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主创业难，与这些学生不知道企业的负担究竟有多重有关。有些学生甚至还停留在“售价”扣除“进价”后就是“赚头”的错误认识上。不用说，创业者如果对企业经营核算尤其是其中的会计知识缺乏起码了解，对取得创业成功非常不利。

从大的方面看，企业的利润应该是收入扣除成本费用、税金后的余额。容易看出，在收入、成本、费用既定的情况下，税金的多少就直接决定着给你的利润还有多少，创业者是非常看重这种扣除的。

例如，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富士康，从过去偏安深圳到现在散布全国，国内生产基地超过31个，其根本原因正是沿海劳动力成本普遍上涨、加工利润不断下降，急需要通过前往中西部地区来赢得地方政府在税收、土地、开厂流程等方面给予的特殊关照，从而达到摊低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虽然这是无奈之举，但能抵消部分税金负担。

这种税金负担有多重？按照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说法是，如果一个企业的毛利率不到10%，却要它去缴纳17%的增值税，就只能逼着它去逃税，例如尽可能少报产值、企业之间业务往来不开发票等。并且他断言，如果不偷税漏税，90%的企业会倒闭；进一步地，如果企业普遍地偷税漏税，这个税也许就真的有毛病了。[1]

2012年5月，北京大学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发布的调查表明，调查样本中的1400多家小微企业中90%在逃税；其他调查数据也基本上是这个比例，甚至更大。拥有40多名员工、年销售1000多万元的老板邵林说，“有几个公司会给客户开发票，又有几个公司会向供应商要发票？！大部分小企业报税的营业额也就在实际数量的1/3左右，否则你根本活不下去。”

邵林原来在一家部级单位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下海创业，搞中韩贸易。当时中韩两国建交不久，几乎无论做什么贸易都赚钱。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韩国企业纷纷涌入，现在的税前利润率只有10%

至15%，如果足额交纳各种税费肯定要亏，于是，逃税就成了这些企业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

邵林说，我国小微企业的税负太高，比税更可怕的是“费”。他举例说，除了25%的企业所得税和17%的增值税外，还有城建说、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各种各样的“费”有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地方教育费、残疾人就业金、工会经费，以及工商、环保、卫生、质检、公安等部门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合计有六七十种，这还不包括各种违规的罚款和滞纳金，无论是否盈利都得缴。

可是相比而言，韩国小企业的所得税只有10%，相当于大中型企业的一半（分别是22%和20%）；而我国是一般企业25%，小微企业20%。韩国的增值税率10%，我国是17%。台湾地区的小微企业一般只交17%的企业所得税和5%的营业税（相当于增值税）。除此以外，无论韩国还是台湾地区的其他杂税很少，却有一大堆减税、退税、抵税规定。除非是特殊行业，一般行业的小企业几乎没有任何“费”。

邵林说，比“费”更可怕的是“弹性征管”。小微企业不可能像大企业那样会计制度健全，而税费征收过程中税务部门的“弹性征管空间”让他感到无奈甚至绝望。只要看看有那么多税务代理公司，就知道权力寻租之普遍了。他说，有时候真不想去“求爷爷告奶奶”，太难了；要不是为那些跟了自己10多年的员工们着想，真想金盆洗手了。[2]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对此也有同感。他说：现在已经不只是高档消费品国外比国内便宜了，耐克鞋这些大众消费品也是如此，“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3]

税率高了怎么办？对于企业来说无非是两条路：一是通过提高价格把税费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就侵犯了消费者利益；二是降低员工工资或取消股东分红，这实际上是把税费负担转嫁给了企业员工。两条途径的最终结果都一样，那就是压缩实体企业的利润空间，鼓励全社会的投机行为。可是，如果大家都不去搞实业了，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

所以看到，在政府高层，减税已经成为共识，并且增值税扩大范围替代营业税的试点也正在全国各地进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无非是两点：一是实行结构性减税，重点支持第三产业发展；二是消除营业税中的重复征税，进一步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至于最终能否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就不好说了。

