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本刊物》!写林建法,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标题,自认与他也最合尺寸。人当然是林建法,至于刊物,既可以是某一阶段的《布老虎中篇小说》,也可以是某一阶段的《西部·华语文学》,还可以是某一阶段的别的什么,但地球人里,说汉语的,对一九九○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多少有点学术兴趣的,都知道我要说哪本刊物。是《当代作家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是当代中国文学天幕上一颗璀璨的星斗,林建法是为这颗星斗输送能量的人,二者的名字已密不可分。可在我眼里,作为标题,《一个人与一本刊物》不论准确还是平庸,又不能专属林建法一人;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里,至少记叙宗仁发和何锐时,它也最合适。也许它还适合其他三两个人。我视野狭窄,资讯有限,只敢说宗仁发与《作家》,何锐与《山花》,加上林建法与《当代作家评论》,更是《一个人与一本刊物》的经典注释。我很愿意把这三位职业编辑视为文学英雄,把他们办的刊物视为文学胜地,把他们与他们刊物的关系视为文学神话。尽管地球人里,说汉语的,对一九九○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多少有些学术兴趣的人廖若晨星,少之又少,我还是相信,在这篇只与林建法有关的文章里,许多读者能会心地发现,它还与宗仁发有关,与何锐有关……
我喜欢文学的喻示功能。
十八年前,林建法编过本书,是关于当代作家的,正副标题都长,加起来达十九个字,还不算标点。其中的副标题,颇有后现代味:《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那时候,“后理论”尚未登陆中国,或者只登陆几个尖兵。我一直对“后理论”不太买账。十多年后,近几年,我通过社会观察书本阅读和写作实践,发现了“后理论”的迷人之处。我没想说我的观念变化与林建法一本书的标题有必然联系。还是副题。
文学世界是一只大鼎,由三只脚支撑:作家、批评家、编辑。有人嫌三只脚少,建议让读者也插足其间。我不同意。说没有读者就没文学,很像说没有爱情就没婚姻。匿名的读者不是责任主体,不是可操作的文学元素,拿它说事儿,只是利益为先的政客和商家在玩弄概念。接受美学的根须并不扎在庸俗社会学的土壤里。而另有些人,又嫌三只脚多,只承认文学的基座压在作家批评家那两只脚上,甚至只承认作家的金鸡独立。这是外行的偏见。如果内行也这么看,则是做人有欠诚恳。成名前把编辑当爷爷,成名后视编辑为孙子,这种人不配判断文学。这种人的潜在危险是,一旦戕害文学获利更大,他们下杀手时最少怜悯。
文学在林建法眼里是皇冠上的明珠,他还只是普通读者时就这么看。他是否想过和试过以作家的身份跻身文学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年轻时写过文学批评文章,翻译过文学理论著作,我还知道,他从投身文学之初,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编辑。是他发现了自己天然具备编辑才能吗,还是他有意让自己的才能朝编辑的方向汇总和发展?三十年来,他主编过的杂志和书已过百种,其中许多种,还只是他脑子里的计划雏形时,他就用嘴让我见识过它们。令我惊讶的是,他孵出的孩子,与他脑海里的设想没什么差距,似乎还更出色和完善,好像当初他说给我时,它们已是瓶中标本。千万别说杂志和书的制作要求都太简单,任何空间想象能力超过刁斗的人都能炮制。刁斗的确不慧,但这世上,好书好杂志实在太多,林氏产品要立足于花样翻新的它们之林,光靠作者阵容的豪华和装帧风格的新异是站不住脚的。林建法的优势在于选题和组稿。他的良好的文学感觉与文学眼光,使他常常能先于他人发现,什么是文学前线最需要的补给。
