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初百万知青大军几乎在一夜之间涌了回来，确实给一些大中城市带来了相当的压力，造成了某种恐慌的话，那么，几乎在同时期，苏州这座古老的小城的背脊上，也同样被返城的下放户压上了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文化大革命曾经给中国的每一座城市、每一处乡村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难以弥补的创伤，有许多从前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闻名于世，也有许多地方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改变了世人对于它的看法。在苏州这样历史悠久、民风典雅的城市，先是令人惊骇的武斗，震动了外界，接着，大规模地下放干部、工人、居民，又使外地人瞠目结舌。

十年以后，知青回来了，下放户也回来了。他们同样遇到了工作、住房、生活等等困难，然而，知青们毕竟还有个家，有一个虽然没有多大的能力，却好歹支撑了他十年，也还能继续再支持一下的后盾，可是下放户没有。他们带回来的是一堆不值钱的破烂农具和几张要吃要喝的嘴。

他们没有家，没有后盾，没有支撑点。

他们没有一点退路。

政府预料到会有一场恐慌和混乱，事先制定了方针政策规定：一定要自己寻到了住处，有了所在地居委会的证明，才能办回苏手续。

于是，奇迹出现了，几乎所有的下放户，在几天之内都手持一张有居委会大红公章的证明来办手续。

中国的人民是聪明的，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轧钢厂厂长这些天真是伤透了脑筋，他们厂当年下放了十户职工，现在都回来了，其中竟有九户是无房户。还没有容他来得及想一想办法，仓库里已经挤进六户，老老少少几十口，另外三户分别住在车间和厂部办公室，厂里到处堆着他们从乡下带上来的破烂货。

才过几日，厂里就开始失窃，小到破铜烂铁，大到机器马达，工人们有意见，说这样乱下去，厂里要给他们几户人家败光了。下放户却拍屁股拍胸脯骂厂里没有良心。

下放工人老薛的老婆赵巧英尖嘴利舌，厂部办公室上班的人成天听她演讲，厂长实在听不下去，去找老薛。

老薛正捂着耳朵坐在板床上。

厂长皱着眉头说：“老薛，你不是说你们找到房子了吗，你的证明不是凤凰街居委会开的么，你为什么不住到凤凰街去？”

老薛苦笑着摇摇头：“没有，哪里有。”

厂长生气地说：“老薛，不是我要批评你，你以前也是厂里的骨干么……”

“骨干个屁！”赵巧英横戳枪，“骨干还叫他下放呀，你们这种人，势利眼，就是看他人老实，好吃吃，欺侮他么……”

厂长怕赵巧英，没有理睬她，只对老薛说：“你怎么可以用欺骗的办法回来呢？”

赵巧英却不饶过他：“欺骗？谁欺骗谁，是你们骗我们的！当初怎么说的，多好听啊，下去吧，下去享福呢，新房子给你们造好了，连水缸也挑满了水，大米饭尽吃，啊哈哈，放屁都不如！既然你们能把我们骗下去，我们就不能骗上来么，你说要我们搬走，可以，你先还我这十年功夫，你还了我，我马上走！”

厂长叽咕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讲理的人。”

赵巧英又尖声说：“谁不讲理，是你们不讲理啊，当初我们在城里过得蛮好，硬动员要把我们赶下去，白吃了十年苦，现在活着回来了，还不让我们住，你这种做厂长的，怎么还有面孔来教训我们？”

厂长哭笑不得：“当初我又不是厂长，那一年我还没有到轧钢厂呢，怪我呀！”

“不是张三就是李四，一路货，根本不把我们下放户的死活放在心上……”

厂长原本是来批评他们的，结果反而吃了一顿辣乎酱，灰溜溜地走开了，厂里人都讲，这帮户头，乡下兜了一圈回来，猛扪得不得了，惹不得的，快点弄点房子送走吧。

实际上，赵巧英虽然嘴凶，可占住厂里的仓库、办公室心里也不是滋味，她动员了另外几户下放户居然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坐到厂长家门口，向他要饭吃，要房住。你要是同他们讲道理，讲不出三句话，就耍赖皮，不是破口大骂，就是大哭大叫。厂长家里被下放户搅得鸡犬不宁。

