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正史中，一般都有《舆服志》章节。舆，即车，即辇，即轿，即座驾。什么级别的官，坐什么式样的舆，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在汉代，由于秦末战乱的影响，一匹马值百金，连天子出巡，想找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来拉御辇，都感到为难，公卿将相出门，就只好坐牛车了。不过，坐牛车办公的汉帝国，其开疆拓土的气魄，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宏大浩伟的。由此可见，代步工具的优与劣，和政务业绩是不挂钩的。

我认识一位老干部，不久前他到早先搞土改的老区某偏远县份去了一趟。回来后告诉我，五六十年代，那小县城里只有两辆吉普车，下乡骑自行车，铃一按，叮叮作响，也很够派头的。近些年来，仅县级机关五套班子，拥有小轿车四十多部。但是，他接着补充了一句，那里的工作效率并未因这些车而提高二十多倍，至今尚未脱贫。然后，大摇其头。我劝他别上火，风气使之然耳！

这位下乡归来的老同志，当然也是坐车阶层。他说，我并不是清教徒，并不反对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的改善，适当改善物质条件。问题是，一辆进口轿车，至少得三四十万，一辆国产轿车，手续证件办全了，也要二十万吧？再加上每辆车的用油、修理，司机的开销，一年下来，又是好几万人民币。然后问我，这样庞大的财政支出，对于这个还戴着贫困县帽子的山城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在这个县里，有时候连教师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你说，他们坐在小汽车里，心情会怎么样？

这个答案，我很难悬拟。

也许，从古至今，车子这东西，虽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就没法排除对于坐乘的关注情结。明、清两代，没有汽车，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轿，或者，用两人抬的肩舆，作为官员的座驾，鸣锣开道，肃静回避，黄土垫地，净水泼街，也是神气活现，路人侧目。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车的优劣和权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急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当然，历史上也有对于车、轿、辇、马不是十分在意的例外，朱元璋就是一位。因为这位皇帝颇有些窥阴癖，好私访，经常蹑手蹑脚，潜行于金陵城的街头巷尾，探查民情，有车轿也不用。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这方面，他倒称得上是帝王的楷模。据《明史》载，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例用黄金若干。他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臣下讨他的好，说，“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第俭约非身先无以率下。且奢泰之习未有不由小而至大者也。”

由于朱皇帝的带头作用，从《明史·舆服志》里，看到一系列关于乘坐车轿的规定。“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上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但若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有禁不止，且违法不纠的话，那么，这个法令，便成了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明史·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纠劾，可这个严嵩的党羽，不但抬轿者超过指标六倍，而且还残忍地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

所以，一个好的政策，需要贯彻，需要执行，更需要坚持。在同一部《明史》中，那位了不起的张居正，万历的首辅，回家奔丧，所坐过的大轿堪称世界之最，则更是对这种政策莫大的讽刺。张居正的老爹一死，按惯例，必须离职回乡，苫块丁忧。而且，守丧三年，也是规矩。但是，第一，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成功的改革者，干得正起劲，很不想走。第二，朝廷中已经形成的张居正体系的同僚、部属、工作班子，深怕领袖人物的缺席，变生不测，不愿他走。第三，时年十五岁的皇帝朱翊钧，依赖这位先生惯了，已成惰性，宁肯留下首辅，不放他走。于是，下令“夺情”，也就是因工作需要，应皇帝要求，破例不尽孝。

哗！朝野上下，莫不反对，万历动用“廷杖”来镇压不同声音。一百多位大臣亮出屁股挨打，好几个人当场被打死。次年，张居正也觉得民愤太大，便装样子回湖北江陵探丧，走走过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写了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张居正用的这顶轿子，第一，有里外屋，第二，有服务员，估计应该比现在十七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三十二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清·梁章雄《浪迹丛谈》），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展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跽。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干陬饬厨博。”（明·焦竑《玉堂丛语》）

到了故乡，据《浪迹丛谈》载：“江陵父丧设祭，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蔗山倒，压死野人观者于其中。”从以上种种奢华排场，便可了解他要乘坐这顶举世无双的大轿，是他官居一品，拥有特权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的。

因此，我想，那个小县城里的干部，坐在小汽车里，只要他的心里没有老百姓，更没有老百姓的疾苦，是不会有什么于心不安的感觉。所以，要想解决时下轮子的腐败现象，这顶明代名相的三十二人抬的大轿，虽几近荒诞传奇，但确实在那个十分讲究官本位的社会里发生过。因此，不论时过境迁多久，这则座驾故事里面，必定有值得后人思考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