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初秋的一天，台北刚下过一场雨。住在板桥大观路一号的梁秀娟女士忙碌了一天，精神有些疲惫。她坐在前厅的沙发椅上，等着丈夫白莲丞先生到前院取报纸回来。

小小的院落里，雨水把花木冲洗得更加翠绿明艳。白先生不经意地走向栅栏门后的信箱，顺手把报纸抽了出来。忽然，一低头之间，他发现地上斜躺着一封信。信封已被地上的雨水浸湿了。他赶忙弯腰拾起了那封信。信是他抽报纸时掉下的呢，还是邮差没有对准信箱口，粗心所致呢？他也顾不得细想，便回到了屋中。

那封信寄自香港，是写给梁秀娟女士的。梁女士不经意地接过信，不经意地撕开了封口，从信封里掉出了一张相片，还有窄窄的一个纸条。梁女士刚朝那相片瞥上一眼，便禁不住全身一震。正在一旁翻报纸的白先生忽然听到一阵悲喜交集的呜咽声，他抬眼一看，夫人已然泪流满面，举着相片的手不住微微抖动。

现在我们将这张相片（图20）公布出来。大陆上的读者们对这类“前排坐、后排站”的“公式化”相片可谓司空见惯。但就是这张相片，引出了海峡那边的满掬热泪与苦苦思念。这张照片也成为一个契机，导致了一个伶人家庭的奇特遇合。

照片上的老太太叫梁花侬。她父亲是晚清在庆乐剧场拉“官中胡琴”的穷艺人。后来潦倒得只能到前台去当个茶房。有一回剧场掌柜的当众奚落他“穷得叮当响”，他便直起腰，自豪地说：“我家有三男二女，赛过无价之宝！”掌柜的是个“绝户”，顿时语塞。梁花侬其实并非这位穷琴师亲生，她是老爷子从瓦砾堆里捡回家中来的。后来，梁家的三个男孩都送往富连成科班学戏，两个女孩都送到了崇雅坤社。梁花侬刚人科时学老旦，后又改丑行。她比较拿手的剧目有旗装戏《送亲演礼》（戴眼镜和“仔儿表”）、《探亲家》、《盗魂铃》、《五花洞》等。

在照相术传入中国以后，京剧艺人是最早接受这一新鲜事物的。“同光十三绝”之一的谭鑫培不仅照了大量的便装照和戏装照，他还挺身成了中国最早的电影演员——一九〇五年琉璃厂丰泰照相馆为他拍摄了《定军山》中的舞刀动作，后来这部“活动照相”还曾在当年大观楼戏院公映过。现在也已进入晚年的名净袁世海在他的回忆录《艺海无涯》中特别提到：“我常去的照相馆是大李纱帽胡同容丽照相馆和廊房头条的荣丰照相馆……我每逢年假，都去将演过的角色照下来作为纪念，将一些喜欢而又没演过的角色也勾上脸，穿好衣服，随心所欲的摆个姿势拍下来。我感到这其中有着无限乐趣。”什么乐趣？他没有细说。其实拍照和玩赏照片，特别是化妆拍照和对着梦境般的照片遐想，这里面很有值得挖掘的社会学、心理学的内容。

梁花侬所专攻的女丑一行，成功者寥寥。与她同时代有个艺名“一斗丑”的女丑，算是最叫得响的了，但时过境迁，并未能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那样获得永久的声誉。因此梁花侬很早便将心血倾注到子女身上，尤其是倾注到女儿梁秀娟身上。她在从小培养梁秀娟成为一个优秀的青衣兼花旦的同时，也就不断地领她去拍照。

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二张照片便是梁花侬领着梁秀娟到当年北京前门外观音寺红中摄影社所摄的便装照（图21）。那大约是民国十九年，秀娟刚刚十一岁。她已由李玉龙老师开蒙，学会了青衣戏《朱砂痣》、《奇双会》；又由张彩林老师开蒙，学会了花旦戏《鸿鸾禧》、《铁弓缘》；该年农历五月十八关圣爷诞辰，她在关帝庙容纳千人的大礼堂中，酬神演出了《朱砂痣》，这是她生平头一回登台演出。不消说这张照片对她有着重大的纪念意义。不知如今台北大观路住宅中她的私人照相簿，还有没有这张能唤起她无限回忆的照片？

