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爸死于二○○○年年初，过完七十岁生日不足半年。那几天的沈阳日日阴晦，时时落雪，搞得人人心烦意乱——只有南方来东北看雪的旅游者欢天喜地。久病的我爸熬不住了，把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面白旗树了起来。他的心肺功能早已衰竭，这么低的气压，是老天爷送给他的旅行机票，安排他去天国旅行。这是一次有去无还的特殊旅行。他本该看我一眼再出发上路，可大雪对我百般阻挠，出租车比步行只快一点，他就等不及了。我从北陵书房赶到马路湾爸妈家时，急救中心的大夫已念完判词。我把我爸抱进怀里。他肌肤柔软，肉身温热，但魂灵却已开始飞翔。我笑着夸他一句：嗯，表现挺好，走得挺安详。他没表示什么，有点玩深沉的意思。
我爸一般不玩深沉，天生不会，后天又拒绝假装老辣。多数时候，他是透明的孩子：天真、活泼、热情，好像他身心一直健康，从没受过侮辱与损害——他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个书名的句式与意思：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确是孩子，还是个初降红尘童蒙未开的婴儿式孩子。他瘫在床上，百无聊赖，眨着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探头探脑，间或发出些无意义的声音。身边的一切都让他陌生，所有的陌生都让他好奇。可惜他不是孩子。孩子由无知抵达有知，能标志繁荣，是好事；他由有知沦为无知，只表征衰败，是坏事。我爸是逐渐“坏”下去的。以表达为例，后几年里，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之外，他仍能含含糊糊说出来的，只有“吃”“操”这两个字眼。我估计，刚冒话的婴儿“吃”没问题，“操”却不行。这也能强调我爸的成人身份。孩子只有半条生命，活着就行；成人的生命才沛然完整，有创造渴望。据我观察，依我爸的智力状况，他已不识“吃”“操”的本义，那两个字眼，只是他的感叹代码，用以表达他依稀尚存的原始情绪：快乐或愤怒。比如我去看他，他认出了我，也想对我表示欢迎，哪怕我妈刚喂完他饭，他也连连吐出“吃”音；比如他又尿床了，我抱他翻身换床单时，会假装生气地批评他几句，他肯定听不明白我说什么，但我的不够友好他辨得出，他就也不友好，用激烈的“操”音进行反击。他连自己姓氏那个更好念的“刁”音都发不好了，却能顽强地抽干洗劫他心智的滔滔浊浪，让那两个与生命本能关联最密切的字眼水落石出，这殊为有趣又耐人寻味。难道与汉字声母的排序有关？“吃”“操”在前由“c”率领，“刁”音列后属“d”序列。这是玩笑，不可能的，可能的答案也许弗洛伊德知道。我没本领去人性的潜意识领域爬罗剔抉。通过我爸的“童”言无忌，我只想佐证，他都痴呆了还不深沉，没痴呆时的“轻浅”可想而知。如果记忆没欺骗我，我得承认，我平生听的第一个黄段子是我爸说的。他不是特意说给我的，是他喜气洋洋地说给一个朋友时，我听到的。当时我十几岁。当时他朋友欲笑又止，然后满脸深沉：这有孩子！我已记不得那段子的内容，当时也不可能明了那段子里的象征暗示与比喻引申，但我能记住它带给我的怪异感觉，能记住在我爸朋友深沉表情的对比之下，我爸的一脸坏笑花团锦簇。
许多家长假模假式，戴着面具教育子女，好像孩子是群众只供瞒骗，而他们是领导，嘴巴里边全是舌头。我爸不，他从来都把我看成平等的伙伴，陪着我理解人性的弱点与生活的污秽，即使已成共识的“幸福”“美好”，他也不把它们硬塞给我。我十四五时，有一次逃学在家抽烟，被恰好中午回家的他抓了现行，他一脸阴郁，满腹悲伤，沉痛地与我谈漫长的话。他只讲道理，没大喊大叫，通过讲今比古分析人的嗜好与习惯，让我判断什么该养成什么应避免。他反复自责，说他抽烟的恶习影响了我，信誓旦旦地决定戒烟，要以此为我树立榜样。可当天夜里，我把长长的检讨交给他后，他竟有点嬉皮笑脸。他先说，他像我这么大时也偷偷抽烟，又和我商量，如果他不戒烟，却反对我抽烟可不可以。那时我没烟瘾，抽烟是往脸上画叛逆符号。又有一次，我十六七时，一早晨家人还没起床，两个警察就来抓我，说我在商店抢钱，把我押往派出所的小黑屋子。中午姐姐给我送饭，说我爸班都没上，一上午光在家唉声叹气，他这个一向好面子的人，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这么龌龊，竟去抢夺别人的东西。可当天晚上，我获释回家，发现我爸并不难过，只努力掩饰脸上的骄傲。原来，他已从警察那里问清楚了，我没抢钱只是打架，因为打架的地点恰好在商店，我顺手使用商店砍肉的片刀与卖白菜的钢叉时，不能不撞翻装钱的匣子。我爸的骄傲在于，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我勇于与一个欺负我的成年人宣战。在他看来，当一天囚徒只是小节，大节是为什么身陷囹圄。
我爸不扯道德主义那一套，不凡事上纲上线小题大做。他认为人性的弱点只可抑制无法剔除，对付它们的最好办法，唯有强化人的理性。但在他那里，理性又不是教条不是戒律，只是春雨淅淅沥沥。雨露滋润会带来生机，至于生禾苗还是生稗草，生鲜花还是生野蒿，那则属于另外的问题。他信奉开卷有益，把读书视为理性的温床。有一次，我和姐姐光顾读书，没做该我们分担的家务，恼火的妈妈撕破了书。我爸下班后，很严厉地批评了妈妈，说咱的孩子可以不喜欢家务，但不应该不喜欢书。当然他转脸又笑嘻嘻地对我和姐姐说：更应该的是，书读得好家务也做得好。我爸做家务不行，他笨拙、懒惰、油瓶子倒了都想不到扶。记得那天妈妈连夜糊好了破损的书页，但故意不讲理地说：他们读的都是“毒草”。我家当时的几箱子书，封面上，基本被我爸做了标注：“大毒草供批判用”，是他希望如遇抄家，这些书可以曲线脱险。我爸也故意不讲理：对呀，是毒草呀，可咱的革命小将不读一读，怎么批判呢？
