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韩天成，山东沂水县人，1917年生，1936年参军，现年77岁。离休前任55军军长，离休后享受副兵团级待遇，现住凤凰山干休所7号楼。他在战争年代多处负伤，身体状况一直不大好，最近又有了点老年性痴呆症的前兆，行动越来越困难。他与夫人和孩子的关系也很糟糕，基本上不来往，多年来坚持独住，在老干部中家庭情况比较特殊。你的任务就是给韩军长当公务员，好好照料他的生活，让他安度晚年……”
我笔直地站在机关办公大楼一间明亮的房间里，听老干部处的处长介绍情况。其实他没必要介绍那么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韩天成很多事情，他传奇般的经历在我们家乡一带广为人知，尽管现在家乡活着的人里几乎没有人见过他。
在这之前，我是机关大院警卫营的上等兵，每天腰上挎着没装子弹的五九式手枪在营门口站岗放哨，其实和一个摆设差不多。从现在起，我就是退役将军韩天成的公务员了。这个公务员可不像政府机关里坐办公室的那一种，而是侍候人的差事。说真的，如果给现职首长当公务员，我会很乐意的，侍候那些离了权柄的老领导，苦累不说，弄不好一点光都沾不上。这么说并不是我挑肥拣瘦，而是现实中肥与瘦的区别太大了。
但韩天成是个例外，因为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当天下午，我就带着简单的行李，随老干部处的一位干事来干休所报到。离开警卫营之际，我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我知道伤感的原因主要来自与林建明的分别，林建明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是同一天入伍的，他的家乡在河北的一座小县城，父母都是中学教师。他一米八四的个头，长相英俊，接人待物彬彬有礼，像个穿军装的绅士，在警卫营鹤立鸡群，一眼就能把他挑出来。当兵一年多来，我们朝夕相处，他睡下铺，我睡上铺，彼此知冷知热，无话不谈，关系融洽，毫无芥蒂。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机会参加一次军校招生考试，争取提干，给自己找条出路，同时替没有权势的父母除掉一块心病。在军营里，最值得留恋的就是战友之情，如果你没有几个心心相印的战友，你就是当一辈子兵，军营也不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就等于你白来这里走了一遭。所以在和林建明分手时，我的心情闷闷不乐，连一句道别的话都说不出来。林建明却真心替我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又不是生离死别，你难过什么。去照顾首长是你的福份，没准儿你将来混好了，我还要沾你光呢！
凤凰山干休所紧挨着凤凰山修建。凤凰山是这座城市的风水宝地，林木葱郁，花草繁茂，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离市中心也不远，却又仿佛世外桃园。山上建有烈士纪念碑，埋葬着许多解放这座城市时捐躯的英雄，还有一座专门摆放高级干部骨灰盒的纪念堂，大概相当于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吧。尽管严格地说，凤凰山更像一块墓地，但这里阴气并不浊重，甚至没有一点森然的感觉，人们愿意把这里当作生活中的乐园，视它为喧嚣都市里难得的清净之地。能住进凤凰山干休所的都曾是部队的高级将领，其他人是没有这个福份的。
就在三天之前，我曾来过一次凤凰山干休所。营里组织我们来这儿植树。那天天气不太好，头顶上偶尔无声无息地落下几滴雨珠，洒在我们身上和脚下，凉沁沁的，让人感到舒坦。十几个穿着没戴军衔的旧军装的老兵远远近近地望着我们，他们大都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几乎一律罗圈着腿，佝偻着腰，步履沉重，呼吸急促，目光迷蒙。如果不是在这里与他们相遇，你很难想象他们曾经是统兵数万叱咤一时的将领。但迟暮之年的他们分明又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威严，我们受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的威严笼罩，不敢大声说话，只知道低头使劲干活，气氛不免沉郁滞闷。
在紧挨山脚的围墙边，我和林建明合挖一个树坑。林建明说挖得差不多了，我却感到还有点浅，想再深挖一点。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出人意料，悄然而至。林建明用铁锹把儿拄着下巴，微喘着看我挖，我猛一用力，先听到“咔”地一声，接着感到虎口给震得麻酥酥的，想必是铲到了硬物，比如一块石头或砖头之类。我往掌心里吐了口唾沫，几下子就把那个硬物起了出来。
但随即我的脑袋胀大了，林建明也傻了眼。那个硬物不是石头砖头，而是一个灰白色的骷髅！透过上面星星点点的泥土，我看到它此刻放射出陈旧的光芒。它犹如一件价值连城的出土文物，在它重新见到阳光的那一刻，必定会让人大吃一惊。它好像复活了一般，在我眼前跳动了几下。
我使劲揉了揉眼睛。很多人围过来，嘁嘁嚓嚓议论不休，有人说，这只骷髅的主人肯定是个烈士，应该把它埋到山坡上的陵园里，再立个碑；有人反驳说，你又没有考察，怎么知道，如果是敌人的，那不闹笑话了吗。还有人提议，再往下挖挖，看下面有没有身子骨。更有一个胆子特大的家伙，把骷髅提在手里，拍打掉上面的黄土，又把手伸进里面，往外掏泥巴——许多年前，那里面自然是脑浆、血肉等有生命的脑组织。他掏着掏着，突然就尖叫一声，扔掉骷髅头，仿佛里面有什么活物咬了他的脏手。紧接着我们看到一个细小黑暗的东西从他的手中滑落到地上，像一只虫子的化石。
仔细辨认，那是一粒子弹头。子弹穿过头颅。是从眉心处穿过去的。现在再看骷髅，给人的感觉是那人活着时有三只眼。最上面的那只眼可以被称作天眼。
这枚吞噬过一个生命的子弹头的出现，使植树的场面更显混乱，被它击中的不光是我们这些几乎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年轻军人，居然还把那些历尽枪林弹雨的退役将军们也吸引过来。许是他们早已对这种情形陌生了，我想。但他们仅仅扫了一眼，就默默地离开了。只有一个人没有走开。这人个头不高，异常精瘦，胡须皆白，目光混浊，行动迟缓，形同一截枯木。他不但没走，还艰难地分开众人，挤到中间，费力地蹲下来。我离他很近，我看到他的手哆嗦得厉害，眼角挂着两滴粘稠的液体，分不清是刚流下的，还是一直就有。众人都噤了声，定定地望着他，不知他想干什么。过了许久，他腮部的肌肉滚了几滚，掉出两个有点含糊的字，就像从一只干瘪的豆荚里抖落出两粒发霉的豆子。他好像在念叨：“钉子……”声音很虚。
如果我不接他的话，如果我接话时说普通话，而不是说土得掉渣的家乡话，也许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但我说了，我恭恭敬敬地用土得掉渣的家乡口音说：“首长，不是钉子儿，是一颗弹子儿。”
他缓缓地摇摇头，身子跟着摇晃。我扶他站起来，他又说：“钉子……”
有人忍不住想笑，我也感到好笑，心想这位老首长一定是糊涂了，于是我憋住笑，又说：“首长您看花眼了，是弹子儿，不是钉子儿。”
他有点不耐烦地摆摆手——其实我们这时都没搞明白他的意思。过了几天后，我才弄懂他说的是丁子，而不是钉子。丁子是他当年最要好的战友孙男丁的小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我感到意外。他怔怔地望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又不便走开。所有的人也都大眼瞪小眼地望着我们，没人说话，气氛压抑。稀稀拉拉的雨丝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沁凉的春风扫拂着背后山坡上的树木，发出低哑的啸声。他颤悠悠地抓住我的手，突然说：“小同志，你是沂水县人吧。”他的嗓音比刚才清晰了许多。
我愣了一下。我从他的话音里也听出了再熟悉不过的味道，尽管这个口音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某些杂乱语音的侵蚀。但我仍是不解其意地点点头。他又问：“沂水啥地方？”
“鲁山镇韩家洼。”
“你叫啥名儿？”
“俺叫韩天起。”
他笑了，脸上粗砺的皱纹四处奔波。他似乎使出全部的力气拽着我的手，说：“俺叫韩天成。”
二
韩天成老将军选我做他的公务员，纯粹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或者说他把我当成了他心目中的故乡，在风烛残年之际于感情上有所依傍。
干休所的于副所长领着我到7号楼报到。进门之前，我抱着行李卷，站在楼前的空地上，认真打量了几眼这栋两层的小洋楼。小楼方方正正，像一座结实的雕堡。墙上爬满了曲折凌乱的藤蔓，就像一个巨大的蛛网——那是一种俗称爬墙虎的木本植物，此刻刚刚发芽，到了秋天，它会严严实实地把小楼覆盖。
于副所长说：小韩，韩军长很随和，很好侍候，你不用紧张。
于副所长按了几下门铃，半天没动静。其实门虚掩着，于副所长干脆直接推门进去，大声喊道：韩老，你要的公务员我给你送来了。
进门后我才发现，韩天成就靠在门口的老式帆布沙发上打盹。墙角的电视机却开着，但节目已经结束，屏幕上满是沙沙的雪花。他哼哼两声，往起站，于副所长象征性地扶了他一把。于副所长说：首长交待的事我们说办就办，够快的吧。又说，门铃是不是坏了，改天我派人来修修。
韩天成说：我这里一年到头没几人光顾，用不着修。
我注意到老人的气色比三天前要好许多。我腾出右手，向他行了个还算标准的军礼。他高兴地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阵，说：到家了，把东西放下吧。
到家了——这个说法使我心里泛起一股暖流。是的，在以后的日子里，韩天成将军的这栋小洋楼便成了我暂时的家，而在入伍之后，对于我来说，家的概念已经模糊了，家不过是一个遥远的背景。于副所长告辞后，老人拉我坐在沙发上，仔细问了问我们的故乡和我家中的情况。我们的故乡韩家洼是个偏远的小山村，村里半数以上的人家都姓韩，另外还有陈、姚等几个旁门佐姓，他们都是逃难来的，在村里并没有什么根基。这些韩姓人无疑共有着一个老祖宗，但在长达几百年呈放射状的繁衍过程中，同族人之间的血缘和亲情都不可避免地淡化了，除了五兄六弟三姑四姨之外，彼此间难有实质性的来往。我家和韩天成家的情况就是这样。
闲谈间他随口叫我起子——这种叫法我可是头一次听到——我疑心他叫的别人而不是叫我，因而那个瞬间我对自己感到了陌生。他补充说他过去的小名叫成子。他还提到他的一个叫丁子的生死兄弟，虽只提了一两句，但我已经感受到了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友谊。
我向他讲起我的爷爷。我爷爷的年纪和他差不多。据我爷爷说，小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有一年，家里揭不开锅，爷爷饿得两眼昏花，死不了活不成的样子，韩天成慷慨地送给他一个白面馍馍。爷爷说他一辈子吃过的东西里，就数那个白面馍馍香，我小时候常听他念叨——他一边吃馍一边说，这馍馍味道离韩天成送我的那个差老鼻子啦。韩天成当兵离家后，我爷爷也偷偷跑出去找队伍，但他走到半路又回来了，原因是他在途中一个麦秸垛里过夜时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打成了马蜂窝，他害怕了。爷爷遗憾地咂咂嘴说，要不是那个丧气梦，说不定俺也混好了，子孙后代也用不着在这山窝窝里跟着受罪。
韩天成闭目想了半天，说他怎么也想不起我爷爷，还说离家时间太久了，把什么都忘了。我想这很正常。在远离故乡的地方，我们的相遇胜过一切。他干咳了两声，说：我当兵离家快六十年了，第一回遇到这么近的老乡，真是没想到。我说：我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您，我特别高兴。
停了停，他又说：侍候人不是好差事。我选你来侍候我，你不会不乐意吧？我马上站起来，表白道：我非常乐意。就算我替咱家乡的人孝敬您，也是完全应该的。那天我丝毫没有感到拘谨，说话很连贯，我想这主要因为我和他是纯粹的老乡的缘故。如果面对的人是个素昧平生的高级首长，我会很紧张的。我又补了一句：咱家乡的人都很想念您。
听了这话，他叹口气，一个劲地摇头。但他没再说什么。
在韩家洼，韩天成确实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几十年来，这个名字不断地在人们口中传诵，这个名字带给人们许多的话题，使寂寞的小山村显得与众不同。战争年代，韩家洼外出当兵扛枪的人不少于一个排，但大多数人战死沙场，死得无声无息，现在活着的人已没有人记得他们。几个侥幸活下来的，有的解放后重返故里，重新变成在土地上觅食的山民，有的在外地当了小官，不显山不露水地终老异乡，惟有韩天成，官越当越大，算是成了气候。然而奇怪的是，他当兵离家之后，漫漫六十年的时间，他居然没有回过一次家乡！