一九八六年夏天,林建法由福州来沈阳工作,成了我同事,那时候,他喜欢这么介绍自己:我姓林,双木林。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自我介绍时他仍这么说。他一直读不好自己的姓,“林”被他读成了介于“凌”与“您”之间的一个什么音。还有些字他也只会发闽南话读音。但从外形看,从性格看,甚至从某些生活习惯看,他已完全东北化了。他瘦削高挑,行动敏捷,听别人说话时,一双眼睛总在近视镜后边探询地眨巴,像求知若渴的成年学生。他去上海读大学时,正是个二十八岁已为人父的成年男子。我们认识好多年后,听人说他当过军人,我武断地认为别人张冠李戴了他的履历。不在于他外在气质上没军人痕迹,主要是思想上、意识上、观念上,他都与条例的规范和命令的戒律相去太远。他的自由精神与激进姿态,使他更像一叶海上扁舟,风和日丽时忘情漂泊,风狂雨骤时劈波斩浪。他出生于渔民家庭。有一天,我把别人的传说当笑话讲,没想到,他竟证明那不是讹传:他有五年军龄,服役地点还是严酷的西藏。这让我大跌眼镜。他开玩笑吗?但我知道,他缺少玩笑细胞。这一点也许合乎军人标准:玩笑容易涣散军心,瓦解斗志。
我以为我已足够了解他了。并非如此。
一个人做好一件事的前提,从主观上说,有两个条件就够用了:悟性与勤勉。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缺少玩笑细胞的林建法是永动机,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大部分人,一生中被工作耗去的时间最多,可工作,即使某些富有刺激性的特殊工作,一流程化,描述起来也很乏味。编辑工作就是这样。策划选题联系作者编排校对印刷邮寄,有什么可说的?但说到林建法,不说工作更没说的。就说说校对吧。我在他手下当过八年编辑,每期校样,都要他我以及外聘的两位老先生各看一遍。按说这够了。林建法却不觉得够,四遍之外,他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视校样留在手里时间的长短,要再看一遍或者两遍。做过校对的人都知道,再好的文章这么个看法,都会产生生理性厌恶。可林建法产生的是生理性迷恋。那些枯燥的理论文字,常逗得他发笑,引得他螳螂一样跳离书案,手舞足蹈,好像在玩有趣的游戏。显然,他也玩笑,但他玩笑的神经只连通工作。在许多个饭桌上,歌厅里,保龄球馆中,我眼中的他,要么与作家批评家谈稿子论文事,要么向官员企业家普及文学常识并寻求权力和财富的支持。如果别人都忙于吃喝唱歌扔保龄球,他就发呆,我估计他发呆时脑子工作。当然了,他也吃喝,虽然食量不大,他也唱歌,虽然跑调,他也扔保龄球,虽然偶尔得了高分也不知窍门在哪。在我熟识的人里,他出差最勤,认识人最多,喝茶最讲究,电话费用最高,最爱吃鱼头,最不会讲黄段子,看第一时间出版的国产小说最多,参加会议最多(会上发言最短或最少发言),神经(可能)最强健,睡眠(可能)最少……
我这么描述他,不为表彰劳模,也没想做道德引申。一个人,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孜孜矻矻于同一件事,还做得挺好,是大幸福。
我向往那样的文学环境:喜欢鲁迅的奔赴“莽原”,拥戴郭沫若的投身“创造”,倾慕徐志摩的仰望“新月”,钟情林语堂的吟咏“论语”……我主张文学的疆域里派系林立,各行其是,唇枪舌剑,众声喧哗。我反对团结。这不仅因为团结的文坛只能僵化艺术窒息思想,更因为,团结从来就不存在,文坛不存在其他坛也不曾存在,一味标榜它,只能诱发虚伪和欺骗,导致背后捅刀子脚下使绊子。有了流派刊物的分庭抗礼,有了公开公平的辩难竞争,才能换来由衷的聚合,心悦诚服的背叛,敢于光荣孤立的独树一帜。我总想,如果有一天,我重新有了做编辑的热情,我的第一份求职申请,就递林建法。我知道,身心条件允许的话,一百岁时他也要办刊,前提是那时允许办同人刊物。生理年龄不应该是切割文人事业线的刀剑斧钺。
《当代作家评论》没有同人之名,却有同人之实,这是它得以持续地坚持学术立场,恪守美学原则,倡扬创新精神,建立先锋品格的保证。它在趣味取向上,偏重于推介和评析富有探索和实验色彩的作家与作品,它信奉文学不是政治学社会学地方民俗学,而是包容一切的人学。这与我的个人意见甚为吻合。文坛时有风潮,学界常换时尚,跟风趋时不仅能规避风险,还意味着许多即时的好处。文坛与学界的口号已不光是“爱智慧”,甚至“爱智慧”的席位已面临拆除。林建法从来没说风潮和时尚一定有毛病,但他认为,盲从风潮和时尚是毛病,把文学看成t台表演更是毛病,即使那表演有助于农民工维权。他有个弟弟就是资深农民工。他不把“莽原”“创造”“新月”“论语”熔为一炉,是对艺术的深广度与自由度的充分尊重。
