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凭是读过书的唯一标志的话，那么，我的确没有读书——我连一张初中文凭也没拿到。

我出生在湘中山区的一个穷山村里。1950年，我6岁，就高高兴兴地走进了那所新办起来的山村小学。读高小时，学校离家远了。家境好一些的同学在学校住宿。我家里穷，只能每天走读。挖红薯的季节，妈妈往我的书包里放上一个生红薯，作为我的午餐。春荒时节就更糟了，早晨吃一点菜叶子掺和糠粉的糊糊，中午饿一顿，熬到太阳偏西，放学回来时，双腿发软。十几里山路，我要歇几次，出几身冷汗……

读五年级时，少先队辅导员找我谈话，要我申请入队。我哭了：“老师，我不入。”

“为什么？”老师惊讶了。

“我，我没有红领巾钱。”

老师激动了，为我交了三角六分的红领巾费，吸收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

读到初中二年一期，我14岁了，个头怕有1米60了。我决计告别学校，到社会上找一个饭碗。兄弟姊妹中，我最大，我不忍心再让家里供我。

1959年3月，我来到离家50里远的大跃进办起来的省属涟源钢铁厂，要求进厂当徒工。一位女干部将我上下打量了几遍，一次又一次地摇头：

“不行，你年龄太小了，我们不能收童工。”

“不！我已经17岁半了。”

我虚报年龄，而且还加上一个“半”字，以显其真实。这位女干部被我缠得没法脱身，只好出题目考我的文化。没想到，这场文化考试却增添了她对我的好感，终于开出一张条子，让我到职工医院检查身体。

我兴高采烈地跨进了医院大门。

一位在医院实习的女大学生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

我满面通红地走出了医院大门。

我期待着……

但不知哪个环节卡壳了，我还是没被录取。我只好自动降级，从这家省属大钢铁厂，来到一家县属小厂——涟源县杨梓铁厂。

这年6月，我终于走进社会。进厂的第二天，便是我15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