在《私人照相簿》的头篇《影子大叔》发表后，我便接到读者来信，建议今后这个栏目里尽量多登照片，减少文字，“因为一组连续性的照片，只要编排得宜，足能勾勒出令人品味的人生，并富于文学意味”。我是极乐于接受并履行他的建议的。但落实起来的确难乎其难。前些天我儿子整天唉声叹气，急得团团转。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搞到今年发行的“虎票”。自一九八〇年起，邮电部开始逐年发行“生肖票”，自该年的“庚申猴”起，到如今已发行了“辛酉鸡”、“壬戌狗”、“癸亥猪”、“甲子鼠”、“乙丑牛”和“丙寅虎”。要坚持攒到一九九一年，历经十二年，方能将一套“生肖票”攒全。难度真够大的。没有耐性，兴趣转移，固然不可能攒全这套邮票；就是有心搜集而一时错过机会，也很可能不成系列。集邮如此，集照片也是如此。多少父母立下誓愿，每年生日一定要为自己的宝宝拍下一张纪念照，但能坚持到十五六岁的实在不多，因为即使是在最太平的年月里，人事也常有不可捉摸之处，最善良的愿望也可能烟消于匆促忙乱之中。更不消说还有战乱和社会动荡，使人们对本已积攒成系列的照片实行自我淘汰，或被外力全数毁灭。

言归正传。上述梁秀娟在红中摄影社所摄的相片，大体上还是“梁家有女初养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味道，后来的相片，却都浸透着另外的人生滋味了。这里展示给读者的第三张照片，大约是梁秀娟十三岁时饰演《拾玉镯》中之孙玉姣的戏装照（图22）。

请注意她脚下踩着跷。所谓“跷”就是假的小脚（“硬跷”用木头制成，“软跷”用布纳成），当年科班里训练花旦、武旦、刀马旦，踩跷是重要的一课。梅兰芳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回忆说：“我记得幼年练功……冬天在冰地里，踩着跷，打把子，跑圆场，起先一不留神，就摔跤。可是踩着跷在冰上跑惯，不踩跷到了台上，就觉得轻松容易，凡事必须先难后易，方能苦尽甘来。”踩跷作为一种基本功的训练方式似乎好处颇多，但随着时代审美趣味的变化，女人的小脚不仅不成其为美，反成了惹人恶心的丑之最，踩跷在舞台演出中也便日趋减少。梅先生告诉我们：“我家从先祖起就首倡花旦不踩跷，改穿彩鞋。我父亲演花旦戏，也不踩跷。到了我这一辈，虽然练习过有二三年的跷功，我在台上可始终没有踩跷表演过的。”但踩跷在舞台上的完全绝迹，那已是五十年代后期的事。梁秀娟当年学戏和登台时都还要踩跷。如果今年已经六十七岁的梁秀娟能看到我们印在这里的半个多世纪前她自己的戏装照，想必无数的往事会涌回她的心头。她也许会为自己那永驻于红氍毹上的烂漫青春而无限神往；但同时她也可能不禁为加诸一个十三岁女孩身上的近乎残酷的训练而扼腕叹息。当年母亲让她在泼水成冰的院子里踩跷，一踩就是一整天！而母亲所请来的名武旦“九阵风”阎岚秋，把手教她时也是容不得她丝毫懈怠的，为掌握《梁红玉》中的击鼓技巧，阎老师硬是天天让她来回来去地击鼓，直敲得她手腕子肿得通红，敲出半年开外，这才点头承认她敲得上谱。

一九三三年，梁花侬自组了梁剧团，成员有五十多人，秀娟是旦角台柱。梁剧团首演于华乐戏院，秀娟贴出《盘丝洞》和全本《金山寺》。在保留至今的一张《盘丝洞》戏装照（图23）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仅只十四五岁的女伶面容上已失去了天真和稚气，在“一赶二”乃至“一赶三”的走马灯式的职业演出生涯中，她已开始尝到人生那更艰辛更复杂的滋味。

