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小说一直跟在西方小说的后面跌跌爬爬，原创的东西比较鲜见。比如***时代以后，中国人重新获得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权利，小说家们几乎只用十年时间，就把西方操练百年的现代主义小说技艺搬演一番，这很难不暴露出操之过急的毛病，既有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泥沙俱下，又有贴胸毛充硬汉的鱼龙混杂。于是有人拍案惊呼：为什么中国的小说里没有中国经验？某种意义上，我同意这样的批评。对西方小说的模仿，表面看来只是形式技巧的借鉴挪用，但事实上，没有孤立的形式也没有孤立的内容，一个成熟的作品，形式与内容必然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当我们接受技术的启迪时，没法不同时接受思想的影响，而这影响，难免会导致那些所谓的西方经验情不自禁地、顺手牵羊地、随波逐流地，从我们笔下生长出来，即使也化成了我们的经验，但它的“二手”特点，仍要时时暴露出生硬和机械的狐狸尾巴。为此，作为一个操持汉语的小说写作者，我很惭愧。
何谓小说中的中国经验，我不知道权威们如何解释定义，以我对它的粗浅理解，只能套一句我们时髦多年的话说，所谓中国经验，大概就是中国特色。我知道，为中国经验大声疾呼的人不会喜欢我的说法，但在还未出现更学理化的说法之前，我只能认为，中国经验的小说写作，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中国特色的学校教育，中国特色的足球联赛……表达的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
可小说是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吗？是我们的年终总结或处世守则吗？
我不清楚西方经验是指英国经验还是法国经验，意大利经验还是西班牙经验，也不知道朝鲜经验与伊拉克经验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当然我知道朝鲜喜欢吃狗肉而伊拉克是不吃猪肉的穆斯林国家。但我相信，区分中国经验与西方经验的人，指的并非那些生活表象上的经验差，如果那样，偌大个中国，即使同为汉族，生活经验也天悬地隔。显然，我们指称的经验更是精神性的而非物质性的，更是感受型的而非操作型的，如果只涉及表面现象，那问题就太简单化了。我也约略知道，小说写作中中国经验的提法，同样不是中国经验倡扬者的原创，它舶自美国。但美国经验指的又是什么，创造了美国经验一说的美国人也似乎语焉不详，依我望文生义的理解，它有点相当于我们挂在嘴边日日弘扬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爱幼、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智慧勇敢……可让这样的品质专属于吾族，至少我个人有点心虚，谁能给我指出其他民族如何的不尊老爱幼不吃苦耐劳不勤俭节约不智慧勇敢呢？我的意思是，有些大话只能说说，追问不得，若那美国经验也像中华美德一样具体起来，人们肯定能看出破绽：那美国经验，其实与别国的经验大同小异，包括中国；反之，中国经验或别国的经验，也不会与美国经验太南辕北辙太泾渭分明。举个例子。如果一篇小说里写一对中国夫妇每天上班前都要吻别并说我爱你，我认为这表达的就不是中国经验，尽管中国肯定也有这样的夫妇；但你说这对夫妇是对新婚燕尔的“海龟”“海带”，我又多少可以认同，可仍然像被人抓了痒痒；那是不是见到这样的细节我就捏鼻子呢？也不尽然，若这小说是一种戏谑夸张揶揄的风格，而这细节，又与小说的整体风格和谐一致，我则要说，一对中国夫妇每天上班前都要吻别并说我爱你，这正是一种别有意趣的中国经验。
