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生气，甚至于说：“要是你不公开纠正错误，消除不良影响，我就要到法院去起诉！”
我倾听了她的意见。
在杂志上所发出的《私人照相簿》第三篇《伶人传奇》中，我以无比同情的笔触写到了京剧艺人梁花侬的遭遇，其中涉及梁花侬一九五〇年到新疆后，与一位领导之间的矛盾。她指出我文中有三处写得不确。
倾听了她的诉说后，我承认我行文不准确。尤其最后一点，全凭听来的说法，没有核实，便写到文章里去。我就此向她表示歉意。她要求我公开更正。她给我看了一本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写在天山上的碑文》的厚书，那本书里收录的全是悼念在新疆工作过的革命烈士的文章，她让我注意以下的小传：
马寒冰同志，福建省海澄县人，一九一六年八月生于缅甸华侨家庭。一九二八年回国就学，一九三六年于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重返缅甸，就职于仰光新闻界。一九三七年回国到延安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军委总卫生部政治处干事，印度援华医疗队翻译……三五九旅司令部秘书……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建国以后，随一兵团进军新疆，历任新疆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一九五三年调任总政治部文化部编审出版处处长兼文艺处处长。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逝世于北京，终年四十岁。
书中所收的悼念马寒冰的文章不长，关于他的死，只用了一个句子：“寒冰同志是一九五七年夏天因为对免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文艺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思想不通而自杀身死的。”
她是马寒冰的未亡人。她来找我，责我更正，可以理解。
一九五七年时我十五岁，还在中学读书，对世事所知甚少。我去问了一位那时已是青年，并确实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当我口中刚刚呐出“马寒冰”三个字，那位同志便连珠炮般地说：“他？你问他干什么？你想写他么？……”似乎很不以为然。
我不好再说什么。但我愿听取各种各样的对同一个人的评价，只要都立足于事实。
在同马寒冰未亡人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一个令我惊奇的情况：马寒冰虽是自杀而死，但死后却在***的亲自过问下，被葬进了八宝山烈士公墓；虽葬进了烈士公墓，墓碑上也嵌上了他的烧瓷像，却只镌刻着“马寒冰之墓”五个字——姓名后面不称“同志”，并且墓碑背面是空白，按常例那背面是必刻上“盖棺论定”的小传的；直到他去世的二十八年之后，一九八五年，由于遗属的一再努力，才终于改置了“马寒冰同志之墓”的七字墓碑。背面也有了碑文，想来即是那本书中所载的基本由一系列递升的职务所构成的小传。
马寒冰之死，以及死后墓葬的待遇，都是很特别的。他的未亡人展示给我的几篇悼念他的文字，撰写人都对他赞颂有加，读来感情真挚；但至今也还有如上面提到的那样的同辈人不能谅解他，其情绪也相当坦诚。
由此我深感人世与人事的复杂。人的命运中交织着难以逆料的种种祸福，而对人的秉性的评价中更交织着难以勾稽的人际关系因素。我该怎样来看待这样一位与我并无干系的作古者呢？我感到不论是用一张“右派”“左派”的筛子，或者是用善与恶的筛子，“整人”与“被整”的筛子，都很难筛出人生的奥秘与人际关系的真髓。
马寒冰的未亡人本是来同我论理，并准备与我“法庭上见”的，但我并未如她所设想的那般倨傲，我并且向她表示：我很愿意纠正自己只听一面之词便形成看法的缺点。我听到的梁花侬及其梁秀娟的命运，诚然是值得勾勒与咏叹的，但不应当在一旦对她们生出了油然的同情之后，便将在她们命运轨迹中与之撞击的其他的人和事，依同她们的亲疏恩怨简单地加以褒扬贬抑。
我想，梁家自有梁家的私人照相簿，她也自有她的私人照相簿。每一家、每个人的私人照相簿，都是这一家、这个人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天然辩护书。这世界原不是为一家人、一个人而存在的。
通过交谈，她气消了，并且还从她的私人照相簿里，取来一些照片给我看。我从那些照片里，感受到了一种与梁家歌哭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人生滋味。