有一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室一隅,在读研究生吴俊对着稿纸独坐苦思,正写导师布置的文章。这时教室门被轻轻推开,回母校组稿的林建法偶然走过这里,直觉让他从角落里的帅哥脸上看到了聪慧。你在写文章吗?林建法坐到面露抵触的年轻人对面。能让我看看吗,或说说你想法?很快,文学讨论消除了陌生,也弥合了十岁的年龄差距。仍然很快,倏忽二十年间,吴俊已成了批评家队伍里的一员骁将。
又有一天,《当代作家评论》的老主编陈言应林建法之邀,携妻子及其儿子儿媳,一道出现在一家高档酒店的大包房里。圆桌周围,已聚集了十五六人,皆是陈言的旧朋老友,也是林建法邀请来的。林建法面带羞涩地宣布开席,《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响了起来。这一天,是陈言七十岁生日。一生耿直率性的老人,根本没想到,在他离休十年,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后,林建法会这么隆重地为他祝寿。
再有一天,作协机关重组下辖的处级机构,《当代作家评论》并入创作研究部,林建法头上有了个新衔,主任,兼主编。我直言劝他放弃主任:又不给你提级,多操那个心犯得上吗?他也直言道:我怕别人当主任后,乱指挥刊物。林主任上任后,减少了出差次数,改掉了在家看稿的习惯,并制定上班签到制,党员定期读报制,还经常去一些非文学会议上繁殖头上骤增的白发……某日他腰脱顽疾复发,由傅任用轮椅把他推到单位。快人快语的傅任女士是他秘书,兼妻子。
有一年,我当时供职的杂志社欲设新帅,作协领导征求我意见,问谁合适。那位置有许多人觊觎。我说,作协内部,有三四个人当那主编都能对付,包括我,但肯定能当好那主编的,舍林建法没有别人。领导说,林建法得编《当代作家评论》呀。我说,以他的精力能力加上热情,同时主编两本刊物没有问题,并且由一人把持两块阵地,让评论与创作互动,更会收到双赢的效果。我的建议当然白提。主编首先是级别标识,让一个人顶戴两朵处级的花翎,该渺茫多少人的好前程呀。
又有一年,省作代会上,领导为了以民主的名义合法化他们任命的理事,设立个代表表决程序。那天我特意坐第一排,举手反对那个程序,是两百代表中唯一破坏和谐的人。当即有领导找我谈话,说你还年轻什么的。我说我写小说,理事与小说无关,为个人我没兴趣争它;现在我出这个风头,是替林建法打抱不平,为什么六十多理事席位,不能分他一个?我说,林建法的许多交道要与圈外人打,名片上多行花哨字符,能方便工作。领导怎么解释的我忘记了。五年后,也可能十年后,林建法终于荣登了省作协理事的庞大名单。
再有一年,有些文学期刊负责人在北京开办刊难的诉苦会,拉上了我。那时我已到林建法手下开资领饷。滥竽充数我也得发言。可我觉得,单纯诉苦毫无意义。生孩子还难呢,要么你别怀孕,怀的话,就别抱怨,呼天抢地不利于胎教。我主张,既然怀了孕,心思就得花优生上,积极练孕妇操打催产针才是正经。我以林建法为例说我的主张。我说《当代作家评论》每年的官拨经费只够两期,另外四期全靠自筹,可林建法从没闲工夫怨天尤人,只是尽量把孕妇操练到奥运会水平,还不介意被催产针扎得伤痕累累。我的发言让许多人反感,他们私下议论纷纷:原来刁斗是个喜欢拍马屁的人呀。
为他人作嫁衣只是编辑的十分之一张面孔,在一个利他主义畸形膨胀的社会氛围里,它得到的是过度阐释。当然,只把编辑职业当饭碗时,有这十分之一张面孔也就够了。可一个人若把编辑职业当成事业,当成心理甚至生理需要,当成光荣与骄傲的所托所系,他的面孔就应该多种多样并变化多端,他就得有能力将如下这些人的特点综合为自己的基本素质:圣徒、赌徒、稚儿、狂人、苦行僧、淘金汉、投机商、冒险家、独裁暴君、预言大师、见异思迁的花花公子、肚子里边能撑船的宰相……
林建法的生命体异常复杂,有许多很矛盾的东西,在他身上却能统一,如果他是我的小说人物,不论我如何立体刻画,在我由生活真实抵达艺术真实的道路上,他制造的障碍我都很难逾越。他随和又固执,偏激又中庸,心细如丝又粗枝大叶,婉转狡黠又炮筒子脾气,他能让人一碗水看到底,却又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褒贬,却又特别注意倾听舆论的声音,他喜欢单枪匹马我行我素,是好是赖全自己扛,却又极善于与方方面面的各色人等沟通交际,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他的快乐和忧郁,镇定和焦灼,忘我和无他,可以由同一副表情呈现出来……有时琢磨他,我恍惚觉得,他更像文学画廊里的虚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