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究竟摧毁了多少册私人照相簿？那是个必定巨大而又无法统计的数字。但即使是如此暴虐的“横扫”，也仍会有若干“四旧”照相幸存下来。而且，不到“文革”结束，一些人已重建了私人照相簿。

一九七三年，我到一位朋友家中做客。他把一册私人照相簿拿给我翻看。开头的若干页上，无非是些体现着“革命化”的新照片，看去只觉得平淡无奇，但突然有一页呈现在我眼前，那上面的一张六英寸大的旧照片使我本能地惊呼起来：“嗬哟，你们家以前这么阔啊……”他没预料到会招来我这般的反应，脸立即红了，不由得讪讪地从我手中卸下了照相簿。他爱人闻声过来，竟比他还惶悚，一边埋怨着他：“我跟你说过别往上头放嘛……”一边情急地把那张照片抠了下来，简直是要将它撕碎的架势。我自知失言，忙转移话题，才使他们的情绪渐次平复。一次本应给双方心灵多少引来些慰藉的会见，竟闹了个在双方心灵中留下刮痕的结果。

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一种被欺瞒了的感觉。这位朋友的出身，据我知道是城市贫民。在“文革”当中，一个好的出身该有多么重要，是众所周知的。这位朋友尽管没有利用他的红色出身去捞取好处，但至少他凭借着这红色出身躲避了无数的凶厄，这是我一直对之羡慕不已的。在我想象之中，他家解放前即便不是面若菜色、鹑衣百结的一群，至少总与照相无缘。没想到在他的私人照相簿上，竟赫然保存着那么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的背景，是一个西洋风味的客厅。他的父亲穿着一身西装，端坐在一把古罗马式的靠背椅上。他和他的哥哥则站立两厢，也都穿着一身西装。一瞥中留下的印象里，似乎还有带长穗子滚边的幕帐，以及西洋式的花架和下垂的藤蔓……

城市贫民？！我感到困惑。特别是坚信我的这位朋友绝不会谎报出身，我就更感到迷惘。我那被“文革”前的极左因素与“文革”中的极左浪潮所定向培养出的思维框架，竟被一张旧照片震裂。

后来我才渐渐懂得，一个抽象的概念中涵聚着极其丰富的可能性。根据同一个划分阶级成份的条文所划出的某一阶级的不同成员，他们所曾有过的生活状态不仅可能是千姿百态的，并且在很多方面会有相当幅度的差距。

近年来我抽空搜集了一些旧照片，走访了一些历史悠久的照相馆，阅读了一些有关摄影发展的书籍，才终于彻底解除了朋友那张旧照片所带给我的困惑。

原来，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照相馆在中国的开设不但已经渗透到县、镇一级，而且偶尔进照相馆照一次相，至少对于某些工人和城市贫民家庭来说，也并非完全力不能及之事。照相馆知道凡来照相的人，即便是穷窘不堪的，也总希望留下一个富贵的梦影。因此照例有若干画出的豪华背景和搭配的时髦道具，有的更出租西装、旗袍、结婚礼服、戏装等等“行头”，以满足顾客在人生大舞台上感到厌倦而希图在照相馆的小舞台上假扮另一种人生的心理。那位朋友所留存的旧照片，倘细加检验，便不难发现所谓阔绰完全是照相馆的布景造成的假象，而他们父子三人所穿的西装没有一套是合身的，更说明那只是一种租借来的短暂“幸福”。

所谓“照相馆布景”，曾是文化界人士贬斥某种低下的美学趣味的用语。现在也偶尔还在袭用。其实倘若我们把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照相馆布景顺次对比研究一下，我们便不会那么轻率地对它们嗤之以鼻了。那实在是非常宝贵的市民风尚的形象说明，有着不可低估的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商业史、照相史等方面的资料价值。

早在一百多年前，照相术在西方就已走向了平民。一八六一年伦敦的《摄影新闻》杂志曾发表社论说：“摄影已经拆除了妨害自由的贫富之差。由于有摄影所带来的恩惠，一个勉强可以维持温饱的贫苦人家，也可以为自己的妻儿们拍摄一些很讲究的人像照。”照相馆既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造梦使命，便格外注重布景的绘制。随着社会生活的演变，人们所要求的标准梦境也便不断演变。以英国照相馆的布景为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流行以栏杆、圆柱、帐幕为背景，到七十年代，便流行以独木桥、栅栏为背景了，而到八十年代，又竞相以吊床、秋千为背景，进入九十年代，则流行以棕榈树、鹦鹉、脚踏车为背景，进入二十世纪，一些大显绅士派头的俗人，便立即用汽车作背景了。

