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福来的家乡，不仅以“小站练兵”而扬名天下，还以“小站稻米”而享誉海内外。这小站稻米啊，看其外形，白里泛青、晶莹剔透、似珠赛玉；蒸饭煮粥，油光发亮、满院飘香、诱人馋涎；吃到嘴里，粘香可口、食欲顿增、回味甘醇……难怪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以诗歌作刀枪抗击侵略者的津门爱国名儒周楚良赞之为“汁摅晶碧类琼浆”。正因其如此名贵、倍受青睐，故而小站所产稻米，成了向清朝宫廷奉献的贡米！
“小站稻”的开发、扩种及其优质，虽然同“小站练兵”有着直接的重要渊源关系，但在小站历史上，开始种植水稻，却是很早以前的事。在宋辽对峙时期，公元989年，为防辽入侵，宋太宗派何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黄懋为助手，以1万8千名士兵供他调遣。在十多年的惨淡经营中，他于包括小站地区在内的渤海之滨，兴建六百里的堤堰，并开渠建闸，引水灌溉，终于大面积植稻成功，还沿界河设了百余个寨和铺（即边防哨所），把军事防御和边界屯田结合起来。元朝初年，统治中国的蒙古族，惯游牧、轻农田，宋代所垦稻田大都荒废。1324年，学士虞曾集上书建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均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虽未被采纳，但他的主张一直被滨海地区垦田者遵行。
到了明朝，统治者推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广泛采取军屯和农屯的办法，使小站地区的水稻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从万历到天启年间，先后有二十多人向皇帝上书或亲自在小站地区开垦屯田。尤应一提的是汪应蛟的贡献，他是明代万历年间保定巡抚兼农田水利学家。1598年，汪应蛟亲到小站地区开垦了十围稻田。所谓“围”，就是用“闽浙濒海治地之法”垦荒造田，即：从海河开挖一条干渠，涨潮时将甜水引入；再开一条“排干”，落潮时把咸水泄入海河；再在适当的地方修建一些桥梁、闸涵；干渠两侧培高为埝，以防沥涝，这样两条干渠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围”。围内开支渠、毛渠，以便灌溉。他所开辟的这十围，基本上奠定了现在小站地区以北，沿海河一线约25公里地段内的全部耕地，为小站地区改良盐碱地积累了宝贵经验，立下了开拓性的历史功绩！1613年，大科学家徐光启，也曾四次来到小站地区，亲自勘察土地，提出独创性的指导高见。在谈到灌溉时，他说：“稻田用水，随时随地，不拘一法，括之为两言：蓄与泄而已。”“灌田者，先须以水遍过，收其热气，旋即去之，然后易之新水。”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拉荒洗碱。因此，他为小站的垦田植稻，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1644年，满族人的清王朝建立后，长期的战乱，使许多地方、包括小站地区的田园荒芜，到雍正年间的1727年，大学士朱轼，又在小站地区大搞屯田，并设立了“水利营田府”，在修复明代屯田旧迹的基础上又有些发展。1859年，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督兵大沽口，在津南区一带挑沟建闸，引海河水种稻，水稻面积又有扩大。
从上述可以看出，小站地区在宋、元、明、清各朝代，虽都有垦荒种稻记载，但因当时这一带地广人稀，水、旱灾害频繁，所以总是时兴时废，一直得不到稳固和长足地发展。
小站地区大规模开垦稻田，是始于前文所写周盛传小站练兵之时。为就地补充军饷，周率淮军在塘沽新城附近开渠设闸，按江南水田设置垦稻田1万亩。为解决小站地区种稻的水源问题，自1875年始，开挖马厂减河，在施工手段落后的当时，这需大量人、财、物力的水利工程，是分两步完成的：第一步，先从小站向北至咸水沽的老海河口，开挖20华里的月牙河作为引河；又从小站向东经新城到西大沽的海河，开挖70华里的河道；还从小站向西至常刘庄，开挖30华里的河道——这三条新开挖的河道，在小站呈“t”字交汇，并在东西长100华里的河道上，修建了三座石闸。1880年（光绪6年），老盛军又从常刘庄至马厂开挖河道56华里，与南运河挖通。至此，因是官军开挖，故俗称御河的马厂减河全线汇通，沿线还开挖了五个耳河，用南运河水灌溉。