我爸五十几岁得脑血栓，十年之内两度复发，继而老年痴呆，数病加身，在生命最后的七八年里，吃喝拉撒全不能自理，思说读写的能力尽失。对他的死，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死时，我没哭，只是火化他时眼睛湿过。可一个月后，年三十傍晚，我一个人在大街上骑自行车，忽然想到他回不来了，竟难以遏制地恸哭起来。我爸是个好玩的人，他活着时，他死去后，什么时候想他我都会笑。那天我也先笑着想他，可笑竟把哭引了出来，并且哭得不可收拾。我把车骑得像个醉汉。好在除夕的大街上阒无人迹，厚厚的羽绒帽也能藏匿我的声音眼泪以及鼻涕。就是那时，我起意写他，并随即想到了一九九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意大利人达里奥·福。福是个长于饰演小丑的演员兼作家，他有个剧本，讲什么故事我已忘了，题目我却始终记得：《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二
《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这题目在我电脑里一躺十年，我想不好，为什么多次对它发呆，却无法为它缀上内容。
以“虚无主义”定性我爸，他若活着一定反对。字典为虚无主义瘦身以后，将其概括为“三个否定”：“否定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我爸心思活泛情感丰腴，对我的冠名，不会按字典教条去自排自查，他更知道，我也不会任字典束缚手脚。但草率笑纳我的定性，又有悖他明敏的天性：万—我拿他开涮他却认了真，万—我跟他学术他却玩了笑，都坏兴致。我们父子间“逗”智“逗”勇，不论我把他奉为启智的师长还是当成打趣的兄弟，他对即时的兴致都很珍视。兴致创造氛围，氛围构筑环境，环境对一个人如何成长和长成什么有重要影响。
最初我估计，我爸警惕我的定性，反对的可能会是“虚无”。现在想想有点遗憾，在我爸六十岁前思维和表述都正常时，我与他讨论过海量问题，却从来没有言及虚无。也许，这更与我有关，三十岁前我太“实有”，心里不大容得下其他。实有是个霸道的恋人，是垂在我眼前的一片树叶。三十岁后我渐渐明白，虚无的深广如同宇宙，不论你大如沈阳中国还是地球，都只是它怀抱的一点一滴。这时我再想与我爸交流，已不可能，这时的他，众瘾尽失唯剩烟瘾，他对我的需要，已不是对一个知心朋友的需要，而是对一个能避开我妈给他烟抽的烟草供应商的需要；然后，烟草供应商他也不需要了。但以我对他的了解，在他还有别的瘾时，即使反对我给他贴虚无标签，他也不会正面迎战。他多半会狡黠地眯起细小的眼睛，似攻似守亦进亦退地说：我只承认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时他会正经，自称唯物主义者都怕生出歧义，担心光抬出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会怠慢黑格尔的“合理内核”。一正经起来，我爸的严谨是生理性的。他是个有五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一辈子的工作几度变化，始终不离解释和传播马恩列斯毛的思想与功绩。马克思主义是他的饭碗，更是护身符。当然，正经之后，他也会不太正经地与我讨论虚无，但那讨论，很可能会拐到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或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那里——从文学里发掘什么都很便捷，而文学，除了中国古典诗文，他只熟悉苏联之前的俄国小说。我爸不正经时比正经可爱。但没办法，中国盛产不刊之论，每每面对人生观价值观这类敏感问题，他的正经就如同大机器上的齿轮螺丝，顶多以陶渊明苏东坡这类古人或文学人物为润滑剂，往锈滞的地方涂抹一下。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志的腺体常常发育不良，到我爸那辈，这种组织几乎就没长，或也长了，但必须变形为一段盲肠蛰伏起来，不声不响时等于没有，一旦声响只引爆灾难。这样一想，我明白了，何以十年前我对我爸的定性已接近准确，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仍然难产：他拒绝虚无主义这顶帽子时，躲避的可能更是“主义”。
我爸爱说话也会说话，不论私下聊天还是公开演说，都机敏幽默有表现力，他自诩是得了点康德“谈话的美学”之真传的。他记性好，引经据典能信手拈来，他思维活跃，独出机杼能新人耳目，他洞察力强，揭示本质能一针见血，若总括他“谈话的美学”的最大特点，则是说人话、通人性、近人情，能巧妙地化玄奥为通俗变僵硬为柔软。这很重要，他的一生，既因工作需要也是兴趣所在，不断涉及的大部分话题，正是——至少在一定层面上——玄奥并且僵硬的东西：主义。
