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福来与杨秉华结婚的1964年春天，正是全国开始搞“四清”，即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之时。上级派来的“四清”工作队，组织头道沟村的男女老少几百人，坐满福来家的屋里院里，打开门窗，听他虽已79岁、但仍膛音宏亮的爷爷，声情并茂地忆苦思甜，从上午九点，一直讲到下午两点，人们都聚精会神、睁大眼睛谛听。当讲到动人处时，大家热泪潸潸，全场哭声一片……所有聆者、包括福来，都又受到了一次具体而又生动的忆苦思甜、艰苦奋斗的思想政治教育。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当年秋天，历尽沧桑的爷爷，就因积劳成疾而溘然长逝。
能写会算人气旺的梁福来被吸收到本村“四清”工作队，一干就是一年零8个月。他作为“四清”工作队秘书，在帮助当时的队长、后来被选为政府副区长的姚玉祥整理案卷、写材料中，深深懂得了：当干部、做党员，要一心为民、不谋私利；还要克己奉公，不贪不占、清正廉洁——这使他铭记终生，并身体力行！在认真搞好上述工作的同时，梁福来还主动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各种农活：插稻秧，他速度快、不漂秧、垅也直；挖沟渠，他挥长锨、抬大筐、推土车——他无论干什么活儿，都舍得花力气，很快成为内行。然而，他毕竟是学生出身，抬大土筐时，累得歪斜着身子咬牙前行，而每逢这时，往往又是他的好友王文宝上前解难。一到晚上，他还义务教夜校。在这段时间里，他既工作，又劳动，科学安排时间，真正做到了紧张而有秩序，受到了上上下下等所有人的一致赞扬，因此，就在1964年6月20日，梁福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作为一个青年农民党员的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奋斗历程！梁福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切家务，包括下地劳动、孝敬老人、全家人的吃、穿、用等，甚至翻盖新房等繁杂之事，也都由杨秉华在福来的盟弟陈文友等人的帮助下，都干得很好！陈文友在村南头住，距村北头的梁福来家有5里地，在梁福来外出务工期间，他每天都要到梁家去一趟，有时就在现场顶着，直到新砖房盖好为止。
在梁福来拼搏挺进的漫漫人生征程中，有诸多熠熠升辉的业绩，他在耕读教师平凡岗位上创出的非凡事迹，就是引人注目的一个闪光点。
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兼教育家卢梭说：“在所有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梁福来看到本村很多青少年因不能上学而没文化的苦楚，他就决心改变这种令人悲酸的现实。他热情高涨地向驻村工作队和党支部提出：“我建议咱村办个夜校扫盲班：我愿担任老师，不要任何经费和报酬；教室、桌椅、照明和课本、作业本等办学条件及学习用品，都不给村里增加麻烦，全由我来负责——不知领导同意不？”
在场的各位，都被这个有着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小青年深深感动了……他在得到了充分肯定、鼓励和支持后，就独自走街串户，向各家说明情况、进行动员。仅两天，就招来50多个学生：小的八、九岁，大的十八、九岁——年龄竟差十岁；有的一字不识，有的能认一些字——文化程度悬殊！
面对这罕见的教学难题，梁福来毫不畏葸，而是开动脑筋，因材施教：将学生分成六个年级，同在一个屋里上课，语文、算术全由他一人讲授。没有教学经费，他就自己出钱，买来小学各年级的课本和作业本，自送给学生。他在新婚媳妇儿杨秉华的鼎力相助下，经过紧锣密鼓地积极筹备，这个极为特殊的扫盲班，很快就开课了。白天同大伙儿一起劳动的梁福来，一到晚上，他就赶到土房“教室”里，在点煤油的提灯微光中，耐心、细致地分别给六个年级讲课：讲完一年级的课，让学生练习着写字和默读，他再给另一个年级讲，依此类推。当深夜下课后，对年幼、道远的学生，他还要摸黑步行五、六里，送到家门口。有的学生因病不能来上课，他还要抽空登门补课……由此，笔者想到给人启示至深的两种自然现象：一种是百川汇大海；一种是滴水穿硬石。前者，是心胸宽阔的范例；后者，是力量持久的典型。梁福来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水平、学习兴趣也迥异的学生，都能兼收并蓄，因人施教之举，彰显他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而他孜孜不倦、坚持义务办学的品格，说明他有滴水穿石的超人毅力！
梁福来在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办学的同时，还负责全村的节约用电。他虽为人谦和但对工作认真负责、坚持原则。一次，刚用上电不久的教室里的灯，突然光线暗了，他料定旁边住户偷电，就走出教室，找到那家，那家人见他进院，赶快拔掉电炉插肖，拒不承认偷电。电工陈文友来后一查，说：“你家不但今天偷电了，而且不只这一次，插座都烧黑了！”这样那家才承认了，并缴了罚金——此举以儆效尤！