厂长心里火天火地，面对象赖皮狗一样缠住他的下放户，真想也破口大骂，可是每次话到嘴边，却骂不出来。他看着这些失去人的尊严，甚至失去人格的人，心中不由泛起一股苦涩的滋味，他相信，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也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他又何尝不想帮助下放户解决问题呢。

可是，叫他一下子从哪里变出九套房子来噢。厂长焦头烂额，跑到上山下乡办公室去叫苦，推门一看，才晓得苦的不是他一个，凡有下放户的单位，现在无一幸免遇到难题了。

下放户是横竖横的胚子，看看盯住厂长没有用，索性跑到市政府去胡搅蛮缠。

市政府也伤透了脑筋，三番五次开会，专门研究对策，结果还是背上了不关心下放户的名声。

由于不断从其他省市传来可怕的消息，××市下放户的棚户区失火，死伤多少人，中央通报；××市下放户的棚户区被大水冲垮，死伤多少人，中央通报。市里也不敢贸然行动，再搭建棚户区。但是总不能眼看着上万户人家几万人无家可归。市领导最后决定，造几片新区，建造砖瓦结构的简易住房，以解燃眉之急。

速度是惊人的，仅只几个月的时间，在苏州各处，就出现了七个新区，建起了近千幢平房。

下放户笑了，笑得多么辛酸啊。

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除夕。评弹老艺人俞柏兴终于拿到了住房证。迫不及待要马上去看房子，说要是赶得上，当天就搬，进新房过年。

俞师母见了喜讯，病也轻了，说，是啊是啊，今年总算开开心心过个年了……

俞柏兴一家从乡下上来，借住在亲戚的墙门间。这墙门间原先是不住人的，作为一个过道，各家堆堆杂物。俞柏兴上来后，没地方住，亲戚见他们可怜，动员几家邻居，把墙门间空出来，后面用芦苇挡一挡，俞柏兴一家三口就住在里面。

俞柏兴紧紧捏着住房证和钥匙，同儿子搀扶着正患重病的俞师母，三人一起来到采莲浜。

采莲浜已是今非昔比了。远远望去，一片红，红砖红瓦，好像把半边天也映红了。

俞进很激动，他记得小时候到采莲浜来野白相，捉蟋蟀，挖蚯蚓，采莲浜是一派荒凉，毫无声息，偶尔有一只老鸦飞过，叫几声，悲哀凄厉。那辰光，大人都不许小人到采莲浜去，说那地方是乱葬坟，不清爽的。

他们终于走近了那一大片红色住宅区，找到了十八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套。

可是，站在门口，三个人全都呆住了。

房门是劣质木条钉起来的，有寸把宽的缝。墙是空心的，屋顶盖一层芦苇，一层油毛毡，再压几块红瓦，房子又矮又小，总共一间十几个平方，一隔为二，里间算是卧室，外间算是烧饭吃饭的，隔开处也不装门，就算是一套住房。尤其是地上，泥地原封不动，高低不平，野草有半人高，甚至还有几堆大便，大概是给造房子的工人当了粪缸。站在门口，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俞柏兴不由一阵头晕，差一点摔倒。

俞师母气得直抖，退了出来，结结巴巴地说：“这，这，怎么住人噢……”

俞进也绝对想不到新居会是这种样子。这样的房子，和苏北乡下的小茅屋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妈的！”小伙子受不了了：“把我们不当人，我找他们去，叫他们来看看，这地方，猪狗都不愿意住的……”

俞柏兴缓过一口气，连连说：“这是什么世道噢，我是作了什么孽噢……”

