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比较古老的笑话，说一个没落户子弟，虽不到家徒四壁，也够寒酸不堪的了，可他早先阔过，放不下原来的阔架子。他讳言穷，更怕人家说他穷，所以，出门会客，用家中仅有的一块猪油，先把嘴唇涂得油光水滑，表示他刚刚吃过大鱼大肉。在中国，鱼和肉是富人的食品，糠和菜才是穷人的半年之粮。他能吃鱼吃肉，那就表明他是个阔佬。刚在茶楼里坐稳，女儿忽然跑来，直说“不好了，不好了”。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块擦嘴唇的猪油让老鼠叼走了。

这大概是清末民初的坊间笑谈。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的年代，一部分人没落的同时，一部分人兴起。体现在财富的分配上，便是有人穷下去，有人富起来。但遗憾那时不提倡“越穷越光荣”，而是一穷便坍台，便掉价，便失去社会地位，在那个“只重衣衫不重人”，甚至“笑贫不笑娼”的旧社会里，更有无地自容之感。

于是，那些暴富和徒穷的人们，形成两个极端：刚刚富起来的人，由于早先穷过，甚至穷得叮当响过，现在发财了，惟恐别人不知其富，便拼命摆阔。而才不久穷下去的人，尽管经济基础变了，而上层建筑，过去曾经富过的精神状态，还来不及变化，特别羞于承认一个“穷”字，于是努力装阔。

摆阔是有得可摆，装阔却是无得可装，因而装阔比摆阔还要痛苦。孔乙己宁肯挨打，也不愿脱下他那身长衫，其心态也是怕承认彻底的穷。因为一旦穿上短衫，便是地道的体力劳动者无疑。他穿长衫，未必说明他在装阔，但他害怕被人看做是穷汉，一定要“之乎者也”，一定要做出读书人的样子，也是讳言一个“穷”字。旧社会，穷人是读不起书的，读得起书，就不是穷人。《红楼梦》里的荣国府，早先是毫无疑义地阔过，坐吃山空以后，表面上还在那儿轰轰烈烈，可大家心里明白，早是一匹“瘦死了的骆驼”。王熙凤串通鸳鸯，把贾母成箱的铜锡器皿押到当铺里去，这种装阔的没落和寒酸，贾府的人肯定相当不是滋味。

摆阔又何尝是件快乐的事呢？因为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品德素养、精神面貌，并不会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而马上发生变化的。外省有钱人在巴黎人的眼里，不过是有钱的土老帽而已。

巴尔扎克在这方面有过精彩的描绘。此公政治上是一个保皇主义者，很痛心那辉煌岁月的逝去。他惋惜过，不经过三代以上的熏陶，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贵族。所以他笔下的这些资本主义暴发户，尽管穿上了燕尾服，戴上了大礼帽，进入了上流社会，但行为举止仍旧无法摆脱昨天的小市民、乡巴佬的本色，出洋相，闹笑话，而被世家子弟、贵妇名媛在背后窃笑不已。

中国也不例外。就在那位没落户用猪油抹嘴装阔的民国年间，有钱摆阔的暴发户，娶姨太太，认干女儿，捧女戏子，狎交际花，盖不中不西的房子，买不古不今的玩艺，当绅董，打桌球，结名流，吃大菜，酸文假醋，附庸风雅，恨不能扯住所有人的耳朵，告诉他说“我有钱，我是富翁”，那潜台词就是“我不再是穷人”。这两者的表现，都和一个“穷”字联系着的。

其实，你发你的财好了，完全用不着满世界叫嚷。因此这类穷过的富了要摆阔，富过的穷了要装阔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很奇怪的穷人心理。所以，每当在大街上，在商场里，在电影院，在饭店酒楼，在公共场合，看到那些款爷或者款妞，拿钞票买风度，用金钱堆气质，穿名牌装高雅，说洋话显文化，招摇过市，满街横行，摇头晃脑，神气十足，生怕人家不知道他（她）富得流油，每见此等德行，我就会想起那个往嘴上抹猪油的笑话。

笑话是很古老了，但却能使人产生很多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