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文坛上出现了一些具有“荒诞味”的作品。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大都比较离奇，有些好象是现实生活中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比如，谌容的《减去十岁》、林希的《笑容商店》等，有的读者就提出，国家发文件给每人减十岁，这不很荒唐吗？连笑容都可买卖，世间哪有这等怪事？许多战士抱怨，这类作品太晦涩，不好懂。也有的说，这是纯粹逗乐的作品。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妥当的。荒诞味的文学作品大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在我国文坛上早已有之。下面，我想就此谈点个人的看法。

“荒诞味”文学在西方国家早已有之。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不少作家写过具有荒诞色彩的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历史小说《铸剑》，钱钟书的短篇小说《灵感》等等。不过，近几年这类作品在国内文坛集群出现，倒是文学史上过去不曾出现过的。从谌容的《减去十岁》、《007337号公共汽车》，到冯骥才的《神鞭》、吴若增的《脸皮认领启事》，直到荒诞川剧《潘金莲》让武大郎、武松、贾宝玉、安娜·卡列尼娜、七品芝麻官同台演戏，真可谓洋洋大观，光怪陆离。对这个色彩纷呈的荒诞世界，不管人们是褒是贬，是抑是扬，它确实以自己风格独具的审美特点，赢得了不少读者。对这类文学作品怎样欣赏？怎样认识，我觉得还是应该结合这类作品的审美特点来看。

寓现实于怪诞之中

从我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些荒诞性文学读物来看，虽然还不能完全算得是“荒诞文学”，但它们的确已经具备了不同程度的荒诞成分。反映了一代文学新人对于创新的追求，客观上倒不妨认为是继承了前人的脉绪。

所谓荒诞，我们可以理解为秩序的颠倒，它是按照一定的艺术规律，打破了生活常态；以超经验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的客观世界的。就好象在读者面前树起一面哈哈镜，通过这面哈哈镜谛视生活表层下的内相。从这个意义上讲，荒诞作品包括西方荒诞味很足的作品，大都包含有严肃的思想内容。这里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在西方被称为荒诞派代表作品的尤金·尤奈斯库的剧本《椅子》，内容写的是一对夫妇请人来听讲演，每来一个人就搬一次椅子，最后弄得满舞台都是椅子。这对老年夫妇分别被挤在两个角落里，连走到一起都十分困难了。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内容，形式十分荒诞。其实，这部作品的内容却是十分深刻的，它揭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无秩序的高度发展的物质生活，挤压着人们的灵魂。物质占据了一切空间，使人间变成了地牢，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和相互之间的严重隔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我国当代的一些作家所写的“荒诞味”作品，具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这种情况，很象一位联邦德国汉学家在谈到文学问题时引述的“中国塔”的例子：在慕尼黑公园里矗立着一座“中国塔”，它是十八世纪当地居民模仿中国塔建筑的，其实，那样子已经很不象中国塔了。我们的荒诞味作品，也就很象中国人建造的“外国塔”，其实那样子也很不象外国塔了。中国的荒诞味作品，和西方的荒诞派，并不完全是一码事。

但是，不管西方的荒诞派，还是当代中国的荒诞味作品，它们的常用手法却大体相似，那就是：“有意制造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通过主客体之间的审美距离谛视生活的本质。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将现实的东西扭曲变形。文学之所以能使我们获得审美感受，就在于主客体之间存在着距离，这个距离，是审美主体进行审美心理活动的重要空间。所谓荒诞味文学作品，不过是作者有意拉大了主客体之间的审美距离，好象在面前树一面哈哈镜，从哈哈镜中看生活的内相。”

比如，谌容的短篇小说《减去十岁》，作者抓住人们为在十年动乱中虚掷岁月而惋惜，甚至希望得到补偿的社会心理，虚构了上级下达文件普遍为每人减去十岁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都因此而激动、乃至迅速行动起来：快要退休的不再想退休，已经退下去的还想重新上来；已婚的且已发胖的中年妇女偏去商店买窄小的红色衣裙；大龄女青年也不再为找不到对象而犯愁，甚至还做起了上大学的美梦。只有小孩子不买帐，他们坚决反对将时钟倒拨十年，因为那样一来，他们的存在都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回到娘肚子里去。这些是真的吗？显然全是假的。但作者为你设计的一连串的逼真情节，使你不得不神随梦游地进入作者为你编织的荒诞世界。这个用行政命令减去十岁的文件是荒诞不经的，而它在不同年龄段上引起的心理反映，却又如同一幅幅逼真的图画，你看，年龄过线的老局长不再为让位犯愁，少了十年，还可大干一场。大龄女林素芬兴高采烈，减去十岁，她正值青春妙龄；那个科研干部开始犯愁，减了十岁，他是去当官好呢？还是继续搞科研更合适？……一面哈哈镜，照出了每个人的心理图象。我们在阅读这样的作品时，在主客体被拉大了的审美距离间，留下了审美思维活动的空间。作品中各色人等令人发噱的行为，不正是在向四化进军和改革的浪潮中，已经发生和正在继续发生的吗？人们为减去十岁而雀跃，不恰好地暴露了十年浩劫给人们心灵上留下的不可弥合的创痛吗？看了这篇作品，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感觉，那就是情节是怪诞的，但却又是紧紧靠拢现实的。