闲谈了一阵，他领我参观他的居所。这栋小洋楼从外面看很气派，没走进它的人以为里面会装修得富丽堂皇，其实里面除了空旷，没什么好炫耀的——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而且大都是部队配发的，已经老旧得不像样子了。楼上的三间房里更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由于久不住人，地面落满尘土，墙皮发灰发黄，墙角上挂着蛛网，给人以岁月苍桑感。我挽挽袖子就要收拾，他拦住我说，收拾了也没用，没人住。他同意我把楼下的客厅、卫生间、厨房和两间居室打扫一下。
他的卧室是紧挨客厅东边的那一间，里面有一张窄小的行军床，一张黄漆斑驳的三屉桌，一把坐得走了形的藤椅，一只三开门的老式衣柜，一个小小的书橱。这样的摆设现在你走进任何人的家里，都难以见到了。可它居然是一个老将军的卧室。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对不会相信。我看到床上的被褥虽然年代久远，仿佛一碰就变成粉末，但被子叠得板板正正，铺面弄得平平整整——惟有这一点告诉我，主人曾经作为职业军人的过去。床头柜上的电话机落满了灰尘，又告诉我主人寂寞的现在。他坐在门口的一只小马扎上看我干，偶尔说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我埋头收拾房间的时候，禁不住想，他离开家乡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整日守着这栋空荡荡的小洋楼吗？
他让我住进客厅西面的那间小屋。想到这间大约十平米的小屋将成为我独居的卧室，我的精神气儿上来了，心情不像刚才那般沉郁了。我累出一头汗，翻来覆去打扫了好几遍。我像进入一间古堡那样，小心翼翼把里面的灰尘除掉，把里面的几个破纸箱子扔到外面的垃圾箱里，用清水把那张同样有年头的行军床冲洗干净，窗子擦得能照出人影，还找来锤头和钉子，把一只快要散架的木箱重新钉牢，我将用它盛放个人物品。
晚饭时，我端着个铝锅到干休所食堂打饭。我来这里报到之前，于副所长已经交待过，韩老生活十分简朴，家里从不开伙，早点一般在外面的小摊上吃，中午和晚上吃食堂。所里征求过韩老的意见，我来后还是维持原状，我每月120元的伙食费由所里换成饭票，直接交到韩老手里。这些饭票和韩老每月定期买的200元饭票混在一起使用。于副所长说，你放开肚子吃就行，饭票不够用就让韩老掏腰包，他有的是钱。他留那么多钱干什么？
食堂里的饭菜质量尚说得过去，比我们连队的强多了。但端着八两米饭和一份芹菜炒肉丝、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往回走时，我还是觉得在我们的故乡大名鼎鼎的韩天成，他的生活不该这么简单。多少人认为他在外面享受大福大贵，升官发财，以至于把故乡和祖宗都忘了。我作为他现实生活的见证人，目睹了这真实的一幕，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但我想好了，日后回到故乡，我不会讲给他们听——即便讲了，他们也不会相信。
好在韩天成吃起这粗茶淡饭来津津有味。他的胃口甚至不亚于我。
那天晚些时候，服侍他睡下后，我说了句洋味十足的话。我说：祝首长晚安。刚要抬腿出去，他却叫住我说：起子，你一来，我才觉着7号楼像个真正的家了。以后咱俩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家人，你干脆叫我成子哥吧！
我吓了一跳。我的辈份在韩家洼的韩姓人里，算是高的，正所谓萝卜不大，长在了背（辈）上。虽说在我们家乡，同姓人之间特讲究辈份，有时不问年纪，只讲辈份，但这是在部队。况且我家和他家除了都姓韩外，没别的亲情和交情，如果在老家，按辈份叫他哥倒也罢了。可在这个地方，打死我我也不敢直呼他哥。于是我十分难为情地说：首长这可使不得。他挥了挥手：咱俩本来就是一个辈份上的，有啥不可。这里我说了算！说完，他发出了宏亮的笑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开怀大笑，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无法把这种铜钟质的笑声和面前这个干枯的老人联系起来。
不管他怎么说，我打定主意，还是称他首长。我早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了，当然知道在部队，上下级关系比什么都重要。令我稍感意外的是，以后我没按他的要求称呼他，一次也没有，他也没再提及这事。
夜里，起了风，不远处凤凰山上的树木在大风的作用下，发出大海般的涛声。我觉得置身其间的这座小楼仿佛是行进在茫茫波涛中的夜行船，无依无靠，前路缈缈。这个想法使我感到些许的恐惧。明亮的月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给我带来片刻的宁静。我怎么也睡不着。韩天成偶尔发出的干咳声穿过客厅，传到我的耳边，我想到了世事的变迁和不可预知。现在，我鬼使神差地和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走到了一起，开始在同一个时空里生活，而他的故事却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三
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那两间青砖到顶的瓦房还没有拆除。两间房子虽然很老旧了，但照样结实耐用，冬暖夏凉。这样的房子相挨着有一大片，当然里面住着别的人家。我爷爷告诉我，这些宅子原都是老财主韩昭亮的，土改时分给了众人。
韩昭亮就是韩天成的父亲。
据说韩昭亮有一个祖上曾在外地做过县令，县令告老还乡后用攒下的银钱盖房置地，一下子成了方圆几十里内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家业传到韩昭亮手上，虽然赶上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家道不免有些败落，但韩家洼的土地仍有三分之二是他家的。韩昭亮靠他的精细和刻薄小心翼翼守护着祖传的基业，并伺机扩张。遗憾的是他没有赶上一个好时代。
韩天成是他惟一的儿子，也是他惟一的指望。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韩天成在他父亲四十一岁那年来到人世时，村里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平素极其吝啬刻薄的韩大财主简直豁出去了，豪迈地命人打开粮仓起出银元，在家里和门外大街上张灯结彩，从厨房里抬出整筐整筐热气腾腾的白面馍馍任由人吃，还花重金从沂水城请来戏班子大唱三天。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村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讲起此事，还津津乐道，口沫乱飞，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吃进肚里的白面馍馍还没有消化掉，余味犹存呢。
后来我和韩天成熟稔、和谐得像一家人了，我忍不住就把这个传说讲给他听。他‘唔’了一声，随即陷入沉思，良久无语。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说不行就不行。我知道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当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听别人讲述他初临人世的情景时，他的心中一定是既感到温馨又感到残酷，波澜起伏，感慨万端。就仿佛他站在此岸遥望彼岸，彼岸是他无意中远离的，但再想回去已不可能。一个人的诞生和消失其实代表了这个世界的两极。末了，他说：从人情的角度看，我不是父母亲的好儿子；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的路没有走错。
韩天成满地乱跑的时候，他的父亲专门为他雇了个长工，寸步不离跟随着他，生怕有个闪失。他穿戴着华丽的衣帽，白白胖胖，双目生辉，那样子就像下凡到人间的金童。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亮闪闪的。稍稍懂事后，他父亲又为他请了个私塾先生教他识字。后来再送他到沂水城里的国立中学读书。他父亲把他以后要走的路都想好了，谁也没有想到，他后来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一条与最初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路。
如果不是由于战争和世事的剧烈变迁，也许他会走那条似乎是前定的老路，就像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那样，守着土地、牲口和那一大片青砖到底的瓦房，做着传宗接代光大家业的梦境，在韩家洼终其一生。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事实上即便没有战争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他也不一定就像他的先人那样过一辈子。任何一个志存高远的人都不会甘心在闭塞的韩家洼守一辈子。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些地，几千年几万年不变，有什么好守的呢？
在他人生的紧要关口，有一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书本的力量。
一次，他从城里回到乡下，他的父亲领着他到村外的大田里转悠。韩家洼上好的土地大都是他家的，由别人租种着。他的父亲有理由为之自豪。但他的父亲并不满足，他父亲幻想着把自家的土地再扩大一倍乃至更多，让九泉之下的祖宗先人睡得更安稳，让九泉之上的子孙后代过得更滋润。一路上，父亲喋喋不休地讲着他未来的打算，他却皱皱眉头说，咱们家的地太多而别人家的地太少了，老是这样，要出乱子的。他父亲愣了一下，仿佛不认识似的望着儿子。他又说，我觉得这样的局面不会太久了，爹爹，如果你想过得安稳，就把土地匀一些给别人。
韩昭亮无言以对，并且心生不快，脸子立马拉了下来。老财主觉得儿子的话是屁话，是鬼话，祖宗遗下的基业是他的命根子，他一棵草都不舍得扔掉，混账小子却劝他把油汪汪的土地分给别人，这简直是要老子的命！他的父亲气哼哼地走开了，他的眉头也皱得更紧了。
人们后来回忆，叛逆的种子其实在他父亲送他到城里读书时就埋下了。
乱世年代的学堂，是孳生叛逆的温床。他正是在那里，偷偷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主义。那时上得起洋学堂的，大都是富人家的子弟，战争和革命改变了他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加入到没有文化的农民子弟中间，和一无所有的穷人相比，他们的脱胎换骨更是撕心裂肺，来得不易。
1936年春天，他不辞而别投奔队伍后，老财主韩昭亮哀哀地哭过一阵，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挥起双手两面开弓，使劲扇自己嘴巴，边扇边说，都怪我，都怪我，不该让小崽子进城读书呀，书本是祸害呀！不久，他的本来就孱弱多病的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撒手归天，老财主跪在老婆坟前，把自己的脸颊扇得血乎乎的，然后仰天长啸道，书本是祸害呀，不但害了小崽子，把他娘都害死了。以后每当提起这事，老财主就不停地重复这几句话。一直到1946年土改时，前方传来消息，他的宝贝儿子不但没丢性命而且还当了个什么官之后，他才改了口。他喃喃地说，难道俺当初供他读书是对的？是的，书本是福不是祸。他见人就讲，是他执意送儿子读书的，儿子读了很多书，才明白了道理，走上了正路。他还劝众人，宁肯不盖房子不置地，也要舍得花钱供小崽子们读书。