“政治”一词出现在中国，有一百多年。在汉语言的浩浩长河中，百年的历史太过短暂。短暂易导致生吞活剥，生吞活剥则消化不良，于是，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一直狭义，三喂两喂，就把它豢养成了个危险的东西。可政治又是活跃元素，特别喜欢突出和挂帅，还绑架主义，这样，主义就也危机四伏。在我眼里，能既跳开“两报一刊”社论的强蛮窠臼，又不让党棍学伐的断章取义轻易得手，还可以把主义暨政治这种叵测的东西说得深入浅出又收放自如，言之成理又引人入胜的，我爸是第一人。当年听李燕杰曲啸红遍中国的主义说教时，我很想劝他们拜我爸为师。我不认为我的判断太井底之蛙。我的家人，除我之外，在先锋队里也都是先锋人物，有机会出入各级主义场所见识各路主义高人，在对我爸言说能力的评价上，他们对我都能认同。另外，多年来，有好几个与我打过交道的人，当年也与我爸有过往来，提及我爸，他们都会赞叹一句：你爸讲话太精彩了，听他做报告是种享受。顺便说一句，唱赞歌的都是前辈，他们没理由讨我的好。再顺便说一句，我爸从来不是官员政客，只当过业务小干部，他的所谓“讲话”或“报告”，除了私下的海阔天空，再就相当于现在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宣读。那时没学术，更不讨论，我爸的“口头论文”不论多长，“发表”后，唯一的报酬是口腔快感。
我爸擅说却不擅写，几乎没留下署他名字的像样文章，而他发表的所有文字，都只能将他定性为一个拾人牙慧的传声筒而非识见独到的解惑者。文革中后期的五六年里，他有过写作的高峰时段。先是从吃糠咽菜的农村抽回城里，在个市级革委会写作组吃香喝辣，模仿“梁效”“罗思鼎”的文体风格与署名方式，在报纸上连续发表大块文章，除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余基本臭骂一通。然后调回出版社重操编辑旧业，组织多路人马撰写国内第一套多卷本的《马恩选集简介》，那些至少对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简介文字，皆出于他和一些刚从农村回到城里的大学教员及社科研究人员之手，但“工农兵三结合写作组”是他们的集体署名。本来，《列宁选集简介》的写作班子也搭成了，可文革结束了。我爸和他的“工农兵”抛弃了列宁，让我至今对列宁主义不甚了了。文革结束，我爸的作文生涯也告结束。我动员他写下去，说你不写列宁写别的呀，他以列宁一篇文章的题目与我戏谑：不急不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他没做到“少些”，更没做到“好些”，“坏些”的文章也没再写过。
自童年起，我就渴望以精神的方式成名成家，在并无稿费之说的年代，甘愿匀出些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的大好光阴，去吟诗作文舞文弄墨。我爸欣赏我学习的自觉，却像反对我逃学旷课打架斗殴一样，反对我吟诗作文舞文弄墨。他动员我拆装半导体或钻研微积分。我是个什么料他很清楚。我笨得往墙上钉颗钉子都钉不直，一百开外的加减法都得笔算，考大学时，苦学半年我数学只得二十几分，他已然满足于我的超水平发挥。但他太不愿意我吟诗作文舞文弄墨了——当然更不愿意我当工农兵。他不认为我的偏科是不治之症，他觉得，既然我十三四岁就能代替生病的老师给两个班的同龄人上语文课，若再花点心思，在数理化方面高人一头没准也行。他给我讲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多么残酷，以屠刀和绞索形容美妙的白纸黑字。他希望他教我背诵的诗文成为我修养的底色，他希望他鼓励我阅读的小说成为我了解世界与人性的窗口，但他惧怕我成为为他人涂抹底色和凿壁开窗的人。一九七九年我考取大学时，已在报刊上发表过作品，也选中了“不创作，毋宁死”这句煽情的口号当座右铭，可在为我送行的隆重家宴上，他竟无视他的朋友们及妈妈姐姐对我当作家的祝福与勉励，硬生生地改变了话题。他郑重地说，在我三十岁前，能完成他的两个希望他就满意：一，入党；二，生孩子。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我也到了他对我提希望的年龄，他要求我做的两件事我至今没做，他反对我做的一件事我始终在做。另外，一向听我爸话的好孩子我姐，早在一九七七年，考大学时就背叛了我爸，没学医学学了哲学。
以前我认为，摆弄文字只涉志趣，只涉声名，现在我知道，它更指向思想的自由与精神的独立。自由独立的思想精神，远远大于各种主义。我爸定然清楚这点，正因为清楚，他把自由与独立视为僭越，而僭越的风险，在他那里大过一切。他要保护儿子，就要剪掉儿子僭越的翅膀。入党和生孩子都政治正确，他相信，只有走在随大溜与过日子这条康庄正道上，他那满脑袋奇思异想的儿子才有太平。以此推想，不难判断，一旦我给他扣上帽子，不论虚无还是实有，只要挂着主义的飘带，他就不会贸然领受。他同样清楚，作为一个志愿放弃自由与独立的人，对于主义，领受即亵渎。
三
骨子里，我爸是个热情度不低的主义爱好者与主义收藏家，之所以表面上疏远主义的百花，是害怕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挑他的礼。信仰也有两面，丰饶及其逼仄。思想是理论的酵母，理论是主义的产床，我爸一生所做之事，皆与思想和理论相关：“思想理论编辑室”，这个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其名仿佛为他所命。好多年里，他私下里与我讨论过的主义不计其数：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相对主义、直觉主义，悲观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还由于喜爱赫尔岑，他一直对无政府主义感情微妙，尽管他清楚，民粹主义的赫尔岑与超现实主义的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们没多少相同……
