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网络上一个名词颇为时髦，即“恶搞”。这本来是个含有批评意义和幽默内涵的中性词汇，但有人却任意践踏底线，拿一些英雄人物和红色经典开涮，不免引起社会上广大读者的忧虑和反感。如果说，《一个馒头的血案》拿电影《无极》开刀，《真相大揭秘》以电影《夜宴》开涮，还多少有一些艺术批评意义的话，那么有人以“还原历史”为名，曾几何时对英雄董存瑞的壮举作另类解读，就不能不让人觉得十分的沉重了。所以，当初话题一出，立即遭来全社会的广泛痛斥，这说明我们民族道德的底线是绝对不能随意践踏的。

无独有偶，当社会上对颠覆英雄的批评尚未结束，又有人再次触摸我们民族心理的承受力。就在我们纪念我们民族精神的“圣女”刘胡兰英勇就义60周年的时候，有人对这位一代青年的偶像的英雄行为作出了“中类解读”，说什么对刘胡兰动铡刀的是阎匪刺刀胁迫下的老百姓。此言一出，社会舆论哗然，百万网民骂声一片，有关媒体和当事人迅即挺身而出，以缜密的调查还原了历史真相，行刑者是阎匪及其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复仇队”（见1月19日《解放军报》）。我想，对英雄刘胡兰的行刑者什么身份、多大年龄的考究，对英雄刘胡兰都无足轻重，是阎匪也好，是复仇队也好，是刺刀胁迫下的懦夫也好，它丝毫无损于英雄的形象。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特殊时间抛出这样一个异端邪说，我们不免要质疑这些人的别样心态。

今天我们谈这样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不可能脱离我们这个时代。众所周知，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大环境，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我们进行的攻防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其手段之一就是摧垮我们的道德偶像和精神楷模。比如，一个时期海外敌对势力利用出版物以揭秘形式诋毁我老一辈革命家形象，便是损招恶招之一。往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当代青年的精神楷模身上泼污，摧毁人们的精神防线，更是这场意识形态攻防战中对手们从不言放弃的战术。但是，有时候我们确又感到十分无奈，这就是我们的对手想做且做不到的事，我们自己营垒的人却有意无意助纣为虐，给人家当了帮凶，以研究历史为名，对董存瑞、刘胡兰等英雄的另类解读，便是明证。我想，如果不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颠覆英雄的险恶后果，仅局限在所谓“史实”的是是非非里，那么，对这场攻防战我们就会缺乏清醒的认识。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恶搞红色经典、颠覆英模人物的行为，有人非但不能清醒看待，反而撰文为其唱赞词，称其是什么“平民话语的修辞狂欢”，是“娱乐无底线的话语自由”，这就不能不让人格外忧虑。超出底线的恶搞频频出现，其间，对批评的不正当性利用是一个重要原因。“戏仿”、“反讽”确实有一定的批评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将此留用，以至于对什么事情却要戏弄“恶搞”一番，用刻薄的挖苦由着性子的“求爽”，用诡辩的方式宣泄情绪，这就使批评超越了理性的边界。

应该说，包括“戏仿”、“反讽”在内的一些“恶搞”作品能够出现和存在，是电子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环境日渐宽松和自由的结果。但少数参与者往往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即自由往往意味着要有一种更强更自觉的约束力，意味着更高层次的责任意识。如果这种自由沿着“雷锋的20条死因”、“诸葛亮吃伟哥”、“林黛玉着三点式”，甚至将《***去安源》这幅著名油画的人物头像换成一个电视主持人在网上叫卖，总有一天因其超越了社会容忍的底线而对这种自由进行必要的法律约束。

应该说，对英雄和英雄主义的颠覆和亵渎，已经完全不是娱乐层面的“搞笑”了，而是刻意用骇人听闻的所谓史实，把我们熟知的东西搞得面目全非，以此来冲击我们的道德传统，弄得我们一些读着英雄事迹长大的孩子们云里雾里，真假不辨，这无疑是对社会人文环境的极大危害，任其泛滥，将会贻患无穷。如果有一天因这种无底线的亵渎、颠覆、恶搞酿成了社会公害，成了又一种形式的堕落和信任缺失，进而窒息了公众娱乐自由的社会空间的时候，我们重新来谈“治理”时，可能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一篇文章里说过一句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却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作为一个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民族传统的国度，我国古今英雄辈出，我们需要的是要以虔敬之心去爱戴他，呵护他。眼下，在娱乐无底线的口号下，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刘胡兰、雷锋等一个又一个的“英雄”被质疑，一个又一个被泼上了污水，甚至连艺术作品中的英雄潘冬子、郭建光、洪常青等虚拟人物也备受戏弄和损害之苦，颠覆英雄的路还能走多远？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还有多少将被亵渎？对此，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警觉，守卫我们的文化传统和道德底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原载2007年3月2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