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要写《私人照相簿》？”

有人来信问，有人当面问。

其实，在上海《收获》杂志1986年第1期开辟《私人照相簿》这个栏目，刊出的头一篇《影子大叔》中，我对形成这么一组文章的缘由已有详尽的交代，在后面的若干篇中，也有我搞这样一种文学试验的探索意向的具体说明。我想，问我的人，不是忘记了我已写出的那些理由，而是希望我能袒露出更多的隐情。

在我内心深处，常涌动着莫可名状的情思。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我们出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家庭，处身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人文环境，我们承继着什么样的遗传基因、文化遗产，都是不由自主的。我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唯其不是，当我想到上述情况时，就更意识到个人命运的悲壮。人们常常认为自己是不得不如此。但自己以外的人，往往又都认为你不应如此。人应当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负起责任。人就必须常常克服自己。但一味克服自己会失去自己。为保持住自己又往往不得不失誉于自己以外。所谓人无完人，其实是世人无一样的眼光。人在世人的眼光中生活，艰辛而紧张。当人独处一室，翻动着自己的私人照相簿时，或者可以松弛下来。人在这时可以意识到其实自己是可爱的，有道理的，不必那么自怨自艾，更不必悲观失措，既然那么多路都走过来了，前面的路，总不至于走不下去的。

“你不是最主张尊重个人隐私的吗？你怎么又弄起《私人照相簿》来了呢？”

有一位读者来信这样发问。

的确，我写过《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那样的短篇小说，强烈地表达出我对个人隐私权的捍卫意识。在目前的中国，个人隐私权是最脆弱的。首先，你就难以获得一方私人空间。常常是三辈人同住一处。就是总算有个人的一间私室，亲友同仁邻居们多余的关心也常常弄得你心神难定。我祈盼中国人的私人空间得到适度的展拓，隐私权得到切实的保障。

《私人照相簿》虽然以披露一组组私家照片为其组成部分，却是以尊重隐私权为绝对的前提的。就整个社会而言，任何强制性或诱骗性地让人披露隐私都是一种罪恶，但就文学本性而言，又总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甚至最高程度地自愿袒露隐私隐情之上的。《私人照相簿》中大量的私家照片出自我自己的家庭，其出于自愿固不待言，其他凡刊载出来的私家照片，都是取得其主人信任，理解与自愿，而作为对我创作的支持与对文学的钟爱出借的。当然，有一些照片上的人物已不知乃何许人也，或不知所终，但即使是这样的照片，选用时我也尽量考虑到不要产生副作用。

中国是一个盛产血泪控诉书而绝少忏悔录的国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不懂得不善于尊重个人隐私；一方面，在文学艺术中又不懂得不善于袒露出个人心底最隐秘的东西。这两方面往往又颇为相辅相成，构筑成一种人文环境。《私人照相簿》产生于这样一种人文环境所造成的大苦闷之中。

“在你个人的创作中，《私人照相簿》占有着怎样的位置呢？”

一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这样问我。我个人自1977年以来的创作，一般研究者较看重的是所谓三个阶段的代表作，如“伤痕文学”阶段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写人生阶段的《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立体交叉桥》；追求纪实性阶段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集三个阶段经验之大成的长篇小说《钟鼓楼》。我自己很看重的两部作品，一部发表于1986年年初的中篇小说（长十万字，其实也可以算长篇小说）《无尽的长廊》，另一部即由十篇文字组成的《私人照相簿》，却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读者自然还是有的，也有热心的支持者写来亲切的信函，但比起《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那样的东西，就简直是寂寞的状态。

人生中的许多事，往往最终取决于机遇。自己希图得到的，得不到；自己并不曾妄想的，却偏偏撞到怀中。在我已经历的人生中，热闹时也真够热闹，寂寞时也真够寂寞，现在我时时这样想：凡我得到的热闹，也许那该是属于别人的；凡我身处的寂寞，则都属于应得。

“你为什么弄了十篇，就不再弄下去了呢？”