照相馆的布景，以及布景前的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串世风的刮痕。在众多的私人照相簿中，无数这样的照片默默地诉说着往往被正史所忽略的世态人心的轨迹。

照相术是随着帝国主义以洋枪洋炮入侵而传进中国的。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中国的最早的照片，百分之一百都是随着侵华军队入华的外国人拍摄的，他们有的本身就是军官，有的是传教士，也有个别的新闻记者。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恰恰是他们，拍摄下了诸如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焚毁后的圆明园、几经劫掠的北京街巷等实况照片。西方是先有大量的人物肖像照涌现，然后再出现越来越多的风景照，再后才出现有意识的新闻照片，而我们中国成批地进入照相机镜头的画面，竟首先是敌方用以显示他们赫赫战功的死尸与废墟，想起来真是百感交集。

不过照相术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毕竟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中国得到了普及。照相馆布景也依中国的世风而演变着。最早的一批布景，后面仅是一块不绘景物的绸绢，在被摄者所坐的太师椅旁，往往安放一只花杌，上头或是瓷瓶菊花，或是盆栽兰草，有时更在杌下椅侧另摆几盆花卉。最值得注意的是往往还有一只华丽的痰盂，也总是摆放在杌下或椅侧，有时更置于被摄者腿旁。那痰盂或是鼓肚形的，或是长颈阔嘴、两重肚子的，体现着非凡的容积。为什么禁止随地吐痰直到今天仍是中国政府的一大课题，从一批旧照片上也可得到启示吧。不过辛亥革命之后，照相馆布景似乎有一次巨大的变革，以卷帘式的多种彩绘背景招徕顾客，大概自那时勃兴。在二十年代前后，最流行的是中西合璧式的客厅绘景，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多利安式或科林思式立柱，有显得过分夸张的壁炉，但也可能有纯粹中国式的挂落飞罩与花瓶香炉，有显得十分矫情的鹦鹉架……在三十年代前后，渐渐流行一种室外月光景，景片上画着冲破云翳的圆月，以及仿佛是别墅阳台一角的栏杆和廊檐……进入四十年代，照相馆布景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不管其他部分绘制得如何异趣，一架斜伸在人体后的楼梯却惊人的雷同。显然，那楼梯标志着背景上是一座起码两层的楼房，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直到解放以后，也曾是富裕生活和理想境界的一种同义语。这种突出豪华楼梯的照相馆布景，一直延续到今天，无数着西装、穿纱裙的新婚夫妇以它为背景拍下了神圣的结婚照。“文革”初期的风暴，把所有照相馆的布景一扫而空。但风暴稍敛，一些画照相馆布景的人又被找来，他们绘制出了诸如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南京长江大桥一类的布景，内容确实刷新了，却体现着同一种匠气。“文革”结束以后，在七十年代初，最时髦的布景是摆上一台真正的张开羊角天线的电视机。而到如今，进照相馆照相的人要求有布景的日渐减少，照相馆的冲印业务成倍地高过了拍照业务，人们渐渐进入了一个用自己的照相机拍摄135彩照，并用插袋式相册构成私人照相簿那么一个新阶段了。

岁月悠悠。面对着私人照相簿中的旧影，我真是思绪万千。有着值得永远自豪的古代四大发明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引进西方的发明。更确切地说，是西方首先强行将他们的发明引入到我们中国来的。一八六四年英国商人杜南特利用北京宣武门外的旷地铺敷了约五百米的铁路，第二年试驶了小火车，结果很快被清朝官吏勒令拆毁。如果清朝官吏是基于不能允许外国商人随意在中国享用建造、经营铁路的权益这一认识而采取这一措施的话，那我们甚至值得向他们致敬，但他们当时之所以出面干预，却仅仅是因为火车那东西令“观者怪骇”，他们便是率先怪骇的人物。照相术传入中国以后，许多守旧的人物也是怪骇有加。一度盛传被拍照者会被照相机摄去精魂，因而我们在中国早期某些肖像照片上，不难看到惊惶不安或视死如归一类的多余神情。在西方的科学技术新发明面前因怪骇而产生出的拒绝心理，就是今天也仍未绝迹。但从很早开始，也就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勇于睁开眼睛看世界，他们不是被动地让西方的发明来令自己怪骇，而是主动地迎向西方，甚至跑到西方去了解、学习乃至参与他们的发明创造，其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这批人里，就包括早期的中国留学生。