年方二十的梁福来，他那春夏秋冬坚持不懈地义务办学之举，深深感动了学生、家长和全体村民，大家不但对他格外青睐，还初步形成了重视教育、比学文化的新的民风和村风，所以，学生们上夜校的积极性很高，几乎没有缺勤的，而且学得都很努力，认真完成作业，效果也都显著。老少爷儿们不约而同地夸奖他：“真想不到哇，平时少言寡语的福来这孩子，还真是内里秀、有心路、办法多——他一个人，竟能教好六个年级的50多个学生，这简直就是奇迹呀！”
在当时广大农村中，尚极少有办扫盲夜校的情况下，梁福来这独出心裁的公益创举，宛若长了劲翅，一传十、十传百地翩翩飞传，愈传愈快，愈传愈远，这引起了镇、区、市、省（当时天津市隶属河北省）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上级派记者来村实地考察。因梁福来不爱讲自己的成绩，记者就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同他一起下地挠秧，晚上同他一起上课，课后跟他促膝夜谈，谈后住在他家。记者经过15天的跟踪采访，所得的结论是：“关于青年农民党员梁福来义务办学的事迹，通过调查，比社会上听说的还生动、更感人——确实是个值得总结、宣传和推广的先进典型！”
这样，1965年阳春3月，由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任教育部长陆定一参加并讲话，在河北宾馆（天津宾馆前身）隆重召开、长达17天的“河北省耕读教育表彰大会”上，还不满21周岁的津郊农民党员梁福来，在全省20名受表彰的发言者中，是天津市唯一登台介绍经验者。他那长圆适中的白皙的面庞，举止大方的文气英姿，还有那铿锵有力的最佳表达和感人至深的讲话内容，频频激起台下一阵阵热烈掌声，就连德高望重、经历万里长征的革命老前辈陆定一部长和主席台上的所有领导同志，也都心怡神悦地站起来鼓掌——这对苦水里泡大、从未见过世面的农家娃梁福来来说，是多么地风光、是多高的荣誉，又是多大的鼓舞和激励啊！
梁福来的精彩发言，使他一下子成了轰动大会的新闻人物！当天晚餐后，他刚一回到宾馆房间，《河北日报》的记者，就捷足先登地采访他，其它宣传媒体也都争先恐后地给他录音、照相，请他谈做法和体会……会后，梁福来白手起家、艰苦办夜校的事迹长文和照片，很快在《河北日报》的显要位置刊发，于是，他的名字便不胫而走、口碑载道。一时间，很多单位的广播和板报上，都在宣传梁福来！他也应邀参加省里组织的“耕读教育宣讲团”，到各地巡回宣讲，介绍经验，以推动全省农村的耕读教育工作。
在梁福来外出开会和宣讲期间，都是由其妻杨秉华代课的。那时，她正怀着大女儿，白天她干完繁重的家务活，还要见缝插针地备课；晚上，她就按照福来的要求和嘱托，同时给六个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下课后，同样把年幼路远的学生送到家。看在眼里的乡亲们都夸他俩：“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瞧人家福来和秉华，真是一对夫唱妇随、乐于奉献的好夫妻呀！”
梁福来回村后，由于他贡献突出，上级领导就任命他为南郊区（即今津南区）生产管理委员会委员，他白天同区领导一起乘小车到基层检查生产情况，或者在区开会、研究工作——他从中学到了很多社会知识、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一到晚上，他仍坚持给学生们准时去上课。他深感工作紧张、充实而富有意义！
“文革”开始后，在“造反派”拉山头、互争斗、打砸抢的混战中，一向规矩、正派的梁福来，是当时所谓的“保皇派”。他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审慎地观察形势，深入地思考问题。此时，他因长期以来工作太累而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经连三届的天津市劳模、小站医院院长何文轩精心施治，好几个月才痊愈了。在治病期间，从来未耽误过一天工作。后来，他受上级委派，参加了由孟庆举任队长的区毛泽东思想工农宣传队，进驻区邮电局，一干就是8个月。他同该局党员李克勤，奉命北上南下地进行外调。北上沈阳、营口时，正值三九严冬，气候奇冷，因补助低、吃得差，俩人冻得浑身哆嗦；在山东省，梁福来和带着粮票的李克勤走散，又无法联系，在三天中，他只吃花生米充饥；在上海的10多天中，为了节省开支，他俩在路边小店吃饭，于简易旅店下榻，他们虽是首次来到这现代大都会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千世界，但因囊中羞涩，却不能购物，只是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后，福来买了当时天津没有的自家盖房用的窗玻璃，公共汽车不让上，他就扛着这百余斤重的一摞玻璃，步行好几里地到火车站……1969年底，梁福来从区工农宣传队回村后，被正式调到国办学校拐子沟小学当民办教师兼农宣队员管理学校。他任四年级班主任，并教授语文、算术，其工作态度和教育、教学效果都很好！
好事当前，是虑及他人，还是先顾自己，是衡量一个人思想品格的试金石；对共产党员来说，则是为民还是为己的党性的集中表现。漫漫十年，在耕读教学和民师岗位上，孜孜矻矻地做出优异成绩的梁福来，终因工作繁重、心力交瘁而累出病来。他不得不经常请假到天津市内看病，这既对自己的身体不利，也影响学生的学习。因此，当上级专门下达一个指标，拟将他转为国办教师时，他就主动提出退下来，请校领导把转正指标给别人，自己继续回村当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