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回（下）：群英会蒋干中计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八载：“曹操密遣九江蒋干往说周瑜。干以才辨独步于江、淮之间，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因延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饮宴，示之侍者服珍玩之物。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能移其意乎！’干但笑，终无所言。还白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

《资治通鉴》此事当源于《江表传》，但删去了“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等句，刊于献帝建安十四年，乃赤壁大战后一年，周瑜已经成为东吴第二号人物，曹操若非一时性智障，怎么会派蒋干为说客，企图诱降周瑜呢？显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安排有误。若按《江表传》“初，曹公闻瑜年少……”，一个“初”，一个“年少”，应该是发生在更早一些时间的事情，演义篡改正史，常在这种时间差上做文章。

蒋干盗书是一出精彩的好戏，但曹操岂是能被这种儿戏蒙骗的主，而周瑜也不会热衷于明眼人一看便知的拙劣表演。“盗书”和“反间计”，则是从元代的《三国志平话》里添加进去。正史上是没有的。京剧《群英会》里，就有《蒋干盗书》一折。是一出丑角戏，京剧中所有的丑角都是在鼻梁和眼睛处画一块白，因此蒋干出场，很不雅观。其实正史称他“有仪容”。如果说，《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只能作为一个文学人物读，而不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看，那么，京剧舞台上的那个小花脸的蒋干，就只是一个喜剧角色了。历史上的蒋干，确实负有曹操的使命，去游说周瑜加入曹营。他和周瑜见面以后，“干但笑，终无所言，干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看来是很识时务的人，不像《三国演义》中这样自作聪明的愚不可及。但现实生活里，这类鼻子上抹一块白的丑角，倒也不乏见的。

骗蒋干，打黄盖，是周瑜最出色的表演，不温不火，丝丝入扣，一招一式，匠心独运。三江口之战，乘坐楼船，敌前勘查，火力侦察，探知虚实，鼓乐齐鸣，出手不凡，挫其锐气，大长威风，确是一个非常之辈。书中的周瑜被演义成为气量狭窄、毫不容人的不堪典型，并非史实。

这部小说中的周瑜，从此定格，直到一气，二气，三气，气死为止。

但若就文学人物的周瑜而言，潜在的敌对力量，极可能是明天的麻烦。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有未雨绸缪的准备，消弭隐患于初起之际，免得养痈遗患。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诸葛亮于死地，必杀掉他才罢手的狠绝，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深谋远虑。

嫉妒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周瑜不能容许一个事事料定自己、处处胜过自己的诸葛亮存在。但东方文化色彩的竞争，不是不足者迎头赶上，在竞争中使自己不足的部分改善加强，和足者齐步同进。而是我败让你也败，我穷你也别富，我不行，咱们一块不行。所谓保护落后，所谓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所谓鞭打快牛，从本质上讲，都是损有余来补不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就是这种汰强存弱的落后竞争方式，使历史停滞不前。

因为在长期封建等级社会中，中国人缺乏公平竞争的客观条件和心理机制，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都抱着《三国演义》中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灭掉对手的减法，从不抱着“既有瑜，又有亮”而相得益彰的加法。所以，最好的减法，莫过于把对手从牌局中排除出去。而最佳的排除手段，莫过于“咔嚓”一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常常没有什么游戏规则，多凭不正当手段而独霸天下的原因了。

说白了，为什么要杀？因为嫉妒。为什么嫉妒？因为不甘于处于弱势，不甘于居于下风，不甘于做二等公民，不甘于敬陪末座。这时，嫉妒就成为一剂毒药，情急之下，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你有力量，你有信心，你有竞争的意志，你有必胜的把握，你还用得着去嫉妒，以至于动刀子吗？所以说，嫉妒，乃弱者的行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