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期《山花》杂志，发我篇小说，题目就叫《小说》。可能有点哗众取宠。那不是我本意，它的确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在《小说》里，马原为我一个细节充当了道具，写到他时，我这么说的：“那是马原进藏后第一次回沈阳探亲，至少在我们年轻人眼里，是个手握多篇未刊稿的小说大师。”这是实情。我不知道马原是不是大师，但我至今认为，他比许多大师潜质都好。我小说家言的不实之处在于，马原进藏前后我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才成朋友。后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这个幼稚的理想主义者被现实主义的铁壁撞得头破血流，机缘让我们一见如故。那时他累累若丧家之犬，离藏返沈后找不到工作；那时他就懂得嬉戏灾厄，在“解构”一词时髦之前已长于解构。他早我一百年就认识到，这世上除了荒诞与滑稽没有别的。
想想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里，交过的朋友不计其数，但与马原建立友谊，无疑是我此生的重要收获。年近五十时这样总结，不能算草率。尽管我知道，如今这时代，友谊是爱情的难兄难弟，在人类生活中，它们都面临被摘牌的命运。
我和马原认识那会，他基本放弃了小说写作。他是大孩子，老顽童，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对他感兴趣的任何事都有尝试热情。如果他是运动员，他肯定会在两届运动会上参与不同的竞技项目，而为蝉联同一块奖牌感到索然。他与生俱来地禀有奥林匹克的业余精神。好多年里，我对他这种性格的天然强度认识不够，总是激烈地批评他不务正业，不负责任，希望他发扬光大他已然为汉语小说做出的贡献。近些年我不了。近些年，有人对他发訾议时，我急扯白脸地为他辩护。不只为捍卫友谊，更为提倡尊重艺术规律与尊重生活选择。马原是懂小说的人，很明白写小说与他是什么关系，如果写作还让他快乐，他又确定还写得好，再忙也会间或染指。他是为数不多的并非因失去小说感觉才搁笔的人。他不愿意盖完摩天大厦后，再以修砌鸡架来维系自己建筑师的声名。我没帮他开脱的意思。我也清楚，让他半途而废的罪魁不独是天性，不独是那些一直与他纠缠不清的影视产品，事情的症结更在艺术观甚至人生观上。他的写作理想出了问题。好多年来，他越来越看重畅销书给写作者带来的海洛因式刺激，阿加莎·克里斯蒂成了他笑谈中的榜样。玩笑是有所遮掩的心迹表白。以他的资质，这令人惋惜。但也没必要，看客永远是摸象的盲人。每个成熟的个体，都知道自己该怎样活。一具平庸的身躯，为挂块处长的招牌就可以自唾其面，可一颗骚动的灵魂，宁可丢掉国王的冠冕也不肯枯守金銮。为王国鞠躬尽瘁值得颂扬，凭心情放浪江湖也没什么不对。兰波丢下诗歌去贩卖军火，杜尚丢下绘画去打谱下棋，鲁尔福丢下小说去研究印第安问题，我们都没权利指责反对，我们需要的只是感谢：感谢他的《元音字母》，感谢他的《下楼的裸女》，感谢他的《佩德罗·巴拉莫》。
马原是个有魅力的人。我不是说长相。长相可能也有，我没就此采访过女人。但可以想见，他魁梧的身材，真率的目光，浓密的胡须，羞涩的笑容，加上横溢的小说才华，容易让女人春心荡漾。作为男人，我所欣赏的他的魅力，是他直逼事物本质的辨析能力，与破釜沉舟的冒险精神。在我们相识前的七八年里，我经常能耳闻他的故事，甚至在他没发过小说，我更没读过他小说时，我就了解他独标一格的艺术观念，与众不同的文学态度。他公然嘲弄对小说主题的庸俗化理解，敢于颠覆逻辑淡化情节模糊人物；他也渴望成名，却能节制发表的欲望，宁可作品窝在手里，也不违心修改自己认为完善的东西；当伤痕文学问题小说等社会学宠儿广受追捧时，他不为所动，只把欧美的经典作家视为竞争对手……那些年里，他在沈阳时我在北京，他去西藏后我回了沈阳，但我们间，总有共同的朋友通报信息，至少他我间的共同的朋友，与我聊天时常谈到他。我也愿意打听他轶闻。从少年时代起，我景仰的就是文学的逆子而非顺民。