一九三四年，梁秀娟十五岁时为“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正式收为徒弟，我们从第五张戏装照上看到了尚派名剧《汉明妃》中的王昭君形象（图24）。

秀娟的这张留影，是否颇得尚先生之神韵呢？这以后的三年是梁秀娟舞台生涯的黄金时期。她戏路很广。除演旦角外，她还随丁永利学会了昆曲武生戏《林冲夜奔》，据说她饰演的林冲不仅英气逼人、嗓音嘹亮，而且其中的飞脚、片腿、大卧鱼三个身段能够一气呵成，引得台下戏迷们连连喝彩。一九三五年她以十六岁的芳龄在上海黄金大戏院作新春公演，从正月初一开始，连演两个月，名老生麒麟童（周信芳）竟甘心挂二牌陪她同台演出。但梁秀娟在舞台上的黄金时期是短暂的。世上绝大多数人在事业上的黄金时期都是短暂的。一九三八年她十九岁时嫁给了一家洋行的经理白莲丞。婚前她在长安大戏院贴演了《汉明妃》和全本《玉堂春》，观众哪里知道，这实际上便是她的告别演出。

人在一生中总有自己的秘密。而个人秘密之中，往往也融解着所处时代、所处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习尚等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一九八三年，六十四岁的梁秀娟在台北编写出版了印制十分精美的《手眼身法步——国剧旦角基本动作》一书，书中有一千余幅清晰生动的相片和数目大体相同的示意图，售价昂至每册四十美元。像如此详尽、精美的京剧基本功分解记录的科研、教学资料，大陆上尚未见出版。该书并附有她本人的《戏剧生活年表》，该年表称：“民国廿八年，二十岁，白先生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秀娟一度受累，和婆婆被抓进北平宪兵机关，在牢里禁闭讯问了四个多月。获释后，为转移日方对秀娟行踪的注意，梁母花侬二度重组梁剧团，先在北平哈尔飞戏院作复出公演，旋用赴河南演出为由，在剧团掩护下，避开日人监视，中途在徐州下车，由两位包头师傅护送，起早回到后方夫家，才算脱险。民国廿九年，二十一岁，长子其麟出生于太原市。民国卅年，二十二岁，秋天，白先生一位李姓同志因公殉难，留下弱妻幼子孤苦无依，秀娟在西安特别为其义演三天，贴出的剧目有《大劈棺》、《花田八错》、《春香闹学》、《梁红玉》，都是重做工的戏，是因这时秀娟已久惯家居生活，突然要唱，才发现嗓子已经没了……”以下的年表中再无营业性演出的记载。从年表中我们继续得知，梁秀娟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才从西安回到北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东四牌楼前临时辟的飞机跑道，只身登上飞往南京的军机”，一九四九年先从南京到上海，然后又从上海飞抵台湾“与白先生相聚，定居台北”，后在一九五六年（当时她已三十七岁）到“国立艺专”开始了戏曲教学生涯，两年后任该校国剧科主任，一九六二年后又应聘于“中国文化学院”，一九七二年五十三岁时收如今已蜚声台岛的郭小庄为徒，一九七五年后应华冈艺术学校之聘，担任国剧科主任至今。

但是，我们在一册出版于一九四二年的《立言画刊》中，却可以看到如下的报导：

梁秀娟三部曲：嫁人离婚唱戏

重拾歌衫始末记

坤伶群中又添一支生力军！

·神算子·念良人不禁黯然

……花侬还是那么有丈夫气，不过头发已经有些白了！

……秀娟虽然她是曾经沧桑的少妇，可是她还像以往那么美……

“离婚”这是一件多么怕人的事，何况他们夫妇之间，已有一个爱的结晶，提起往事，她有些黯然失色，昔日的良人，如今二人天各一方，势同陌路，这是人间惨事，她一定感觉到往事难重述的滋味了。

她时常泪沾衣襟

秀娟的那个孩子小名“狗小”，今年已经三岁，轮廓长得特别像他娘，花侬对于她这个外孙较比疼自己的姑娘还疼爱，她有话，这是秀娟的命根子，秀娟二次唱戏为谁？不是为她这个孩子吗？……“狗小”已经很伶俐的能说会道了！他时常问秀娟：“娘，我爸爸上哪去了？！我找他！”这是一句多么让秀娟难过的话！……为孩子问这话，秀娟勾起往事，她时常泪沾衣襟呢！

