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人有人的命运一样，书也有书的命运。2005年，我到中央电视台10频道去录制了一套《揭秘〈红楼梦〉》的系列节目，又出了两部同名的书，没想到大受欢迎，两本《揭秘》全成了畅销书。我虽然从三十年前就开始出书，但这么多年来，许多书都只是常销书，而非畅销书。《揭秘》是我的书第一次畅销。

《揭秘》畅销了，我自然高兴。现在买书的人，谁能强迫他或她掏钱包呢？畅销，说明受到很多人欢迎，往往也说明有一些人在激烈地反对，畅销总伴随着争论的声音。在2005年的几次签名售书时，我发现，不少来买书的人非常年轻，有一些刚工作不久的白领，有很不少的学生，大学生居多，也有中学生。这些年轻人里，有的过去只模模糊糊地知道，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表过一篇《班主任》，曾经引起过轰动，后来，到八十年代中期，写过一本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至于我还写过些什么，就不清楚了。这很正常。我这么个写作者，能有那么一两部作品，给人们留下点印象，已经是三生有幸了。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就是有一些因为看了《揭秘》，因而对我这个写作者产生了好奇心，想看看我《揭秘》以外的文字。一个写作者，他把作品拿来公开发表，当然希望有人看。有人说我在《揭秘》热销以后，“聪明地”把一些过去的作品拿来再版，语含讥讽。人在世上，被讥讽，乃至被“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其实，更聪明的是出版者。或者说，是市场那只无形的手。那只手，按我看，也无所谓聪明不聪明，有买方，才会有卖方，没有“聪明地”购书的消费者，我这样的写作者无论怎么聪明，也无法左右书的出版与发行。

我不放弃这样的一个时机，就是当有数量不算少的读者，想看看我除了《揭秘》究竟还写过些什么东西，那么，好，我就挑出自己觉得最值得向这样的好奇者奉献的作品，来交付出版者再版。当然，也许，还有些过去阅读过我这些作品的人士，他们喜欢过，甚至保留着旧版书，那么，他们如果心中仍保持着一份对我的善意与赞赏，看到这个新版本出现，也会替我高兴的。

这本《私人照相簿》，是我自己珍爱的心灵结晶。这些篇什，最早作为专栏文章，在1986年和1987年的《收获》杂志上连载。现在的出版物，可以说是“无书不图”，或者叫作“无图不成书”，而在1986年那个时候，像我写《私人照相簿》那样，文章里有那么多照片，而且那些照片又并非一般的“插图”，照片内容与正文叙述之间的关系，绝非“看图识字”，而是文与图、图与文互相补充，交融成一个独特精致的文本，那种做法，是非常出格的，从肯定的角度说，是一种文本创新，从否定的角度说，则是违反规范，“你这究竟算什么？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也不像报告文学，你搞些什么名堂？”

说实在的，当时我那么写，并不是刻意要搞什么文本创新，只是在构思和创作时，觉得非采取那样的“四不像”形式，不足以挥洒出我胸中的块垒。

我从涉世以来到如今，总是遇到“资格问题”和“规范问题”。我在高中时本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但在1957年时，有一天中午在教室吃饭——那时候我从家里带中饭到学校，学校负责蒸热，中午取来，在教室里和别的带饭的同学一起边吃边聊——不知怎么个话头引起，我眉飞色舞地说起吴祖光先生编剧的《风雪夜归人》，那一年春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刚推出了那台戏，我看了觉得非常之好，正当我大赞那出戏时，有同学正告我：“吴祖光是大右派！”我那时才17岁，根本不懂政治，当然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动派”，但不怎么相信吴先生会是“反动派”，据说——这是直到上世纪末，当年的班长才在老同学聚会时告诉我的，我自己完全没有记忆——当时我竟然对那位同学说：“要是吴祖光是右派，我也当右派！”结果，这个言论被汇报上去，并记录在了档案材料中，到高考的时候，虽然我的考分并不低，但有那份材料，而且据说操行评语上还写有“建议不予录取”的字样，就造成了那样的结果：开头，任何大学都不要，后来，师范类院校招不满，才又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我此后再没有更高的学历，至今我在学历一栏填写的，仍是“大专”两个很不“硬气”的字样。《揭秘》在cctv-10录制播出后，有人对我的抨击就是“师专毕业的人也有资格上《百家讲坛》吗？”