这辰光，来看房子的人家多起来，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家都忍不住了，一时间，采莲浜的骂声不绝于耳。

安排在俞柏兴紧邻的老薛一家，也站在门口发愣，小女儿薛玲呜呜地哭起来。

赵巧英狠狠地吐了几口唾沫，破口大骂。

老薛觉得老婆骂得太难听了，劝了一句：“好了，骂人又有什么用噢！”

赵巧英回身指住男人的鼻尖：“全怪你这只猪猡，一点花头也没有，派这种房子给你，你就认啦？跟了你，霉头触够了，我问你，你打算怎么办？”

老薛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我看也只好住进去了，弄弄清爽吧，不住怎么办？”

“呸！这种地方怎么好住人，你个瘟生，这里我是不住的，去，去寻他们评评理！”

旁边马上有人问：“是呀，是要去评理，可是寻啥人有用呢？”

赵巧英眼睛一翻：“当然寻自己单位头头啦，盯别人有屁用。”

“对，去叫他们来看看！”大家同仇敌忾的样子。

“哎呀，不来事了，今朝年三十了，哪里还有人上班噢？”

赵巧英说：“管他上班不上班，到屋里去拖出来，霉头大家触触，他不让我们过日脚，我们就不让他过年，到他屋里去吃年夜饭，那帮户头，不能同他们客气的……”

俞柏兴受了启发，对儿子说：“走，我们去找王局长。”

三个人转了两次公共汽车，从城西赶到城东文化局长家，已经将近中午。

王局长老婆开门一看是俞柏兴，不由皱皱眉头，把人挡在门外，说：“老王不在家。”

俞柏兴连忙问：“到，到哪里去了？”

王夫人没有好气地说：“今天还能到哪里去，今天大年夜，总不见得还要上班吧，忙了一年，连这最后一天也不让他歇呀，人呀，也太狠毒了……”

俞柏兴被说得面孔发白：“这，这，他……我……”

“他去办年货了，今朝年三十，天皇老子也管不了的，屋里到现在过年物事一点也没有准备呢……”

俞进冷笑一声：“是呀，你们急的是年货没有办齐，我们急的是年三十到哪里去住夜，你们屋里暖烘烘，你不看看，两个老人，快要冻僵了……”

王夫人也有点动心了，但她晓得这些下放户是没有弄头的，只好铁着心肠说：“这又不能怪我们的，当初啥人叫你们下放的，你们去寻啥人解决呀……”

俞进一听更加气愤，刚才在采莲浜听赵巧英讲话时，还觉得赵巧英有点强横，现在想来，赵巧英的话一点不错，是不能同他们客气，他心一横，往门口挤过去，以强蛮的口气对王夫人说：“今朝我们不走了，赖在你门上了，今朝大年夜，共产党的年夜饭大家吃吃……”

王夫人手足无措，连连说：“怎么这样赖皮呢，怎么这样赖皮呢……”

俞柏兴也觉得儿子太过份，拉住他说：“算了，算了。”

俞进眼睛一瞪：“怎么算了，算了怎么办？”

俞柏兴长叹一声，搀住老太婆，说：“还是回墙门间再住几日吧，让人家过了年再说吧，不要去搅得人家过年不安逸了……”

俞进还想说什么，俞柏兴对他摇摇头，他也失去了信心，他心里也明白，在这里等到天黑也无济于事。

三个人冒着寒风又转回来。

可是，这里的墙门间也容不下他们了。

他们的东西，已经不由分说，被装上两辆黄鱼车，静静地停在大门口。

见他们回来，那位亲戚连忙过来说：“呵，恭喜恭喜，分到新房子了，听说你们要搬过去过年，我去借了两辆黄鱼车，先帮你们搬起来了，这墙门间，大家也等不及了……”

再看墙门间，各家已经占据了一方天地，有的安置了烧饭家什，有的堆了杂物。

他们被扫地出门了。

俞进说：“不管怎么样，搬我们的东西，总要先同我们讲一下吧，怎么可以这样自说自话呢……”