从我爸二十多岁的照片上看，他身材匀称，白净清秀，严肃的表情刚硬深邃，炯炯的双目有穿透力。那双后来的小眼睛竟不见小，坏坏的笑容也隐而不现。谜底由我妈揭开。我妈说，每每照像，我爸总顾忌眼睛太小影响帅气，就不敢笑，光瞪眼，照片上的端庄只是谎言。我猜想，我爸后来那种识人的本事，大约就源于自我解剖：照片上下的他判若两人，哪个才是真实的他呢？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不要轻信，越是天花乱坠的东西越要警惕。那时“感动中国”的英模典型比现在多。那时没有“做秀”一词，他把做秀称为“整事儿”，那时候，我特别佩服我爸那双笑眯眯的小眼睛，它总能戳穿某个大人物或小人物所“整”的“事儿”，让许多“正经”变形为滑稽。我不知道我爸十五六与十六七时眼睛啥样，我没见过他那时的照片。十五六与十六七时，正逢各种主义纷纷呈现于他的眼前，那时他看人或者看己，眼睛是否也炯炯呢？他炯炯的眼睛用于做秀，是被看的，需要看时他细眯双眼。
我爸是吉林省东丰县刁地主家养尊处优的四少爷，十五六时，在国高读书。上秋家里庄稼丰收，几车大豆要卖往沈阳，我爸请缨长途押运，需要负责的，是手下一干车夫保镖骡马以及归途时大豆换回的钱。东丰沈阳间路途不远，现在车程只两三小时，可那时候，两三天的车马劳顿与刮风下雨还在其次，正值战乱年头，遭遇兵痞欺凌或土匪打劫才更凶险。我爸家并非人丁不旺，他上边有三个哥哥以及姐夫，如果我爸不问家事，他爹不会有什么意见。他只是单薄的孩子文弱的书生。可我爸一请命，他爹就授了权，经此，我爸生理上的成人典礼得以完成。不久之后，我爸就到十六七了，经过一番小小蓄谋，冬季某个飘雪的深夜，他溜出设在县城的学校，并未返乡与家人辞别，就与其他三个同学混出国军关卡，去共军那里拜了码头。闯关冲卡有坐牢之虞，而跟上共产党，不仅意味着与家族决裂，更意味着抛头洒血。这次雪夜出走，是一次主动的信仰植入，它完成的，是我爸心理上的成人典礼。这两个典礼，我爸从未放一块品评，更没像我这样，夸张地以“典礼”隆重命名，他偶尔提及，只像叙说两个小小的传奇。但对这指向他精神两极的两场典礼，我却有兴趣过度阐释，以此架构他的心路逻辑。
少谈论主义多研究问题，是胡适的观点。我爸是否与我议论过胡适，我没印象，这至少说明，他对胡适没多少了解。但回头看，从我记事起，我爸倒一直认同胡适，起码有些不谋而合。我的记事，自六七岁始，我对我爸的早期记忆之一，是每逢周日，他都带我去辽宁大学，穿梭于满布校园的“文山会海”。人多，他怕牵着我走我被踩死，就大部分时间驮我上肩，俗称“骑颈颈”。他吃力地驮着我观摩各种主义的明争暗斗，我好奇地搬着他脑袋琢磨各色人等幻化的嘴脸。我琢磨得最多的，自然还是我爸的嘴脸。我爸关心社会事件胜过关心个人生活，对大字报与小传单，对批判声讨与揭发检举，对伤害肉体的武斗与侮辱人格的文斗，对上台的走运的与下野的倒霉的，都有浓厚的解析兴趣，可他的兴趣，从未转化为实践热情，他始终游离于任何群众派别之外。事后回顾那一时段，他自己都惊讶无比。一个公家人，还像模像样有头有脸，既没进监狱也没关牛棚，既没住医院也没脱离集体，却能不以通行的不可抗拒的方式表白革命和向革命表白，简直就是文革的奇迹！更神的是，他不知以怎样的招法，还阻止了我妈革命。我妈是老师，老师有学生，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不革命更难。可我妈只在某个组织里入伙几天，就陪着我爸当逍遥派了。他俩都未因之受罚。至于后来他俩也倒些小霉，那与革命或不革命没有关系，是其他原因。
历次运动，我爸都有办法不革命——也不反革命，他仿佛藏在隐身衣里，置身无隙可逃的舆论一律的罗网之中，也能取消身体，只让眼睛和心灵向外敞开。知识分子初受改造时，他这个专攻哲学暨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毕业生，正忙于在东北局讲师团培训工农干部，他有资格不改造自己光“改造”工农；各单位分摊右派名额时，他这个辽宁省委宣传部的理论干部，所受指令是在岸上生产理论钓竿与理论钓饵，不必去阴谋阳谋的浑水里扑腾；***炮打司令部时，他恰好与他们单位的小司令部及众炮打者都没瓜葛，那时他被借调出去专门筹办歌颂***丰功伟绩的大型展览，虽然是个小小司令部里的小小头目，但那小小司令部耀眼的金字招牌，能让炮打者望而却步；所有知识分子都举家下乡时，他利用政策空隙和哀兵战略，英明地当然更是痛苦地，把姥姥妈妈姐姐和我留在了沈阳，只身一人去变相劳改，庆幸的是，负责改造他的那户农民，并不视他为管制对象，只把他当成一个需要溺爱的兄弟，任他继续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再后来，每逢别人拢在大圈子里狗咬狗，他总有运气游走于圈外：同事间彼此指认对方为***孔老二的代理人时，他正伙同几个外单位的人与“梁效”“罗思鼎”遥相呼应，同事间互相揭批对方为***右倾翻案的社会基础时，他正猫在党校招待所注释马恩看内部电影，而他编的书，终于被发掘出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蛛丝马迹时，中宣部认可的国家级图书奖又落在他头上，他等于得了块免死金牌……之后他就成了病人。病人只有肉身没有别的，真理或谎言，主义或信仰，一切都不再与他有关。他解放了。