南运河流至山东阿城以南的梁山泊处，与黄河贯通。因而，南运河里也流淌着黄河的滚滚黄汤，这来自黄土高原、富含多种养分的黄汤，也便黄到了马厂减河。减河者，减少流量之谓，即泄水河也，它可直接调节南运河水位，间接疏减黄河水位，故名。当年，小站人都是从这减河里挑水饮用，人们把混浊的黄汤挑进缸里，加入明矾搅动后，俟澄清，缸底便沉下约半尺厚的黄泥，水则清洌爽口，甘之如饴。天津市内等外来人到小站，都喜欢掬上一捧减河水，享受一口天然的甘醇美。小站稻秀外慧中的甘美，首先是来自水的甘美，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这源自黄河的肥美之水，便没有芳名远扬的小站稻！如此看来，小站垦区灌溉渠系的布置很有特色：既可从主干马厂减河通过南运河引来黄河之水，又可从月牙河等另两条渠道引用海河水；在马厂减河与海河之间一马平川的肥腴大地上，水网纵横，闸堰密布，若南运河水量过剩，可从向东开挖的渠道，在西大沽处排入海河，反之，如南运河供灌不足，又可从海河供水，这就做到旱可浇、涝能排，确保水稻丰收。
水源是农业的命脉，种子也很重要。盛军在大规模的营田中，引进了当时的优良水稻品种大红芒、小红芒、大白芒等，其米质都很好——这也是成就名牌“小站稻”的一个必备条件！
在前期盛军屯垦的稻田都为官地，到后来，为进一步扩大开垦面积，同时又“招民人领种稻田”。于是，冀、鲁、豫、皖等地的贫苦农民，络绎不绝地汇集小站，开荒种地，养家糊口。梁福来的先辈，就是很多年以后，从山东逃荒下关东途中，路过小站时，在地头的一间破水车房子里安家落户的。下文还将具体写到。针对小站人员的日益增多，周盛传盖住房、设商铺、修街道、建城门，并招徕商贩做买卖、搞运输、开门脸儿等，昔日荒凉寂寥、冷冷清清的小站，仅几年，即嬗变为熙熙攘攘的经济、文化繁荣的新城镇。在小站地区广袤的原野，稻田块块，阡陌纵横，沟渠成网，流水潺湲，岸畔杨柳依依，水中鱼蟹群群，夏季一片碧绿，秋末遍地金黄，当时小站稻的种植面积已达13.65万亩！
到民国初年，兵燹不断，一些官僚、军阀、地主，趁机掠夺土地，再租给农民，从中剥削，小站稻没有多大发展。1937年日军侵华后，为勒索军粮，在小站一带大肆掠夺土地，修建电力扬水设备，引进新稻种，促进农民多生产稻谷，都由日军军谷公司压价收购，农民不得食用，一经发现，立即鞭笞、狗咬、拘禁，甚至残杀。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各级政府只重视征收稻谷，而不注意发展生产，致使小站稻品种混杂，栽培技术落后，各种病虫害严重，不但亩产量降至200-300斤，而且米质也大不如前。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一举荡除阴霾，迎来丽日蓝天。小站稻的播种面积和亩产，都有了空前的持续发展。然而，由于主、客观等诸多原因，事物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小站稻的种植也是波浪式前进的。到1957年，植稻面积达2***4万亩，平均亩产657斤，分别比1948年增长88.9%和54.6%。由于播种面积的扩大和亩产的提高，总产量大幅度飚升，1957年高达1.73亿多市斤，较1948年增长191.9%！从1958年起，小站稻的生产每况愈下，原因是：马厂减河上游兴建了众多蓄水工程，普遍种植水稻，致使下游水量大减，另外，国家新开挖了独流减河，中断了源自黄河、经南运河到马厂减河的直接来水，这就使小站地区失去了主要水源，而只剩下来自海河、供水有限且不稳定的一个水源；加之当时搞大跃进等所谓“三面红旗”政治风浪的袭击，又赶上连年自然灾害，农民种稻的积极性大受挫伤，所以，自1958年至1962年的水稻生产，降到解放前后那几年的水平。针对这种情况，心系群众的党和政府，为解决马厂减河沿岸种稻缺水问题，大搞水利建设，把海河水南调，于是开挖了红泥河、双桥河，加宽、疏浚了月牙河，新建了双月扬水站等水利设施，并用电力灌溉，淘汰了龙骨车和柴油机。在生产上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引进、推广了抗病强的高产优质的“黄金”、“白金”等新品种。通过行之有效的一系列综合措施，使小站稻生产逐年提升。到1963年，播种面积增至20.68万亩，亩产625斤，总产1.29亿斤；及至1965年，面积达到23.87万亩，亩产升至915斤，总产高达2.184亿斤，创小站稻种植史上的最高记录，此后至1971年，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是小站稻生产历史上最兴旺的时期。