我国有句古话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无以矫枉。荒诞色彩的文学作品将现实扭曲变形的手法，实际上也是矫枉过正的手法。至于为什么要非用这种手法不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不合理的东西、落后的东西，由于我们习以为常，并不感到它的不合理和落后，反而觉得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只有把这些不合理的东西推向极端，才能够引起人们心理上的警悟和震颤。比如，散布流言问题，是一个社会流行病。这种流行病，被多数人已看得平淡无奇，有人甚至把它归结为：“人人背后都说人，人人背后被人说”这种似乎已成陈规的信条。至于它给社会能造成什么危害却从来无人过问。王蒙的小说《冬天的话题》正是抓住了现实生活中被人视为平常的现象，写了一个怪诞离奇的故事。作品写了一个后生小子对一个“沐浴学”权威的观点讲了句反驳的话，引起了“早浴论”与“晚浴论”的激烈论争，奇怪的是，论争竟然衍变成了人事关系的大爆炸，成为某市知识阶层的热门话题，最后这场论争竟衍变成事关国家安危、历史功罪、民族盛衰的思想大搏斗。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猜测疑忌、流言蜚语象旋风一样卷遍数百公里，以致使那位后生小子感到无法生存下去，感到自己象已被安放到“快速加速器”上，并且越转越快，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只求快点结束这场纷乱的论争。作者运用这一荒谬悖理的现象，鞭挞和揭示了流言癖及形形色色的捕风捉影病，但它所暴露的不正是我们社会存在的某些病态的心理吗？

我们天天看得见的事物，视之为平淡无奇的事物，是很难引起人们的审美感受的。但是，一旦把这些熟悉的事物放在“荒诞味”文学的哈哈镜前：熟悉会变得陌生，平常就成为异常。奇特的距离，强烈的刺激，引发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观察社会、观察事物，从而得到新的认识。这种刺激和心理上的震颤，是一般的写真实文学作品很难达到的。所以，具有荒诞色彩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思想上更深刻的特点。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主客观间的距离越大，荒诞程度越高的作品，反映现实就越为深刻。任何时候都是有一定度的，不论离现实的距离过近或过远，都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审美经验。因为荒诞程度不高的作品，背离现实的程度较浅，在揭示现实的深刻性方面就会显得较弱。反之，荒诞程度过高，由于寓意过于复杂，读者难以捕捉，就很难引起思想上的共鸣。这种心理距离的极限，只有靠作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去把握和体验。

寓警悟于歌笑之中

有人曾对荒诞色彩的文学作品这样理解：什么荒诞文学，不过是作家写东西难了，才编排一些插科打诨的笑料，借以逗读者取乐罢了。

这种对荒诞色彩作品的看法，显然是十分偏颇。笑，的确是这类作品的审美效果之一。但是，读这类作品时我们所产生的笑，决不同于我们一般的生理的笑，更不同于一些偶然性的事物引起的笑。荒诞作品所产生的“笑”这一审美效果，是由于事物的不谐调状态所造成的内容、形式之间的矛盾给审美主体所产生的轻松感，一旦这种不谐调的状态与常规常理相违拗并为读者所领悟时，这种轻松感就转而为笑，因而这种笑，是具有审美价值的笑。读谌容的《减去十岁》，作者幽默的笔调和优美的文体，使我们不时对作品中的人物所作的各类蠢事笑出声来。一般来说，这种笑声是会心的，善意的。但是，有时也不免笑挂在嘴角上，心里却含有几分酸楚。特别是当作品接近尾声时，一群离退休手续已办过了的老干部高喊着“减去十岁，怎么不通知我们！”一群孩子哇哇叫喊“减去十岁，我们回哪呀”时，我们谁能不从那由衷的笑声里，感受到十年动乱给人的心灵造成的创痛呢？我们谁能不对这为减去十岁而雀跃的各色人等心理有所发现呢？作家吴若增在他的小说《脸皮认领启事》里，也为我们编排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离奇的故事。作品写的是某局长、某大学教授、某丈夫因为爱好虚荣而丢了面子，结果成了蒙面人，分别到某办事处去招领自己丢失的脸皮，这一荒唐的情节确能让人捧腹。但是，读了这些显然夸张的情节，我们谁能不从作者对虚荣心的嘲弄中，受到深刻而有益的启示呢？荒诞川剧《潘金莲》曾轰动国内文艺界，并引起人们的热烈争论。剧作者魏明伦让潘金莲、武松、武大郎、西门庆、张大户、王婆以及施耐庵、武则天、安娜·卡列尼娜、七品芝麻官、贾宝玉、红娘、人民法庭女庭长、吕莎莎、古代泼皮和现代阿飞等等都在剧中出现。演唱形式除以川剧为主外，还根据古今人物的不同身份，穿插进了越剧、豫剧、昆曲、西洋歌曲和现代流行歌曲等等。剧本为潘金莲所进行的辩护是否得当，我们姑且不论（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美学问题和伦理学问题），作者所进行的艺术上的实践和探索，则是别开生面的。该剧的荒诞形式，自然会给读者和观众造成光怪陆离的感觉，许多地方自然让人捧腹大笑。在这快意的笑声里，作者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为人们沟通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让潘金莲的带有历史色彩的命运问题，在这个涉及中外古今的广阔的思维空间中去认识和评价。