天井里的邻居中有人笑着说：“喔哟，你们那些破烂，送人恐怕也送不掉呢，还怕丢失了什么呀，再说你们住这墙门间，又无门无窗，人家要是想偷，还不早偷走了，真是，几件破烂还当宝贝呢……”

亲戚也叹口气说：“唉，不瞒你们说，这墙门间不是我们家的，本来是公用的，当时我和各家商量了，让你们临时搭一张铺的，哪知你们一住几个月，不走，相邻里都和我讨气，原本我们相邻关系好煞的，现在为了你们，唉……不说了，不说了，反正也过去了，总算盼到房子了……”

俞柏兴有口难言：“可是，可是，那房子，那房子……”

俞进咽不了居人屋檐下的这口气，对父母说：“走走走，困大马路去！”

俞师母跟着奔波了一上午，又受了寒气，咳嗽得厉害，站也站不住了。

俞柏兴仰望苍天，他实在不明白，自己一世人生清清白白，为什么老来要受这样的惩罚。

在苏州乡下一个叫角直的小镇上，沿街临河有一座小茶馆。茶馆的老板是个寡妇，大家叫她俞阿娘。俞阿娘的丈夫早就过世了，留下一个儿子，小名阿兴。俞先生从前是在镇上一家当铺做伙计的，家底很穷，归天以后，什么值钱的也没有留给孤儿寡母。俞阿娘两手空空，从娘家借了些钱，开办了一家小茶馆，收些微薄小利，以维持母子的生活。

从前苏州四郊的水乡小镇，陆路交通不大方便的，进进出出，都是摇一只小船，角直镇上水网密布，三竖四横六条支流交叉地流过小镇，由于河多水多桥多，角直镇的街道、民居都别具风味。街道狭窄而进深，街上古建筑很多，绝大部分居民都是面街沿河，开出前门是街巷，开出后门是河湾。在每一家石驳岸边，都有带缆石孔，缆船只很方便。带缆石有的雕成龙首，有的雕成鱼形，有花草、如意等等，各姿各式。

俞阿娘的茶馆，由于她经营有方，生意慢慢兴隆起来。她就扩大了一点范围，设了楼座，请人写了几首诗词挂在墙上，倒也不失一些风雅。俞阿娘还请了两个帮手，不光烧水卖茶，又增加了点心和熟菜的买卖。后来，在俞阿娘茶馆的后门口河埠上，经常停着一只小船，有时运些做点心的原料，有时是专门开到城里或外埠去接一两位说书先生到茶馆来开场子。

茶肆酒寮开设书场，在苏州是很普遍的。

从前苏州人听书，大概算是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了，说书的场所，自有各种各样的去处。比如，某家有喜庆之事，则延聘艺人来家堂唱，或一些官僚绅士家门有长堂唱，每到约定时间，风雨无阻。各埠下来的说书艺人，也有选一庙宇隙场露天卖艺的，但是最多的还是在茶馆站台说唱。书场范围之大小，坐地之美恶，代价统归一律，而说书先生的水平，却要配合于书场情况。那辰光，苏州城内外各街巷茶室很多，故书场也很普遍。

苏州城里的风气，自然也影响到四处乡间小镇，在角直这样一个小镇上，设在茶馆里的书场也不下十来家，有的是长期的，有的是临时的。

俞阿娘的茶馆因为有了点名气，每天宾客盈门，书场倒是不常开，但几时开场，必定请比较高档的说书先生。所以只要俞阿娘的书场一开，听客必济济一堂，稍次一等的先生还不敢登台呢。

到俞阿娘的茶馆听书，收费不高，连茶帐每客只需付出三十元，比之苏州城里要少收头二十元。况且，俞阿娘的茶清香异常，茶具也很讲究，正所谓“茶社最清幽，阳羡时壶烹绿雪”。