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自然是分配到中学教书，“他不就是个中学教员吗？”尽管社会现在强调尊敬老师，包括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老师，但是，这样身份的人士如果参与更广泛的社会活动，往往还是被人质疑其“资格”。

资格？我不反对以学历、职称等来衡量一个人在某些领域里的参与资格，但是，那应该不是一种不可以逾越的标准。自从高考被人暗算栽了筋斗失却了过硬的“资格标签”，我就发誓要凭借发奋自学，挖掘发挥自己内在的潜能，闯出一条迈向社会最广阔处的通道。现在，我可以说，我实现了自我。

人是生而平等的。这是我的“资格信条”。

自学可以成材。这也是我的“资格信条”。

凭本事吃饭。这更是我的“资格信念”。

以创新的能力、感召力、吸引力，而不是地位、头衔和特权去获取社会承认。这是我永远不会更变的“资格信念”。

1988年，香港《大公报》举行报庆活动，邀请我参加，那时我是《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同时被邀请的人士中有原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和他的夫人肖岩，而肖岩“文革”前一直担任北京师范专科学校的校长。她见到我，不禁说出了这样一句话：“鸡窝里飞出了凤凰来！”这是她对我的资格的一种评价。

我在那前后也已经与吴祖光、新凤霞两位前辈伉俪有了交往，后来吴先生听我告诉他，我曾因为激赏他的《风雪夜归人》而遭遇人生中一次坎坷，喟叹良久。

自1977年发表出短篇小说《班主任》，我的人生越来越富于戏剧性，福祸相倚，荣辱交替，有想得到的事果然发生，更有想不到的事情忽然降临。

《私人照相簿》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中，1987年2月我因一场“舌苔事件”而被停职检查。这样的人的文章，还能继续发表吗？又是资格问题。《收获》却坚持接受和发表我稿件，直到我又戏剧性地复职——我又一次使用了“戏剧性”这个字眼，那的确很有“戏剧性”，我不但复职，而且还立即获准到美国访问，那是1987年秋天，我应邀到美国一系列最有名的大学演讲，其中包括哈佛、耶鲁、史坦福、哥伦比亚、伯克利、康奈尔、麻省理工……我演讲时底气很足，资格？他们邀请我，我当然有资格。

2000年，我接受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邀请，到英国讲了两场《红楼梦》。至少，英国的邀请方认为我有那样的资格。

但是，资格问题仍然会朝我袭来。我的内心是脆弱的。我深深地意识到，有时候，看起来遭遇到的是资格问题，甚至只是资料问题，技术性问题，但其实，所遭遇到的，是人性，而且并非人性中的善意和宽容，乃是人性中某些最阴暗和诡谲的东西，原来觉得法国那个萨特说“他人是我的地狱”，属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现在才憬悟，那表达的是“人要不死语必惊人”的生存欲望。

人要自信。要尽量不去成为他人的“地狱”。要自己给自己一座哪怕是小小的天堂。

《私人照相簿》我为自己建造的，小小的一座天堂。这里面有温情，有宽容，有自我忏悔，有去理解其他生命的努力，却没有对其他生命的苛责与贬损。

大约是在1997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当时的负责人来我家，说到《私人照相簿》，他们想印这本书，但那时我跟另一家出版社签的约还没有到期，他们就说，他们受到我这书的启发，打算创办一种《老照片》，一辑辑地编下去。后来他们编印出版的《老照片》果然大受欢迎。

说我是把老照片和文字交融一起的文本的创新者，也许夸张了一点，但是，使图文交融的文本流行起来，我的《私人照相簿》确实起到了引领风骚的作用。

规范，我当然尊重。没有规范，人们怎么交流？但是，人文方面的规范，与科技方面的规范还有不同。更何况，任何规范，也都有一个粗成、精化、成熟、调整、筛汰、更新的过程，这过程呈螺旋形方式，始终在运动，不能僵化。

