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前后，《三侠五义》成了青年读者的热门书。我曾在北京街头的一些个体书摊上作过调查，购买这本书的读者，百分之六十以上是青年工人、中学生和部队里的青年战士。这部书之所以赢得了众多的年轻读者，恐怕主要得力于它的传奇色彩，至于它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非常平庸的。早在1931年，鲁迅先生就曾经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主张对以《三侠五义》为主的武侠小说“进行一番解剖”，以对热衷于这类书的青年读者加以正确的引导，使他们免受其消极影响。然而，由于鲁迅先生后来忙于思想及文艺理论上的论战，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直至解放以后，对这部书的研究也还很不够。到近几年，又成了热门书为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
要谈这部书，就不能不谈谈它的成书历史。《三侠五义》是中国古代侠义小说兴盛时期问世的。中国古代侠义小说虽然源远流长，但真正成为一个流派，是清代嘉庆道光以后的事情。嘉庆道光年间，有《绿牡丹》（又名《四望亭全传》）、《粉妆楼全传》、《儿女英雄传》、《施公案》等一大批作品问世。比起这些书来，《三侠五义》的成书时间较为晚些。然而，作为话本说唱艺术，它在成书之前早就在民间勾栏瓦舍中流传了。最早成书的名称是《龙图公案》传抄本，系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约1810—1871）说唱《龙图公案》书词增饰而成，这个本子还保留着当时的唱词。此后有人把石玉昆的说书加以整理，删去了唱词，改订为一百二十回本的小说《龙图耳录》。到了清朝光绪年间，问竹主人将《龙图耳录》加工润色，刊行时更名为《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仍然为一百二十回。后来著名文人俞樾（1821—1907）对该书再作修改，他以原来的“三侠”（南侠、北侠、双侠）实为四侠，加上黑妖狐智化、小侠艾虎和小诸葛沈仲元，共七侠，故将该书改名为《七侠五义》。自此，《七侠五义》与原来的《三侠五义》并行流传于世。这部小说因其曲折离奇的情节而在社会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至续作和仿作不断出现。比如，至今还有版本流传的《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等等，都是《三侠五义》的续作和仿作。在当时，与《三侠五义》并行流传的同类小说还有《永庆升平》、《圣朝鼎盛万年青》、《刘公案》、《李公案》、《彭公案》等等。然而，在这类侠义小说的群体中，最为出类拔萃的要数《三侠五义》。它不仅在艺术上优于其它，而且在立意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是当时中国侠义小说类型的代表。加上该书从勾栏瓦肆的民间说唱到多种版本纷呈于市，其年代久远，无论在民间或文坛上都影响甚大。
当然，《三侠五义》的影响最终还取决于它的内容。在当时的中国，人们渴望清官明君出现，除暴安良，以使民间有康乐升平之日。《三侠五义》在内容上正迎合了人们的这一需要。它一开始从“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讲起，引出宋代包拯的事迹。由于清官包拯的明察善断，使得宋仁宗与其生母李妃团圆。先讲圣君宋仁宗和清官包拯，然后再讲那些身怀绝技的侠义之士如何归附清官忠于圣君，如何除暴安良，于是便引出了一波三折的故事。南侠展昭倾心包拯，是七侠五义中第一个向朝廷投诚受职的。“五义”即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不服展昭“御猫”的称号，要与展昭决一雌雄，展开了“鼠”与“猫”的紧张的争斗，最后“五义”终于感服，投靠了包拯。他们帮助包拯和年轻的清官范仲禹、颜查散、邓九如、倪继祖，惩处了权奸庞吉及其爪牙。接着是颜查散巡按襄阳，由“五义”引起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黑妖狐智化、小侠艾虎、小诸葛沈仲元，他们保护和帮助颜查散，剪除了襄阳王的党羽马强、邬泽、钟雄等，挫败了赵珏的反叛朝廷的阴谋。整个故事可说是起伏迭宕，引人入胜；书中的人物也大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就内容来说，简而言之，就是七侠五义在宋朝清官包拯的统领下除暴安良。
在此更早些时候，有专写公案的作品，如元明戏曲和“三言二拍”所写的包拯、钱大尹等等，也有专写侠士的作品，比较早的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唐传奇的《昆仑奴》、《红线》、《聂隐娘》等等。而《三侠五义》却把公案和侠义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也成为它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侠客在清官的统领下除暴安良，无论普通百姓和皇家朝廷都能接受，所以它才能在那个社会背景下得以流传。这样一个在清官总领下除暴安良的主题，也是那个时期侠义小说的共同主题。
按照中国史书记载和传统说法，侠客是生于草莽之中的，他们行侠仗义，通常以个人超常的武艺铲除人间的不平，因而不愿与政府合作，有时甚至是不顾王法秩序的。因为他们要铲除的不平，有的直接是封建统治者所为，与皇家要发生冲突有时是必然的。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他认为侠同儒一样，也是一大祸害。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眼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与韩非子不同，他比较同情侠士，并专为侠士写传，名为《游侠列传》。在这篇重要历史著作中，他明确表示不同意韩非子对侠士们的全盘否定。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就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司马迁对侠士们的态度，他赞赏侠士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救人危难、敢于牺牲、功成之后不求显达的精神品德。