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也是企业，确切地说是金融类企业。作为企业的一个大类，银行业的总体获利应该与全社会所有企业的平均获利水平相近才是。如果过分悬殊，就表明这时候的金融政策可能存在问题，并且这种现象会最终抑制全社会的经济增长。

可是在我国，恰恰正是这样。在所有企业大类中，银行业的经济效益一花独放，说是“我国银行业的效益在全球最好、各行各业都在为银行打工”也不为过。可是这样做结果是什么呢？必然会削弱金融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作用，反过来变成促退作用。

我国的银行存贷款比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存贷款利率差额又居高不下，假如年存款利率是3，贷款利率就是6，所以我国的银行效益在全世界是最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高效益是以加重地方财政和全国人民负担为代价的。

例如，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用当期财政收入支撑公共设施建设，这就需要适度举债。举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发行债券，二是向银行贷款。如果政府的举债规模是10万亿元，按平均年利率7%计算，政府每年付给银行的贷款利息就是7000亿；减少1个百分点，就是减少1000亿。相比而言，西方一些国家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如果发行这种债券的年利率是5%，老百姓肯定很愿意买，因为它比银行3%的存款利息要高，可以多得67%；与此同时，政府则可以减轻2个百分点的负担。可是我国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这样就把这部分差价全部挤到银行里去了。从这个角度说，“全国人民都在给银行打工”。[1]

那么，银行和企业之间为什么苦乐不均呢？归根到底，这是两者地位不对称造成的。在我国，银行是垄断行业，不用担心生存问题，也不必追求效率，只要过得去（贷款能收回来，不推高不良贷款率）就行。这种垄断并不是说银行都是国有制、没有股份制，而是指银行利率是统一的，没有根据市场需求完全放开。众所周知，利率是金融产品的价格，如果利率不放开，金融产品的价格是政府规定的，就一定会偏向于银行而不是企业，虽然企业也是通过纳税向政府作贡献的。只有利率杠杆完全放开了，银行与银行之间有了竞争，才会彻底扭转这种状况。

所以你能看到，我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小。简单地说就是，农村的钱跑到城市去了，城市的钱跑到银行去了，银行的钱跑到美国去了——我国用全球规模第一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包括其他发达国家都在用从我国获得的低利率资金大肆收购、兼并我国民营企业，从而间接控制我国经济。所以从国内看，企业无法从银行得到贷款，这在银行就体现为惜贷；与美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它们是次贷。

小微企业在这样的金融背景下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困难重重。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天然不足，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我国国有汽车工业合资20多年了仍然造不出一台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汽车来，是技术原因吗？肯定不是，是国有企业的天然惰性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创新能力天然发达的民营企业，却又因为缺乏金融支持，想发展而发展不了。所以，这些民营企业虽然有无数专利、创新产品，可是当这些新产品一出来遭到仿冒时，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去各地打假。如浙江方太厨具在全国有几十家仿冒企业，当地政府因为存在利益关系很难真正地去打击，而各地政府之间的协调也非常困难。就这样，许多创新型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就被侵权搞死了。

这样一来，企业、银行、创新之间纠缠不清的三角关系，把整个经济折腾得够呛。如果银行贷款利率能随行就市，就没有这么多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银行资金就会自动流到经济效益高的行业和企业，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经济一波波地向更高层次发展。

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也不管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微企业，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市场经济应有的平等、竞争地位牢固地确立起来了，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就最大限度地消弥了。该死的企业去死掉，有生机的企业活下去，而不是大家活得都痛苦。

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什么“均贫富”，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则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经济。

案例

企业为银行打工

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苦乐不均，集中体现在财务费用过高上，以至于企业所赚的钱多半以贷款利息的名义交给银行，成了银行的打工仔。

所谓财务费用，是指企业为筹措资金发生的各项费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银行贷款利息。财务费用高低虽然不能用来全面衡量企业效益，却会直接关系到企业利润。如果单看某个企业还不足以全面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从大范围来考察，就能清楚地看出这种苦乐不均了。

研究表明，2010年上半年我国a股市场上有可比性的2232家上市公司（不含金融股）的财务费用合计为776.80亿元，2011年同期上升到876.65亿元，2012年上半年飙升到1402.43亿元，同比增长60%。随之而来的是，这2232家上市公司2012年中期的营业收入却只有同比增长8.77%，净利润更是下跌了0.27%！

由此可见，微弱的营业收入增长在高达六成的财务费用增长下，已经被销蚀殆尽。尤其是可以看出，这些上市公司中资产份额越大的企业财务费用也越高，因为这表明这些企业在规模扩张中更多地依赖了银行借款，导致资金成本不断增加、银行利息同比上升。归根结底，还在于企业融资严重依赖银行贷款，而不是股权结构变动。

不过，这一结论并不代表着小微企业的形势就有好转。在同期的中小企业板上，具有同期数据可比性的560家上市公司中，有346家公司2012年的中报显示其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有不同程度增加，比例高达62.3%。而在这560家企业中，财务费用合计比上年同期增加46.24%，随之而来的是同期净利润却下降了12.61%。由此可见，小企业的财务费用增加幅度虽然要小一些，但净利润的下降更严重。

有一点是明确的：几乎所有企业的债务融资利率都高于gdp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企业所借债务的投资回报无法弥补债务成本。说穿了就是，这种借债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但又不得不借，否则经营形势会更加不乐观，甚至无法正常维持下去。[2]

2012年5月，一份名为《当前石化、钢铁行业企业经营中的突出问题和政策建议》的报告，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和批示。随后，***等部委联合成立了国务院调研组在全国展开调查。

调查认为，“一些商业银行收费种类复杂、名目繁多，少则几十项，多者数百项。这些收费项目绝大部分由各商业银行总行制定，只须报经专业监管部门备案即可收取。”这些乱收费项目不仅包括继续收取明令禁止的收费项目，也包括借贷款之际的强制收费。例如，某支行在审核发放个人贷款中的强制收费，仅仅在2011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就违规收取个人融资顾问费100多万元。[3]

1　鞠靖：《市长不是城市的老板》，载《南方周末》，2012年10月4日。

2　安卓：《财务费用高企销蚀上市公司利润，融资利率倒挂亟待缓解》，载《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9月25日。

3　张向东：《钢铁石化业财务费用大涨超30%，沦为替银行打工》，载《经济观察报》，201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