俞阿娘开书场，无非是生意经上的一套，一来可以多挣几个钱，二来也好拢络拢络听客，但有一层效应却是她没有料到的，儿子阿兴从懂事起，就经常泡在书场里，说说唱唱竟然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儿子的许多知识都是从说书先生的噱头中得来的。

阿兴到了七、八岁，就盯牢阿娘要学说书，街坊邻舍都劝阿娘不要让小人去学这一行，阿娘的几个老相好也认为说说唱唱没有出息，倘是阿娘经济上搭不够，他们可以资助阿兴正正经经读点书。因为那辰光说书人虽然蛮受欢迎，但地位很低，据说有一段时期，官府明文规定，由“甲头”管束评弹艺人。甲头就是乞丐头，把评弹艺人当作一般的叫化子小看了。后来一些有名气的评弹艺人联络一起，向官府申述理由，要求脱离“甲头”的管束。由于评弹深受群众欢迎，所以，艺人们的申述也赢得较广的社会同情，官府就发了一个批文，说，虽非正业，接近衣冠，不应由甲头管理。但最终由于掌权的官吏在中间敲诈未成，又将批文改为“虽近衣冠，终非正业”，仍然把说书看成是不正当的行业。

阿娘于是立出家规，不许阿兴再进书场，要他潜心读书。

可是已经迟了，阿兴的小心眼钻了牛角尖，一日到夜嘴巴里念念有词，什么钱笃抬酒水糊涂赖婚，什么朱买臣马前泼水，什么唐伯虎三笑点秋香，从头到尾脱脱熟，到十来岁，小阿兴已经能象模象样地往台上一坐，拿一把弦子，自弹自唱自说了。俞阿娘也不再管他，有辰光别家书场碰着尴尬事体，还来请阿兴去撑场，台面撑得还不错呢，人小，架子倒不嫩，老腔老调的，很是入味。

后来，俞阿娘索性让阿兴正式拜了一个师傅，此人姓周，是苏州城里一位大名鼎鼎的说书先生。他开场，非到城里几家大书场不唱，比如观前的吴苑深处，临顿路的金谷等，均是可坐三百人以上的大书场，别的先生说唱收入和场主分成一般的总是对半分，他却非倒四、六不唱。

先生本是苏州人，偏偏有了相好，在角直，所以常来甪直，那天俞阿娘领了阿兴去拜师，先生只叫阿兴唱一段开篇，就答应收为徒弟。

十五岁，阿兴满师，取大号俞柏兴。从此，离开故乡甪直，离开母亲，只身外出去闯天下了。

因为年纪尚小，开码头说唱经常吃亏，书说得再好，俞柏兴也从未拿到这对半分的报酬，总归是四、六分，有辰光只有三、七分。不景气的辰光，连车旅费也不贴，自己开一次码头反倒要倒贴几钱。

有一年年底会书时，周先生上台说书，被人家在下面喊了一声“倒面汤”，中途下台，从此到处吃不开了。那辰光的评弹会书是十分紧张的，说书人在台上如果说错或唱错一句，或者噱头不足，下面听众就喊一声“倒面汤”，表面上是喊跑堂的倒洗脸水，实际上就是轰说书人下台的意思，啥人被喊了“倒面汤”，以后就不要想再吃这碗饭水了。所以，有不少水平不高的说书艺人，逢到年底会书，总是胆战心惊，甚至卑躬屈膝请大家“譬如买只乌龟放放生”，不过周先生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是因为得罪了富豪人家，而被轰下来的。

俞柏兴开始几年还靠了一点周先生的牌头，极至周先生自己也立不牢脚了，更顾不上俞柏兴。俞柏兴只有经常到上海去开码头。

上海人门槛精，书场老板看见来了小苏州，活吃吃，俞柏兴一无靠山，二无势力，人生地不熟，只好受人家盘剥，有辰光一回书说下来，五筋扛六筋，所得收入只买了三盒自来火，碰到地痞流氓敲诈勒索，那更是死蟹一只，任他们敲竹杠。