将与吴、童一争短长

贾家胡同路东一座红门里，时常能听见鼓板齐奏，引吭高歌：“二八的小佳人懒梳妆……”一类圆润的声调，那是秀娟在溜嗓子呢！由秀娟此点见来，她未来是有唱《戏迷传》、《溪皇庄》一类戏的可能了，秀娟此戏一出，理想中一定会高于吴素秋、童芷苓两位“棉花姑娘”的。梁家母女娘几个这么在戏班找出路，自是中兴可望了！

无聊记者披露的这些仅供当年看客消遣消闲的情况，在梁秀娟晚年自撰的《戏剧生活年表》中竟避讳得不见丝毫痕迹。当然也不能“天衣无缝”，《年表》中从“民国卅年”一条（前面已引）直接跳到了“民国卅三年，二十五岁，次子其龙出世于西安”，其间明显地留下了空白。之所以避讳，恐怕主要还不是有一段婚变史，而是因为在敌伪治下的北平登了台。其实作为唱戏糊口的普通伶人，这也实在算不上什么问题。同一期的《立言画刊》上，便有马连良《借东风》的剧照，尚小云亲自编导《一粒金丹》的消息，以及“侯玉兰首演别姬”、“谭元寿改文武老生”之类的“花絮”。最近我读了袁世海的《艺海无涯》，更深知当年一般伶人在铁蹄下谋生的酸辛。在国难中，梅兰芳先生“蓄发明志”，程砚秋先生“躬耕农圃”，固然是他们高风亮节的体现，但他们的名望和积蓄达到了一定程度，恐怕也是功德得以圆满的保障之一。梁秀娟女士这样编撰自己的《年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如我自己，在为出版社之类的部门撰写自己的“小传”时，不是也常将我在“文革”后期发表过作品（自然是打上当时政治烙印的）这一点，加以避讳吗？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心理，还是整个人类都有的弱点？——总是在事过之后避讳自己的缺点与错误，隐匿或销毁自己以往的某些照片、日记与信件，即使是晚年写自传，也尽可能不仅“为贤者讳”还为自己讳，甚而在明知是错了之后，还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对的，一直发展到强行改变是非标准，以满足自己“一贯正确”的心理欲望。我隐约感到这便是世上许多罪恶的根源之一。我想到这里才突然意识到，卢梭撰写《忏悔录》是为人类开创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先例！

扯得远了。现在还是让我们来看另外的两张照片。第六张照片是梁秀娟六十岁时的便装照（图25）。

届时她尚能登台与徒弟郭小庄同台合演《小放牛》，反串牧童。第二年她所著《国剧表演艺术论》一书出版。又过了两年，她编著的《手眼身法步》问世。她为该书拍摄了若干张正式的戏装照（书中大量插图系只穿练功服的动作表情示范照），现在我们印出的第七张照片（图26）即其中之一，这是刀马旦的形象，如《擂鼓战金山》中的梁红玉、《穆柯寨》中的穆桂英等，都可做这样的扮相。把这两张相片同她半个世纪以前的相片相比，我们该觉得人生真是步履匆匆，同时又不免会觉得人生中总有某种东西是恒定的吧？