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一位留学生，当推容闳。他在道光二十六年即一八四七年即到美国留学，一八五〇年考入了著名的耶鲁大学，后来加入了美国籍。他的留学似乎有着某种偶然性。一八七二年，清朝政府在洋务派推动下第一次派了三十个学童赴美留学。一八九六年，张之洞奏派二人赴日本留学，成为后来大批中国学生赴日之滥觞。一九〇五年，清政府初次考试出洋归国学生，授翰林院取衔及进士有差。同一年在时代潮流推动下又诏示天下停止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延续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宣告结束。辛亥革命后，到日本和西方留学的浪潮更加高涨。一九一二年，李石曾、吴稚晖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并设留法预备学堂。同年，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自北京启程。一九一五年，蔡元培、吴玉章等又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了“勤于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学会的领导人闻讯积极动员湖南青年参加。一九一八年夏秋，***为落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首次来到北京。到一九二〇年，赴法留学形成了一个高潮。我的一位姑妈，便是在这年随着一个勤工俭学团体奔赴巴黎的。

出于某种可以想见的原因，我手头至今仍留存着些这位我称为大姑妈的长辈的早期照片。现在让我们来看我所挑出的头一张（图8）。

这是大姑妈到达巴黎不久，与她的中国学伴在照相馆的合影。这张照片的原大恰似一张明信片。它实际上也确是一张明信片，在背面有“postcard”的字样及中缝线及贴邮票处的标志。据说这种明信片式照相起源于上世纪的中叶。一八五〇年以前，拍摄人像大部分是采取银版法，用银版法以及玻璃版法、火棉胶版法拍照不仅成像程序复杂、成本高，而且每次只能制出一张照片，所以难以普及。自从有所谓安布罗式摄影术的发明，拍一次照能同时印出八张相同的照片来，人们便不仅将拍得的照片珍藏于自己家中，而且还开始分赠亲友，名片式或明信片式的照相才应运而生。到本世纪初，硝化纤维素软片的登场，使照相更加普及，等我大姑妈她们到达巴黎时，大概连最小的照相馆也可以拍摄印制这种明信片式的相片了。

时代进步得多么快啊。像我大姑妈她们赴法留学时，社会上只有一小部分先进人物理解这些漂洋过海的留学生，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她们的毅然西去，往往是连她们的父母也视为不光彩的离经背道的忤逆行为，她们的精神上大都承载着相当沉重的压力。而今天，绝大多数父母都巴不得让自己的子女到国外留学，已经有亲属在国外留学的人们，当他们同交谈者提及那留学者时，几乎全都会禁不住露出自豪与欢愉的神色。倘若我们把时代氛围和社会心态的差距弄清，再来看这张照片，我们便会从中体味到更多的东西。六十五年前的两个中国姑娘，她们远离贫弱的故国，来到人地两生的异乡，她们穿着廉价的洋装，显露出她们的“天足”（那个时代的无数中国妇女仍被强制着裹出“三寸金莲”），挺直着腰肢，在傲然中又不由得相互依偎，她们的心弦该是在怎样地颤动？她们的灵魂该是在怎样地吟哦？

大姑妈她们在巴黎站住脚据说历尽艰辛。但她们绝大多数人确实既做到了勤工，也做到了俭学。摆脱了刚到异国的生疏与拘束，通过勤工也毕竟积攒了一点法郎，大姑妈和她的学伴们似乎再不到照相馆去拍照。她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照相机。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些“非照相馆化”的照片。我现在挑出了这样两张，一张是大姑妈站在居室的墙壁前摆出一个拉小提琴的姿势（图9），一张是大姑妈坐在安乐椅上作沉思状（图10）。这两张六十四年前的照片同今天时兴的“生活照”相比，自然还有生硬做作的痕迹。但它至少可以使我认识到，从很早开始，中国留学生就开始自觉地接受西方的种种文明成果。看着这样的照片，你甚至无妨说他们有股子“全盘西化”的倾向。