其所产稻米，不仅在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外贸中，赢得每斤小站稻可换5斤小麦的特高的创汇率！勤快、聪明而又胸怀大局的小站地区稻民，在这7年中，共支援外省、市水稻良种200多万斤，还应河南、山东、宁夏等省、区的邀请，派出一批批种稻能手做技术顾问，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为我国水稻生产的发展做出了社会公认的贡献！本书主人公梁福来，就是在此期间，一边教夜校，一边种水稻，并成为“种田把式”和“插秧能手”的。历史的脚步迈到1972年，上游的来水基本断绝，又逢数十年来的特大干旱，为此，从实际出发的各级农业部门多次做出改种旱田作物的决定，但当地农民种稻心切，又受出于险恶的政治目的，曾来小站放毒的陈伯达“无水也种稻”谬论的影响，有些社、队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仍坚持种稻。结果，茫茫小站地区的大部稻田插秧后水竭苗枯，很多地块秋后颗粒无收，全区当年平均亩产，只有寥寥的84斤。这样，至1973年，小站地区的所有稻田，一律改种高粱、玉米、豆类等旱田作物。后来，又受王、张、江、姚“***”极左路线的干扰而走向另一极端，即一刀切地一律禁止种稻，就是有的地方，自备水源能够种稻，也不允许，有的偷着插上秧，也被强令拔掉。至此，驰名久远的小站稻便销声匿迹了。改种旱田后，因稻民很不习惯、又不懂技术而使粮食产量显著下降，曾经有一度，粮食产量每亩仅有区区135斤，以致使这传统的稻谷高产区，很快蜕化为吃国家返销粮区。
只有在艰难困苦中，才能磨砺和彰显一个人的英雄本色。默然实干的梁福来，也就是在稻改旱的这个困难时期，利用业余时间，独自在村农科组的一块试验田里，精心地用人工授粉，进行玉米、高粱的杂交。他把坚持6年研制出适合本村土质的优良品种，无偿供应各生产队后，都显著提高了产量。
1978年12月底，具有划时代伟大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全国、包括小站地区人民和梁福来一家人的心田。根据天津市委提出的“开源节流，自力更生，自备水源，恢复和发展小站稻生产”的指导思想，小站地区农民利用坑、塘、洼、淀、沟、渠、河道等在雨季蓄水，因地制宜地节水种稻，到第二年，小站稻生产即有所恢复。1980年开始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小站稻的生产带来了活力。播种面积、亩产和总产量都连年增加，米质也不断提高。在千方百计解决水源的同时，稻民们争先恐后地学科技、用科技，坚持走“科技兴稻”之路，出现了不少优质高产田。为了加强对传统“小站稻”生产的继承、发展和规范化管理，区委、区政府还专门配备得力的内行干部和高水平农科人员，先后成立了“小站稻开发中心”和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所产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日思牌”“绿色食品”免淘米小站稻，行销京、津等诸多超市和各大宾馆，且倍受青睐！近两年来，国家、市有关领导和专家，多次来到津南区，对小站稻的种植、管理等，进行指导。特别是“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亲临津南，具体地指导和帮助，更使小站稻生产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唐朝诗人刘禹锡放声高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晶莹剔透满口香的传统名品“小站稻”，连年丰收的金色之秋已经到来！
令笔者喜出望外的是，正当本书全文即将脱稿的2006年12月6日，小站镇政府隆重举行“中国小站中心示范镇建设项目推介会”：因“小站稻”而驰名中外的稻作文化，将成为小站中心示范镇重建的旅游文化标签，要规划建设小站稻公园和两个总计一万余亩地的农业观光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时代背景下，小站镇将彰显津徽两地文化渊源，于小站新城建设中，将嫁接新徽派风格，形成“沽上徽城”的独特魅力。小站标志以“米”字为设计原型，整体风格抽象、现代、简洁明快，颇具时代感，这对提升小站镇的形象，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