可对他就这么一言以蔽之，好像又不公平。他长途贩运大豆或雪夜投奔革命，难道就为与一切无关？
我爸他爹，是随祖上逃荒来东北的穷苦农民，靠自己的勤劳节俭，一点一点发迹为富人。当他把押车重任交给我爸时，一定对他伶俐聪明的小儿子寄予厚望，有意把他锤炼成一个新科地主。而我爸这个心气不低的少年才俊，也一定早有发扬光大家族荣誉的强烈意愿，希望多介入日常生活，以便接好前辈的衣钵。可为什么，眨眼之间，我爸就对耕读传家没了兴趣，挺身爬上了主义的高地？这的确令人费解，我爸由问题的仆役摇身一变为主义的战士，似乎缺少逻辑依据，甚或都有投机之嫌，至少易授人以不定性之柄。我不这么看。接班地主是过日子，再有成就感也只关问题，远景过于明晰，过程注定平庸；而我爸是个有志青年，渴望与更广阔的生活建立联系，只要有机会，宁可饿体腹劳肌肤，也愿意投身莫测的未来，这没什么难理解的，况且主义，尤其那种能摧枯拉朽的主义，几乎比性欲还要刺激。这也解释得通，何以革命加恋爱的文学主题永远时髦。我认为，如果我爸走投无路，献身主义倒动机可疑，可作为家族的希望之星，取舍之间他有扬有弃，正能彰显他信仰的成色。而且我爸心智发达，他确立信仰，不能不经过深思熟虑。思是否深虑是否熟，不能仅凭思虑时间的长短划线，时间的长短是相对的，一日可以长过百年。后来的事实将不断证明，我爸对于主义的选择，并非源自一时冲动。土改时，不再饥寒交迫的我爸他爹被贫下中农乱棍打死，镇反中，也曾忧国忧民但参加了国民党的我爸他大哥被政府枪毙，对这样的失亲之痛，我爸这个前候补地主现中共党员，没激荡出半点人性波澜，这足以见出他信仰的坚定。必须说明，由于当时他被党派往大学读书，大学里的党领导比较迂腐，虽然教他阶级论，但人性论的余毒尚有残留，曾主动建议他回家看看。我爸谢过组织的人性，真诚地捍卫了党的阶级性，他表示，只有党是他的亲人，他爹他大哥只是敌人，除非工作需要，否则他不会再回东丰那个罪恶的老家。工作没需要他回过东丰，五十多年里，他也就真没再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东丰距沈阳不足两百公里。一日可以长过百年，一诺也可以重过千金。
我指责过我爸冷血动物。他没不高兴，他很正经地做了两点解释：第一，人人都有局限，局限无以弥补，既然超越不了历史，时过境迁后，以打完一巴掌再送个甜枣吃的方式自我原谅，是稀释罪责，是为下一次屈从局限预留台阶，而他，更愿意让往昔那个过激承诺成为难收的覆水，既为汲取教训，以避免以后再陷局限，也为自行剥夺还愿的机会，以求更长久地自我惩罚；第二，这一辈子，至少四十岁前，他对他爹和他大哥，真的只有仇恨没有怀念，他发自内心地与他们划清了界限，可他们从来不放过他，总为别人打他充当暗器，他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哪还敢引他们之火焚烧自己。我爸这样表白时，时代的主旋已经易调，由阶级斗争变奏为发家致富，他也身体尚好，有办法把出公差与游山水合并起来。基于我对人性的了解，我认为他的解释尽管诚恳，狡辩的成分依然存在，但基于我对他这个人的了解，我相信他这回的正经里杂质较少。其一，既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又为不失去内心的依凭，他对他青年时代即信仰并且追随的东西，必须持续地保持尊重，况且，这个东西的衍生品还给了他许多实际的好处——补充一句，对我爸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庞大的体系，不只是动听的口号或权宜的策略；其二，直到他彻底被疾病击垮，他始终相信，文化大革命的病毒会再度肆虐，他非常害怕他爹他大哥还纠缠他，尤其怕我和姐姐受他们株连——再补充一句，我爸知道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他没说下一次文革也有打倒刘邓陶和粉碎***，他的观点是，两片树叶差异再大，也都是树叶而不是别的。
翻过我爸的生命档案，回头再看他初入尘嚣时的两场典礼，我从中能嗅到些宿命的味道。当年我了解到瞿秋白《多余的话》谈论过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以后，说过我爸像瞿秋白，可他反驳道：我像叛徒？他抗议的内容不伦不类。那时的意识形态，已不骂瞿秋白是党内第二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我爸故意抽空附着在瞿秋白身上的丰富含义，只依据过时的党史定他的性，不像反讽，更像一次唇亡齿寒的无助哀鸣。我爸天资聪颖，生性要强，不甘平淡，与仅仅当个阔少爷比，他自然愿意直接面对具体问题，即面对艰辛的生活磨砺，面对光大他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可恰在这时，宏大的主义与他相遇，他一下子发现了问题的拘泥，于是，即使只为提高争强好胜的品质与级别，主义也会成他首选，这也是他旺盛的生命热情与深刻的精神需要的必然反映。但自此以后，他未能再搬演新的人生典礼，甚至自动退到了历史舞台的犄角旮旯，就要从他的个性上找原因了。每只蟑螂和每只蟑螂可以一样，每个人与每个人却很难相同。作为高端生命，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适合问题的与适合主义的，或什么都适合的与什么都不适合的，应该允许不彼此替代互相混淆。