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下一些时尚新潮语言的不断冲击下，军语文化环境的纯洁性也在不断受到挑战，严谨而规范的军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迎合时尚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为此，我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吴然作了一番对话，就深入认识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
军语是以条令条例为依据的军人规范语言，实际上这是军人用语的法规，有了法规，就应按章去做，不能追着新潮走
陈先义：近些年来，常常听到家长、老师们发出这样的慨叹：“听不懂孩子们说的话”，网络词汇被大量地引进作文中，满纸的符号让长辈们一头雾水。你能明白“稀饭”就是“喜欢”吗？你能读懂tmd是在骂人吗？你能认识“kpm”、“8147”这些互不相干的符号内容吗？依我之见，时下读不懂的人并不在少数。这类逞一时之盛的时尚语言，如果说对青年学生只是好玩或幽默的话，那么当它进入我们的主流语言之后，却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那就是对民族语言文化的破坏。比如军语，在各门类各行业的语言表述中，它是最需要规范、最需要精确的语言。一条命令、一项指示的点滴误差，都可能决定战争胜负，影响全局。
吴然：这的确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大致说来，这些语言现象更多地表现在电视媒体的娱乐节目、平面媒体以及网络平台上，几乎大有你不懂你就被视为落伍之势。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直接表征，就是用以沟通交际的语言发生了变化。从二十多年前，随着“打的”、“埋单”等时尚语言的南风北渐，到今天“网游”（网络游戏）、“pk”（对决）等莫衷一是的网络词汇的流行，无一不渗透着时代变迁的印记。但由于民族心理、文化习俗和社会生活发展的要求，语言词汇需要相对的规范和稳定，那些未经时间沉淀或者说还处在“变化”过程中的语言现象，是不应该引入我们的主体社会生活中的，而某些特殊领域，譬如军队，出于自身任务属性的特殊而在语言的使用上更有其严格要求，因而对于时尚语言，则更要慎之又慎。换言之，我们不能任由时尚语言浸染军语文化。
陈先义：时尚语言对军语文化的浸染，虽不像学生作文里表现得那么普遍，但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弥散开来，这就是肆意缩略和改变古今中外皆成定规的称呼和词汇。比如，李团、王队、张处、刘科（此处已无正副职之分）这样的称呼，放在20年前，听起来可能如坠云里雾中，谁也不会把它当做对团长、处长、队长、科长的称谓，而今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更为过分的是，对师团甚至更高级的首长不称官衔称“老板”，除了一些特殊行业需要隐去真实身份外，这种称呼总让人不能接受。在日常训练、工作的其他方面不按军语规范去做的事还有很多。规范化的军语既然有规范，就应该坚决地按章去做，这既“幽默”不得，也“缩略”不得，这是规矩。这个规矩的依据是条令条例。
吴然：是的。这个规矩的形成是有根据的。军队的主体任务是为了维护和平而时刻准备打仗，由此而制定的三大条令，是军人行为方式的基准，这显然包括日常用语和基本称呼。军人之间的称呼，内务条令中有明确规定，这就是法规。其实，在军事训练、作战以及武器装备的名称上，军队是使用缩略语较为集中的领域，比如标图作业、通信联络等。不过这种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与规范，这是由任务属性决定的。军人作风的锻造强调的是养成，假如我们追寻时尚，注重与众不同，不按军队特有的规矩说话办事，这些看似不甚起眼的小事，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的习惯。这对军人执行任务，大而言之，对军队履行使命，是没有益处的。
时尚语言能否融入我们的民族语言，就看它是否有益于民族语言的健康发展
陈先义：有人说，时尚语言是有生命力的。这一点我认为不可否认。比如，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干部”、“康拜因”、肯德基、麦当劳，等等，在当时都是时尚语言，而今都已经融入我们的民族语言整体。再比如，近年国内兴起的股民专用术语，“熊市”、“牛市”等单词已经远远超出股市的应用范围。我们的民族语言正是在不断吸收西方语言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在这个问题上，汉民族文化从来具有开阔的胸怀。然而，时尚语言也确有优劣之分。如果弄得满纸符号，让人读之不知所云，这只能破坏我们民族语言的基础。
吴然：民族语言的基础是在语言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它与正在受到保护的人文景观一样，是我们民族的财富。区别某种时尚语言的优劣，关键在于看它能否有效地融入本民族的语言，能否有益于本民族语言的健康发展。不符合这几点，哪怕它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也必须加以清理和剔除。“孙悟空给猪八戒打了一棍子”，这个“给”字，既可以理解为“被”，还可以理解为“把”，这样的表述会造成截然相反的理解，虽然说话人可能觉得它并不影响交流。这个例子表明，语言的丰富性是与严谨性相结合的。20世纪初年，清政府与德国签订条约修建胶济铁路，汉语文本中有一段条款文字这样写道：“沿铁路线左右三十里内，煤铁等矿德国有权开采。”条款本意讲的是左右共30里，这是我们自己的理解，而德国人却认为是左右各30里，结果硬是多占去30里。
“老板”、“老总”、“马局”、“王大”这些在影视作品中司空见惯的称谓，进入军语就显得不伦不类