经验肯定有它的绝对性，但更有相对性，沈从文的小说与老舍的小说都是典型的中国小说，可它们却无法归属于同一经验范式。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而非喧嚣的时代，既然如此，小说所传递的经验就不应该是他人经验、普遍经验、公共经验，而应该是每个小说家各有所悟的自我经验、个别经验、私人经验。如果真存在一个中国经验的货场库房，它的门户也理当八方洞开，以利于收藏所有炎黄子孙所积累的经验，而不可以是壁垒森严的官衙禁地，在对诸经验进行甄别筛选后，才削足适履而又为我所用地招募收编。如果经验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定型产品，不需要补充、添加、创造、发展，那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也就不必再让人去写得孜孜矻矻读得津津有味了。
说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而非喧嚣的时代，这是就小说发生学的意义来讲的，而就一篇篇小说的具体生成过程来讲，任何小说文本的出现，又都必不可免地与具体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小说家对自我的个别的私人的经验的有效表达，也都无法脱离于他的生存环境人文背景思想体系等必不可缺的写作资源。近年来，有个叫哈金的华裔美国作家颇为走俏，有论者批评他的写作主题时便说，虽然他读的是美国“作家班”，操的是英语，可用以糊弄美国佬的，却还是文革苦难那类东西。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关于“经验”的挺好的例证。对于哈金这个三十岁才告别故国母语的人来说，文革苦难那类东西，不正是他抹不去的经验烙印嘛。再想想那批用他们的“爆炸”文学一定程度上炸醒了中国文学的拉美作家吧，几乎个个又是欧洲的儿子，英国法国西班牙，不论在文学意义上还是生存意义上，都是他们彻头彻尾的第二故乡，甚至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讲，说是第一故乡也不过分。可他们笔下的那些故事，却永远是拉美这根长线放飞的风筝。我不以为他们是在抵制欧洲而强说拉美，他们的做法，至少可以部分地证明，血脉之土根须之地，是一个人根本无法蜕去的自身经验。
就我个人来讲，对小说的写作与阅读，都不是为了图解或吸纳一个以常识面目出现的结论式经验，而是为了充分调动自己的感官，唤醒自己的直觉，享受那种尽可能独特的刺激、惊讶、会心、悸动。当我那自我的、个别的、私人的经验打动了读者时，当别人那自我的、个别的、私人的经验打动了我时，我能看到，人性的经验就像河水一样，不论来自黄河还是尼罗河还是密西西比河，最终都要汇入大海。
十几年来，在时潮涌动的文学之海，有两个流行概念先后立于涛头：“欲望叙事”；“底层表述”。在思考中国经验问题时，我发现，它们恰好能在两个向度上为中国经验这一命题打造一副结实的夹板。
在我看来，欲望叙事是中国经验的反面，尽管没人对它声讨批判，尽管人们尽量不狭隘化庸俗化地解读“欲望”一词，但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它仍然是个尴尬的角色——人们总是太把命名当一回事，又从不追究被那名称所覆盖的天地有多么逼仄多么局限。十多年前，针对主流意识形态，欲望叙事发挥过一段不大不小的非文学意义的“火力侦察”作用，可眨眼之间，时过境迁，它就日渐成为无病呻吟甚至自渎自慰的代名词了。显然，这种“格调不高”的文学取向，只能作为中国经验的下脚料暂时存档。前两年，我写过一篇小说叫《虐恋考》，里边涉及一些性虐待内容，有人对它的指摘便是：这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样的态度，是有广泛的代表性的。但现在，我不想就“欲望叙事”这一含混命名多说什么，作为一捧碎石，只要它还垫衬在中国经验的纪念碑底座上也就行了，我要多说几句的，是正面展示中国经验形象的文学奠基石：底层表述。
底层表述的意思浅显易懂，即小说家的写作，要关注底层。所谓底层，也就是穷人，多指社会上的普通体力劳动者，过去叫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现在叫既无物质资本又无话语资本的“沉默的大多数”。抚慰弱小，垂爱众生，这绝对是理直气壮的中国经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嘛，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嘛。