村子里确实有人信了老财主的话，或者把韩家父子的经历当作典范，不遗余力地供孩子读书。可惜的是，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读书人再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村里有个叫韩三根的老汉，听了韩昭亮的话，千辛万苦供儿子上了师范，毕业后分到镇上中学当老师，但那个倒霉蛋只领了一个月的工资，就被打成了右派，不久他就在地区五七干校的一棵枣树上吊颈自杀。痛不欲生的韩三根老汉想找韩昭亮算账，但那时韩昭亮坟头上的野茅草已经青青黄黄变换了好几茬。他来到狗地主 的孤坟前，怒气冲冲撒了一泡尿，这笔账就算勾销了。
初来凤凰山干休所7号楼的那天夜里，我睡得很不踏实。到后半夜，风停了，同时月亮也隐去了，外面静得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存在。那边，韩天成好像也没睡好。也许他一直这样。人老了，觉就少，白天的日子不好打发，夜晚的光景更是难熬。天快亮时，我好不容易睡实了，却又被他穿衣下地的声音弄醒。我赶忙爬起来披上外衣，走到他的卧室门口，蒙蒙怔怔地说：首长，起这么早呀。
他说：我出去散步，老习惯了。你要是没睡好，接着睡。
我确实没睡好。但我不可能接着再睡。我们当公务员的，说穿了和过去的仆人一个样，哪有主人起床了仆人还在睡大觉的道理。想了想，我说：首长，我陪您去吧。
他走在前头，出门时趔趄了一下，摇摇晃晃的，我紧着上前扶了他一把。他说：不碍事，我倒不了的，你松手，我自己走就行。
四
我们从正冲着凤凰山的小东门出去，沿着一条林间小路，向山上走。小东门只有早晨才打开，便于老同志从这里直接上山，白天和夜晚都锁着，以防止外人溜进来乱窜。
干休所几乎所有的老人差不多都在这个时候出来晨练。人到了这把年纪，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地延续生命，多活一天是一天。他们互相懒散地打着招呼，偶尔开一两句并不能使人发笑的玩笑。如果发现哪位没出来，不用问就知道，他的身体又出了毛病，在家卧床休息或是住进了医院；如果他长时间不出来，估计麻烦大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后来我注意到，也许用不了几天，干休所办公楼门口的小黑板上就会冒出两行触目惊心的大字：xxx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明天下午三点在西郊殡仪馆一号大厅举行，自愿参加。就像在战争年代，队伍里熟悉的或似曾相识的面孔不见了，那么，他不是负了伤就是牺牲了。所以，如果晨练时不见了谁，老同志们会交换一下眼神，轻轻嘀咕两声，显出关切的样子。
我第一次随韩天成晨练时，他走在前面，步态不稳，我总担心他要跌倒，随时做着搀扶他的准备。对于此刻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感到疲累，心想如果回到当年，他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跟在他屁股后面的我，自然是他的警卫员了，我挎着盒子枪，威风凛凛不离左右，那该是何等风光！可现在，他失了威风，我谈何风光。
老将军们在小路上相遇，彼此间并不热情，有的仅止于点点头而已。我看到他们有的在林间徒手散步，有的打太极拳，有的练气功，有的在舞剑，各有各的锻炼方式。有趣的是，他们不扎堆，每人都有自己的地盘，各练各的，互不干扰。我不知道韩天成的地盘在什么地方，又不便问，只好闷头跟他走。树木湿漉漉的，水汽很重。我们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绕过半座山，到达了南坡一块空旷的地方。
由于突然从林子里钻出，加上我的视线一直不离韩天成的背影，所以，他刚刚停住脚步时，我并没看清面前的景物。等他咕噜了一声，到了，我抬眼一看，头皮顿时一阵酥麻，眼皮一阵狂跳。天哪，在我们脚下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排列了数不胜数的墓碑，仿佛是圣手造就的森林。它们横成列，竖成行，整整齐齐，壮观极了。每一座半米多高的石碑下面，都有一个用条石垒就的、长方形的墓基，中间是平整的黄土。墓基的形状真的很像一张床——条石是坚固的床沿，黄土是铺在床上的被褥，石碑是床头的靠背，床的主人睡在很厚很厚的被子下面——但他却再也不能醒来了。
其实去年清明节时我们曾来过这里一次，为烈士扫墓，但时间很短，走马观花一般。当时还有几个刚入党的弟兄在这里挥拳宣誓。现在，他们的誓言早已被风刮走，烈士墓地却还是原来的样子，冷静地藏在寂寞的山间。这个时刻我感受到，瞻仰烈士最好不要搞大呼隆，像赶集似的，一个人慢慢走来，静静地在这里呆一会儿，效果也许更好。
每天早晨来凤凰山锻炼的人很多，满山遍野都是，而这片墓地周围却见不到几个人，好像谁也不愿意一大早就弄得心情沉痛。从远处传来的似有似无的人语，使这片圣灵之地更显宁静。可韩天成不管这些，这里就是他的地盘。他说他每天早晨都来这儿，不是来锻炼身体，而是静静地呆一阵子，陪陪躺在下面的弟兄们。这便是他每一天的开始。
他在一座铭文已经模糊不清的墓基边坐下来，示意我也坐下。我迟疑了一下，只得遵命。他微闭眼睛，不再说话，显得很虚弱，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觉得他不是来陪弟兄们，而是来求得弟兄们陪伴他的。他们原本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战争使他们过早地分了手，当时代的轮子转了千百圈之后，他以活着的方式走进他们中间，似乎仍然没有一点隔阂，交流起来还是那么轻快、便捷、和谐。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死去了的，虽然消失了肉体，但灵魂还在，只不过它是孤独的。与此同时，也把另一份孤独留给了活着的人。只有相互间默默的交流，才能消除彼此间的孤独，韩天成是不是悟到了这一点？
过了好久，见他睁开眼睛，我小声问：首长，这些烈士里有你的战友吗？
他说：没有，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四八年攻打这座城市时，我所在的兵团不是华野主力，捞不着攻城。我们在南面三百里外的地方打援，但敌人没敢来援。顿了顿，他又说：起子，告诉我，你都看见了啥？
我说：看见了啥？噢噢，全是墓碑。
他说：我指的不是这个。
我挠挠头皮说：不是这个，那还有啥。
他说：你闭上眼睛再看。
我疑疑惑惑地闭上眼睛，然后摇摇头说：还是啥也没有呀。
他说：你要用心去看。
我越来越糊涂，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意思，窘极了。
这回轮到他大摇其头了。他伸手轻轻拍打着冰冷的墓碑，像在拍打一个婴儿的头颅，然后说：你还是没有用心。如果你真的用心去看，你就会看到，每个墓床下面，都躺着一个年轻人。他们差不多和你一般大。他们身上都带着伤痕——枪伤、刀伤、弹伤，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可他们已经不知道疼了。但你在看清他们后，你就会觉得疼，心疼！
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有点傻眼。在他低沉的讲述中，我使劲眨巴了几下眼睛，恍惚之间真的看到了黄土下面一排排年轻的躯体。他们身上遍布着伤口，他们的肉体仿佛是透明的，只是血液不再流动。许多闪着寒光的弹头和炮弹皮扎根于各个部位，那些进入到关键部位——譬如头颅、心脏里的金属物件尤其醒目和狰狞。而那些支离破碎、血肉连连的躯体更使我骇然。一瞬间，我感到了彻头彻尾的恐惧，呼吸都变得急促了，心口窝怅怅的，禁不住索索颤粟，脸色肯定极其难看。
这时，韩天成却嗬嗬地笑了。他在这个时刻的笑声又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随即他正色道：起子你要记住，要想当一个好兵，就得一闭眼睛看到这些！
我下意识地点点头。说真的，我没想过非要当一个好兵，我离开家乡到部队里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找一条出路，找一条比在家乡呆着更有意思的出路。但这个瞬间，面对脚下躺着的同我一样年轻的躯体，我所有的杂念都不存在了，我还能说什么？
脚边草叶上的露珠渐渐收干时，太阳从东边的高楼大厦间露出了脸，把朝阳的一面山坡照得明晃晃的。我感到了一丝暖意。抬腕看看表，都快七点了，韩天成仍没有往回走的意思。他说：起子，你入伍那年多大？
十九。我说。
噢，我参加革命的那年也是十九。
可您后来当了军长。我可能一辈子都没出息。我有点伤感。
你说错了。他咳嗽一阵，喘着粗气，我现在不是啥也没有了吗？可你才刚刚开始，路还长着呢！只要有路走，比啥都强。
我记下了这句话。
他换了个话题：起子，如果马上让你去前线打仗，你害怕吗？
我一愣，不知怎么回答。他用眼神鼓励我说实话，于是我就实话实说：肯定会有点害怕。
他宽容地笑了：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你是个诚实的娃娃，我喜欢你这样的娃娃。
他又微闭上眼睛，陷入到刚才那样的境界中。
1936年春天，已经半年多没好好做功课的韩天成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和九个同学一起，跟随一个在沂水城里活动的地下党员悄悄出了城。他们昼伏夜行，躲避着敌人沿途设置的道道关卡，朝蒙山深处的一处秘密营地进发。三天的路程他们走了七天。在过一个山口时，有个同学不小心摔下了悬崖，脑浆四溅，当场毙命。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还没有闻到一丝硝烟的气味，他们就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死亡过程，突然、迅捷、惨烈。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他们面色苍白，疲惫不堪地到达营地，成为鲁中游击大队的一名普通士兵。半个月后，游击大队得到情报，山下的六里营子进驻了一个班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是来那儿催粮的。游击大队打算拿这个班的敌人开刀，派出一支二十多人的小分队袭击他们。也许是为了考验刚入伙的这帮学生兵政治动机是否纯洁，这支临时组成的小分队里就包括刚刚学会打枪的他们。但情况比最初的预料要糟糕得多，驻进六里营子的敌人并非一个班而是一个排，且敌人早有防备。麻烦就大了。他们悄悄接近目标，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可刚到村口，就遭到敌人一顿排枪的扫射，火力异常密集。小分队硬着头皮冲了一阵，简直等于以卵击石，只好边打边撤。这个比想象还要糟糕十倍的场面让韩天成始料不及，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去，发出麻袋颓然落地的噗噗声，嗅着一团团迅速洇开的血腥气，他真的傻了眼，居然忘了打枪，想逃跑都迈不开步子。而且要命的是，他的裆里湿叽叽的，显然是尿了裤子。那一刻他确实是后悔了。如果那时他还有思维，他的第一个念头恐怕就是自己不该头脑发热，仓促投身于残酷厮杀的战场。他的第二个念头就是借机溜掉，回家乡去，从此远离战争。但是，一杆英国造来福枪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小腿，使他所有的念头都有可能在一瞬间化为泡影。他扑倒在地，满眼是金星闪烁的泪。就在他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一个身块高大的粗壮少年返身朝他跑来。他觉得来人有点面熟。少年好像还低低叫了他一声：少爷。然后弯腰熟练地背起他，朝着溃散的小分队的影子追去。
这个救他的粗壮少年名叫孙男丁，就是韩天成后来常常念叨的‘丁子’。这一天是他们友谊的开始。脱离危险地带后，丁子告诉哎哎哟哟叫唤个不停的韩天成，他是离韩家洼五里远的孙家洼人。前年除夕夜，他曾去过韩家大宅一趟，从厨房的大锅里拎走了两只正在蒸着的鸡，外带一瓷壶烧酒，又顺手从晾衣绳上扯走了一件洋布褂子。韩天成想起来了，那年除夕夜，家里确实给弄得乱了套，原来是这小子干的。丁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不过你家的鸡没有蒸熟，我只吃了几口，但把酒喝了，醉了一天一夜，醒来后发现两只鸡被老鼠拖走了，气得我鼻子都歪了。你那件洋布褂子我还没穿烂，你若想要我就还你。他被丁子的话逗乐了，感觉到伤口不那么疼了，要求下来自己走。丁子不同意，说我就是累死也要把你背回去。
丁子是个孤儿，房无一间地无一寸，他又不愿给有钱人家做长工或打短工，一年到头靠偷鸡摸狗过日子——当然主要是偷大户人家的。他说他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才来当兵的，来了三个月了，顿顿吃得饱，以后即便被打死，也不亏了。