同女儿梁秀娟相比，母亲梁花侬的经历更富于戏剧性。这大约也同梁花侬的性格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性格即命运。从本文所附的头一张相片上即可看出，梁花侬生就一副男相，她也确实有鲁男子之风。她敢于把只知道抽大烟的檀姓丈夫扫地出门。她很早便挑起了维持一大家子人生计的重担。她的钱来得快也花得快。在经营梁剧团并获得成功的时期，有一天她家的黄狗对着房上吠个不停，她觉察出房顶上躲着个贼，但她不动声色。傍晚时她在贼下房的必经之地支起了两块瓦，在支成三角形的空隙中搁了五十个“袁大头”。第二天天亮，那五十个“袁大头”不见了，狗也不叫了。两年后，忽然有一位“口外客”来访，挑了许多的口蘑、猴头等土产来，原来那便是当年隐匿房上的贼人，他自称用那笔钱作本钱，走正道做生意，发小财了，特来拜谢。梁花侬豪爽地向他一抱拳：“君子施恩不图报！”坚决不收他带来的东西。她积极参加“梨园公谊会”的赈济同行活动，每当来募捐时，她总是问：“梅老板（梅兰芳）捐多少？”人家说多少，她就掏多少。唱老生的石惠宝晚年没嗓子了，哪个戏班也不要他，梁花侬便把他接到家里来白住着，石惠宝没事便画兰花解闷，一时间梁家到处挂满了墨兰。因为搞剧园演堂会，她自然也认识了一些达官贵人。她多次利用这种关系为关进牢里的人说情。解放前夕，她把一名共产党死刑犯从警备司令部保出来，用汽车将他和他妻子送出了西直门，再由地下党用大车接往了西山。她只是觉得自己应当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其实并无什么政治意识。抗战胜利后东北流亡学生对国民党政策不满，砸了北平市参议会，遭到军警镇压。梁花侬闻讯自动跑到医院去看望挨打受伤的学生，为他们包下医药费，后来又让他们按组织到家里领钱买粮食买衣服，并为十二三个住在城根窝棚里的东北青年提供了路费，供他们去投靠八路军。其中也不乏借机来占便宜的品质恶劣的本地青年，但即使发现了，梁花侬也只是一笑了之。这件事做下来，她经济上捅了个大窟窿，不得不卖掉一处房产，但她依旧风风火火地东奔西走，到处去大管闲事。解放初她依然还很富裕，一天她跑进国营皮货商店去买皮衣，忽然有人招呼她，她扭头一看，那人好生面熟，但想不出究竟在哪里见过。经那人自述，她才认出原来便是由她保释出来的那位“死刑犯”，人家已然当上北京市第一任皮毛公司的经理了。经理要自己掏腰包送她一件皮衣，她乐呵呵地拒绝了。她为自己行了善而高兴，却并不懂得为共产党保存了一名干部的重要意义。

对从旧社会过来的一大批戏曲艺人，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是共产党在接管政权后遇到的问题之一。一九四八年，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但贺龙、王震两位将军已经找到了梁花侬，请她为西北野战军培养京剧演员。当时许多共产党领导干部对具有独立人格的旧艺人都很尊重，并着意吸引他们来为新的观众服务，特别是为急需慰劳的人民解放军服务，至于演出的剧目，他们并不那么苛求，***同志一进城就发表意见说：不要急于改造旧戏，一出《四郎探母》唱了那么多年，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唱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梅兰芳先生一九五〇年到朝鲜前线为志愿军演出《贵妃醉酒》，谁也不以为怪，更无人指责他是用“四旧”腐蚀官兵。

梁花侬应承了贺、王两位将军的托付后，兴高采烈地经营起“西北戏校”来，校址就在北长街她自己的房产中，当院搭了个大席棚，有篮球场那么大，供学员们练功排戏使用。她自任校长，聘请著名的红生李洪春任副校长。教员请到了刘砚芳、陈丽芳、孙盛文、贾多才等人，先后招进了一百多学员，其中不少学员是第二回坐科。

虽说当时的北京城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但梁花侬这么明火执仗地为共产党解放军办戏校，倒也没怎么遭到干扰。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后，“西北戏校”正式编入了部队。现在我们来看一张饶有趣味的相片（图27）——梁花侬与她的同事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服，梁花侬胸前还别着一枚具有时代特色的纪念章，她的脸上，呈现着既自豪又矜持的那么一种微妙神色。

一九五〇年，“西北戏校”的第一批学员，包括梁花侬的儿子梁先庆（梁秀娟之兄）、外孙子白其麟（梁秀娟之长子，即“狗小”），随贺龙的部队去了重庆。第二批学员，则由梁花侬亲自带队，奔赴了王震部队所在的新疆。临行前梁花侬变卖了自己所有的房产和财物，一路上她毫不吝惜，随走随花。当时火车不通，长途汽车也得分段乘坐，有时还必须搭乘马车或列队步行。越往西北走越感觉寒冷。梁花侬走到半路便给每个学生添置被褥，来接他们的人员对她说：“供给制里可没这一份啊！”她甩着大嗓门宣布：“我包了！不能让孩子们白冻着！”好不容易走拢乌鲁木齐，当时部队文工团处于初创阶段，经费不足，梁花侬就拿出自己的钱给团里买了三轮车和发电机。