小说家作为社会人群的一个部分，完全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如果他已经先富起来了，仍然不忘民生，忧国忧民，为民请命，救民于水火，无疑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的事。可认为一个心系民瘼的小说家就必须在他的小说里写底层疾苦，要求一个体恤民情的小说家就必须在他的小说里为底层代言，那就有点文不对题了。这样的认为与要求，如果是意识形态的意见，是社会学者的期待，是百姓公众的渴望，我都理解，可当它在文学这个民间合唱团里渐成主旋律，大有将其他的浅吟低唱一举赶下舞台之势时，我没法不闻到一股刺鼻的实证主义和表现理论的陈腐气味。
在这里，我使用的主旋律一词不含意识形态色彩，我只从文学潮流的角度而非社会政治的角度使用它。比如在前有巴尔扎克后有左拉的十九世纪的法国，处于世纪未的马拉美的象征派，只是现实主义这个文学主旋律之外的小插曲，以至于马拉美的小学徒、初出茅庐的纪德十分不忿，落笔为文时，公开表示要与那主旋律中左拉的自然主义一脉分庭抗礼。再比如卡夫卡，他仅有的三部长篇皆为未竞之作，但他绝对是当今公认的伟大作家。以未竞之作傲然屹立于世界文学的颠峰之上，除了卡夫卡（或许可以再加上穆齐尔），便再无他人能享此殊荣了。可就是这样一个卡夫卡，生前却对自己没半点自信，我想，在诸原因中，他的小说与当时文学世界内部那个约定俗成的主旋律不大合拍，恐怕是个重要原因。可见，即使在以自由著称的文学世界内部，也有许多政治正确的东西占据着话语的统治地位。
针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没人说欲望叙事政治不正确，但底层表述，却肯定政治正确，因为在“人民”与“时代”这张大香案上，掌握着三流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更容易堂皇地摆放自己的使命良知道义品格等一干贡品。于是，文学的主旋律合流造势，并以各种方式委婉地对小说家做出告诫：只有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艺术才有价值，只有关注底层的小说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自说自话，就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自说自话是否有价值，也不说黛玉葬花的伤秋悲怀意义何在，我想到的是，如果单单把关注底层推举到一个绝对化的高度，那是不是说，除了底层，其他未受命名的“中层”“上层”，就是这个时代的化外之人，就可以被排除在文学的视野之外？
我从不反对表述底层。文学是人学，人学是关于所有人的，所有人中，除了少数的“中层”“上层”，“底层”占了绝大多数，尤其今天，当“底层”问题几乎成了关系到中国社会行止方向的大问题时，表述“底层”天经地义。我所反对的，我作为一个对不幸有哀对不争有怒的小说家所反对的，其实是那种简化矛盾又唯我独革的粗暴行径：以政治正确为据点，以道德主义为武器，去打压小说家的艺术原则，去蔑视小说家的美学责任。
我也从不支持脱离时代的写作，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脱离时代的写作也不能成立。说杨朔散文没有那个时代的痕迹，是不准确的。它也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只不过不是饿殍遍地的痕迹，而是歌功颂德的痕迹，是蒙蔽欺瞒的痕迹。一个人，只要有口眼鼻耳身加上心灵，即使他是梭罗，爱抽象的思想超过爱鲜活的生命，时代的风雨也会打湿他衣襟。当他在支持民间反蓄奴运动中写出《消极反抗》（《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这样的文章时，当他在反政府领袖死亡的悼念会上敲钟致词时，他笔下瓦尔登湖畔的原始生活，“原始”出的仍然是个真实的当下。在人类肌体上，小说家是一些最敏感的神经，写《上帝知道》（约瑟夫·海勒）的历史故事也好，写《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的未来故事也好，其实写的都是《我的世纪》（君特·格拉斯）。