仓皇逃回营地后，他养了三个月的伤。疗伤期间，丁子三天两头来陪他，还特意攀上很高的峰顶为他采草药。伤好之后，他可以偷偷实现自己的第二个念头了，但这时他的那个隐秘念头却不知不觉消失了。和他一同出来参加革命的那九个同学，来的路上摔死了一个，上次偷袭六里营子牺牲了三个，前些日子又逃走了一个，剩下的那四个跟随三中队到别处开辟新的游击区了，不知是死是活——1949年进城后，他多方打听，得知那四个同学分别阵亡于抗战期间的牛头山之役、柳埠之役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孟良崮之役、渡江战役——而此时的他参加革命三个多月，只放过一枪，连根敌人的汗毛都没伤着，自己倒稀里糊涂吃了敌人一枪，他还能往哪里走？他走了又能干什么？这时的他只有为自己那个曾经有过的卑微念头而汗颜了。
他很快发现，闻过一回硝烟味儿后，就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了。第二次参战，他一枪就把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国民党新三旅的兵打得脑浆喷薄而出，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回杀人，从此就开了杀戒，一发而不可收。杀人的滋味很痛快，杀人的滋味其实也不怎么好受。等他明白这个理儿时，战争已经结束了。
五
由于我的到来，韩天成老将军的精神气儿明显好转。有一次，住8号楼的军区原副参谋长胡德平少将和他开玩笑，说老韩呢，前些日子我都觉得该轮到你爬烟囱了，哪知你活着活着又来劲了。韩天成回敬他说，老胡，看看咱俩到底谁先完蛋。他边说边笑眯眯地指指我，说我老韩找了个拐棍，老家来的，有他帮我撑着地，就有了底气，我要走的路还长着呢！胡老将军哼哼一笑，说比老婆还好使吗？韩天成说，比三个老婆都强。胡德平一生结过三次婚，头一个是湖北老家的，进城那年给他蹬了；第二个是军区总医院的护士长，姓康，前年死的。据说老康临死前曾留下话，说她死后老胡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再婚。可没出一年，胡老就把第三任夫人——艺术学院一位退休的舞蹈老师领回了家。有一阵子，胡老见人就说，是老康托梦给他，让他再婚的，晚年没人照顾他，九泉之下的老康不放心。我的主人说我比三个老婆都强，是故意拿话呛他。哪想胡德平也不是善茬，立马反驳道，老韩你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你他妈是个老狐狸。他们笑骂一阵，各回各的家。
我已经摸清楚了，韩天成并非没有老婆。他名义上的夫人叫宋燕玲，离休前是省人事厅副厅长，只是因为多年来性格不和，不在一起住罢了。有一次帮他收拾抽屉时，我翻腾到了宋副厅长的照片，估计是二十年前照的，照片上的她神色庄重，一脸严肃，一看便知是个不易接近的人。但她的气质和相貌绝对是不差的。韩天成见我端详照片，像有什么秘密被人戳穿，有些愠怒，伸手抓了过去。以后我再也没见到那张二寸大小的黑白照片。
韩天成65岁那年搬进7号楼后，一直独住。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们也没怎么住在一起，他一直在下面的部队里任职，宋燕玲带着他们惟一的儿子韩军住省城。他和儿子韩军的关系好像也不怎么融洽，韩军一年到头露不了几回面，每次来了，象征性地问候两句，抽身就走。倒是儿媳艳芳时常过来看看，有时还给老头子带点吃的。韩天成有一次对我说：我这个儿媳比儿子聪明。她明白哄好了我，才能得到我的遗产。
过惯了独居的日子，他对生活愈来愈不讲究。干休所三十多位退役将军，没人像他这样子。我来之后，这栋缺少人间烟火的小洋楼才有了点过日子的味道。我先是提出少吃食堂，尽量自己做着吃，当新兵时我曾干过两个月的饮事员，一般的家常菜能凑合着做出来，即便我烧的菜不怎么样，毕竟是在自己家里吃呀。他同意了，并且吃了几餐之后，对我的手艺赞不绝口。接着，在我的建议下，又买来了一张席梦思床、两节组合柜和一台大彩电。他频繁地用遥控器指挥着彩电行动，仿佛幼童得到了一件崭新的玩具。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起子，还想买啥，你看着办，我有钱。以前从没想过攒钱，可我拿出存折数了数，竟然攒下了十多万，这钱来得太容易了，我这辈子是花不完了，留它做啥？他又重复一遍，留它做啥？他们最担心我死前当党费交出去。我就是不交党费也不会留给他们。你看捐给希望工程行不行？党不缺钱，希望工程缺钱。
我想了想，说：可以捐给咱老家，盖个希望小学，名字就叫天成小学。
他嘿嘿乐了，猛拍一下膝盖：这个主意蛮不错，但叫天成小学不妥。不妨叫丁子小学！没有丁子，就没有我成子的今天，应该记住他！
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着实兴奋了一阵子。到了临睡时，却又把我喊过去，说起子，我琢磨半天，觉得还是不要突出个人，不光是丁子牺牲了，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把他们藏在心里，比啥都强。这样吧，将来希望小学盖好了，干脆叫育英小学。
这个话题说过之后，就搁下了。
我还决定把楼上的三间房子也整理一下，起码整理一间，摆张桌子，让他情绪好时练练书法。据我所知，干休所好几位老将军练书法练上了瘾，住13号楼的吴主任一幅字卖好几百，所里的战士退伍时他都要送一幅。韩天成说他不会去写那些半吊子书法，手里握了一辈子枪，手腕子和枪筒子一样硬，写不好字的，写不好干脆就别写。又说枪杆子和笔杆子完全是两码事，枪杆子打出的是子弹，笔杆子泄出的是文化，近了这头，就远了那头，你只能占一头。我说，不在里面练书法，干点别的也行呀，比如下雨阴天的，出不了门，可以在里面打打拳下下棋啥的。他勉强同意了。等我把楼上最大的那间整理出来后，他吭吭哧哧爬上二楼，扶着门框说：很好。将来你可以在里面娶媳妇。
想没到他冒出这么一句，我的脸腾地红了。他嘿嘿笑着：起子你还害羞呢。喂，告诉我谈了对象没有？
我忙说：没有。没有。头摇得像个货郎鼓。
不凑巧的是，我们正说着，所里的通信员来送书信，两份报纸中间夹着一封写给我的信。只扫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我就知道，信是姚秀写的。我有点不自然地把信抓在手里。这一丝慌乱却被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大声说：好啊起子，这信肯定是个女娃子写的。刚刚你还矢口否认，现在看你怎么交待！
我讪笑着，确实不知该怎么交待，因为我真的说不清我和姚秀到底是什么关系。她也是韩家洼人，我们同岁，而且还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后来我考上县高中，她回家种地，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偶尔我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遇到她，她正在路边的责任田里干活，或是扛着农具突然和我相遇。每次相遇，无非是打个招呼而已，比如她说：上学去呀；比如我说：干活去呀。我发现她的脸蛋比过去黑多了，心里生出一点酸涩。我觉得我不是心疼她，而是心疼她的脸蛋，姑娘的脸蛋是不能够放到骄阳下暴晒的。说话间到了三年前，我高考落榜（只差半分），一时感到天塌地裂——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个山村知识青年的心情，他试图走出那些大山的全部努力一瞬间化为泡影，十多年的心血眼看着白白扔掉了！我羞于见人，整天在家蒙头睡大觉。那一天午后，家里人都下地了，院子里除了鸡啄食拉屎的声音外，没有别的声音，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能够听到外面阳光涮涮的降落声。突然，院门吱呀一响，有个人迟疑着脚步走进来，在我睡觉的厢房外面停顿一会，然后轻轻推开了门。我懒得睁眼，心想进来的若是个贼我也不会管他，他就是搬光我家的东西，他就是拿刀杀我我也不管。但来人不是贼，因为我听到了一声悠长的叹息，贼是不会叹息的。过了好久，我实在忍不住了，撑开眼皮冷冷地觑了一眼——
是姚秀。
姚秀她斜倚着门框，一动不动地望着我。阳光从她背后扑向她，在她周身镶了一道耀眼的金边，仿佛想熔化她。她的头发盘在头顶，脸蛋儿愈显暴露。她双目灼灼闪亮，含意复杂。她咬着下嘴唇，神色凄迷。我像个落水者，无力地朝她招了招手，她就踱过来，坐在床边。多日不见，这时我却觉得她的脸蛋不那么黑了，透出一种健康而结实的紫红色。突然，我用尽全力坐起来，我真的像个遇见了稻草的落水者那样，死死地抱住了她。我把她当成了救命的稻草紧紧抱住不放，她心甘情愿当作稻草被我抱着，一直到我懵里懵懂剥下她的裤子她才灵醒过来，由一根稻草重新变成活生生的人。她飞快地提上裤子，飞快地伸手抹了一把我眼角的泪痕，飞快地亲了一下我的嘴唇，然后飞快地跑出我的屋子。院子里的鸡受到惊吓，咯咯叫着，纷纷飞向屋顶和墙头，翅膀掀起的气浪击打得窗子发出嗡嗡的共鸣。第二天一早，我就出人意料地扛起锄头下了地。从那以后，每天我都像个真正的农民那样，起早贪黑下地干活，不急不燥，无怨无悔。同样是从那以后，姚秀没再登过我家的门，即便是路上见了，她也不冷不热的，甚至于脑袋一低，加快步子走掉。我搞不清她是怎么想的，我也不想问她。这年年底，我爹把刚领到手的售粮款一分为二塞进两个信袋，然后又分别塞进镇武装部长和村支书韩道银的口袋，我便顺顺当当入了伍。出发前的某一天黄昏，我最后一次到野外去，我站在一个山头上，打望着远处连绵不绝的群山和近处层层叠叠的田畴，打望着夕阳、炊烟和荒草，想到这里即将变成辽远的背景，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生，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是姚秀。这时我感到她的脸蛋好像又变黑了。一时无话。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她脑袋微微勾着，用双手绞着发梢，低眉顺眼地说，俺以前想过，如果你喜欢俺，俺就跟你，不要你家一分钱。可你要走了，俺知道这个想法就要落空了。不过呢，如果你在外面混不下去，就给俺来封信，俺好等你回来。说完，她也没问我有啥想法，扭头朝山下跑去。到了部队后，我思前想后，觉得无论如何应该给姚秀写封信。平心而论，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在乡下能娶到这样的女人，九泉之下的祖宗先人都会乐得合不拢嘴。但若是往高了看，她又是个没有前程的乡下姑娘
就这么着，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通着信，信上的内容也是干巴巴的。
韩天成眨巴着泪囊突出的小眼睛，像个老顽童似的，非要我当他的面拆信。还说要是我不介意的话，他想了解一下信的内容。我知道他是关心我，同时也关心故乡的现状，他对来自故乡的任何信息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按他的要求做了。信笺脱离信封的同时，另有一张硬纸片从我手中滑落在地。是姚秀的一张照片。我弯腰捡起，未及端详，就被他要了去。他反反复复打量它，我耐心等待着他的反应。他说：多好的姑娘……我已有六十年没见过家乡的姑娘了……
他的语音里带着一股莫名的伤感和凄凉，眼角不知何时挂了两滴清泪。夕阳涂满了窗玻璃，房间里弥漫着过滤后的光线，昏黄、黯淡、虚飘。我预感到要有一件事情发生，心头惴惴不安。果然，他喟然长叹一声，说：起子，我问你，你听说过一个叫小蔡的女人吗？
六
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小蔡是韩天成一生中一个重要的人物。某种程度上说，他生活道路的改变与小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来7号楼快两个月了，一直等待着从他口中说出小蔡。但他讳莫如深，闭口不谈，独自坚守着一个秘密。但他终于坚守不住了——如果再坚守下去，他就要被彻底地压垮；抑或是他刻意想忘掉它，永远地忘掉，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在经过百般努力之后，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他不可能忘掉，就像他不可能忘掉自己的历史一样。而到了这时，他不仅不想忘掉，反而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其实，他试图坚守或忘掉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我们的家乡，小蔡一直都是最受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人们见到小蔡，就好比见到了韩天成。小蔡就是韩天成的影子。他们的故事也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人所共知，而且几十年里经久不散。