这也是不止一个人向我发出的问题。

弄这玩意儿真难。在中国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更难。

比如，倘若有一位三十多岁的朋友，向我提供了一组非常独特的私人照片：1966年夏天，他还是个中学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正在贴大字报，正在“破四旧”砸烂商店的古匾，正在批斗“黑帮”，正在街头宣传“最高指示”，正在举着红旗进行“徒步长征”，正在瞻仰革命圣地韶山，正在自己构筑的工事中与武斗的另一方相峙，正在接受解放军军训，正在欢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随着一张张照片的展现，他也向我倾诉着他的心路历程，你说，我该多么激动，在我已发表的十篇《私人照相簿》中，哪一篇能比他所提供的材料所组成的一篇更具有史料性，更具有个人命运的庄严感与悲怆感？我相信会有数量很大的读者乐于看到这些照片和读到关于他和他的同伴们的心路历程，然而，我写好了文章，编排好了照片，甚至准备好了寄往上海《收获》杂志编辑部的大封套，在最后一分钟，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他来找我了，他搓着双手，喘着气，痛苦地、坚决地要求我撤下这篇文章，退还他全部照片，因为，他担心这文章这照片刊载出来以后，会有人指斥他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分子”。我怎么办呢？我深深地懂得，尽管按实际情况，他只不过是一个当年最普通的“红卫兵”，绝无个人的劣迹可言，他和他当年的伙伴爱好摄影，所以在所经历的各个环节中，都相互拍摄了一些有自己在内的照片而已，这些照片倘由他个人私藏下去，是不会给他惹来麻烦的，但一旦公开印出，则至少他周围同他嫌隙的人是不会放过这个找他麻烦的机会的。我难道能够犹豫吗？我立即退还他全部照片，并且将写好的文章也送给他，随他留作纪念或加以销毁，我并且立即另作他想，努力从备用资料中为《收获》另搞一篇文章，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再比如，一组关于旧社会两代妓女的照片和文字，也在最后关头尊重提供者意愿而撤下……我想由此读者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几篇《私人照相簿》显得非常仓促，又为什么有的《私人照相簿》这个栏目在《收获》杂志上不得不轮空。

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完全不伤害别人，仅只是自我解剖和自我忏悔，太深入了也是难以被世人所容的。什么时候中国文学中的自剖与忏悔能达于令自己和别人都战栗得遍体清凉，什么时候中国文学就有了最关键的突破。愿《私人照相簿》是我自己通往这个境界的一个阶梯。

《收获》杂志1986年接受我这《私人照相簿》的构想，专为我开辟一个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栏目并列的“私人照相簿”栏目，已属破格优待。众所周知，1987年初我被停止《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职务，停职期长达二百天，处境相当尴尬，几家有我去稿的杂志，或既不刊登也不回信，或原稿退还说是为难，唯独《收获》照常来长途电话催我寄此栏目的稿件和照片；凡我寄去，照发不误。九月底，我被宣布复职，并被批准到美国访问，纽约的《华侨日报》刊载出一篇《刘心武与（收获）》的文章，里面说：“刘心武倒霉之时，大陆报刊发表他文章的似不多见，而《收获》却一如既往，对他来稿照发不误。这是需要主持者有点胆识的。因为政策虽然明确规定刘心武在停职检查期间并不影响他的作家活动与写作发表的权利，然而中国社会却有一种无形的习惯势力：‘门前拴着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拴着讨饭棒，骨肉至亲不上门。’作家一遇磨难，他的文章就难以和读者见面了。《收获》这样热情地对待一位遇有‘麻烦’的作者，固然是编辑部风骨的表现，但同时也正说明大陆文艺政策毕竟与昔日不同了。即如刘之‘停职’与‘复职’，亦是文艺政策的反映。”《收获》对我创作的宝贵支持，可谓世人共睹。我现在所想的，是如何能将自己下面所写的最努力的作品，交给他们发表。

我还要向读者说明，香港南粤出版社出我这本书，是副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在我麻烦并未过去的停职期间，来北京时当面同我敲定的，这也同样使我感动。

一是如上面所说，搞下去很难；二是我的写作兴致有所转移，所以“私人照相簿”暂且收场。许多年以后，我会不会再弄起这玩意儿来呢？难说。

人生，是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向前流动。不信，就请你翻翻自己的私人照相簿。

1987年11月28日于北京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