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回（上）：宴长江曹操赋诗

在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在排行榜里，应该在前几名，更有人认为，他甚至可以说是最棒的。即使这样的评价，撇开对曹操的偏见，不算过分。

历史学家吕思勉说过：“举世都说魏武帝是奸臣，这话不知从何而来？固然，这是受《演义》的影响，然而《演义》亦必有所本。《演义》的前身是说书，说书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见解的，总不过迎合社会的心理；而且一种见解，不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也绝不会流行到如此之广的；所以对魏武帝的不正当的批评，我们只能认为社会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要是大多数人为质素低下的一群，那群众舆论，那社会心理，未必足以采信，然而一旦形成了，再想起来扭转，那就加倍的困难。曾经被看成正确的悖谬，而回归到原来的位置，一定要等到足够的时间以后，有无数事实证明其为悖谬，其为错误，才能使原本正确的东西为正确，而且，最根本之点，还得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有了进步以后，才有可能。曹操头顶上的这顶奸雄帽子，总会有一天得到公正客观的对待。时下很多有头脑，有思想，而且有一点历史知识的读者，大多能够正确评断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根本是两回事。

《三国演义》最早形成于“说三分”的年代为宋。从有大宋王朝这一天起，就丢了燕云十六州，地非完璧。到了南宋，半壁江山，国土日蹙，中国人从上到下，因大片土地沦为异国他乡，在此生死存亡危机之际，心防便成为中国人唯一可以做到的抵抗，所以，“汉贼不两立”的三国故事，从南宋起，便应运而生。曹操的奸雄说，虽起自许劭的预言，但至晋，至南北朝，至隋、唐，曹操还不完全是个负面人物。

《资治通鉴》贞观十九年，“上（李世民）至邺，自为文祭魏武帝曰：‘临机应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这就是李世民的自大了，他哪里想到，他的这次东征高句丽，被打得灰头土脸而归。从历史的长远眼光看，中国之患，患在虎视眈眈的北部强虏，而曹操千里驰骋，追击乌桓，逞不世之威，保边境安宁，数十年间，那些以骑射为生的民族，少有内扰。唐太宗做不到这一点，凭什么笑话曹操？李只是说曹操“万乘之才不足”，而到了宋朝，大文学家苏轼，在《前赤壁赋》里，“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在《孔北海赞并序》里，“平生奸伪，死见真情。无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到了《东坡志林》里，“其视曹操贼子，真斗筲穿窬而已”。虽然是借他人之嘴，视曹操为“斗筲穿窬”之徒，说明这位大文学家也不能摆脱沦丧时代的影响，危殆风气的传染，而从众从俗。

所以说，唐和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在思想上是放，还是收的分界线。

自汉至唐，中国人的基本主张，为放，向外看。自宋至清，中国人的大政方针，是收，向内看。虽然，元曾地跨欧亚，明曾屡越重洋，清曾大拓疆界，但绝无汉唐时中国人精神上的盛世气度。一个男人，有这分气度，显得豪迈；一个女人，有这分气度，显得美丽；一个民族，有这分气度，显得宽容；而一个国家，有这分气度，必定显得气象万千地发达。汉以这分气度，做大事业；唐以这分气度，有大格局。然而，到了宋朝，乃至以后，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大手笔了。

中国人后来的全部不幸，与朱熹的理学，与二程的道学，有相当大的关联。我们看到《三国演义》中的赵子龙，他拒绝一桩婚姻时，所说的一也、二也、三也，满口道学的陈词滥调，很难把这样一位礼教之徒，放在三国那个大环境里，与关、张、马、黄并列五虎上将。相反，他倒应该与朱熹、二程一党，提倡“一女不嫁二夫”，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才显得更为合适。

文学最忌讳越俎代庖，《三国演义》出自宋以后人手，便将古人按自己的模子来塑造，是不足为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