我爸不可能没有过现实主义的雄心抱负：闻鸡起舞以食利自肥，不择手段以立竿见影。这与道德观无关，这只是通行于世的、变革社会与自我保障的法则之一种。但玩这种法则我爸手生。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软弱的人，温顺的人，倾向于将心比心一团和气“费厄泼赖”，他耽于思虑怯于行动，快乐其表悲观其里，是个杯弓蛇影见硬就回将自虐和自律等量齐观的人。当然，我还想说，他也是一个自足的人，一个洁净的人，一个有良知讲品格重操守的人，偶尔以孤立为荣，间或奉牺牲为尊。但我知道，我这么评价他又抬举他了，他也羞于接受这种“正经”鉴定。我收回。其实，我爸只是一个崇智的、向善的、对人类文明心怀景仰、对精神生活抱有热情的普通读书人，如果时代赐予他机会，他会乐于研究问题，如果时代切断他退路，他则甘为行尸走肉。
四
“一儿一女一枝花，手上明珠心中挂；盼子成龙女成凤，老父一人在天涯。”这首感伤的小诗，写于我爸下放农村的四十岁时，我和姐姐从乡间来信中一读到它，都泪眼婆娑。我俩还小，不能深解人间况味，但我俩都遗传了我爸敏感多忧的习性，又接受过他说诗论词的基础性训练，我俩一致认为，我爸绝望了——当然，那时的我俩还不会这么理性地总结概括。
我爸直到下放农村，与许多同代人比，大体活得顺风顺水。这除了命运眷顾，更得益于他善于从生活中提纯经验教训，三思而行规避风险。他一直遵循柏拉图的教诲：学会抽象。但抽象需要逻辑因果，当逻辑混乱因果无序时，具体就只是孤立的具体，不再接受抽象整合，或者，混乱和无序也有抽象空间，但离开展览馆前的我爸，不具备更广阔的空间意识，他的抽象捉襟见肘。是离开展览馆后，一个曾经受到遮蔽的事实的偶然呈现，才让他成了绝望的俘虏——假设他的确有过绝望或的确从此开始了绝望。那曾经受到遮蔽的事实，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微小平常不足挂齿，换成别人，骂一句娘就过去了，可我爸仿佛娇小姐受到了大委屈，“一人在天涯”的绝望之感竟汹涌而出。这又足见，理论的巨人往往外强中干，在最为常态的现实面前也不堪一击。
文革前夕，我爸被借出出版社，去筹办颂扬***的大型展览。足有两三年，他和那展览一道风光，政治上无懈可击，艺术上可圈可点，每天都吃特供餐不说，还有一群年轻貌美莺声燕语的解说员环绕左右，我爸乐得都不思出版社那个蜀了。可有一天，当时辽宁省排名三五号的一个大人物前来视察，要求调换两个展景的位置，其理由是，它们在事件发生的时间上排序不对。日常生活中的我爸马虎含糊，但做学问精益求精，展览中所涉史实他都出之有据，如需编造某段历史，他连标点符号都照搬上级。这回三五号大人物提的是个错误意见，可我爸没有抗命的胆量——纠正说明的胆量都没有，他只能违心地调换展景——也是那展景所述无足轻重，比如吧，井冈会师时，假设***已够级与***朱德平起平坐，那么，***接见他俩时，是先握朱德的手呢，还是先拥***的抱？几天后，辽宁省的一号大人物也来视察，他红军出身，比我爸还了解井冈会师，他指出了那两块展景错置的问题，要求我爸调换过来。再过几天，三五号大人物复来视察，在重摆的展景前伫立片刻，一言未发就离开了。我爸的“绝望”潜伏于此。我爸了解到他倒霉的原委后，说他当时曾想解释，只是不知如何开口。他能说他已按三五号大人物的意思错摆过展景，但又被一号大人物纠正了吗？他怕三五号大人物说他拉一号大人物这面大旗充当虎皮，更怕三五号大人物否认曾做过的错误指示：胡扯！我什么时候让你调过展景？我爸认为，三五号大人物已然意识到自己错了，但依我爸对他人品的了解，他对那错误，不会反省只会抵赖。不久之后，在一次涉及展览馆的会议上，本来对我爸一向满意的三五号大人物，全盘否定了我爸的成绩，说我爸政治上不可靠，应该送到最偏僻的农村去改造思想。此前，我爸以为五七道路只铺给别人，大颂扬的展览能免他一劫，没想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样是这个大颂扬展览，让他在五七道路上走得更辛酸——他“政治上不可靠”。
也许与人的社会性有关，对建功立业，世人皆有病态的渴望，又肯定与儒家的入世传统有关，中国文人的功业渴望尤其病态。但在中国，可建立之功业异常单一，除了服务皇权，基本没有其他出路，被高庙堂淘汰的穷酸儒生，不去远江湖怨天尤人就没事可干。我爸倒例外。他天生不习惯牢骚满腹，遇事只一味检点自己——他出身的“原罪”把他修理成了一个不会挑剔别人的大度绅士。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我相信，在办展览时，在办展览前，他的渴望也不乏病态，这从他最“绝望”时还“盼子成龙女成凤”上即看得出来。事情的另一个侧面是，也许“政治上不可靠”的咒语对他来说，倒是开启心灵的一把秘钥：在意义的泥淖里，上蹿的姿势只能有一种，在无意义的深渊中，下滑的情态却允许无穷。自由存在于任何时空。我爸那辈人，结晶于蒙昧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畸形交媾，相信唯有强奸能创造快感，唯有“虽九死而犹未悔”才验得准是否具备“第二种忠诚”。也有私下里抵触强奸和痛惜九死的，但表面上，仍积极展览快感和表示未悔。我爸继续与众不同。口头上，他当然不敢反对强奸痛惜九死，却也并不假装欢迎；行动上，他则鬼鬼祟祟地找寻机会，偷偷溜下奸淫床，悄悄爬出生死场。我印象中，他好像总有办法成为同类中难得一见的散仙游神，仿佛他真是东丰乡下一个小富即安自给自足的退役地主。