚么人穿眼……。各项人的职业固定在一种畸形状态之下，合拢来可以打出一个针，分开来连一个针也打不出。惯会穿针眼的人尽管去穿，我们要求一个能做全针的人，甚么人也不能说我们是狂妄。

第三，中国的现状——有材而不用，本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要想用世，只好自己去钻营。因此稍有节概的便只好赋闲而终老。请问：在外国学了科学回来的人，有甚么地方可以继续研究？中国有几处科学的研究所？有几处理工农医的大学？……所以现在与其责备学者荒废自己的专攻，应该攻击不许学者立足的腐败的中国社会和鬼闹的中国政府！

第四，专攻文学的人材何在？——我们中国素来是重文的国家，然而同时也是轻文的国家。在古时候求学是想做官，文艺是雕虫末技。就在现代学法政去做官的人，天下皆是；然而专攻文学的人究竟有几个在那里？据我所知道的，虽很有几位朋友对于文学在做献身的研究，然而他们的窘况也窘到不可思议。高明人都想升官发财，谁肯来走这条清寒的路径呢？这条路没人走，我们也只得勉强来走。我们不曾把我们的文字来做过买卖，我们只把我们的文字来表现人生，这是谁也不能禁止的。

把这几条答复写完之后，外面的雨又淅零零地滴落下来了。我想我这几条答复，若要直接寄给王学士，而王学士的住址我不知道。《学灯》呢？不消说那位掌灯的记者已经很公公正正地筑了一座金城，我们是不许擅入雷池一步了。没有法子，只好请楼上的兄弟们替我排在《创造周报》的第七期上了。

唉，梅雨时期怕已快要过了吧？

1923年6月16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六月上海《创造周报》第七号。

〔附记〕查“王从周”实无此人，有时事新报社的人告诉我们：那篇文章是张东荪捏造的。

[1]语出《老子》第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

[2]这一句，最初发表时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

[3]独幕话剧。载一九二三年五月《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4]菊池宽（1888—1948），日本作家。初以戏剧创作为主，后转向小说。著有独幕剧《父归》、小说《忠直卿行状记》、《真珠夫人》等。

[5]这一句，最初发表时为：我们都有一种怪癖，一般都说好的东西我们都不敢相信。

[6]贺川丰彦（1888—1960），日本基督教社会事业家、学者、作家。著有《突破死亡线》（即《超越死线》）、《射太阳者》、《圣经社会学》等。仓田百三（1891—1943），日本剧作家、评论家。著有《出家人和他的弟子》等。

[7]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南宋宰相，主张降金，曾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抗金名将岳飞。后人修建岳飞庙宇，特铸秦桧等奸贼铁像跪于庙前。“十二金牌”原是传说中秦桧为调岳飞回京假造的圣旨，这里借指王从周“想模仿菊池宽的作风而不能”（正好十二个字）的诬蔑。

[8]格里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经典力学和实验物理学的先驱者。著有《两种新科学的对话》等。

[9]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生于德国，一九三三年因受纳粹迫害而迁居美国。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

[10]即席勒。他生于医生家庭，早年学过法律，又改学医，并成为著名医生。

[11]柴门和甫（lazarus ludwik zamnenhof，1859—1917），通译柴门霍甫，波兰籍犹太人。职业是医生，但毕生以业余时间从事世界语工作，是目前流行的世界语（esperanto）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