我本来也想通过一组照片，透视一下马寒冰生前死后的遭际，但他的同辈人之间对他的情感有那么大的反差，而一些微妙的环节又只可意会不便言传，我自愧缺乏足够的穿透力与辨析力，便只好放弃这一打算，而祝祷他那终于获称同志的亡灵得到深深的安息。但是在经眼的照片中，有一张摄于延安边区招待所大院的（图58），我觉得实在值得向读者们展示。当时贺龙同志组织了九个剧团在延安汇演，这是汇演后的合影。读者或许看不清这张刊出的照片中那一张张的面孔，但他们那一律化的棉衣棉裤棉帽，构成着具有特殊意味的群体，当能给我们的视觉一种有力的冲击，而这一队人所展示的三面锦旗，则更饱含着那一时代的气氛，我们可以从照片左侧的锦旗上看到这样八个字：
群众形式阶级内容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文艺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最近的文学期刊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的标题，如同当年那面锦旗上的句子一般明快而热烈：
意识流文学的东方化过程
从一体到多元
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很多很多。也许这种联想有助于使我们更加理解眼下种种观念冲突的深层缘由，并且可以预见到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这种冲突的难以平息。
我只取用了她所提供的这样一张照片，而没有为马寒冰，也没有为她专门来写一篇“私人照相簿”，除了前面议及的原因外，也实在是因为我搞这个专栏，并非是要一篇篇地搞人物传记。
我接到了为数不多的读者来信，其中却有近一半是责怪我“滥用材料”的，他们都劝我用所掌握的照片及材料，去写中篇或长篇小说。有的来信还具体而深刻地指导我说，不要回避所涉及的几方面人物的各类情愫，以及他们之间那永不能相互原谅的超出一般恩怨的人性差异，并且还应当在揭示出这撕裂人心的一切之后，偏又去证明他们双方存在于世的各有道理。
我感谢这些关注我写作的朋友。
中篇和长篇小说，我或许还会写的吧。然而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寂寞于似乎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我写这《私人照相簿》的内心驱动力。
有的朋友读了《私人照相簿》头两篇，以为我是想“抖搂家底儿”，也走入了为自己以及自己家族立传的“自传体文学”行列。有的读者读了《伶人传奇》和《名门之后》两篇，又以为我不过是想搞一点名人望族的文史资料。这也难怪，我的尝试才刚刚开始。
最近一个时期，我内心里涌动着比以往更多的苦闷与痛苦。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生活·人的理解其实都还远远不够，而且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和把握也亟需再一次加以调整。我想知道一切方面的真相。我想超越一般的真实而达于逼真。并且我还企图把许多原本似乎是该由作者用文字去做的事——比如构架一个完整的故事，提供饶有兴味的细节，营造意象或刻意含蓄，等等——都转让读者去用想象力顺势完成。我提供满满当当的信息，第二信号系统（文字）的与第一信号系统（直观照片）的信息交汇在一起，构成一种似小说非小说，似报告文学非报告文学，似散文非散文，似杂谈非杂谈的东西。我很感谢《收获》的编者，他们竟肯于牺牲宝贵的篇幅，来容纳我所生出的这一“怪胎”。
我觉得私人照相簿真是一个富矿。
正如我热爱每一片绿叶一样，我尊重每一位公民的私人照相簿。
在我开辟这个专栏以后，有为数不多的读者给我送来或请我去翻阅了他们的私人照相簿。我从他们的私人照相簿中不仅看到了独特的人生，也看到了比人生更恢宏的世道，乃至比世道更幽远的天道。
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考察私人照相簿里的照片。比如说，在人们的私人照相簿中，常留存着主人业已忘却姓名的不知所终的远亲疏友的旧照。这些照片象征着人与人命运的多层次网络式交叉。这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特的考察角度。再比如，当人们在公众场合留影时，摄得的照片上常有拍照者绝不想让其留存，却又无法在现场排除的陌生人的种种面影和身姿，有的还成组地出现，并由于拍照者构图技巧的欠缺与把握时机的不慎，那些多余的人还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这就无形中为我们提供了那一时代那一时期那一场合那一茬人的社会生态资料，也很值得专门研究。
现在我们来看一批从私人照相簿中发现的不以表现人物为主或干脆不表现人物的旧照片。
在世界摄影发展史上，从人像摄影发展到自觉的风光摄影，经历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世界上公认的头一位风光摄影家是英国人怀特，他从一八五〇年左右开始有意识地把照相机镜头从人物对象身上摆脱开，而去对准他认为是有意味的风光。
