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连续七八年了，我和孙惠芬每年都要见一两面。通常的情形是，我们之所以参加某次不太好玩的会议或旅行，其理由仅仅是它能为我们的见面提供方便，否则，不利用那次会议或旅行的公款川资，半年或一年了，我们也得见一见面————她或我自费在沈阳大连间往返一趟。每次见面，我和孙惠芬总要避开干扰，轻轻松松地做一次或多次数小时长聊，中心话题是小说，间或枝蔓开去也说别的。我俩都知道这样的行为挺落伍的，彼此惺惺相惜就够小儿科了，还谈小说，与时下文学场子里的主旋律全不合拍。可没办法，我俩都不是时尚之人，自甘迂腐别人也管不着，套个孙惠芬的小说题目讲，这叫“见面与聊天的宗教”。信仰自由呀。

对了，孙惠芬那个与“见面与聊天的宗教”相对应的小说题目，叫《街与道的宗教》，此时，正是它引发了我写这篇短文的欲望；另外，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对《街与道的宗教》进行文体划分，我更喜欢称它为小说，我喜欢把富有想象力的散文体叙事文都称作小说。

和孙惠芬聊天，聊过那么多回，她肯定说过许多让我醍醐灌顶的高见宏论，可恕我颟顸，现在能记起的语录已经不多，倒是孙惠芬说话时的声气语调，让时而亢奋时而颓唐的我，在更多的时间里能平静下来，松弛下来，舒缓下来。孙惠芬就是这样的人，说一句话或说一百句话，数年前说或数年后说，下笔如有神助时或大脑一片空白时，外界好评如潮了或“内界”妒意横生了，她说话总是柔风细雨，慢条斯理，娓娓道来，款款述及，用她的平静、松弛、舒缓，来平静松弛舒缓听者的心，比如我。

当然，孙惠芬不是心理医生是小说家，她没义务替他人比如我平静松弛舒缓内心，除了嗓音声带出气发声方式那些生理理由，她的语调，更能影响到的可能只是她自己的内心。她的内心会指引她的思考，她的思考要调度她的运笔，她的运笔能生成她的小说。

以我对孙惠芬的感觉，《街与道的宗教》不大像她，我是说名字。“街与道”还像，“宗教”就不大像了。《小窗絮语》是典型的她，《春天的叙述》也比较是她，但也要从“润物细无声”的角度去看。而“宗教”，说实在的，她选定了这个题目告诉我时，由于当时我只知道她的新作要说什么但不知怎么说，我真担心她忽然放大了音量成为“思想者”。我不是说思想者不好，我只是觉得，慷慨激越和悲痛哀婉，箴言警句和谈玄说理，都不应该属于小说。当然孙惠芬想改行就是另一回事了。可读过《街与道的宗教》，我想说，这是孙惠芬作品里最打动我的篇什。

在这部温婉灵动的精神自传里，涉及了一些耸动视听的宏大主题：故乡、土地、家族、生死。说句心里话，与孙惠芬比，与许多人比，我一向是个不谙故乡疏远土地漠视家族轻薄生死的人，并且，在近年的文学阅读里，这样的主题也越来越让我生出了警惕性与防范心，我感觉它们的呈现方式已经败坏了它们的质朴品格－－好像它们不再是人的故乡土地家族生死而是神的。孙惠芬却捣毁了神坛，她以一种理解、宽厚、平等、会心的叙述笔调，让那些宏大的主题从虚无缥缈中回到了东山岗，回到了老宅里和院子中，回到了粪场和小夹地，使它们自自然然地汇流成那个无名河套子的潺潺水波，轻巧并且透亮地，稚拙甚至羞赧地，浸润了那个憧憬南王庄的孩子，洗濯了那个劳作南甸子的少女，灌溉了那个情萌制镜厂的姑娘。这是一个节制却不乏张力的文本，其间所逸散出来的那份宗教情绪，敬畏、诚笃、希冀、感念，确乎也只能建立在一种信仰的基础之上。只是这信仰不针对任何高高在上的组织教派或者神祈，它针对人。我感动于孙惠芬这个写作者与她的写作对象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对我们最为熟悉的平凡事物的惊讶好奇，对我们最为切肤的日常生活的洞彻省察。就此，那些受到败坏的故乡、土地、家族、生死，终于开始了脚踏实地的起死回生之旅，在一篇充满真实发现与独特创造的小说里，它们操着孙惠芬聊天时那种平静松弛舒缓的语调，重新与我们心心相印和息息相通了。

其实我知道，孙惠芬文字上的平静松弛舒缓，完全可能与她说话时的平静松弛舒缓无有关联，但我相信，她文字上的如此特色，却与她的内心生活一定渊源颇深。我以为，一个小说家的内心生活方式，关乎着他对世界的态度，对社会的判断，对人的感情，而这种态度判断感情，必然要制约他的写作。也许，孙惠芬说话语调与文字笔调的异曲同工只是巧合，但有一点在我看来却不是巧合而是必然，那就是，孙惠芬首先为她这个小说写作者找到了一个“人”的语调，她创造的“物”，她的小说包括她小说中的他们和它们，才能真正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