但是随后便爆发了梁花侬和一位领导之间的矛盾。矛盾还日趋尖锐。

那位领导看不惯梁花侬。确实也难以看惯。梁花侬依旧是往昔那种班主作风。十几二十岁的学员们闹上了想家的相思病，一个传染一个，团里的政委给他们训话，批评他们不能全心全意地干革命，梁花侬却粗鲁地说：“你讲这些个有什么用？只要咱们像亲爹亲妈一样照看好他们，就能让他们不想家！”她自作主张在文工团剧场的门口搞了个小卖部，自制煮果冻出售，赚来的钱用以补贴学员们的伙食；作为团长，财务干部向她请示时，她就用手指头上戴的一只有玉石刻花戒面的金戒指代替印章，在印泥上一戳再往单据上一盖。诸如此类的行为作风，那位领导听到耳里，看到眼里，怎能不由反感而义愤，由义愤而生出与之斗争之心呢？

梁花侬也看不上那位领导，她想贺将军、王将军咱们都是见过的，是他们把“孩子们”托付给自己照看教导的，他们搁下话便放心地让我去干，哪里像这位首长这么蝎蝎螫螫、小肚鸡肠？嘿，你来这一套老娘还真个地不尿你！有了这些个想法，她和那位领导之间的冲撞自然更其频繁。

“三反”、“五反”运动来了。政治运动的得以开展，除了其本身固有的理论上的推动力外，某些人物想借此机会将自己厌恶的东西搞倒，也是助推力之一。梁花侬被宣布为“老虎”，喝令她交代。她一气之下喝了一大缸红汞水，但并未能结束生命，反闹下了个“抗拒运动”的罪名，罪上加罪，她的前途变得空前的黯淡。

但是事态并未按照某些惯常的模式朝下发展。梁花侬的“贪污罪”定不下来。她这人你说她达观开朗也行，说她没心没肺也行，反正一结束隔离状态，她便又在学员们面前手舞足蹈地教起戏来。那位领导你说他心胸狭隘也行，说他心眼太实也行，一九五六年***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怎么也理解不了，于是他与别人联名写文章公开发表，以苦谏的用心希望别搞“双百”。结果，他却在复杂的情况下，自杀身亡了。

那位领导的自杀身亡，给了梁花侬一个强刺激。以她的政治头脑和分析能力，很难弄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当各种座谈会向她发出邀请，当各种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想法怂恿她发言时，她却一反常态地沉默了下来。因为在那一时期的任何发言记录上也找不到她的片言只语，所以尽管有的人以为她是个天生的“右派”，却终究没有在反右运动中给她戴上“右派”帽子。

梁花侬的沦落是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当地部队若干据说与彭**有关系的干部挨了批，梁花侬也捎带着算为一个“右倾分子”，排于最末。她被判处“两年机关管制”，降下两级工资。这时梁花侬的积蓄已所存无几。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她与团里的其他教员、学员一样，每人都足足瘦下了一圈。她女儿梁秀娟和女婿白莲丞住在台北的事越来越成为一团阴影，罩在了她的头上。她被认定为“特嫌”。但她依旧兴致勃勃地教着戏。直到一九六三年，她才退休回到北京。一九五〇年她离京时将北长街三十号的二十八间房子全部卖掉了，因此十三年后回到北京时只好先同三女儿一家合住于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中，后来又搬去与外孙白其麟合住，白其麟当时已经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在一个区级京剧团里当丑角演员。