虽然司马迁也承认侠士有些行为“不轨于正义”，但可以看出，他对侠义之士是取歌颂的态度的。实际上，司马迁对侠士们所下的断语，基本上概括了封建时代侠士们的特点。虽然说侠义之士所仗之义仍是封建之义，他们在实质上是对封建政治法律制度的先天缺陷的补充，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但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盲动主义，仍然会对封建秩序造成局部的破坏，他们的除暴安良的行为往往能为处在黑暗深重中的人们出一口冤气。历史上的侠客多为草莽英雄，他们的行为不仅仅会冲撞朝廷，有时与朝廷是相对立的，如果他们依附了朝廷，就不能再称其为侠客，而只能算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了。《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们，确切地说，他们算不得是侠客，只能算是封建统治者的鹰犬。尽管作者在作品中对宋仁宗和包拯极尽美化之能事，把圣君与清官都作为正义的化身，但仍然不能掩盖“三侠五义”身上所具有的奴性。无论怎么讲，宋仁宗毕竟是封建朝廷，他所代表的只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普通劳动人民具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三侠五义”为其充当鹰犬，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只能起助纣为虐的作用。对于书中“侠客”们的奴才本性，书的作者是以赞赏的口吻来描述的。请看：南侠展昭人朝献艺，用他的纵跃法飞身窜上高阁，宋仁宗失声叫好：“奇哉！奇哉！这哪里是个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展昭听到此言，立即跪伏在房顶瓦垅上向皇上谢恩。从此便得“御猫”之封号。他穿上四品武职服色，大有得意忘形，踌躇满志之态。细算起来，在“三侠五义”中最富侠义草莽之气的要数白玉堂，然而，他与展昭的公开对仗，并非是看不惯展昭十足的奴才气，而是仅仅认为“御猫”的封号触犯了“五鼠”的禁忌。一旦他自己也象展昭一样，做了奴才，被封了四品护卫的职衔之后，就只有向皇上叩头谢恩的份几了。如果说白玉堂、展昭等人原来还有点侠气的话，那么一旦归附朝廷，那种除暴安良的侠气，就变成了助纣为虐的鹰犬气了。此乃曾取名《忠烈侠义传》，侠义而以忠烈标榜，那侠义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内涵。
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鲁迅对《三侠五义》曾有透彻的剖析。他说：“《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时出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故凡侠义小说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鲁迅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三侠五义》之类侠义小说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心理的根源。清朝初期，民心尚未完全归服，那时的民心尚通于《水浒》，于是文坛上有陈忱的《水浒后传》，书中写梁山英雄的后代到海外去另立江山了。随着内乱一个一个的平定，人们渐渐相信清朝是铁绕江山，而那些市井侠义之士有从军归顺朝廷后在平定内乱中建功立业者，就使得普通百姓动了羡慕之心。这种社会政治背景和这种社会心理，必然会造成象《三侠五义》这样充满奴化意识的小说。一句话，《三侠五义》是当时社会奴化意识的缩影，它赢得当时社会读者的赞赏也完全是正常的。
这样一部宣扬奴化意识，为封建统治者涂脂抹粉的作品，其思想自然是十分平庸的。这是就此书的总体来说的。但是，就此书的局部而言，它还是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在我看来，它值得肯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书中的人物除侠士之外，还描写了一群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市井刁徒，这些无不依仗权势和金钱，欺压百姓，陷害忠良，小说对他们的揭露，部分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包拯在侠义之士的协助下将他们一一铲除，总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第二，它塑造的正面形象，一类是清官，一类侠士，他们的除暴安良，多少反映了人民惩奸除暴的愿望。应当着到，当封建制度还没有烂到就要崩溃的时候，当新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要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时候，当社会发展还没有能够明晰地看到新社会前景的时候，人们还需要包拯这样的清官出来制止和约束贪官和恶霸谋取封建法律以外的特权，人们的这种需要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清官和侠士的形象，固然都是封建性的，但在当时却还有积极的一面。到了晚清，“清官和侠士”对于社会意识的麻醉作用就是主要的了。