陈先义：军事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军语之所以成为一种专用语言，就在于它需要为军事行动、军事决策提供一种规范，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在于理解、传达、执行等诸个环节中，必须做到一丝不苟。军营中的这种语言养成，不仅在正规的军事行动中，而且在平常的军营生活，就应该有一种优良的军语文化环境。现在时尚语言对军语环境的浸染，应首推某些影视作品。在一些当代题材的电视剧中，“老板”、“老总”、“马局”、“王大”（大队长）常常充斥整个作品。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一些庸俗的作风也渐渐进入了军语实用范畴，比如职务称谓“叫大不叫小”、“叫高不叫低”、“叫正不叫副”等不良风气，也在军营日常用语中酿成风气。将现在的军语庸俗化，这是对军语环境的又一种损害。
吴然：团长、副团长都叫“团长”，军长、副军长都称“军长”，这类近乎献媚的称谓，显然不合军语要求。这个现象说明，语言的流行历来不是孤立的，它始终具有一种社会文化基础，其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含义互相渗透、互为因果。将军语庸俗化说到底是部分人庸俗人际关系的体现。因此，在军营中倡导规范使用语言，某种程度上也是倡导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氛围，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需要。
纯洁语言，维护军语的规范性和严肃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陈先义：纯洁语言，包括维护军语的规范性和严肃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比如社会主流媒体，就不能堂而皇之地将网络时尚语言引进版面用语。如“粉丝”、“玉米”之类在部分年轻人中流行的术语，不管它在个别群体中怎么畅通无阻，但主流媒体决不可予以张扬。你使用了，对全社会就是一种宣传、一种倡导，就会起到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我这个看法不知你认同否？
吴然：这是毫无疑问的。18世纪，法国沙龙文化流行，一些贵妇人定期聚会，为显示她们的尊贵和与众不同，她们在交谈时常常使用一些“圈儿内”的时髦语言，诸如把“请坐”说成“请您满足这把椅子的要求吧”之类，天长日久，各种时髦语言多了，连贵妇人们自己也搞不清了，于是有人专门编撰了《女雅士大辞典》供查询，免得闹出误会。法兰西皇家学院意识到这样下去显然会危及和破坏法语的纯正性，于是专门颁布条令，禁止在公众场合和出版物中使用所谓的时髦语言。法语的严谨和纯正，是法兰西优秀文化遗产之一，是今天世界各国语言界公认的，这与法兰西民族的共同努力包括与当时的及时“纠偏”是分不开的。
陈先义：你说到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军语文化的题外话，那就是规范和维护民族语言。早在几十年前，美籍华人丁肇中先生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致辞时，这位英语讲得很流利的科学家，却坚决用母语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肃然起敬。我不禁又想起了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这篇体验一种语言命运的小说之所以引起全世界共鸣，是因为那位老师在最后一课上，表达了一个超越世俗的感叹：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这句话可以置换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最美丽的。遗憾的是，这种美丽往往只有危及语言存亡的时候，人们才体会得出。比起民族语言，因为军语是军人专业用语，更需要细心呵护。在时尚用语新潮的挑战面前，我们很多人经常会产生这样的思维困惑，即到底我们的思想是因为过于守旧不赶趟了，还是时尚新潮语言的过于泛滥破坏了我们常常引为自豪的文化传统。细想之，这些所谓的时尚流行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垃圾语言。
互联网时代正在迅速改变着我们的语言生活，但我们倡导的创新是在不断剔除语言糟粕的前提下实现的
吴然：我们在博客的跟帖中常常可以看到这些垃圾语言。就语言的使用来说，创新与经典，守旧与糟粕，是两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这种创新是在不断剔除语言糟粕或语言垃圾的前提下实现的，健康规范的语言能够准确表达思想，久而久之又成为经典。一旦成为经典，便要求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加以遵循。这是语言发展中的特有规律。
陈先义：语言是人们沟通的工具，如果你使用的语言为大多数人听不懂，便影响了沟通，自然也就失去了语言的意义。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都会有一些新的外来语融入本民族的语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仅仅局限在有进步意义的语言上，决不意味着那些破坏民族语言的纯洁性、达不到任何交流目的的垃圾语言也可以打着文化新潮的桂冠肆无忌惮地流行于我们的生活。
吴然：你说到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也许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在特定环境下的沟通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但问题的严峻性正在这里。互联网时代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网络语言已经毫不客气地从虚拟世界走向我们的现实生活。也许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局部沟通的畅通，甚至在某些特殊场合产生了特殊效果，会刺激或导致这种局部现象在更大范围的蔓延。一旦进入更大范围，语言用以沟通交际的效能便会受到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我们务必引起警觉。作为当代军人，我认为维护语言的纯洁，我们不妨从严格使用军语开始。
（原载2006年5月18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