小说自有小说的逻辑，非把小说圈进社会学政治学大众传播学的场子里去耍戏法，那是逼良为娼杀鸡取卵。小说的功用，是以自身特有的表达方式为人性添加思考的乐趣与认知的乐趣，只要它观察世界的视角和传递情感的手段能说服读者打动读者，它提供的经验就不会是“乌有乡消息”，至于那“消息”关乎“底层”还是“中层”“上层”，并不重要，因为那只取决于小说家与怎样的故事更血肉相连。写作不是为了写出什么，而是为了写，是写需要写出什么。一个小说家只要尊重艺术规律，即按内在的需要而不是外在的律令去解决“写什么”的问题，他就不可能背叛他的时代。
小说所创造的，的确是一个个包含了苦难屈辱等等在内的缤纷世界，它通过翻检省察这个世界，去透视人性的褶皱和生活的纹理，但在小说的显微镜下，那褶皱与纹理间藏匿的东西，不论益菌还是毒素，都应该按照它们本来的样子生息繁衍，以一种本色的、原生的、没有偏见的、未被定义的仪态摇曳生姿，既不指向什么，也不拒绝什么，只平等而又缄默地启发和暗示着每一个个人。基于此，一个不满足于跟风追潮，愿意维护艺术清白的小说家，对当下这种关注底层的时尚化倡议，怀有质疑就不算神经过敏。一方面，许多良好愿望，可以是公民责任，可以是社会义务，但在美学范畴里，却完全可能什么都不是，这个道理，当年英美新批评中论及的“意图迷误”说得很清楚。另一方面，不难发现，关注底层，拿贫穷说事，它太像一张政治正确的通行证了，既容易在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内获得微妙平衡，又便于安妥知识分子的“启蒙”之志与“悲悯”之心；可这种在政治正确旗帜引领下的“启蒙”与“悲悯”，会不会成为一种概念化的政治预设呢，会不会削弱及至排除掉审美中的政治性力量呢，甚至，会不会演化成一场助纣为虐的政治秀呢？这尤其需要警惕和提防。以艺术的方式去关注底层，既不是为了标榜人道伸张正义，也不是为了抗议不公抵制暴虐，更不是为了获取利益邀得宠幸。动机永远是水底潜流，表面上的波澜不兴或涛飞浪卷，倒常常是对真正感同身受的匮乏与缺失所做的掩饰。谴责和同情，颂扬和批判，只要它有可能出之于舆论一律的道德立场，就没法不有卖乖讨巧之嫌，避重就轻之虞，虚伪造作之弊。一个在世俗生活中游刃有余玲珑八面的人，当然也可以涉足“底层”的苦难，但他的表达，能否有感情上的纯度与艺术上的力度，我表示怀疑；反之，像卡夫卡这种能够为任何障碍所粉碎的人，即使他小说呈现的是“中层”“上层”的快乐，我相信，那种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与生俱在的、无以战胜的大苦难，也会在纸页的背后渗透出来。苦难是我们每个人身后的影子，而不是可以随意穿脱的衣裳，它有它的尊严与荣耀，它只和能配得上与它对话的人交流沟通。
另外，“底层”一词也如“欲望”一词一样，是抽取个性的共性概括，容易让人对它更为宽广的边际视而不见。一般来讲，人们划分层级的杠杠是财富和权力，因为那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可事实上，为财富与权力所遮蔽着的心理上精神上的层级差，远比财富和权力的层级差复杂和丰富。比如，西安有个叫陆步轩的前北大学生，十五年前大学毕业时，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里却没有一个适合他的工作单位肯接收他，后来好容易找到了工作，也因其临时性质而备受歧视和挤压，直至无业可就。很长时间里他生计无着，最后开店卖肉，借助自身的新闻元素，才把日子过得丰衣足食了，还出了书，又被某文化部门聘为史志编修员。就这位具体的陆步轩而言，我们该把他归属为底层还是中上层呢？或者，他哪一时段属于底层，哪一时段又属于中上层呢？其实，将陆步轩的故事引申开去，便可看到，在一个理性失据规则失效的世界上，我们每个人，至少大部分人，都是陆步轩的难兄难弟，而我们这些陆步轩之间拉开的距离，不会比五十步到一百步再大多少。
把问题之茧这样层层剥开，显然，说小说应该关注底层莫若说小说应该关注所有层更能服人，可既然所有层都需要一视同仁的挖掘与烛照，那么，“底层表述”是否如同“欲望叙事”一样，只被视为点缀在自相印证的中国经验古玩架上的一只仿古花瓶，也就行了呢？我认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