他遍读杂书，饱睡懒觉，晚上找人聊闲天，周末聚众喝大酒，通过“偷听敌台”掐算国家的与自己的未来命运，借助“政治谣言”交往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用公家的相机胶卷大肆照像，以私藏的麻将扑克与家人小赌，九十点钟才出门上班是常有的事，踊跃去北京出差的唯一理由，是把无须凭票购买的首都的猪肉扛回沈阳，甚至他这个比我还笨的人，曾兴致勃勃地买回过全套木工工具，想改善我家的柜橱床几——幸好他懒惰，保佑了我家虽然破旧但毕竟能用的柜橱床几没成劈柴。他在农村没待多久，先于许多早他下乡的同伴受到启用，可他并未借尸还魂，面对撩拨也不春心荡漾。他悠闲散慢，又中规中矩，他兢兢业业，又浑浑噩噩，他探雷区一样顶着压力耍着心眼拟选题抓作者推介“擦边球”作品，又对自己不思进取浪掷才华的混日子形象恬然自得，他偶尔也会忘乎所以，炫耀才情，可更多的时候，他对命运的垂青疑神疑鬼，比惧怕失败还惧怕可能到来的成功……
这样一个我爸，确实露出些绝望的端倪，如果受他假象蒙蔽，我的此番造像已可以结束。但我太了解他了，我知道他在老庄风流的面具后边，其实有些其他的东西更为本质，比如惶惑与无奈，比如遗憾与痛苦，而这些东西，只源自恐惧不属于绝望。
绝望是一种大的东西，是精神的深度与生命的力量，更与放弃和背叛相关，拥有它的人，虽然算不上胜利者，可也不是失败者，而是清醒的战斗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士。我爸有的却只是失望。失望是顺从者专有的权利，导向屈服与颓唐，导向自暴自弃与自贬自抑，往大了说，它是写好了招安认购书的负隅顽抗，往小了说，它只是血淋淋的苦肉表演。作为不乏智慧的人，我爸分得出失望与绝望属于两重境界，既然希望已远离他，他特别愿意投身绝望而摒弃失望。但不行。境界不是地上的堡垒，只要你能找到门径，迈开双脚就进得去；境界是坐落于云端的宫阙，即使你看准了门在哪里，要落户其中，也得先修炼出飞翔的翅膀。我爸不敢修炼飞翔的翅膀。我爸只修炼他的嗅觉与痛感神经，以求不吃一百个豆就闻到腥味，不撞上南墙就提早回头。但闻豆法与回头术多么精湛，也只涉保命不关再生，于是，终其一生，我爸都只能是失望者阵营里的寂寂囚徒，而非绝望者行列中的冷眼看客甚或热心玩主——徒有绝望潜质的他，没有勇气抉心自食，没有能力破茧成蛹。
五
我爸死了，我替他释然，我知道，这一回，他不必与这个除了恐惧再没给他别的的世界有瓜葛了，他的孤魂，终于可以云游天外泯迹遁踪。可我还知道，我越俎代庖地取消我爸与这个世界联系的权利，我妈我姐不会同意。这很正常，我爸不属于我一个人。
我妈我姐唯物主义，相信科学发展观，不像我，是个半吊子神秘主义，认为万物皆具灵性，如果她们唯心如我，一定会设坛扬幡请亡灵复生，招我爸回来，继续司职丈夫和父亲。她们的理由也一定充分：这个世界除了恐惧，也给了我爸一些别的，比如，给了他妻子以及儿女，还有一个小外孙女。我不想和我妈我姐发生争执，不想说，正因为我们，我爸的恐惧才成倍增长——他怕我们迷失于世事，不及他那样精通闻豆法与回头术，在“被侮辱与被损害”中百孔千疮。我得尊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角度与理解方式。况且，我妈我姐对我的包容，已近于娇纵，我继续强加于人就过分了。十年前我爸辞别我们，我像当年他请缨贩运大豆一样，请缨主理他的后事，而我妈我姐一如我爸他爹，授我权时充满了信任。在那之前在那之后，我没介入过家庭事务——在这点上，我太像我爸——我们刁家的大事小情，从来都只是她们的事：我妈我姐，后来再加上我的妻子。这回我爸以他的死，提醒我重温责任问题。我主理我爸后事的过程，是我妈我姐困惑的过程，她们几乎被我激怒，甚至想过撤我的职。但她们最终容忍了我，并且十年来，从未因我那么“潦草”地打发我爸指责过我。那是我看到过听到过和想象得出的最为简洁的送行仪式——根本谈不上仪式，因为什么都没做，还因为到场的人超过了十个，让我觉得太多。最初，我为我爸组织的送行队伍定编三人，至多六人。但我知道那不现实，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我替我爸接受了他三个亲人或六个亲人之外的送行者。
我一直很反动地认为，即使我爸没渴望死亡，也对毁掉他的疾病怀有好感。他快乐地迎候病患的到来，像迎候儿女过来看他，他满足地与病魔耳鬓厮磨，像与妻子相濡以沫。本来，他初发的脑血栓没那么严重，住一段医院就缓解了，下一步的坚持吃药和适当锻炼，比早上刷牙与晚上洗脚不麻烦多少。可他像个厌学的孩子，随弯就弯泡病号，夸大病情小病大养。我批评他堕落，指责他无赖，说他双重地背叛身体和才华。那时的中国，科学的文艺的还有其他行当的春天都来到了，即使他回老家给他爹他大哥修坟立碑，也不会有人出来干涉。我爸却固执地留在冬天，现出一副不争气的样子：这身体有病不怨我呀；我是废人了，你们不用替我操心；你和你姐都挺出息，现在我死了也心满意足……是逐渐地，我想明白了，他其实是爱上了疾病。