我和马原成朋友后，有三四年时间，隔三差五就啸聚一番。那时玩乐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自行车使用频率极高，陪伴我们纵横沈阳时，总吱吱嘎嘎地开心大笑。我们的啸聚，当然是一群人，一般五个，起码四个，以很少的赌资，玩四掐一或者三掐一扑克，人若再多，就还有下围棋的、论足球的、沏茶倒水侍候局的。我们相聚，一般有两个固定项目，玩完牌下完棋，还要蜂拥至某家寒酸的小馆，喝漫长的酒聊漫长的天，以艺术爱情政治经济佐餐助兴。我们是最早践行aa制的沈阳人。那时我们囊中羞涩，热衷于“开会”，不论工农商学兵的会，只要在宾馆开，又能与我们中的某人搭上点边，我们就都去，堂而皇之地使用会议的房间扑克还有美食。我们反对精简文山会海，支持公款吃喝。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热闹；穷人闲人无聊人，人人快活。有时一大天折腾下来，仍没耗尽我们的精力，我们中家里单位都没负担的，像我和马原这种，就会将玩乐进行到后半夜直至第二天。大部分人被陆续拖垮，剩下的人数，常常只够隔枰对弈。我和马原棋都不行，如果光剩我俩，就只聊天，把横平竖直的实木棋盘当成茶几。但光我俩在一起时，称之为啸聚也不过分。我俩都是高声大嗓的东北汉子，不懂深沉含蓄，喊起来若狮子吼，笑起来如鸱鸮鸣，谈恋爱都不会燕语莺声。我俩在一起时，十句话有七句涉及小说，其他朋友在时，十句话也能说小说三句。这些朋友里，大部分只是普通的小说读者，却是有质量的小说读者。
闲居沈阳时，马原除了充当朋友们玩乐的组织者召集人，还干了件中国作家协会下辖某个局级部门该干的活。他和一个搞摄像的朋友合作出资，在其他朋友间或的义务帮助下，拍了部名为《中国文学梦》的电视片。他们足迹遍及中国大陆，对包括巴金冰心在内的百多位作家进行了访谈。那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积攒史料。它至今是马原手里的个人财富。不是马原囤积居奇，是文学部门与电视部门不认可它的财富资格。它吸引不来广告客户，兑换不成白花花的银子。
后来马原去了海南。召集人走了，组织瓦解，一干朋友星离云散，升官发财过自己的日子。马原偶尔回来省亲，众人也能再度聚首，但大多匆匆出场便急急告退，好像领导接见群众。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是九六年秋天，再之后，马原回来，相聚的就我们三五个了，玩扑克刚好能凑够一局。这符合一般的人际交往规律。人生一世，认识的人肯定越来越多，但朋友只能越来越少。一九九六年秋天的一个凌晨，我们为马原接风的酒局洗尘的牌局都结束了，其他人散去，我俩继续聊天。他说，这一两年，走到哪都能听到人议论我小说，他感到高兴，他希望我写得更好。他挺动感情地说，他最惦记我和冯力的写作。冯力是他前妻，笔名皮皮。马原每次动了感情，总要迅速将其删除，好像动感情是件丢人的事。他更愿意以玩世不恭装扮自己。他蹦下床点烟，以笨拙的点烟动作删除感情。他抽耍烟儿。他说你势头这么好，作协应该给你开研讨会。我说你又天真了，我不是官也没钱，作协怎么能操我的心。他说我提建议，天亮我就打他们电话。我说你别胡闹，你以为你多有面子？再说了，谁都知道咱俩哥们，你提建议，他们会认为是我求他们，我可不想丢那个人；还有就是，我不认为研讨会跟创作有什么关系。他点点头说也是这么回事，但灵机一动又叫起来。