没有人知道小蔡具体叫什么名字。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叫她小蔡，年老后人们就叫她蔡婆婆。她不是韩家洼人，据说她的老家在百多里外的蔡家峪，有一年蔡家峪发洪灾，她父亲被大水卷走，很多人都被大水卷走，那些活下来的纷纷外出逃难——这样的事情那年头实在算不得新鲜。她的母亲一手牵着她，一手牵着她的弟弟，鬼使神差一般朝韩家洼蹒跚而来。那年她八岁，她弟弟五岁。还在路上时，她母亲就合计着必须把一个孩子送人，因为她没有能力养活两个。到了韩家洼，有能力领养一个孩子的除了韩昭亮还能有谁？于是，她哇哇大哭着被韩昭亮领回了家。进了韩家大宅，她立马就不哭了，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阔气的宅院，她还看到院子里的鸡见了洒在地上的金灿灿的谷粒，头都不低一下，鸡们昂首阔步趾高气扬，比门外大街上的行人都体面——这个时候即便她母亲再来领她，她都不可能跟着走了。
谁都清楚，刻薄成性的土财主韩昭亮愿意领养一个女童并非是他发善心，他是想培植一个不花钱的女佣。这个推断很快就被证实了，小蔡成了韩家一把干活的好手，她里里外外，殷勤侍候着主人一家老小。而且几年之后，她居然出落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很像那么回事。
韩天成比小蔡小三岁。平时一贯高傲的韩家少爷起初根本没把这个黄毛丫头放在眼里，虽然她经常在他身边转来转去。私塾先生教给他的那些陈辞滥调已经够他心烦了，况且他还没有长大呢。到沂水城里的新式学堂就读之后，他的心情才逐渐好起来。以后再回家，他猛不丁发现小蔡已经不是原先那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了，她变了，变得让他都不敢相认了。同时他发现自己也变了，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不光他们在变，整个世界也都在变。
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免有一些猜测的成分。但猜测也罢，真实也罢，韩家洼男女老少对此却深信不疑——
大约在他十六岁那年的隆冬时节，他从城里回家，一进院门，小蔡就扭着腰肢迎上来，从他手里接过一应物品，嘴里少爷长少爷短地叫着，哈出的热气直扑他的脸颊。他像个客人一样被小蔡领进他住的偏房，小蔡又端来一个火盆侍候他取暖，然后细声细气告诉他，老爷把她许配给了孙家洼的小地主孙七，跟他做二房，孙七则划给老爷五亩水浇田，腊月初六她就过门。他觉得这事与他无关，听过就忘了。到了夜里，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小蔡还像先前那样半夜起来替少爷掖被角，给火盆添炭，乃至早晨帮着倒尿壶。小蔡蹑手蹑脚进了门，走到他的床前。如果他那一刻正死睡，也许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偏偏他醒着。他已经到了常常睡不踏实的年纪。借着雪光，他看到小蔡篷松着头发，披着带补丁的碎花粗布棉袄，脸上挂着慵倦的表情，敞开的怀里胸脯格外厚实；小蔡身上粘糊糊的气息一点不剩地钻进了他的鼻孔。他有点恐惧，有点迷乱，有点不知所措。夜半时分的不期而遇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就在小蔡把手伸过来替他掖被角的时候，他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于是，他就像蛇捉青蛙那样，突然捉住了小蔡的一只手。接下来的事情是在慌乱中完成的，小蔡激烈的反抗渐趋微弱，一个结果不可避免的注定了。多年以后他肯定为自己的莽撞和不计后果后悔过。小蔡呢？没人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他郑重地对他的父亲说，最好不要逼迫小蔡嫁给孙七，因为她愿意侍候老爷一辈子。
说小蔡是他的第一个女人那是毫无疑问的。后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和小蔡断断续续保持着这种关系，小蔡是他求学期间的一种牵挂，但这种不伦不类、偷偷摸摸的交往又使他感到沉重。说真的，他更喜欢新式女性，可他对于小蔡命运和肉体的主宰同样令他陶醉，难以自拔。很快，1936年的春天来到了。
小蔡可能是他投身革命行动的惟一一个知情人。如果小蔡把消息走露出去，他是不可能走脱的，光他父亲这一关就无法逾越。在他打定主意之后，估计他对小蔡有过什么许诺，比如你等着我我会回来的之类。当时小蔡一定会泪水涟涟，泣不成声，或许他也流了泪。但他马上就抹去了它，义无返顾地走了——也许那一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说到底，他投身革命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他拯救了自己，同时也拯救了他的地主父亲。1946年秋天，韩家洼搞起了土改，如果他没有投身革命的话，那么，等待他们父子的，将是最严厉的惩处。村里只有半顷地的小地主韩昭良都落了个尸身不全，他们父子被愤怒的翻身户剁成八瓣都未可知。即便他们侥幸逃脱，1947年夏天他们肯定会作为还乡团回来报复，最后仍是难逃厄运。正因为他选择了光明，土改时他的父亲虽被划为地主，但保住了性命。
开批斗大会时，贫协会的人动员‘苦大仇深’的小蔡上台揭发老地主的罪行，小蔡死活不肯上台，她说，俺是他养大的，没有他俺可能早就饿死了，俺不能忘恩负义。人家责怪她觉悟太低。她说，啥觉悟不觉悟的，俺就这样了。
1948年春天，这一带全部解放，老地主家苦心孤诣经营几辈子的土地和宅院全成了别人的，老地主本人只落下一间过去守园人住的茅屋作为栖身之所。就在这时，小蔡的已长成壮汉的弟弟来到韩家洼，接她回老家。她却冷冰冰地说，俺不认识你们，俺也没有老家，这儿就是俺的家，哪里俺也不去！她弟弟见劝不下，赌气走了。好心的村人也早已把她当成了韩家洼人，紧接着为她张罗婆家，她毕竟已经三十出头了。可她坚决拒绝了人们的好意，任谁来劝她都是一句话——俺一辈子不嫁！
不久，据说来村里指导二次土改的工作队队长看上了她，三天两头来缠她，而且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天深夜，那位掌握着韩家洼最高权力的队长酒后闯进她住的小屋，眼看就要得手，她冷不丁挤出一句恶狠狠的话——你再敢碰俺一指头，看韩天成回来不剁下你的鸡巴！只这一句，就让队长的酒醒了大半，以后他再也没敢踏进她的小屋一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很快就把她和韩家少爷的瓜葛理得差不多了。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那段时间她几乎天天到村子通往山外的惟一一条路口上去，向着远方眺望。有人和她打趣，说小蔡，是不是等韩家少爷呀。她说，是呀，就等他呀。少爷腿不好，临走那年托我给做条皮裤子，这不，早做好了，狗皮的，穿上暖和得很呢，就等他来取呢。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韩天成率领他的第47团攻下了泗河城。队伍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欢庆的锣鼓和秧歌发出震天喧响，韩天成骑着高头大马行在最前面。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走着走着，突然有一条长长的彩带飘过来，搭缠在他的脖颈上，而彩带的另一头抓在一个少女的手中。他顺着抖动的彩带望过去，看到了一张青春勃发的脸——这张脸一下子使他回到十二年前，他在沂水国立中学就读时的岁月，那时他的周围有不少这样的脸庞。但从那以后，戎马倥偬，岁月在枪林弹雨中流逝，这样的气息对他来说真是久违了！……他打马立住，柔声说，你叫什么？
当天傍晚，那张青春勃发的脸蛋仿佛再次从天而降。她居然躲过了卫兵的盘查，出现在泗河城各界人士为庆祝大军入城而举行的晚会上。很多双眼睛同时瞄上了她，她的眼睛却瞄上了坐在主宾位置的韩天成。最终那两双眼睛里迸发出的光芒缠绕在一起，使热闹的晚会现场都黯然失色。
那年韩天成31岁，宋燕玲18岁。宋燕玲是个小手工业者的女儿，当时她正在省城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原本回泗河城的老家逃避战乱的，没想到正赶上大军攻打这座古城——却也因此而促成了一桩令她的小姐妹们羡慕不已的婚姻。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桩婚姻并不成功，但她那时一百个愿意。
五年之后，韩天成的队伍从朝鲜战场调回国内休整。一位沂水老乡带来了他的父亲已经谢世的消息。可以说这个消息彻底掐断了他与故乡的联系。如果不算小蔡的话，他在故乡就没有什么亲人了——小蔡又算个怎么回事呢？他困惑，他无奈，所以他不敢往下想。这个时节，他的夫人宋燕玲已经在省政府机关上班，他们的儿子也快出生了。
老地主死后，是小蔡为他操持的丧事。她央求村里照顾了一口薄板棺材，才使他不至于在奔向黄泉的路上以草席裹身。以后每逢老地主的祭日，小蔡都到他的坟上烧点纸钱。日子流水一样过去，小蔡转眼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蔡婆婆。韩家洼人的心肠毕竟还是软的，蔡婆婆后来一直享受五保户的待遇。她早已不再等待，人们在她面前也不忍心再提及韩家少爷。我记得我刚上学的那年，有一回在路上遇见拄着拐棍一步三摇的蔡婆婆，她叫住我，问我去干啥。我说去上学。她眼睛一亮，扔掉拐棍，上前摸着我的额头说，听婆婆的话，好好读书，读出名堂就去城里做事，到时别忘了帮俺把狗皮裤子捎给韩家少爷。年底，蔡婆婆无疾而终，临死时紧紧抱着一条已经被虫子蛀得快要成粉末的狗皮裤子。村里人把她连同狗皮裤子一起葬在了一片向阳的山坡上韩天成瘦小的身躯深深陷在沙发里，面色惨淡，许久无语。共同回忆往事使我们都感到十分疲倦，几近虚脱。最终是他打破了沉默，他呜噜着，说：我的膝关节一到冬天就怕寒不假，但我从不记得让她做过狗皮裤子。
我不想就这个细节和他展开争论。现在再争论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只是担心他的身体，因为我发现，这个夏天的傍晚，他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岁，连日来的精神气儿一扫而光。
七
夏天，爬墙虎青翠的藤蔓覆盖了干休所的每栋小楼，这些小楼看上去像是搭在野地里的一座座窝棚。小风吹来，数不清的椭圆形叶片像一面面精致的小扇子，仿佛接到同一个命令似地一起扇动，煞是喜人。白天，满目的叶片反射着阳光，到了晚上，它们便发出沙沙的响声，犹如在讲述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
我一直没有养成午睡的习惯，中午，大概除了哨兵，干休所所有的人都在午休，我就搬张椅子到门口的葡萄架下复习功课。原先我以为当公务员很轻松，可以抽出不少时间自学，以便明年参加全军统考。来后才发现，属于我个人的时间并不多。
韩将军倒是非常支持我。他对我说，起子，好好干吧，干出点名堂来，不要让人说我们韩家洼的男人是窝囊废！他边说边冲我晃晃拳头，我也冲他晃晃拳头。他接着用郑重的语气说，你才刚开始嘛，谁也不敢说你日后当不了师长、军长、军区司令、总参谋长！话音未落，我们就都为这个飘渺的巨大前景颇感滑稽地笑了。笑毕，他又若有所思地说，当然，干不好也没啥，可以回韩家洼，哪里是天堂？我看故乡就是天堂！这句话使我洞察了他深埋已久的恋乡情结。
为了表示对我的支持，他嘱我晚上可以多学一会，早晨不必起那么早，他自己上山就行，不用我陪，我只要七点半准时赶到山下的小广场就可以——我们一般都在那里的小摊上吃早点。我觉得这样不妥，每天仍坚持陪他到凤凰山南坡的烈士墓地闭目静坐。这使我尤感疲惫。