不久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连梅兰芳的遗孀和子女都受到了凌辱，梁花侬及其亲属的处境可想而知。在粉房琉璃街的小小住房中，梁花侬与外孙白其麟相依为命。每到晚上，在幽暗的灯光下，梁花侬便娓娓地对着外孙忆旧。她的记忆仿佛是一面筛子，专筛出那些足以唤起自尊和快乐的事物。她不止一次重复地讲到关于那两盆宝石花的故事。白其麟依稀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大条案上，与掸瓶、帽筒同样对称地摆着两盆宝石花，在珊瑚做成的枝干上，用翡翠宝石镶出了若干花朵，那很可能是从皇宫或王府里流散出来的摆设。梁花侬告诉外孙，两盆宝石花实际上是两条人命。四十多年前她带戏班到沈阳演出，两个死刑犯的家属跑来跪着求她，让她到大帅府找少帅（***）求情。于是她抻抻衣襟，跺跺脚，便去闯了大帅府，居然说动了***，放出了那两个死刑犯。得救的家庭给她送来了这两盆宝石花。她开头死活不收，后来人家说：“好歹是两条命，你留着当个吉利。”她才收下了。这故事的前半段，她讲的时候声量比较小，措辞上也常犹豫，但讲到下半段，她的声量就放大了，节奏也加快，流利而生动。她说解放后她将那两盆宝石花带到了新疆，摆在她的办公室里，王震司令员待她很好，在办公室看见了那两盆宝石花，还夸赞过。后来苏联来了个代表团，她强调是“斯大林派来的”，王震司令员亲自主持接待，她也参加了。双方十分友好。临分手的时候，王震司令员觉得原来准备的礼物不怎么丰厚，她便主动提出来，将她那两盆宝石花，作为王震司令员所辖部队的礼物，送给苏联朋友。王震司令员一听觉得很好，于是那两盆宝石花便被搬到了苏联人面前。那群苏联人一见，眼睁得滴溜溜圆，嘴张得茶杯般大，末了团长搓搓手，咽咽气，激动万分地说：“这礼物太珍贵了！我们这个代表团无权保留，带回去我们就转交给博物馆……”

这类美好的回忆，使梁花侬每晚入睡前能达到心理平衡。但一到白天，其麟去单位参加“斗、批、改”了，她一个人留在家中时，便烦躁忧闷不堪。一九七二年以后，她便利用白天的时间写申诉材料，这些申诉材料有的后来并没有投寄出去，但铺开纸写下些自己想说的话，同样也是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她总是在其麟回家以前将纸笔收藏起来。同其麟吃过晚饭以后，她又变得乐观而活泼。她的心理状态就这样在一天里经历着一冬和一春。其麟在好几年以后才看到了她写下的一厚摞材料，其中许多段落很能说明她的心态，并且颇具政治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的参考价值，如：

……我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参加工作，西北办事处在我家成立，我有问题能这样做吗？后王司令员也来我家叫我办剧团，我用自己的名子（字）招教职员，办剧团经费不够，就把我的房子、家具卖了办剧团，共卖两万三千多元，给新江（疆）买戏箱，三轮车，电料，招生，路费，从此我北京连家都没有了！请问谁，参加工作带着全部财产？三反时斗争我说我贪于（污）了一万元，把我送到军法处，七个月，请想：我的两万多元在团里，反说贪污了一万元，这是什么账啊？王司令员不在，就搞我，后来还有两年机关管制，说我是反动派管制我，我照样培养学生，排戏……说我特间（嫌），因为我姑爷是国民党，说我认识金必（璧）辉，是因为，姑爷打死一日本大左（佐），现（宪）兵队抓他，每天来我家要人，后经李砚秀的母亲介绍，托金给解决此事，办完了，我便不去了，后来她出事，没我事，也给我扣上了。我女儿梁秀娟在我家请公安局局长，那是为救姓施的一家，施是共产党，如今他死了，儿子侄子还在哪，能给我作证，我不认识那公安局局长去，怎么救人哪？……我在兵团十多年，军及（籍）三年多，差两个月不够十五年，现在算我七年工令（龄），连退休都没资阁（格）办了，我受多少苦也没离开过组织呀……