疾病为他回避某些东西提供了理由。他开始得病那会，如果仍是单位的好劳动力，有两个棘手的问题需要面对：一，把业务小官做大；二，参加职称评定。把这种鸡毛小事当问题提出，有人会说我夸大其词。我不想争辩，只想做个小小提示：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官衔与职称，从来不只与领导能力和学术水平有关，它们更关利益好处，甚至只关利益好处。好了，我意思是，我爸将面对利益好处。没人不喜欢利益好处，我爸也一样，但我爸的逻辑，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与利益好处比，“道”在他心里分量更重。我爸早已不看重小官，大官也不看重；我爸本来看重职称，但上下一打量，掂量出它同样不值得看重。不看重不是说它们不好，是觉得它们味道不对，味道不对的利益好处，即使重要也不值得看重。但问题是，我爸身处的生态环境，要求我爸看重它们，如果我爸的不看重被环境发现，环境会以“藐视罪”制裁我爸。我爸害怕制裁。不看重与藐视是两回事，可环境狭隘，很像阿q，别人说“灯”“烛”都神经过敏。明智的做法也不是没有：一，环境指鹿你立刻说马；二，惹不起你就躲远一点。我爸与环境有终身合同，躲不远，只能朝官衔职称做看重秀。这不难，他那茬人，没人不擅长随声附和。他必须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以他的年龄资历以及能力，理所当然地要被环境视为官衔与职称的争夺者，他只有贪婪才不像撒谎，越垂涎三尺越像尊重。得到尊重环境高兴，可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我爸为难起来：下一步，光虚情假意地看重已远远不够，得真刀真枪地与同类厮杀。同类厮杀俗称竞争，我爸对竞争没有意见。他对我和我姐的一贯教导是，咱家成分不好，又没靠山，只有凡事都双倍努力，遇到竞争机会，才有可能脱颖而出。他指的是良性竞争。但他面对的竞技规则，一望而知，鼓励鹬蚌相争，纵容假冒伪劣。当时的情形是，由于以前的环境分发好处时更为苛刻，就积累了一大批我爸的同类，综合比较，他们短短长长都差不多，若平均主义地分他们杯羹，有助于和谐不说，也方便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上挂下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环境死性，喜欢割断历史，既想欣赏平衡突然打破之后的鸡争鹅斗，又没耐性把争斗场设置得公正公平。如此，一大群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啃骨头的人蜂拥而上，抢夺有限的骨头时，就保证不了都只用爪牙，那些最终抱得骨头归的，即使是法定的骨头主人，多少也得借助些假球黑哨。我这样说就好理解了。我爸想赢球，却不想借助假球黑哨，可他又清楚，规则支持假球黑哨。我爸陷于两难困境：退出比赛吧，环境会说你不识抬举，无理取闹，说你狂妄瞧不起它；参加比赛吧，不假球黑哨等于不战而败，假球黑哨又玷污自己；那既上赛场又清清白白，不理睬规则行不行呢？也不行，输了倒好办，面皮一热就过去了，怕的是赢，一旦赢了，你没假球黑哨也会被指认为假球黑哨，你的人格仍然可疑，而且，只要你被纳入赛程，就很难摆脱循环的赛事，假球黑哨将源源而来——恰在这时，疾病来了，疾病是一枚救命的红牌，它把我爸罚出了赛场。
我如上的表述，好像说我爸超凡脱俗，不识中国特色，把利益好处视为粪土。不是这样，在他那里，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并不是榜样。我爸的确不谙俗务，但并非刻意杜绝它们。他就是笨，懒，觉得身外之物想都麻烦，再去争夺会累死人，加之脸皮薄，不论伪不伪都自诩君子，久而久之，竞争便成了嘴上的空谈，尤其那竞争与脚下的绊子背后的刀子画等号时。他和别人一样见钱眼开，他一点不比别人正派高尚，他的人格底线，也像大部分人那样画在胸口上下。如果他生活中还有“理想”骚动，如果他生命里还有“意义”闪光，更如果，赐官衔分职称的法度能以不摧毁人的自尊作为原则，能让不好意思假球黑哨的选手感受到光荣而不是愚蠢，我相信，他完全可以走下病榻，潇洒体面地参与竞争。
我时常想，如果我爸提前经历了今天，回头再去面对他当时的环境，是否还会那么狼狈，把疾病当成避难所呢？的确，过去的规则犹抱琵琶，似是而非太折磨人，现在的规则讲究赤膊上阵，操作起来步骤清晰。赤膊上阵的好处是，明码实价，取消禁忌，底线可以降至脚低；犹抱琵琶则表里不一，提倡清洁，却奖励污秽，像外儒内法一样意会言传两层皮。但在我看来，我爸的落败虽系必然，却并非因为他的懵懂。像他这么一个心明眼亮的人，不论琵琶的轻歌曼舞还是赤膊的大打出手，他都一眼就能看穿。开句玩笑，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只以“吃”“操”与世界对话，谁敢说这不是他以先见之明，在揭示他身后万众一心普天同乐的人欲主题呢。记得一九八九年，在他思维和表达失常的前夜，就某些他已没兴趣关注的宏大问题，我俩有过激烈的交锋。那时他已行动不便，如果便，针对我的浪漫与冲动，他没准会以武力打压。他一辈子没打过我。那是他最后一次对我苦口婆心。自他最后一次苦口婆心的不久之后，我就总想告诉他一声，他的预言，比巫师还准。所以，某种意义上，以落败评价我爸又不准确。既然他大半生的努力就为挣脱恐惧，那么，应该说他获得了成功：他扔掉了手中的救生圈，他避开了脚下的活命线……一般来讲，恐惧不威胁弃权之人。
从感情上讲，我也愿意像我妈我姐那样，把我爸再招回这个热闹世界，而别让他孤零零地漂泊于天边。他那么聪慧又那么好玩，如果他肯荒诞不经地弹奏琵琶和嬉皮笑脸地上阵厮杀，定然会带给我们别一种开心。但我有我爸遗传的理性，它反对我感情用事。既然我爸愿意正常地死，我就没道理期待他意外地活，尽管我知道，我爸也一定知道，正常的死亡未免窝囊，意外地活着才能遭逢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