某个周末的上午，韩将军到院里溜达，我留在家里学习。突然，我最亲密的战友林建明出现在我面前，他专门请假来看我了。这是我离开机关警卫营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神采奕奕，满面红光，我以为他得了什么好事情，比如入党或立了功之类。他愈发得意地说，那些都不算啥。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偷偷喜欢上了通信总站的一个女孩，那女孩也挺喜欢他。她的名字叫赵冬。我回忆了一下，多少想起一点赵冬模糊的影子。记忆中的赵冬容貌俏丽，走起路来喜欢像模特那样扭腰甩胯，这使她在女兵群里格外惹眼。她的嗓音也不错，好像她和林建明还在一个晚会上合唱过一首歌曲，算是认识了。她是本市人，就在家门口当兵。也是一个周末，林建明在营门口值勤，赵冬娉娉婷婷朝他走来。林建明勇敢地迎着她的目光，一直到她走到跟前，然后他噗哧笑了。赵冬狐疑地说，你笑什么？他说我笑你们女兵的服装，本来一个个漂漂亮亮的，穿上这身军装，却像个童养媳受气包似的。听了他的形容，赵冬咯咯笑着说，没错，我们就是部队的童养媳社会的受气包。他接上说，那么我们男兵像什么？对，我们像长工。赵冬说，小长工，好好扛活吧，将来熬个大东家。赵冬走出好远后，又回过头来朝他招了招手。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消失在人群里，他觉得他的心也被赵冬带走了，从此不再安宁。很久以前，他就不喜欢军营里的战争故事，他喜欢军营里的爱情故事。连续失眠了三个夜晚后，他按捺不住地给赵冬写了一封信——没敢在营区附近的邮局发，他特意跑到市中心的一家邮局投寄的。接下来他陷入了痛苦的等待，心想若是那封信石沉大海，对于他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也许就会从此消沉下去，对生活难再抱有幻想。令他喜不自禁地是，一个星期后，他收到了赵冬的来信，赵冬在信上表达了同他一样的心情，还说她看了来信的邮戳，他那封信是在她家楼下的邮局发的，她也特意请假跑到家门口的邮局，发出了这封信。从此，他们靠书信保持着秘密往来，热切地等待爱情果实真正成熟的那一天。望着我的朋友兴高采烈的脸，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他，他们的举动是一种冒险。军营里人人皆知，士兵不准就地谈恋爱，尤其是男女士兵之间，更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林建明却傻笑着说：我当然明白这些。不过除了我们三人，不会有别人知道。他冲我挤挤眼睛，又说，除非你去告密。
我觉得这句话不需要回答，就没接他的话。他顾自说下去：即便事情败露，我也不怕。你没有尝过爱情的滋味，所以你体会不到它的力量。为了爱情，我愿意放弃一切。
一个男人，最好先有了前程，再来考虑爱情。比如你我，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考上军校，否则什么都将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指指自己的脑袋，看来是你的脑子出了问题。
他愣了一下，看了我半天，才说：天起，你变得俗气了。
我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点裂隙，这使我对他的将来忧心忡忡。这时，韩将军回来了，我忙把林建明介绍给他，并说这是我最好的战友。老头嗬嗬笑着，拍拍我和林建明的肩膀，说：我看出来了，你们的关系就像当年我和丁子一样。
老头执意要留林建明吃午饭，吩咐我多搞点好吃的。就餐时我们喝了一点酒，三人都很快活。林建明走后，老头感慨道：见了你的朋友，就让我想起丁子，总觉得他还活着。他抬起右手，用食指和中指使劲点着太阳穴，同时摇晃了一下，差点跌倒。
老头独立生活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差。夏天来临之后，最让我犯愁的就是每天要帮他洗澡。开始他硬撑着自己洗，可有一次他滑倒在卫生间里——幸亏没摔出偏瘫骨折什么的，否则我就不好交待了。从那以后，我坚决不同意他单独进卫生间冲澡。
第一次照应他洗浴时，他极不情愿地脱衣服，我也有点不自然。但我迅即被眼前的事实惊呆了——我眼花缭乱地数了数，他身上有六处伤痕！而在这之前，我只见过他左腿肚上的一处枪伤。他从未向我谈起过他喋血疆场的经历，更不会主动炫耀战争留给他的印痕。也许在他眼里，士兵挂彩和树木长疤没有什么不同。可事实明摆着，这副干枯的身躯曾有过六次为钢铁所伤的经历，如今，枪弹纷飞的岁月早已过去，而那段岁月却在这副不起眼的躯体上留下了磨不掉的痕迹，它们就像六枚坚硬的花朵，长久地开放，闪耀着金属的光泽。至少在这具躯体消亡之前，它们不会枯萎。
我替他往身上抹肥皂，帮他擦干水珠。我一次次抚摸那些质地坚硬的印记，一次次心惊肉跳。说真的，我不喜欢他的身体，但我喜欢那些伤痕，因为每个痕迹都有一个往事。我喜欢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
他胸口靠右边的那处刀伤最为骇目——再往左偏一点点，他就要随这一刀而无声无息了。
我问他六处伤疤的来历，他不说其他那五个地方，只是指着胸口处说：这是日本人留下的。显然，那五处伤痕是中国人留下的。
1939年夏天的黄龙岗之役是他抗战期间参加的最惨烈的一次战役。在那之前，游击大队在日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东躲西藏，非万不得已不会出手；在那之后，他们更不想和日本人硬碰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事实上黄龙岗之役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是他擅自决定打这一仗的。那时他已经当上了中队长，丁子在他手下当排长。他率领他的中队去黄龙岗一带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和前来扫荡的一个小队的日军不期相遇。按照以往惯例，他应该及时撤离。但他手痒痒了。已经不止一次地见了鬼子就躲让他窝火透了，他手下有七十多人，鬼子只有三十多人，两个打一个，他不信打不过，他实在不想放弃送到嘴边的肥肉。于是，他一咬牙，命令部队抢占制高点，呈一字排开，准备战斗，谁要逃跑就地枪决。在战斗发生之前的短暂空隙里，他兴奋得血液倒流，因为他们已有两年时间没有好好打一仗了。然而，双方甫一交手，他就感到不大对劲，鬼子清一色的三八大盖，火力猛，战术素养高；他的弟兄手里握着的只是些汉阳造、单打一、老套筒之类的破烂武器，而且有十多人只拿一把大刀片。但这时再想撤走已来不及，鬼子切断了他们的退路，他唯有硬着头皮干了。好在他们占领了有利地形，鬼子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打退了。没等他们喘口气，鬼子嗷嗷叫着再次冲上来，他扔掉不好使唤的短枪，从身旁一位战死的弟兄手里抓过一杆汉阳造，一边下令放近了打，一边朝越来越近的鬼子瞄准。也许就是从这一仗开始，他变得格外对敌人的头颅感兴趣。他固执地认为日本人大老远地到中国来，一定是他们的脑子出了问题，所以他要把炽热的子弹送进他们装满了秽物的脑袋，尽管他们都戴着钢盔，给子弹寻找目标增加了困难。他瞄准了正弯腰朝他奔跑而来的一个老鬼子，从年龄上看，那混蛋足可以当他的父亲，因此搂火之前他稍稍犹豫了一下。随即他手中的枪响了，他仿佛看清了那颗弹丸运行的轨迹——它像一簇闪着寒光的箭头，拖一串美丽的火星，长啸着去和老鬼子的头颅交媾。然而正是那顶绿油油的铁帽子暂时救了老鬼子的命，那颗弹丸撞上了它，在猛推它一把之后改变了方向，划了个弧线，落在老鬼子身后。似乎它有点不甘心，撞上铁帽子时它遗憾地尖叫了一声。他呢，当然更不甘心，他冷静地压低了一丝丝枪口，食指轻轻一抖，第二颗弹丸便追随着它的前任应声出镗。这一回，那颗深明大义的亲兄弟般的子弹没让他失望，他清晰地看到它贴着铁帽子的下沿，准确无误地钻进老鬼子的眉心，发出沉闷的爆响。随着这记闷响，那顶铁帽子居然应声飞向了半空。与此同时，老鬼子的面颊上涂满了色彩斑斓的秽物。
这确实是他心花怒放的时刻。如果他没有记错，这是他击碎的第二颗头颅。在此后十多年的杀伐中，他到底击碎了多少头颅，恐怕就是个谁也解不开的谜了。
那一仗的惨烈程度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不到半个时辰的工夫，他手下的弟兄就损失了一大半，血腥气逼得人睁不开眼。后来，鬼子终于冲上了他们的阵地，双方展开了白刃战。拼刺刀他们好像也拼不过日本人，除了丁子身大力不亏外，其余人两个对付一个，才勉强和鬼子打个平手。丁子真是好样的，丁子挥舞着一把鬼头大刀，先是把一个戴眼镜的中年鬼子像削泥一样斜劈成两半，紧接着又直奔一个少年鬼子的脖颈。鬼头大刀就像天空中划过的一道优美闪电，带来一声清脆的炸雷——响雷过后，那个少年鬼子的头颅就离开了它原来的地方，与大地平行着，急速飞向远方。
他右胸处的伤痕就是这个时候落下的。一把三八大盖的三棱刺刀狞笑着奔向他的胸膛，他倒下了。到最后，连他在内，他的人还剩下八个活着的，鬼子剩下五个。假如不是大队长带人赶来救援，他们八个很可能干不过那五个鬼子，最终全部阵亡。大队长一到，那五个鬼子赶紧逃掉了。由于他擅自和敌人硬拼，给队伍带来了重大损失。他躺在病床上，接受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并被撤销了中队长职务。丁子的排长职务也被撤销，改任班长。伤好之后，他到丁子手下当了一名士兵。丁子挠挠头皮说，成子，你看这事搞的，嘿嘿，这样吧，咱班我当班长，你说了算。
上级当然有上级的道理，上级怎样处理他他都没有怨言，就是枪毙他他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但他不后悔，从不后悔——毕竟他让三十个鬼子躺在了中国的黄土堆上，毕竟他为游击大队挣来了三十支呱呱叫的三八大盖，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三十支三八枪都是游击大队最好的武器。同时他还相信，那些因为他的错误决定而长眠于黄龙岗的弟兄会原谅他的。
他惟一感到遗憾的是，他身上的六枪伤口只有一处是鬼子留给他的。
八
天气转凉之后，韩天成的身体每况愈下，食量减少，难以入眠，走平地如攀高山，有时意识发生障碍，面部肌肉僵硬，说话困难，口水涟涟，不停地咳嗽，呼吸声像一架老式风箱。他的心肺好像也出了毛病。
我为此感到害怕，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但他说，起子，我一时半会的还死不了，我心里有数，你不用担心。
那年第一场小雪飘下来时，我陪他住了一个月的院，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我这才踏实了一点。
但他已经不可能再爬上凤凰山了。天气好的时候，我就搬两把椅子到门口的太阳下面，然后扶他出来，安顿他坐好，再往他身上盖床毯子。我们面对面坐着，找一些话题念叨。头顶上爬墙虎的叶子已经落光，干枯的枝桠全部裸露出来，像纵横交错的经脉，只是不见里面有血液流动。有一些枝条被风吹折了，但并不掉落下来，而是贴着墙体随风摇摆，明年春天，它们还会抽出新芽，然后顽强地向高处进发。
那段时间，我们坐在温煦的阳光下，有时说个没完，有时半天不说一句话。情绪好的时候，他像个刚懂事的孩子那样，好奇地缠着我给他讲故乡的山山水水，村落阡陌，世风人情。我谈起村口的那颗活了五百年的老槐树，谈起前些年还存在的那口深井和那盘石磨，他微微笑了。我谈到已经过世和仍然健在的几个老人，他说“还记得”或“不记得了”。有一天，我忍不住谈到了一个叫韩道银的人，此人是韩家洼的村支书，而且与他家还连带有一点点血缘关系——韩道银的祖爷爷和他的爷爷是堂兄弟，从辈份上讲韩道银该叫他叔。当然他不可能认识此人。我说，韩道银这几年眼看着发了，办了好几个厂子，专门生产茅台酒和中华烟；而且年年朝百姓猛要集资，怕是相当一部分揣进了他的腰包，他买了小轿车，住上了三层的小洋楼，家底可是比当年首长家强老鼻子了；还和一个叫小翠的年轻寡妇打得火热……他烦躁地摆摆手，脸色很难看，示意我不要再讲了。他猛拍一下座椅扶手，眼里露出凶光，急促地呜噜了一串话——我只听清了其中一句：
“……敲碎他的脑壳……”
他浑浊的眼里突然迸出的凶光使我闻到了一股血腥之气。
接下来他半天不语，情绪明显地坏了。我有点后悔，不该给他讲这些。往后再谈故乡，我就专门挑好的讲，甚至现编一些美好事情卖给他。
一天，一辆小车无声地停在小院门口，从车里下来一位头发花白但气势压人的老妇。我从老妇的眉宇间看到了当年她青春勃发的英姿——无疑她就是宋燕玲。掐指算算，她也是65岁的人了。从省人事厅副厅长的位置退下来后，她一直赋闲在自己的那一栋小洋楼里。
我忙把她领进老头的房间，然后关门退出。通过老头先前陆陆续续的描述，我已经大致了解了他们的婚姻历程。他们当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但两个革命者性格简直不可调和，一谈就崩，一碰就炸，而且各不相让。共同的执拗和暴烈注定了他们婚姻生活的不幸，使他们难以平静地探究爱情的深度。也许还另有一个原因——解放后若干年里，男人在远离省城的好几座营盘里奔走，女人不甘心像那些没文化没思想的随军太太一样，把自己绑在男人身上，她舍不得丢下她的事业。其结果是，她坐上了足以令人垂涎的省人事厅副厅长的位置，这在干休所老将军们的家属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也使他们在精力旺盛的时候失去了交流感情的机会。