像梁花侬这样的伶人，细分析她一生的经历遭际，便能看出不管外界环境发生着多么剧烈的变化，他们的意识中总有着一种超越性的比较稳定的东西，那大概便是通过学戏、演戏而无形中凝聚出的一套观念和信念。中国的戏曲，特别是京剧，其中究竟沉淀着儒、道、释及其他文化的哪些因素？倘若我们不用简单地只分为“精华”和“糟粕”两种成分的方法，而用更新颖更精微的分析方法加以透视，大概能有新的发现与领悟吧？我们将不但能据此更理解中国的戏曲和伶人，并且也将能据此理解一大批受传统戏曲影响的观众的心理习惯。

梁花侬进入晚年了。她忽然产生了一个固执的想法，就是她应在结束生命之前见到她的女儿梁秀娟。这仿佛是她为人生应尽的一项义务。白其麟作为梁秀娟的长子当时反倒没有那样一种冲动，因为他觉得姥姥的想法太不现实。但最后白其麟还是秉承姥姥的意志，执笔给国务院办公厅写了封信，万没想到，三个月后有关部门寄回了这样一封信：

梁花侬同志：

你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来信收悉。据悉你女儿梁秀娟现住台北板桥大观路一号。

如你要和她联系，请你直接与其通信。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祖孙二人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托人从香港给梁秀娟试探性地寄去了头一封信，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写着“我们都好”及一行地址的纸条。于是便发生了文章开始时描写的那一幕。

海峡两边的亲人开始了谨慎的通信。粉碎“***”以后，白其麟恢复了演出，他给母亲寄去了自己的剧照，现在我们印出了其中的一帧——是《荀灌娘》中频频惹人捧腹的荀常一角（图28）。要论国剧（京剧）正宗，自当还在大陆。梁秀娟看见儿子不仅身体健康，而且事业上大有发展，心中十分快慰。

一九八〇年秋天，梁花侬获准去台湾与女儿团聚。白其麟的弟弟白其龙背着已近风瘫的姥姥上了飞机，于十月十八日抵达香港。十天后梁花侬抵达台北桃园机场，梁秀娟一头扑进母亲怀中，尾随的新闻记者们你挤我拱地抢拍下了这一镜头。

据说台湾当局迄今为止只批准过两位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老太太进入台湾。梁花侬的抵达台北自然是一桩引人注目的事。立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有人期待着梁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匪暴”，老太太却只是乐乐呵呵地说她很高兴见着了秀娟，“出落得更有气派了”。有记者郑重其事地问她：“您觉得最近大陆那边气候怎么样？”她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说：“我觉着两边气候一个样儿！”记者问的是政治气候，却得到了这么一个朴素的家常式的回答，在场的一些人不禁给逗笑了。她还大声地说她要大陆的那份护照，“我得存着。那是我的证件儿。”她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病逝。她抵达台北和溘然而逝都是十月二十八日，不多不少恰是一年，她的寿数整整是八十。

现在我们来看摄于台北的两张相片。一张是梁秀娟和她的女儿梁小娟（定居美国）依偎在梁花侬身旁（图29）。另一张是目前台湾最红的旦角郭小庄尊敬地搂扶着梁花侬的肩膀（图30）。这两张相片里都有某种超越性的东西，足堪我们玩味。

一九八二年，白其麟去了香港。母亲、妹妹小娟、父亲相继去港与他相见。梁秀娟一把拉过走近自己身边的儿子，上下端详着他，感慨地说：“一见你这模样，就有种安全感！”我们可以从相片上看出母子间的无限深情（图31、32）。世上原有恁是万丈深峡也切割不断的东西！

北京有人说：白其麟怕是不会回来了。他母亲还不得把他带回台湾去吗？但白其麟会见完亲人后按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剧团。他已经长大成人。他家在北京。他的事业也在北京。分住在海峡两边的这个京剧世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但愿有一天，这个故事能出现这样一个高潮：梁秀娟和白其麟母子同台演出，北京和台北的电视台在同一时间向观众播放他们的演出实况。应邀参加演出的还有谁呢？或许有叶少兰，还有郭小庄……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写于北京绿叶居附记：

文章校样排出后，又得到一张照片（图33）。现附于此。在梁秀娟的艺术生涯中，拜丁永利为师学会了昆曲武生戏《林冲夜奔》，是特别令母亲梁花侬和她自己自豪的一页。

注：本章内的照片均系白其麟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