直到今天，至少在中国，私人照相簿拥有者大都还不怎么舍得拍摄空镜头的风光，因此在绝大多数的私人照相簿中，常常充斥着由人物塞满画面的构图雷同的照片。但毕竟也还有，一些私人照相簿拥有者或偶然或有意地拍摄了若干突出风光景物的照片，并一直珍藏在了他们的私人照相簿中，这实际构成了社会的一笔潜在的文化财富，其价值与成像的早晚、时间的流逝恰成正比。
首先，我们来看这样一张照片（图59）：照片上的两位绅士连照片收藏者也不知系何许人也。但这张摄于一九三一年的照片却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了那时候浙江奉化县溪口长途汽车站的面貌。另一张摄于同一年代的照片（图60）从另一角度展示了一个更完全的场景。照片上的那一家人后来在人生的长途汽车上遭际如何，同样不为照片收藏者所知。
这两张半个世纪前的长途公共汽车站的照片，当年拍摄者或许仅出于对具体场景的偶然兴致，在今天看来，却已具有研究中国公共交通史、汽车发展史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参考价值，并且可以作为影视艺术重现当年历史风貌的一个参考。
下面我们再提供两张从私人照相簿中借来的照片（图61、62）。时间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地点是四川成都平原上的驿路。照片上所出现的人力推动的独轮车，由于行进时不断发出叽咕叽咕的刺耳噪音，被称作“鸡公车”。推车的汉子固然不知姓名，安坐于上的太太和少爷究系何人，后来的命运如何，照片收藏者亦一概不知。拥有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四大发明并引以自豪的中华民族，在进入二十世纪很久以后，尚不懂得、不能够在轮子上装配滚珠轴承，这一事实确实令人鼻酸。在上述照片出现的年代里，就四川省而言，长途公共汽车还极其寥寥，即便是中产阶级的人物，来往于两地之间也常常是乘坐这种一路叽咕不停的“鸡公车”。
人们一旦从“照相机是用来给人照相的”这一观念中解放出来，便会一步步拍下这样一些照片：人物与场景并重的；场景为主的；静态场景变为了动态场景；小场景变为了大场景……
下面我们所展示的三张照片（图63、64、65）都展示着一九三四年端午节广西梧州西江中龙舟竞渡的场景。照片出借者告知我，拍摄这些场景的是他的先父，只是一般的摄影爱好者，而非摄影艺术家，所以照片完全缺乏艺术性。但在我看来，这些旧照片却散发着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
关于山城梧州西江七里洲一带的风光，古书中早有记载：绿树挺秀，江树辉映，岛下流水冲溅，波像银珠，浪似雪花，船只如梭。我没有去过梧州，但我能从这几张照片中感受到那里如画的风景、如酒的人情。近年来有青年作家发问：“灿烂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从延续至今的端午龙舟竞渡，我们可以答曰：流到中华民族的血管中去了。今天真能读懂屈夫子《离骚》的老百姓没有几个，但他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道精神，却依旧激动着千千万万普通农夫的心。“风光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人民在龙舟竞渡中如果不能享受到太平盛世，那么他们也总是在这一场合尤其强烈地祈盼着太平盛世。
也许会有读者对这几张龙舟竞渡的照片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与近年来的同样场景何其相似乃尔！事隔半个多世纪之久，当中又有着“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那样的大断裂带，为什么一旦划起龙舟，拍下的照片竟看不出多么明显的时代差别？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何以如此之强悍？这究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组旧北京的照片（图66、67、68），拍摄时间都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之间。照相机的持有者显然是有意识地在拍摄空镜头，但他的技术实在拙劣，构图上的缺陷尤其明显。但即使是这样，这些旧照片仍能引出我们无限的情思。如果说照片上的天安门确实能使我们感受到另一个时代的萧索气氛，那么，照片上的故宫午门和北海琼岛以及白塔，却仿佛就拍摄在昨天。在人类社会的某些大的文明积淀面前——无论是“活”的龙舟竞渡还是“死”的建筑物，我们常常不免感动惊诧：有过那么多信仰和纲领相冲突的历史人物，他们带动或驱使过那么多情绪激昂的民众，在这片大地上演出过那么多威武雄壮或凄厉昏暗的历史场面，但到头来竞渡的龙舟还是那么一种模样，而午门和白塔的剪影也还是那般地冰冷无言。