曹雪芹写《红楼梦》，符合那时候写作的规范吗？如果他去符合那些规范，还有《红楼梦》吗？《红楼梦》的写作的实质，就是一次成功的反陈腐规范的创新行为。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没有比自主创新更重要的了，印象派绘画不反古典绘画的规范，能产生吗？卡夫卡如果不敢超越规范，又怎么能写出《变形记》？……

从写《班主任》起，我就总试图超越那些我认为是束缚我思想的规范，从写《私人照相簿》前后，我就进一步去尝试不怎么规范的表达形式。我从来不是一员所谓的闯将，我在新尝试中总是小心翼翼的。现在我懂得了，不管你怎么谦虚谨慎，像我在《揭秘》里不仅没有vs或pk任何他人，而且一再地申明自己仅是一家之言，对不同的看法我引用后总要说“对此我很尊重”，但是，到头来有的人还是绝对不能容忍我上电视和受欢迎，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到他们的那个老灶上去讨生活，而试图盘出一个自己的新灶，熬一锅自己的汤，惹得那么多人来喝。

盘新灶，熬新汤，这是我生而为人的创造自由，我绝不能放弃。

您盘您的灶，您熬您的汤，您的灶火旺，熬的汤好喝，找汤喝的人自然就都到您那边去了，是不是？

如果我盘的灶居然火不灭，熬出的汤一时间大受欢迎，您可以告诉要喝汤的人，我的汤不好，别来喝，但是，您怎么能来砸我的灶，必欲掀锅毁灶而后快呢？

在人文领域，灶越多不是越好吗？汤的品种越多味道越不一样，不是越好吗？把精力放到盘好自己的灶熬好自己的汤上，不是比去掀人家锅毁别人的灶好吗？保障盘灶熬汤的自由，让想喝汤的人自由流动，自主择汤，不是一个更良好的有汤世界吗？

《私人照相簿》里，其实早有类似的诉求。希望人与人能尽量达到沟通，相互理解与谅解，宽容与谦让。谁的生存是容易的？生命都有弱点和缺点，甚至错误与罪过，只要大体是于人无害，就都应该得到尊重与怜悯。

这本书1988年先在香港出了一个版本，1997年又在上海出版印了两回，但是，却没有引起我预期的反响，更谈不到畅销。而我自己觉得这是一本让大多数读过它的人都不会失望的书。这本书通过一系列个案，探讨了人的生存之谜，个体生命在与时代、社会、环境、家族、他人的互动中，遭逢革命、巨变、离乱、邂逅、大悲大喜和往往又显得颇为悠长的平淡和庸常，怎样从中寻觅出活着的意义，以及如何面对那必不可免的死亡的神秘。

也有知音。不仅国内有，国外也有。法国汉学家戴鹤白（roger darrobers）就非常欣赏《私人照相簿》。虽然他已经翻译了我五本别的书，一时还并没有翻译这本书的计划，但是他告诉我，每当他翻阅它时，读到某些片断，心里会涌出阵阵感动。书里有一篇《留洋姑妈》，写到我的两位姑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法国的故事，其中有她们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大台阶上拍的照片，2004年我第四次去巴黎，戴鹤白陪我重游卢森堡公园，他事先也没告诉我，他带着一本《私人照相簿》，原来，他是建议我，到七十多年前姑妈留过影的位置，也拍张照。他翻开那书，带我寻找那个位置，找到后，给我拍了照片。空间依旧，而伊人早去，令人唏嘘不已。

由于这本书里原来使用的那些照片，借来的后来都还给了人家，自己的也未能集中保存好，现在这个版本，只能使用1988年的香港版里的印刷照片扫描，效果不是很好。这不是一本追求靓丽效果的当代写真集，这些老照片即使是原照，也大都陈旧模糊了，阅读这些照片，意义在于体味历史的沧桑和人生的艰辛，希望读者们理解和谅解。

一切都难以预测。这个新版的《私人照相簿》会吸引到多少读者呢？随缘吧。

2006年2月12日　元宵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