不一会儿，干休所于所长（就是以前的于副所长）颠颠跑了来，我把于所长送进老夫妻的房间，站在门厅里等他们出来。半小时后，于所长陪宋燕玲径直穿过客厅，朝小院门口的轿车走去。我忙跑去看老头。他仰靠在藤椅上，神态平静，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他呜哩呜噜说了几句，大意是老婆子来找他商量，说两人年纪都大了，是否搬到一块住？也好有个照应。他知道这是为他好，但年轻的时候就尿不到一个壶里，他到了这把讨人嫌的年纪恐怕更是麻烦。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下辈子如果还能做夫妻，再好好过吧。他握住我的手，说起子，他们嫌弃我，你不会嫌弃我，因为咱们兄弟是喝一眼井里的水长大的。
想到他把我当成了他最亲近的人，我心里热热的。我大声说：“首长，就这样过，挺好，我不嫌弃您！”
不知何时，于所长站在了房门口。他冲我招一下手，我跟他出了楼。于所长瞪我一眼，压低声音说：“小韩，你这孩子不会看眼色。老人就像小孩，你得学会哄他，不然你干得再卖力，也算不上一个好公务员。你要想法哄哄老头，争取让他们两口子住一块，所里也跟着少点麻烦。”
我答应了于所长。但我知道不会有结果。
转过年来，一连半个多月，天气阴沉沉的，冷风嗖嗖，刮得人心烦意乱。这年春节，人们就是在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度过的。幸好这一阵子韩天成老头的身体和心情还算稳定，才使我不至于有度日如年的感觉。除夕之夜，我炒了一桌子菜，还包了饺子。他早早地坐在餐桌前，一个劲地嚷嚷倒酒倒酒。我不忍拂他的意趣，破例允许他喝一点干红，也为自己倒了一杯。他乜斜着我，说酒柜里还有一瓶茅台，是二十年前军区老司令送他的，那年他带25军参加全军演习，干得不赖。他朝墙角的一个柜子呶呶嘴，说起子，我要是你，就把那瓶酒干了。我嘿嘿笑着，装作不好意思地拎出那瓶真正的茅台，几口就下去了一半。那晚老头的心情格外好，他思维敏捷，说话连贯，笑声不断，胃口也不错。席间，他还愉快地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一个除夕夜，说丁子那贼小子趁人不备，偷走了他家两只没蒸熟的鸡和一壶烧酒，气得他父亲吹胡子瞪眼的，把全家人都熊了一个遍。说那时尽管他家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他父亲仍然节俭得要命，平日里根本舍不得吃肉。说老辈人就这样，盖房、置地、攒钱，岂不知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到头来怎么样呢？后悔都来不及。他由他父亲说到丁子，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丁子就是他年轻时候的知已。他再由丁子说到我，说我是他晚年的知已，他一生能有两个知已，真乃他的造化……
到了子夜，我们仍无睡意。后来窗外传来沙沙的响声，我拉开门一看，下雪了，晶莹的雪花在夜空中闪亮，把个除夕之夜铺排得雍容华丽。他拄着拐棍来到院子里，像个天真的孩童那样，伸出手去接雪花，说：“大雪一过，天就该放晴了。”
果然，从大年初三开始，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光，我又可以陪他到门口晒太阳了。
二月底的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他却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日闭门不出，脸色灰暗，情绪低沉。喊他吃饭他说不饿，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心里不舒服，叫他吃药他说世上没有治心病的药。他这个突然的变化令我焦急万分，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只得装出没有食欲的样子，陪他干坐。我一遍遍地问他到底咋了，他说你该干啥干啥，与你无关。他都这个样子，我能去干啥？只好陪着他干坐。
到了晚间，他再也经不住我的问询，叹口长气，说起子你知道吗，今天是丁子五十周年祭日……
九
五十年前的这一天，也是晴空朗朗，但是在鲁南平原与鲁中山区交界处的石门关前，朗朗晴空却被敌我双方的炮火搅成了昏天黑地。此前，游击大队已经改编成了山东兵团的一个正规师，他当三营营长，丁子是副营长。他们师掩护新四军主力进入山东境内后，兵困马乏。可就在他们身后，国民党的三个整编师紧紧咬住不放。那一天凌晨，师长把他叫来，说三营要在石门关前留下打狙击，掩护全师撤退。师长故作镇静，笑眯眯的，其实满含杀机。师长递给他一支老刀牌纸烟，说韩天成你给我记住，三营必须坚持到今夜零点，一分一秒都不能少，守不住你就提头来见，除非在这之前你已经战死——妈的就是你死了，三营也得给我守到今夜零点，少一秒钟都不行！
太阳刚从地平线上露头，整编第11师的一个先头团就到达了石门关前。韩天成迎风站在高处，望着山下流水一样源源涌来的敌人，真是羡慕得不得了——狗崽子们精良的装备在艳阳的照耀下流光溢彩，看他们的气势不把石门关踏平决不会罢休。丁子踱到他身边，说全营五百三十二人一个不剩地全拉上来了，这下可真要硬碰硬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说我看这回很玄乎，搞不好鱼也死了网也破了，咱们怕是都活不到今夜零点，娘的豁出去吧！丁子却说，成子你得活下去——你也死不了。我一个大字都不识，我死了不可惜，你呢？你有文化，用处更大，所以你不能死。
整整一个白天不间断的厮杀，把原本朗朗的晴空打得阴风呼号，血雨升腾。敌人在山坡上丢下了差不多一千具死尸，他手下的五百多个弟兄有四百多个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活着的也都成了血人。石门关，石门关，成了敌我双方的鬼门关。他左肩胛骨中了一弹，丁子肋部吃了两块弹片。黄昏时分，敌人再一次发动冲锋。涌上来的步兵虽然很快被打退了，但要命的是，一辆坦克像从地底下拱出来似的，突然闯进了最西面的战壕。它打了个滚儿，重新站起来，履带上沾满了血，看上去它像一只嗜血的巨兽，狞笑着顺战壕扑来，上面的平射机枪哗哗叫着——幸亏他们把战壕修成了蛇形，否则，顷刻之间那挺平射机枪就会把壕沟里所有的人打成马蜂窝。那时部队还没有打坦克的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所有的人都呆了，一时束手无策。如果不尽快搞掉这个钢铁怪物，不用一袋烟的工夫，它就会横辗战壕，三营的人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
最危机的时刻就这样来临了，场面异常混乱。韩天成怒吼一声，举枪对准一个扔下枪想逃跑的士兵——最终他无奈地把一颗子弹射进了那个士兵的后脑勺。他记得那个兵是不久前刚投诚来的，长得文文静静，像个姑娘家，像个学生娃子，年龄和他当年投笔从戎时差不离，胡子还没长出来呢。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打碎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脑壳……
钢铁怪物越逼越近，它的狞笑如雷贯耳。他冷静一下，命令身边的几个弟兄，快绑手榴弹，用集束手榴弹炸它！一个弟兄抱着一捆迎了上去，被怪物身上的机枪打得血肉横飞；又上去一个，又被打烂。一连上去七个，全被它打成了碎片！战壕里会喘气的人越来越少。他只剩一个念头——如果阵地不保，回去也是死，干脆就在这里让那个怪物把我的脑壳打碎把我的身子辗扁吧！他抓过一捆手榴弹，弯腰就往前冲——但是，他只迈出一步，脚腕子就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拽住。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成子哥，我来。
就这样，没等他反应过来，丁子劈手夺下他手中的集束手榴弹，猴子一样跳到沟沿上，朝着那个巨兽奔去。恰在这时，躲藏了一天的太阳突然露了脸，它蹲在西边的山头上，把万道霞光尽兴泼撒而来。丁子就迎着夕阳前行，他甚至连腰都不弯一下，而是挺胸昂头，舒展张扬着四肢行进，浓稠的霞光在他身体周围旋转缠绕，发出岩浆包溶石块的哧哧声。坦克里的射手大概想不到会有人顺着壕沿跑来，一时来不及调整枪口，串串涂满了霞光的子弹钻进丁子脚下的黄土里。随即，丁子摇晃了一下。他的肚腹和胸部接连中弹，噗噗的响声震得整条战壕都跟着颤动。他又摇晃了一下。但他没有倒下，他继续前行。他的肠子垂落下来，就像他的双腿间夹着一条彩色带花纹的拐杖。壕沟里所有活着的人都张大了嘴巴，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了去。突然，他的头颅发出一声短促而清脆的爆响。紧接着，不知有多少粒子弹奔向他已经残缺不全的脑壳，就像数不清的马蜂一齐飞向它们的窝巢，眨眼之间，那个窝巢爆烈成了碎片，五彩斑驳的碎片呈扇形散开，在空中滞留了一会，然后天女散花般缓缓飘落。那一刻，即将熄灭的霞光重新又被点燃，天地之间浓妆艳抹……丁子的躯体再也不能前进了，但那个焦黑的躯体仍然没有倒下，它仿佛一截历尽风霜雨雪电打雷击的树桩，虽褪去了绿色，可就是不倒下！它牢牢生长在离坦克约五米远的地方，巍然挺立。这个气势居然将那个钢铁怪物都吓得停顿了一下，里面的平射机枪好像也给震慑得变成哑巴，暂时停止了射击。战场上寂静无声。
韩天成撕肝裂胆地叫了声丁子，但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觉得是自己的脑袋被击碎了，心脏剧烈地疼痛了一下——这一痛就是五十年！
接下来的事情谁也无法想像——当钢铁怪物再次吼叫着，前行至那截树桩跟前时，那截焦黑的树桩晃了晃，然后倒向战壕，准确地砸在正哗哗运转的坦克履带上，随即那捆手榴弹爆炸了，掀起的气浪把人的脸皮都揭去了一层……
六天之后，韩天成带领剩下的二十多名弟兄，在莱芜城外的吐丝口追上了师部。见了师长，他死去一般，扑嗵一声倒在地上。师长上前扶起他来，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师长说，我已把三营事迹上报兵团部，兵团会通令嘉奖你们。
他痛哭一阵，说，可是，我的三营已经不存在了，五百多个弟兄呐！……
师长说，三营没了，你就当团长。
他说，丁子，孙男丁也牺牲了……
师长说，他是个好同志，记住他吧！
他说，三营没了，丁子也没了……我不当团长，我要三营，我要丁子……
师长说，喝点酒，治治伤，再好好睡一觉。
望着师长那张疙里疙瘩的脸，他感到那张脸丑陋极了。他真想上去扇师长两个耳光。他在心里咬牙切齿地说，老子才不当团长，老子就要三营，就要丁子……
十
我的朋友林建明打来电话，问我功课复习得咋样了。我说：“先别管我，先把你自己管好就行。”
他不去琢磨我话里的话，而且也不掩饰他的得意，说我很好，和赵冬的事情已经敲定，这一阵子拼命学习，做梦都想着高考。我会考上的，为了赵冬，我也得考上，永远留在部队，留在这座城市。
放下电话，我想我也得关心一下自己了。从丁子五十周年祭日的那一天开始，韩天成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所有的症状都超过了以前，而且更糟糕的是，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妙，常常沉默得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有时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像他这种历经千难万险的人，肉体可以被摧折，精神却不能垮，一旦精神出了毛病，将是灾难性的。为了更好地照料他，我把我的床搬到了他的房间，日夜与他相伴。由于用在他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所剩无几，只能在他睡着以后翻翻课本。我把自己搞得小脸灰黄，疲累不堪。我觉得为了他放弃考试也不是不可以，但又总是不太甘心。
在这个莺飞草长的春天，我陪着老头在干休所和医院之间来往奔波，常常在家里住几天，再到医院呆一阵。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他对我念叨，说丁子死了，好多弟兄都死了，他却活下来了。丁子是替他死的，原本该死的是他，所以他的地位、房子、车子、存款都应该是丁子的而不是他的，只要有一口气，他就不能忘记这一点。糊涂时，他常常把我当成丁子，说一些老话旧事。或者把我当成鬼子兵、国民党兵什么的，突然抬起右臂对准我，右手食指作射击状；要不就枯坐在那里，目光呆滞，右手食指和中指顶着太阳穴，像个自戕动作。有一次，他从睡梦中醒来，硬说他的小洋楼是敌人的碉堡，窗子是射击孔，外面爬满墙的藤蔓是伪装网。他抱起枕头歪歪斜斜走到门口，往地上一竖，冲我说，快卧倒，要爆炸了。见半天没动静，他又拿起另一个枕头扔给我，命令我再上。还有一次，我搀着他在院子里散步，一辆小车驶过来，他猛一怔，说，敌人坦克上来了，给我炸掉它……