类似这样的旧照片，我们还可以举出几张。一张是二十年代末济南火车站的场景（图69），一张是三十年代宁波甬江招商局“新江天”客轮在破浪前进（图70），这两张照片会使我们痛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在半个多世纪里推进得实在不能说是尽如人意；还有两张都摄于一九三一年夏天，一张是浙江舟山普陀寺盘陀岩石刻之一角（图71），另一张则是普陀山下千步沙之海潮一瞥（图72），这两张照片却又会使我们痛楚地意识到要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加以改造，该是多么的艰难。但如果仔细注意千步沙海潮的照片，我们又能辨认出海潮中几个弄潮儿的身影，这身影虽是微小的、模糊的，但却能使我们在这些旧照片所引发出的过分沉重的思绪中，渗入一种绝非盲目的乐观与坚韧的自信。
私人照相簿里不仅浓缩着人生，浓缩社会，浓缩历史，也浓缩着大自然——下面便是一组恰好在半个世纪前摄成的长江三峡照片（图73、74、75、76），它使我们的思绪超越出人事，而感叹于造物的伟大。脑际里不禁升起了孟浩然的诗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粱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这诗抒发的是登岘山的感慨。羊公指的是西晋的羊枯，他曾在岘山上发议论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
在博大的宇宙面前不仅感到个人的渺小，人生的不足狂傲，而且领悟到人类的幼稚，以及完善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一辈人、几辈人的坚韧不懈的努力，这种情怀，该是每一个有修养的人所应具有的吧，这或许也是越有修养的人，其私人照相簿中便越可能藏有较多大自然的空镜头照片的缘故吧。
人在出生、成长、衰老、死亡，事在发生、发展、突变、衍化，唯有巍巍高山，滔滔江水，在人生的镜头中依然故我……
然而将前面写的文字重读一遍，并仔细端详了三峡的照片，一个念头却又不禁浮上心头：不是已经拟议在三峡修建水电站了吗？那巨大的水电站建成后，整个三峡的景观不也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吗？那时候人们再从轮船上拍摄周遭的风景，照片上所呈现的江山将会是另一番面貌了吧？
心中不禁怦怦然。
由此我又想到了马寒冰。他生前死后都是一个既有人激赏也有人訾议的人物。说他“左”的人，大概很少去考究他的身世。在一篇悼念他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简单的交代：“寒冰同志曾向我谈到，因为他的出身和经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曾被定为‘派遣特务’，受了不少苦。”那场“抢救运动”对人身心的摧残，近来时有些文章叙及，比如今年第四期的《读书》杂志，其中洪禹同志的文章中有如下的回忆：
……在以康生那本小册子《抢救失足者》为信号的抢救运动中……万万没有想到，一些搞“抢救”的同志，居然对自己的同志搞突然袭击，搞车轮战，搞逼供信。在数九寒天，深更半夜他们把我从被窝里揪起来，冷得我直打颤，但他们说：“你没有问题，为什么吓得发抖？”……一位参与“抢救”的知名作家，竟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在窑洞里拖过来推过去，并且用他的文明棍极不文明地狠打我的脑袋……
被这样狠整过的人，极有可能朝两种方向发展他的心灵，一种是发誓不“左”，一种是宁“左”勿右。然而在难以准确预测和把握的政治风云中，不“左”固然常被视为右倾。宁“左”勿右却也很可能成为早“左”成右。洪禹文章中所提及的那位“左”得对被审查者揪发击头的“知名作家”，后来就恰恰被划成了“右派”。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超出个人荣辱悲欢的社会悲剧与深刻教训。当马寒冰正踌躇满志、整装待发，并且电台已播出了他将率团出国的消息之后，突然得到免除他团长职务、留下整风的通知时，他那波动而至紊乱而至狂乱的心潮，将他的灵魂逼出了躯壳，当是可以理解的事。斯人已逝，我主张宽容与谅解。无论是对付“右”，还是“左”，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活人时，都务请慎重。人不是一种工具。大自然也不是。“我们的任务是向大自然索取”这句格言大可质疑。我们既要学会更好地和“异己”的人相处，也要学会更好地和“异己”的大自然相处。
我们当然不赞同在组织的哪怕是过偏过粗的处置下便赌气自杀的行为，但无论是人，是大自然，都呼唤着我们对他们更加尊重，更加爱惜，更加理解也更加谅解。
学会顺乎人情，学会顺应自然。即使是闲暇时翻看私人照相簿，我们也可以领悟到许许多多的哲理，不是吗？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于北京劲松东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