那不用他们，咱自己开，他认真地说，写作有时当局者迷，也许大家乱说一通，能对你有用。他一认真就百折不挠。他当即串进另一间屋，把已经睡下的两个朋友喊了起来，问他们这事是否可行。就这么着，第二天上午，他一觉醒来便开始联络，细致落实“刁斗小说研讨会”事宜。他尊重了我的意见：不找官方代表，不找媒体，着重强调这是民间行为。几天后的周末下午，十多个惯于糊弄公家会议的老油条，遵纪守法地出现在一个不伦不类的民间会场。那是一个朋友的酒店包房，而晚上的餐费，则由另一个朋友七折买单，他有资格回单位报销。那天的研讨会没挂横幅，没发红包纪念品，没人迟到早退，没人织毛线说闲话打瞌睡，连厕所都少有人去，与会者个个踊跃发言，好像他们是纳税人选举的国会议员，在为纳税人争取权益。四个小时转瞬即逝，服务员敲门问是否上菜时，马原才恋恋不舍地说，那就到这吧，最后刁斗再说两句。我就说，操，别人研讨会全说优点，该上菜了还没缺点；可到了我这儿，也该上菜了，却一句优点还没提呢。大家齐笑，喝酒吃菜。
这事说来只是乐子，即使不是乐子，它与我有关，我也不该过多置喙。但我愿意做一点提示。九十年代中期那段时间，辽宁小说不太景气：马原下海经商，洪峰写得少了，孙惠芬处于蓄势待发状态，皮皮正琢磨畅销书市场，仿佛只剩我一个人，在一些重要文学期刊上攻城略地。马原张罗给我开会，既是为朋友唇舌鼓噪，也是为辽宁小说摇旗呐喊。所以，十多年后回首此事，我希望人们别孤立地看它。它与马原搭钱搭工夫地拍《中国文学梦》没关系吗？它与马原为程永新编先锋小说专辑煽风点火没关系吗？后一件事是这样的：八十年代后半期，连续两年，《收获》编辑程永新在杂志上两度集团式推举先锋作家群，铸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小说革命的又一块里程碑，而在整个策划组稿编辑过程中，马原始终以他的艺术智慧和性格力量为其推波助澜。
我的叙述，似乎有了破绽，前边我恨不得把马原定义为洞悉必然的庄老传人，可此时的例子，又将他塑造成了倾情偶然的孔门儒生。即使是这样，也不矛盾。奉儒未必迂腐，好道不唯厌世。马原之可爱，就在于他的使命感不正剧化，他眼里挂着的丝丝坏笑，永远是戏谑的、怀疑的、嘲讽的、怜惜的，他以半是拒斥半是容忍的态度看待生活并投身其间，最庄严隆重时，也以游戏精神为原动力。他崇尚混沌。他是神秘论者。他最著名的小说观是局部逻辑大势不逻辑。
一九九八年春夏之际，小说家朱文在一些同辈作家中搞问卷调查，后来，此事被命名为“断裂事件”。当时问卷也寄了我，但怎么答的我基本忘了，仍能记得的，是有两个问题涉及文学影响，我毫不犹豫地答以“马原”。答卷时我已然想到，许多同行，都相信自己是行空的天马，不认为他人会影响自己，或者，心里认定有影响者，嘴上也不肯说与他人。当然了，文学的影响，也的确难以量化细数，真正的影响，更是整个文学传统的综合作用。而我愿意确凿地点出马原，是我认为，我能解释清楚外部影响对我发生的是怎样的作用。以口对心也是我原则。
马原是个游戏精神的身体力行者，我不是，我把游戏精神刻印在心里。我对马原心怀感激的是，于不经意间，他以他个人主义的真诚与文学意识的深邃，帮我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刻印。如果二十年前马原没出现在我生活里，我不知道我的小说会走向何方，我只知道，我现在走的，正是马原用笔开辟的异端之路，而非他后来以嘴鼓吹的俗常之途。我为之庆幸。我还想大言不惭地，替我们这个摸索了三十年依然鹿马不分是非失据的文学现实庆幸一下，也许正因为有了马原这个打响小说起义第一枪然后迅即退出起义队伍的争议英雄，我们才更容易确定文学坐标，才更方便建立艺术精神——不论我们将他作为正面还是反面的参照。
最后补充一句，马原之于我的影响，不仅是小说观念上的，也是生活态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