不可否认，从最早的一批到最近的一批，所有中国留学生中，都有一些所谓“读耍书”的人物，同样不可否认的，则是无论哪一茬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大多数都是怀着格外敏感的爱国心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时下传唱甚炽的这首流行曲的这两句歌词，确可移来概括自容闳到最近的中国留学生的心态。当然，同样自认是爱国，所选择的报国之路却并不相同乃至大相径庭。大姑妈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尤其如此。一九二一年，大姑妈的一些学友，***、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选择了一条投身政治活动的爱国道路。当然，他们信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从那时开始，坚定地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贡献给了为中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宏伟事业。也有另外一些投身政治活动的热血青年，他们却完全有另外的信仰，有的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高层人士。这些政治信仰全然不同的中国留学生当时不仅能够在一起上课，也能够在一起散步，甚至也偶尔同在巴黎的街头咖啡馆小坐，或偶尔同去游览巴黎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区。我挑出的第四幅照片（图11）便是这种状况的一个见证。左边第一位是我的大姑妈，因为不是在照相馆拍照，全然依赖日光照明，她的脸部恰巧落满阴影，当时学友使用的照相机无闪光装置，因而难见她的“庐山真面”。但从她穿的裂肩式连衣裙和相当放松而优雅的姿势，当不难判断出她已完全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其余六位（包括面对他们拍照的一位）据说到达法国也都有三年以上。这一群中国留学生那天同游风景区时其实一直争吵不休，这永远留存下来的和谐面影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据说他们当中倾向于各种时髦主义的都有，从共产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从三民主义到工团主义，全都提出来了，有的一人游移于几种主义之间，有的一人竟坚信两种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思潮激荡和政治斗争之中，他们有的后来成为死敌，当其中一位在一九二七年的“清党”黑潮中惨遭枪决之时，另一位却可能并不夹带私怨地认为是“咎由自取”；而当其中又一位在一九五四年的“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之后，则又可能有再一次义愤填膺地判定他是“罪有应得”……历史进程无情，个人命运无定，面对着这类于短暂中呈现出亲密与和谐之一瞬的旧照片，我们的思绪当不至于紊乱，而应更趋于丰富与准确……

对于这第四张照片，我还想多说几句。请注意右侧取蹲式的那位留学生，她是一位女性，但她却有意穿着中国式的男装（她穿的并非旗袍而是大褂），并留着男式的发型。在那个时代身处巴黎却取此种装扮，不消说是一种反封建与民族意识强烈的表现。此人名叫罗衡，当时是一位思想激进、热血沸扬的青年，后来追随何香凝先生，可以算是国民党左派中的一员吧。再后来她渐向右转，国民党从大陆溃退时她也去了台湾，并成为台湾政权中的一位资深位高的女性，前几年传来消息，她已病逝于那里。像她这样的人物，倘若在追随何先生时即因不测而亡，是否便会永留左派美名于世呢？由此联想开去，真是感慨万千。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发表，向当时的卖国政府严正提出了取消中日密约等五项要求。同日，他还沸着一腔热血走上街头，亲自散发《宣言》的传单，并在“新世界”商场被当局逮捕入狱。那一天里，他的形象闪耀着多么壮美的光辉啊。倘若那一天他不幸被军警殴毙，历史将对他作出怎样的结论？而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为袁世凯称帝鼓噪的“筹安会”粉墨登场，为首的“筹安会”理事长杨度成为国人嗤骂的丑类，在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成为货真价实的头号反动派，该永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吧？但杨度并没有在那一天或袁世凯称帝的前后死去——比如说被拥护共和的昂奋青年所刺杀——他后来思想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一九二九年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说为党做出了许多宝贵的贡献，因此我们今天提到他时还称他为同志，甚至称他为先烈。倘若我们同时印出了当年陈**和杨度的照片，面对着这两位作古的人，我们的心情能不复杂吗？