关于笑，历来的美学大师都曾有过专门的研究。亚里士多德、霍布士、柏格森等人都曾有过重要的论述。但是，由于他们的哲学立场不一样，对笑的阐释都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特别是霍布士，在承认荒诞文学引起的笑与一般生理上的笑不同之外，还提出了一个笑是缺乏同情心的论点，这无形中就否定了笑的批判意义。具有荒诞色彩的文学作品，它所引起的笑，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批判和嘲弄意义，是具有审美意义上的笑。试想，如果一篇作品，缺乏认识价值，只是为笑而笑，那无异给读者搔胳肢窝儿，充其量是个笑料，这样的作品是不会有什么社会效益的。我们今天的具有荒诞色彩的文学作品，不论是王蒙的《冬天的话题》还是谌容的《减去十岁》，都是紧密结合现实的，都是包含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笼统说这些作品是“插科打诨的笑料”，是十分片面的。

极度夸张的艺术

理解和欣赏“荒诞味”的作品，很重要的一点，要懂得夸张艺术的运用。夸张，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手法，它分为情节夸张、人物夸张、语言夸张三个类别。具有荒诞色彩的文学作品，一般多偏重于情节夸张。一般的夸张是称不上荒诞的，夸张只有到了失真的程度，才能称得上荒诞。要了解荒诞色彩的文学作品是如何征服读者的，就不能不对夸张这一艺术手法有所分析。

荒诞文学的夸张常用的手法是“怪诞法”，它往往运用高度的夸张，赋予形象某些象征意义和古怪的形式。冯骥才创作的《神鞭》和《三寸金莲》，可以看作夸张艺术的范例。一条功力无比、横扫一切的辫子，一双三寸金莲小脚，作者为我们勾画了封建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戕害。作者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赋予一条辫子以神奇的功能，通过一条辫子，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以历史来影射现实，从社会发展的纵线上，来探索社会发展大变革时期，在对待祖宗和洋人的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民族文化意识，描绘出了民族传统的集体心象。作者的《三寸金莲》夸张手法的运用可以说到了极致。观全篇，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小脚史”。举凡裹脚的起源、衍变、流派，以及缠脚、亮脚、赛脚、评脚、赏脚、玩脚等等的技术、规矩、套数、讲究之类，简直是纤细无遗、滴水不露，且伴以趣闻轶事、典故考证，汇为洋洋大观。三寸金莲的美不可言，对于如我等之辈是不甚了解的，而戈香莲时代的“莲癖”们对小脚的狂热崇拜，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者煞费苦心为我们描绘的这部“中国小脚史”，难道是让我们欣赏、玩味一双小脚吗？不是的。从这双小脚上，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伴随产生了怪诞而又违背人性的习惯势力，以及掺杂在民族精神文化中的糟粕，看到的是封建制度的腐朽。残酷和封建文化的无聊虚伪。借一双小脚，作品为我们揭示了反封建这一深刻的思想主题。谌容的《007337号公共汽车》运用的也同样是情节夸张的手法。作品写一辆公共汽车奇妙地获得了自控能力，红灯止绿灯启地向前开进。这件事被夸张到了不着边际的程度，为了阻止这辆随时可能酿成事故的公共汽车，各级机关之间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扯皮，秘书科推业务科，业务科推技术科，技术科推保卫科，保卫科又推回秘书科。这样推来推去，竟然没有人去办阻拦公共汽车的事。通过一辆公共汽车所掀起的无稽波澜，猛烈地撞击着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僵化制度和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工作作风；讽刺了那些面对改革时代的新事物，竟然无所适从张惶失措的领导者。

理解和掌握了“荒诞味”作品以上这些特点，欣赏和阅读“荒诞味”作品，也就不会有更大的困难了。末尾，值得一提的是，要想真正把握“荒诞味”作品的思想内涵，还应该把握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多读一点这样的作品，它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生活，还会大大增强我们的审美鉴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