《三侠五义》是经过了文人的加工的，尽管如此，它仍然保持着话本的基本艺术特征。一般来说，话本小说主要追求情节的曲折和细节的逼真，人物形象还在其次。《三侠五义》这部小说情节之曲折自不必多说了，说书艺人要吸引听众，情节的引人入胜是最重要最起码的条件。《三侠五义》是很善于制造悬念的，“狸猫换太子”，李妃与宋仁宗能否母子相认？锦毛鼠与御猫的争斗，事情越闹越大，如何了结？襄阳王密谋叛乱，三侠五义如何能够侦破拿赃？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悬念。在大的悬念下又有小的悬念。大环节套小环节，于是组成一个富于动作性的情节链条。此外，细节的逼真也是不可缺少的。说书人在表演中要犹如身临其境，这样才能感染听众，把听众也带入故事的境界。《三侠五义》的大情节未必符合生活的真实，未必合情合理，但它在细节描摹上是很下功夫的，有的地方确实达到维妙维肖的程度。比如襄阳王把谋反的盟书装在锦匣里，挂在冲霄楼屋梁正中，然后在冲霄楼设下种种机关疑阵，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违背常情的。这种构想，大概是从戏曲中得到灵感的，决没有实际生活的依据。但是，小说对白玉堂独闯冲霄楼的细节描写却有厚实的生活依据。写白玉堂斗杀张华，写张华的笨刀，写白玉堂持笨刀上楼，写撬窗的动作和窥探楼内的紧张心情，都非常细腻、生动、逼真。这一点，正是说书艺人的拿手好戏。《三侠五义》之所以高出其他小说而广泛流传，还由于它注意了刻画人物。这在话本小说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般的话本小说不大注意刻画人物。《三侠五义》的作者对于他所钟爱的人物，象包拯、展昭等，写得并不是太成功，包拯过于温驯，而展昭也过于奴性，他们都缺少阳刚之美。倒是作者有所批评的人物，如白玉堂，作者写他狠毒、骄傲、偏执，写了他不少的缺点，但偏偏是这个人物写活了，反而能够站立起来。他最后落入冲霄楼铜网阵遭到惨死，是很使人惋惜的。其他象蒋平、智化、艾虎，也都有自己的个性。
从更远一些来看《三侠五义》，我们还可以这样认识：中国古代的文学，如果将它横剖，可以看到有三个文学圈，一个是文人文学，一个是市民文学，一个是民间文学。这三个圈子不是三个相切的圆，而是三个相交的圆。《三侠五义》属于市民文学的圈子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在同样一个时代社会背景下，“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这是文人文学；“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这是市民文学。市民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他们的文化素养、艺术趣味、审美经验等等，决定了市民文学是一种浅俗的文学。《三侠五义》就可以作为这种浅俗的文学的代表。它的口语化的语言并非是它浅俗的标志，《红楼梦》的语言也是口语化的，但一点也不浅，一点也不俗。所谓俗，语言形式的通俗是其一，思想趣味的平庸是其二。这里主要是指思想趣味的平庸。所谓“浅”，指的是意蕴就在形象的表层。这可以拿《红楼梦》来作一个比较。贾宝玉和林黛玉恋爱，家长反对，结果失败了，造成了悲剧。家长包办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贾宝玉不愿意，出家做了和尚，也是一个悲剧。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与家长的意志发生矛盾，造成了悲剧，这是形象表层所包含的意义。深入一层，探寻一下贾宝玉和林黛玉为什么相爱，贾宝玉为什么不爱薛宝钗，贾母、王夫人为什么不选择林黛玉而选择薛宝钗做贾宝玉的配偶，就会认识到贾宝玉林黛玉的恋爱是建立在叛逆封建的思想基础上的，而贾母王夫人喜欢薛宝钗是因为薛宝钗封建贤淑，选择薛宝钗是为了维护贾氏家族的利益，这样，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就不仅是几个人的悲剧，而是反映了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自由与封建势力的冲突，是反封建的青年男女的悲剧。如果再进一层，联系环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一群青年女子的悲剧，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贾宝玉、林黛玉的恋爱，反映着当时初步的民主主义要求，这个要求是历史发展必然提出来的，它是合理的，但限于历史条件又不能够实现，因为他们的悲剧是封建末期的历史的悲剧。一部精湛的文学作品，它的意蕴应该是十分丰富的，经得起阅读，经得起琢磨。但是，《三侠五义》这部小说的意蕴在形象的表层，一眼便可以穿透。读的时候，固然可以给读者一时的快感，但读完也就完了，很少会给你留下回味。一句话，缺少艺术鉴赏的价值。其实，不仅《三侠五义》如此，与《三侠五义》类似的侠义小说也大多如此。无论就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都是十分有限的。
也许有的朋友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你说《三侠五义》缺乏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那它为什么从古至今赢得和吸引如此之多的读者阅读呢？对这个问题我以为要历史地看。衡量一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决不能仅仅以部分读者的喜爱为标准。中国是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的国家，封建意识积淀在民族意识深处，非一朝一夕所能除尽的。《三侠五义》所宣扬的行侠仗义、个人英雄主义很容易引起共鸣，特别是对于那些争强好胜的青年读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在这部分读者中，很容易产生消极影响。在我们今天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三侠五义》所宣扬的行侠仗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与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英雄主义精神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需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需要“侠客”之类的救世主。如果不加批判地嗜读《三侠五义》及其类似的侠义小说，甚至把小说宣扬的“侠义”精神用于交友处世的现实生活中，那不仅会给自己，而且会给社会造成危害，这是我们每个读者不能不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