话题还是回到大姑妈。在繁纷多样的主张中，大姑妈选择的是哪一种呢？像她那样的留学生其实是最多的——他们被称为“科学救国派”，他们决心踏踏实实地在科学技术先进的异国学到一种专门的学问，然后回国为中华民族效劳。对于那些热衷于政治活动而观点对立的两派学友，她同样友好，而当时的那两派学友，对她都同样宽容——没有人强迫她投身政治，也没有人批判她不问政治。我曾问过大姑妈，当年在巴黎见没见过***，她说自然是见过的，握过手，说过话，对方对她很尊敬，称她为“先生”。但她实在提供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充其量不过是回忆出：“啊，我记得他跟我握手的时候，我看见他西装袖口已经磨旧得掉下了呢毛毛……”人家忘我地投入了革命，她却忘我地扑向了科学。从第五张照片（图12）上我们看到深秋的巴黎街头，以及已经补习完法语，准备各自转到选中的专业去正式留学的几位中国学友。

大姑妈后来考上了里昂大学生物系，开始钻研细菌学。因为同时还要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进修并在实验室“勤工”，所以她时常来往于巴黎与里昂之间。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比埃尔·居里已在车祸中去世，但他的遗孀居里夫人继续在研究放射性。居里夫人的好友，也是著名科学家的郎之万正潜心于研究气体电导率。而居里夫人后来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当时正在大学求学。居里夫人当时已经五十多岁，郎之万刚过五十，而约里奥才二十出头。大姑妈学的既是细菌学，化学是必修课，所以她有幸聆听过居里夫人的讲授，在实验室中她给郎之万打过下手，并同约里奥有同窗之谊。这期间她很少与本国学友聚会并拍照，相反却出现了一些外国朋友拍她和她拍外国朋友的照片。我所提供的第六张照片（图13）便是一次郊游中大姑妈为法国师生们拍摄的。那里面站立当中的，会是郎之万吗？最右侧的一位，该不是约里奥吧？不管是不是，那作为背景的老式大巴士却实在是有一股子特殊的历史感。

第七张照片（图14）是法国朋友所拍的大姑妈在地中海游泳的照片。她脸上充溢着快乐，这透露出她获得了虽然迟来却万分强烈的爱情。

关于她同那位大姑爹的爱情经历，至少可以构成一部中篇小说。不过要理解他们的爱情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大姑妈出生在上一个世纪最后几年，她赴法留学时已经二十多岁，在同一级的留学生中，她的年龄是偏大的。大姑爹比她要小两三岁。直到今天，女大男小的恋爱婚姻在中国仍是被俗人忌讳与侧目的。但大姑妈和大姑爹真诚相爱，毫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久久地相爱着，但他们并没有马上结婚。大姑爹据说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但又是个聪慧过人的科学家。他在巴黎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进哈佛大学专攻兵工化学，因为他觉得唯有富国强兵，方可拯救中华民族于帝国主义的欺侮之中，而要强兵，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兵工化学专业绝对是应当拿来我用的。大姑妈为支持他的苦学，自己毕业后便滞留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工作。她等待着他，竟一直等了十几年。到一九三六年，大姑爹在美国取得三个博士学位后，方才回到巴黎同大姑妈结婚。第八张照片是他们的结婚照（图15）。照片生动地显示出了大姑爹的迂学者神姿和大姑妈已然逝去芳龄的面容。

第九张照片是这对新婚夫妇同前来祝贺的华侨们的合影（图16）。

这既是一次结婚典礼，也是一次告别仪式。因为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迫在眉睫，而大姑爹和大姑妈的学业均已修完，为国报效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们心情激动，归心似箭。其实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中国留学生都是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的。大姑妈没有投身于政治，但她并非没有政治倾向。她的政治倾向是进步的。一九二九年，我的二姑妈也到法国留学。二姑妈不是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而是国民党的官费留学生。这官费留学的名额是何香凝先生为她争取到的。她从一九二六年夏天起，便追随何先生参加了北伐战争，从事战地救护工作。在一九二七年的“清党”逆流中，她没有在右派胁迫下写“悔过书”，而是从武汉逃到上海，又找到了何先生。但那时***把持了党政大权，国事日糟，何先生便让她出国留学，并且告诉她自己也打算出国待一段时间，以示绝不与***合作。果然，二姑妈在巴黎安顿下来不久，何先生便也从上海出发，经香港、马尼拉、碧瑶、新加坡、柔佛、吉隆坡、红海、地中海到达法国。抵达巴黎后，何先生在题赠我二姑妈的画册上写道：“民国十九年以国事紊乱寄迹巴黎，晤故人天素于法京车站，异地相逢，悲喜交集，天素留学于法，赠此以留纪念。”经二姑妈介绍，大姑妈也与何先生相熟了。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张照片（图17），两个姑妈相逢在巴黎，她们是多么高兴。