因为与此相似的已经有许多改革措施，但都没有起到应有效果，如热闹了好几年的房产税改革。房产税改革的目的据说主要是为了调节贫富差距，用征税的经济手段来代替房地产市场限购的行政手段。但是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房产税“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是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其成为地方财源支柱的属性将逐渐显现。”什么叫“成为地方财源支柱”？说穿了就是，在地方政府“卖地财政”不灵了的时候，让房产税顶上去，维护原有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格局。[4]

所以看，税收改革的真正目的如果不是放在降低企业税负、压缩不正常的财政开支上，企业负担就减不了。一方面是税费负担过重，一方面企业又要生存，怎么办？只能是逼良为娼，逼迫企业去偷税漏税。而一部分企业竞相偷税漏税，最终破坏的必然是全社会的经济秩序和法制秩序。企业家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生产、经营上，而是放在如何规避税收上了，这种做法还会正常吗？

从这个角度看，今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主要做好三件事：一是严格控制政府非财政性支出，尤其是“三公”消费，通过这些措施来取信于民、让利于企业。二是在此基础上切实降低企业税赋负担，让全社会树立一个共识，觉得办实业是最有前途的。三是要严格执行税收政策、彻底去除税收政策的弹性空间，消除腐败行为。就是说，该收的钱一定要收足，不该收的钱一分也不能收。只有这样，才能让不同类型的企业感到心服口服，鼓励大家把心思全都用在实实在在的生产经营上。

这就好比在一个家庭中，只有大家齐心协力、省吃俭用，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夫妻恩爱、家庭和睦。

试想，如果夫妻双方有一个整天在外面鬼混、花天酒地、用钱无度，而另一个整天在厂里加班、忙得要命，这样的家庭会和睦吗，恐怕早晚得散伙。又如果夫妻两人都在认真工作，什么也舍不得吃、什么也舍不得买，可是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并且还要买最贵的，这样的家庭正常吗，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有出息吗，这样的家庭教育会算是成功的吗？从具体税收数额看，2011年3月国家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报告中，提出的全年财政预算收入指标是比上年增长8%，也就是8.964万亿元；实际情况是2011年财政收入达到10.374万亿元，同比增长24.8%。这样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当年财政收入一下子多出近2万亿元，为什么？原因当然是经济形势好和税率负担重啦；二是这多出近2万亿元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该怎么办，这方面就好像没人回答了。

可是在香港，却早就有这样的处理先例。2007年2月，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在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中表示，香港政府在2006、2007年度“干得太出色”了，“录得超额综合盈余551亿元”，大大高于此前市场预期的300亿至400亿元。接下来就必然要问：钱太多了怎么办，政府当然不能把它据为己有，而是应当用之于民，因为它本来就是取之于民的。所以，香港政府在其中拿出203亿元，推出了多项税务豁免及一次性回馈措施，范围涉及到薪俸税、差饷、综援[5]等，目的就是要还富于民。

这也从一个角度证明，财政收入的大大超收，包括过多的财政盈余，本质上是对全体企业的一种超额剥夺。企业税费形成了财政收入，可是对企业来说却是一种无情剥夺。财政出色了，企业也就扛不住了。例如北京有家中小型文化企业，2010年的销售额是3000万元，税前利润约13%即390万元，扣除所得税100万元，净利润为10%即290万元。可是增值税、营业税等税费的全年应缴额却高达355万元，扣除增值税退税45万元，实际税负310万元，仍然高于净利润，赚的比缴的少。[6]

案例

“税费高”超过“融资难”

过去总以为创业者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融资难，而2012年下半年国内某媒体对全国100家小微企业管理层进行的调查表明，虽然税费高、生产成本高、融资难依然是压在小微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但“税费高”已经取代“融资难”成为2012年困扰企业的最大难题。

一位小微企业老板孙老板说，税务机关对他们这样的企业通常采取的是定期、定额的纳税方式，过去是每月固定税额5000元，现在听说又要重新核定，他就紧张起来；因为这样一核定，税额肯定要比原来高出很多。而即使原来的每月纳税5000元，他就已经没钱赚了。