四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从医院取药品回来，突然不见了他的踪影。我急坏了，满院子找，都说没看见。住8号楼的胡德平老将军拦住我，惋惜地说，我看老韩活不过今年了。小伙子别急，他今天不会有事的。他能去哪里？你去山上找找看。胡老的话提醒了我，我飞奔着往山上爬，好几次滑倒在地，肘部和膝盖摔出了血，疼得我眼冒火星。我跑到南坡的陵园，果然看到了他的背影。他坐在一座墓基上，双臂死死抱住一块石碑，像溺水的人抱住一捆稻草——他居然脸贴着石碑睡着了，晶亮的涎水把铭文都打湿了一片。我摇醒他，他把右手放在头顶上，口齿含混地说这是在哪里，我的脑袋还在吗？
这是他最后一次上山。谁也弄不清他是怎么爬上来的，犹如神助一般，他竟然没有摔伤。回去的时候，于所长派来两名警卫战士，我们三人轮流背着他，好歹才把他护送下山。
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回到家后，我偷偷落了泪。当天傍晚，就和于所长一起把他送进了医院。从此，他再也没能回到7号楼。
院方提出让家属陪床，于所长打电话把他的儿子韩军叫了来。韩军磨磨蹭蹭来到后，面无表情地在他父亲的病床前踱了一会步。韩天成正在昏睡，并不知道儿子来看他。
1975年底，22岁的韩军涉嫌卷入一起流氓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当时宋燕玲还在“靠边站”，她把电话打到韩天成在外地的军部，要他回省城一趟，找人把儿子办出来。她说，同时卷入那个案子的好几个有后台的嫌疑人都溜了，凭什么光抓韩军，你作为堂堂一军之长，不能袖手旁观。韩天成却一听就火了，说他干别的我原谅，乱搞女人绝对不可原谅，他是自作自受。儿子天天跟你在一起，你也有责任。话没说完，就把电话扔了。结果韩军被判五年徒刑。他们父子之间的芥蒂就是这时形成的。干休所人人都知道这事。
韩军把于所长叫到走廊上，有点动情地说：“我爸在战争年代作战勇敢，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屡立战功，解放后又致力于我军现代化建设，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做人正派，不搞腐化，像这样的高级干部，实在不多。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党，最后时刻，就得靠党派人来侍候他，我想我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韩军一席话，说得于所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我站在一边，心想把那段话的后面几句去掉，就可以作为一篇简短的悼词。韩军说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看他决绝的样子，恐怕他永远不想和他的父亲和解了。于所长脸色铁青，对着空荡荡的走廊说：“怎么啦？你以为组织上不管吗？当然要管！不但要管，而且还要管好！”
于所长和我商量，说让我先顶一阵，他再派人来顶替我，保证不会耽误我参加考试。我点头同意。后来于所长到底没派人来，这样我就一直陪伴韩天成，直至他生命终结。
其实高干病房条件不错，老头住里间，我住外间，每天都可以洗热水澡；医院还时不时派个护士帮帮我，而且不用做饭，我觉得比在干休所时还轻松。有个叫黄涛的小护士见我有空就捧读课本，说：“有韩老英雄保佑，小韩你会考上军校的。”这话说得我心花怒放。望着她姣好的姿容，我的身体竟然不争气地躁动起来。我的脸红了。
在韩天成最后的日子里，宋燕玲倒是表现出了她宽广的胸怀。她隔三差五来医院探望，有时陪丈夫说几句话，有时啥也不说，就坐在床头，握住男人的手，看他休息。这一对没有摘到爱情果实的革命者，最后时刻焕发出的桑榆之情，算是给他们的往昔岁月做了一点补偿。
韩天成断断续续对我谈了他对后事的要求。他说他过世之后，不要把骨灰盒放进凤凰山上的纪念堂，存在哪里没用，白占地方，多少多少年后，谁还记得他？要把它葬在家乡的土地上，找个僻静处，拢一堆黄土，足矣。和土地在一起，他的灵魂才会踏实。又说他有个祖先，年轻时在外地做官，告老还乡后又做起振兴家业的梦，其实是害了后代。他从没做过这样的梦，只想百年之后把这把老骨头运回去，他从那里来，再回那里去，顺理成章。还说他的存款要建一所育英小学。他让我捡重要的记下来，向组织上汇报。
最后他对我说：“起子，将来你也要这样做，不管你当多大的官。”
这天我回干休所取东西，见7号楼换装了崭新的铁门，韩军和他老婆艳芳正拿着皮尺丈量房间。我明白了，他们是趁老爹还有一口气，先把房子占下来，以免被干休所收走。我看到老头用来盛放存款折的一个小抽屉也被撬开了，心里颇不痛快。韩军扔给我一支烟，说：“我父亲从没为我着想过，他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他自己也承认这点。我给他做了四十多年儿子，得到的报酬就是这栋老房子和这点钱。和别人比比，多吗？不多。真不多！”
韩军非要拉我坐下聊聊。客厅里的破沙发已被弄走，我们只好盘腿坐在水泥地上。韩军说，是战争使父亲变得冷酷了。父亲最大的悲剧是不会遗忘，战争早已结束，他却仍然沉湎其中，可看看人家，谁还老念叨过去？眼前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巴顿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将军，最好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韩军又扔给我一支烟，替我点上，说：“小韩，不管怎么说，我和我母亲确实非常感激你，你照顾了他一年多。”
我说：“我和首长都是老韩家的后代，几百年前一个祖宗，照顾他是份内的事。再说，又是组织安排的，是我的本职工作，不需要感激。”
离开韩军，我首先想到，老头建育英小学的愿望已不可能实现。向组织上汇报他的遗愿时，我擅自做主，把关于遗产一项的处理要求悄悄抹去。
这期间还有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朋友林建明东窗事发，他和赵冬在一个咖啡馆约会时被捉住。其实他们的事领导早有察觉。士兵玩这种游戏等于玩火，林建明不是不知道，他实在是昏了头。结果他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调出机关大院，派往东部山区的一个守备团继续站岗放哨，而且他参加全军统考的资格也被取消。赵冬则因为有人说情，暂时不作处理，等待年底复员。
林建明来医院向我告别时神色惨淡。他说他不后悔，他毕竟爱过，他爱赵冬，赵冬也爱他，这就够了。他们把一段真挚的爱情故事留给军营，让后来者咀嚼吧。他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和赵冬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了。我送他下楼，在楼梯拐角处，他拥抱了我一下。这种重于泰山的战友情谊竟使我们有了诀别的感受。
韩天成是在六月下旬的一天深夜走的，走时很安详，死因是心脏衰竭。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当时外面下着小雨，大家都在睡觉。我最先发现的。我做了个梦，梦见有个黑衣人在往悬崖下面推他，他也不反抗，任由那个黑衣人往下推。我突然就醒了，光脚跑到他床前伸手一试，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看到他微微皱着眉，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紧紧扣着太阳穴，像一个智者在思考。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姿式像自戕动作。从此，这个画面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医生费了好大劲才把他的手拿开。
追悼会那天，来了很多人，光小轿车就摆了一大片。一位中将致悼词时，我负责搀扶宋燕玲。我感觉到了她的颤抖。于所长跑上跑下，衣服都湿透了。这个会开完，紧接着还要开一个，参加这个会的大多数人要留下来，对另一个亡灵进行追悼。被追悼者是住8号楼的军区原副参谋长胡德平老将军，胡老几天前的夜里突发大面积心梗，当即死亡。
韩天成的远房侄子韩道银作为家乡代表参加了追悼会。我在停车场看到了他的皇冠车，车身上沾满了污泥。透过车窗玻璃，我看到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正是寡妇小翠。韩道银把女人带到这个令人悲伤的地方来，让我的胃一阵翻腾。这时，韩道银叼着烟卷踱过来，他大大咧咧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小子干得不赖嘛。将来混好了，可别忘了我啊，是我把你办出来的。”他又补了一句，“也别忘了咱家乡。”我笑笑，啥也没说。望着他硕大无朋的头颅，我突然想起韩天成曾经说过的话：“……敲碎他的脑壳……”
我的右手禁不住抖了抖。
十一
年底，我从陆军学院回故乡休假。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南山去，去看看韩天成的坟茔。夏天安葬他时，我正在考场里挥汗如雨，没有跟着来。
他的坟在一面向阳的山坡上，那地方确实不赖，僻静，幽雅，少有人打搅；阳光充足，而且避风。别处都是百草凋零，黄叶飘舞，这面坡上，小草们却还透着隐隐绿意。山下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此刻，河心的冰凌在阳光下闪耀着炫目的白光，宛若一面巨大的镜子。
如果不是那块大理石墓碑，他的坟和别的坟没有什么两样。我面前隆起的黄土堆上，已经开过一茬紫色的裂萼花了。西面不远处就是蔡婆婆的小坟头。据说为他举行安葬仪式时，村里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提出，干脆把“韩家少爷”和小蔡葬一起算了，被上面来的人严厉制止。老财主韩昭亮夫妇的坟头早已因年代久远无人照看而没了踪影。
我没有在他的坟墓周围看到一行新鲜脚印。想想他在家乡已经没有一个亲人活着了。许多年来，他一直固执地断绝着与故土的联系，和家乡疏远在所难免。孙家洼有个叫孙正平的老干部，官至省军区副司令，孙副司令在位时，孙家洼不断有年轻人去投奔他，前前后后被他拉扯出去的至少有一个加强排，最早走的都当上了师长。但韩家洼从没有一个人去投奔韩天成，人们说，他连他爹娘的坟都不曾回来看一眼，添一把黄土，去找他又有什么用呢？……
我蹲下来，按照家乡的风俗，为他烧了一刀纸钱。纸帛爆响，青烟缭绕，灰蝶起舞，往事如云。六十年前，他决绝地与这里告别，做起闯荡天下的梦。六十年后，他终于还是回来了。他以肉体的形式走出，又以灵魂的形式返回，这似乎是一个宿命。
青烟散尽之后，我微闭上眼睛，试图看清黄土下面的他。但我只看到一只精致的小盒子，而无法看清他的面容和身躯。这时，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他把右手两根指头扣紧太阳穴的画面，感到热血一股股往脸上涌。我也不由自主地抬起右臂，伸出食指和中指，紧紧顶住太阳穴。这个姿式在别人眼里像一个智者在思索，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个自戕动作。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身后有点异常，就站起来，转过身子。
是姚秀。她在远远地望着我。我们已经有半年多没联系了，听说她过了年要去城里打工。我想喊过她来，和她说说话，但这时她已经走远了。
后记：1997年秋，我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的朋友林建明出了事。不久前的一天深夜，他在上岗执勤时遭到两名歹徒的袭击。歹徒乘其不备，突然用钢珠枪朝他射击，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颅，他当场死亡。歹徒抢走了他的枪。案子至今未破。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