第十一张照片则是何香凝先生与我二姑妈的合影（图18）。当时国内右派擅权，而何先生的爱子承志又被德国政府拘押于柏林，她的表情是沉郁而坚毅的，这自然也感染了我二姑妈。从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当时她们也拍过三个人在一起的照片，可惜后来遗失了。何先生抵达巴黎后只停留休息了十天，即赶赴德国柏林探望在那里居留的孙夫人宋庆龄，并设法营救她钟爱的儿子。一个月后，何先生从柏林给巴黎的二姑妈来信，嘱代租房屋，并决定与我的两位姑妈同住。她虽然以前并不认识我大姑妈，但认为大姑妈一心苦读，稳重可靠，表示三人同住当更为方便。于是两位姑妈租定了处于清静地段的一所公寓里租金较廉的一套房间。何先生自柏林经瑞士回到巴黎后，她们便住在了一起。那套房子在二楼，一共三间，何先生住最里面的一间，我两位姑妈住最外靠楼梯的一间，中间一间仅摆长桌一张，普通椅子四把，那便成了何先生的画室，她那有名的《红叶雪景》、《红梅菊花》、《月虎》、《雪虎》等作品，便都是在那间小画室中完成的。她自然也画了些专为两位女伴而作的小品，可惜大姑妈的一份全都流失了。不过大姑妈所保留的一帧何先生赠她的小照，现在仍在，我将这小照作为这篇文章所插入的一打照片的压轴照奉献出来，让我们共瞻何先生当年的风采（图19）。这位有着波澜壮阔的一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中都站在正确立场上的伟大女性，她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大姑妈的进步倾向，不消说是大大得益于何先生的熏陶。在国内形势一天天紧迫的一九三六年，大姑妈和大姑爹不等度完蜜月，便订下回国的船票。但当他们从巴黎来到马赛港等候上船时，悲剧发生了。大姑爹突然便血，几天内病情急剧恶化，医院诊断的结论是直肠癌，唯有立即动手术切除病变部分方有得救的希望，大姑爹说服大姑妈接受医生的建议，微笑着被推进了手术室，但他却偏偏死在了手术台上！

据说大姑妈一夜之间瘦得不成人样，并白了整绺的头发。船票到期了，一些朋友劝大姑妈留在法国，毕竟她已经在法国学习、工作了十六年，完全适应了那里的一切，那里也有现成的工作岗位等着她去就职，她早已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待遇上不会太低。但她却毅然地登上了回国的海轮。她觉得自己肩膀上承载着双倍的责任。无论祖国那边有着多么难以想象的艰辛，她决定以双倍的勇气去承受。于是她回到了祖国。回国不久便爆发了抗日战争。大姑妈先在云南和四川教大学，后来到四川一个叫隆昌的小县里的蚕种改良场工作，因为她觉得那工作更实际一些，或许能够使自己的汗水更直接有效地浇灌于民族解放事业之花……据说在那个小县城里她从未抱怨过物资的匮乏与生活的不便，完全看不出她是一个在巴黎和里昂生活过十六年的洋学生。

不过大姑妈实在只是一名极平凡的中国知识分子，她后来的命运同大多数最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相同，经受了无数的误解、闲置、限制、波折，在坎坷和遗憾中度过了许多的光阴……

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之后，我们又有一批接一批的留学生奔赴海外，累计起来大概达到了容闳以来的最高数字。这些留学生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会怎样安排他们的前程呢？他们与大姑妈那一代的留学生之间，有哪些继承性，又有哪些变异性呢？他们大概多数都有私人照相簿吧？那里面有怎样的心态？蕴含着怎样的动向？

愿那不是永远的秘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于北京劲松东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