他是这样算账的：他生产的挂面是按不含税销售额缴纳增值税，税率是3%。如果一车挂面的标价是1030元，那么不含税的销售额就是1000元，应该缴纳的增值税是30元；除此以外，还要按照增值税额的7%缴纳城建税，按照增值税额的3%缴纳教育费附加。

这样，销售收入扣除进货成本、人工、水电、租金、办公等各种费用后，差不多就是5000元，纳税后能保本就不错了。

怎么办？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这位孙老板打听到有位亲戚和税务机关的人很熟，于是就通过亲戚给人送“红包”，然后一起吃了顿价格不菲的饭，才把每月的税额从5000元下降到3000元。

这里面有什么“窍门”呢？说穿了就是，根据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关于起征点的规定，个人销售额如果未达到规定起征点可以免征增值税，其中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00元到5000元。所以，你如果能千方百计提供足以说明生产、经营情况的证据，来证明你的销售额“未能达到”起征点，这样就能“钻空子”。

这还没完，因为在核定税额中包括个人所得税，即要用全年的收入总额减去成本、费用、损失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5%至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纳税。至于究竟要缴多少，里面还有不少窍门。

这位孙老板说，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个体户和他一样在千方百计“偷税漏税”，因为“如果规规矩矩把所有该上的税都上完，那么结果将是近乎白干。从我的厂子和一些朋友的情况看，这一点都不夸张。”

另一位2003年创办企业、一直在物流行业中打拼的闫老板说，他目前的公司总部和三家分公司合计的年营业额有4000多万元、员工100多人。近年来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利润越来越薄，税费负担越来越重，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他介绍说，物流企业主要是缴纳4种税：营业税，税率3%；城建税，营业税的7%；教育费附加，营业税的3%；企业所得税，25%。他的公司总部年营业额约为3000万元，需要缴纳营业税3000×3%＝90万元，城建税90×7%＝6.3万元，教育费附加90×3%＝2.7万元，印花税3000×0.05%＝1.5万元。企业税前利润约为350万元，需要缴纳所得税350×25%＝87.5万元，上述税费合计188万元，再加上公司有20多辆跑运输的汽车每年需要缴纳车船税0.84万元，一共是189万元。他说，如果公司把这些税都实打实地缴足了，不要说赚钱了，恐怕早就关门了。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必须千方百计少缴税”。

他透露说，少缴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开营业税发票，这个比例大约占该公司营业额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1500万元左右。当然，不开发票的好处并不能自己独享，而是要与对方共享。说穿了就是，这些不需要发票的企业也多是小微企业，他们以不开发票的条件换取较低的运费。仅此一项，闫老板大约每年可以从中挤出50万元利润。然后通过会计做账，账上基本上看不到利润，这样也就没有所得税可缴了。如此这般，一般可以降低税负约40%，即全年少缴50万元左右的税。

闫老板说，他当然知道这样做有法律风险，税务局如果要真查的话，一查一个准，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和税务局的人搞好关系”。为此，他每年都要花成千上万的钱请税务稽查员吃饭、联络感情，这点钱与省下来的税相比“还是非常划算的”。

闫老板不无庆幸地说，由于自己主要从事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运输，所以多少还能赚一点钱；那些主要运输服装、鞋帽等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同行，即使再怎么逃税、避税，都难以扭转没钱可赚的困境。[7]

1　周天勇：《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就可能倒闭》，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1月11日。

2　孙冰：《一个小企业的逃税式生存》，载《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6月12日。

3　杨元庆：《国内增值税过高，联想电脑没有办法卖得不贵》，载《财经》，2012年3月5日。

4　周天勇：《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就可能倒闭》，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1月11日。

5　指对香港居民中经济无法自给的人士提供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相当于我国国内的“低保”（居民生活最低保障）。

6　周天勇：《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就可能倒闭》，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1月11日。

7　江寒秋：《税费凶猛到何时》，载《齐鲁周刊》，2012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