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大别山腹地，尽管在革命战争年代，家乡前前后后被敌人的屠刀砍下了近十万颗人头，但由于种种原因，不但没有产生一位伟人巨子，而且连一名经过正式授勋的战斗英雄也不曾有过。所以，在80年代初的中越边境战争中，一个叫于军的农家儿郎被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后，各级领导非常重视，除了用电台广播、电视节目和报纸文件等进行宣传外，县委还明令我二十天内必须写出一部反映战斗英雄于军英勇一生的文学作品来。

接下任务后，我想了想，决定不通过官方途径，而下到民间进行采访。听说于军有个战友复员转业后，安排在县粮食局工作。一打听，无巧不成书，于军的这个战友，竟是前几年我借调到县文化馆编辑内部辅导刊物《鸡鸣》时，刊用过他的作品，但寄去的书与稿费被邮局批以“查无此人”的袁曙。他、于军和他们的部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调防到“两山”前线去的。

这天是星期天。

袁曙正在办公室里看电视，独自一人，偏偏将音量开到近乎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响的那种限度。二十四英寸彩电正在播放着美国第二十四届超级杯橄榄球决赛的实况录像。早些时，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报导，说里根总统将亲自向中国观众解说这场球赛，现在看来并没有这么回事。我和袁曙寒暄几句后，突然觉得有些无从说起。这时，电视中芝加哥熊队队员中那个外号叫“电冰箱”的，被对手爱国者队的四名队员撞倒了，解说员不失时机地说，“电冰箱”一个早餐能吃十二个鸡蛋。

我无话找话地说：

“美式橄榄球太野蛮了。”

“嗯？啊，象是又闻到了火药味。”

袁曙一愣后回答。

熊队九号队员从两队人马扭结成一堆的人墙上连撞带滚地胡乱翻过去，抱球倒在端区内。解说员连连欢呼，这次打阵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什么叫打阵？”我问。

“大概是攻打阵地吧！”他说。

电视里球赛结束了，熊队胜。我情不自禁地说：

“46∶6，赢得真轻松。还叫爱国者队，差点没剃光头，简直象包豆渣——”

“豆渣？真是豆渣你上去试试！”

他忽然发火了。虽然我有些不解其故，但我还是说：

“对不起，星期天打扰你休息了。”

“唔，是我不该。不知怎地，转业到地方后，老爱动不动就发脾气。”

袁曙起身重新给我沏了一杯茶。

“国家也会发脾气，何况人呢，咱们教训一下越南小霸，不就象发一通脾气么！”

我本想活跃一下气氛，他盯了我一眼，有好几秒钟。很明显，这是更加不满的表示。我赶忙套近乎：

“你还写诗么？”

“诗？什么诗？”

袁曙有些不理解。我说：

“其实，我们是有缘分的。那年你初去当兵时写了几首抒情诗寄给文化馆，我看过后觉得不错，就在《鸡鸣》上发表了。只是寄书和稿费时，你们部队已经开赴战区，断了联系。今天总算可以了却一桩公差了。”

我将书和稿费递过去时，袁曙很明显地露出不愿接下的那种疑惑。我又说：

“这点钱不叫稿费，是意思意思。不过从诗中看得出你是蛮有才华的，只要坚持写下去会有前途的。”

出乎意料的是，他终于接过稿费和书，却又说：

“不！我不会写诗！也不再写诗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感到不可思议。袁曙明摆着是想岔开话题，说话变得急促起来：

“说内心话，我根本看不懂这狗屁橄榄球赛，刚打开电视时，还当那球是压瘪的。但是看到球场上那种激烈的场面，既解愁解闷，又觉得解恨，就好象回到了那炮火连天的前线，回到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中间。回地方之前，我曾设想至少要干两份工作，一份是自己的，一份是于军的。无论如何也要对得住死去的战友。但是，你瞧瞧我这工作，全部内容都在这只柜子和这个抽屉里。就是说，只要将所有的文件都编好号，存放好，就算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而在我接手之前五年的文件只编到三百八十号，刚好同我们营的人一样多。开始，我还当这是对我的照顾，因为，每天里到处都能听到关于功臣的窃窃私语。我去找局长说明情由，怎么也没料到，这么点鸟事，原来竟是两个人干的。局长说，怎么办呢，中国就是人多嘛，要多打几次大仗，死他几亿人才好。他还说单位里早就超编了，如果我不是从‘两山’前线下来的勇士，说什么也不肯再增加半个人了。我提出换个工作，换个每天能出几身臭汗的痛快事干干。局长激动起来说，不行，万万不行，那样做人家要指着脊梁骨骂人的，县委书记和我打了招呼，你是功臣，能活着回到家乡参加和平建设工作就很了不起，象于军烈士，如今想照顾也无能为力了。”

“于军本来不当死。”袁曙终于绕到我的采访主题上来，“他是替我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