到解放那一年，俞柏兴已经三十出头，但因经济困窘等原因，尚未婚娶。

解放后，俞柏兴和苏州大部分说书艺人都参加了评弹协会。开始几年，评弹协会组织实验团，到处去演出，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和尊重，使俞柏兴十分感动，他被人老师长老师短地叫得心里暖洋洋，酥咪咪。想想从前在上海滩被人看不起，叫作苏州说嘴小瘪三，真是万分感慨，深深体会到共产党对艺人的重视和关心。

说俞柏兴感激共产党，倒是一点不假，他老婆也是共产党帮他找的。那时他已年近不惑，由组织上介绍，认识了苏昆剧团的演员蒋丽贞。蒋丽贞比他小十岁，也是学艺出身，两个人都蛮看得中，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小家庭，第二年就有了儿子俞进。俞柏兴夫妇正当壮年，在各自剧团里都是骨干，工资长得很快，家庭生活幸福美满，俞柏兴真是连做梦也要讲一讲共产党的好处。

哪里想到，就在俞柏兴做五十大寿的那一年，一切都颠倒了。俞柏兴被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魂飞魄散。

以后几年，老艺人们碰在一起，总是唉声叹气，也有目光远大的，总是说：快了快了，一切总归还是要再颠倒过来的。

俞柏兴和蒋丽贞都相信这句话，他们盼着等着，却觉得身体越来越差，好像快要支持不下去了。

采莲浜的第一缕青烟缓缓地升起来了。

此时已是除夕下晚，苏州城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吃年夜饭了。

当俞柏兴一家走投无路，第二次来到采莲浜新居时，全家人又一次惊呆了。

文化局王局长带着几个人在他们的新居里收作打扫，泥地上的草被除掉，地也整平了，正在铺砖头，四面灰墙已用石灰水刷了一遍，亮堂多了。王局长正在生煤炉。

王局长见到俞柏兴，连忙过来招呼：“俞老师，俞师母。”

俞柏兴愣了一会，说了半句：“王局长，这……这……你……”突然泣不成声。

王局长又说：“房子是很差，不过是临时过渡的，一两年……”

俞柏兴连连点头，一腔怨恨立时化成感激之情。

王局长让俞柏兴老夫妻俩坐下，告诉他俩还有几个人帮他们去推黄鱼车了。

正说着，那几个人已经把俞柏兴家两黄鱼车的东西拖来了，其中一个从车上搬下来一只很大的竹篮子，拎了过来，说：“局长，你关照的，买得到的全买了。”

俞柏兴一看，篮子里装的是鱼肉蛋菜和各种点心。王局长代他们办了年货。

俞柏兴老泪纵横，拉住王局长的手：“这……这……你们回去过年吧。”

有个小青年同老艺人寻开心：“俞老师，你小气得来，我们帮你做了大半天，倒是赶我们走啦，我们想赖在你这里吃年夜饭呢，老早就听说俞师母会烧菜呢……”

大家都笑了，俞柏兴也很想同大家开开心，来一段噱头，可是偏偏笑不出来，什么噱头也摆不出来，只是说：“谢谢，谢谢，谢谢……”

紧隔壁的老薛家也正收作房子，听见这边的笑声，都跑过来看。

赵巧英眼红地说：“哟，你们手脚真快，煤炉已经生起来了，等一等让我来接一只熟煤球啊，哎，你们这一大筐煤球，哪里来的，我跑了几爿煤球店，断命，全关上门了……”

俞柏兴指指王局长：“是他们送来的。”

“哟，你们人手多，好办事体，他们全是你的亲戚啊，你们的亲戚真好，我们家那个阿叔啊，哼哼……”赵巧英白了男人一眼。

里里外外收拾好了，王局长他们就告辞了。

俞柏兴这才告诉赵巧英：“他，是我们的局长啊！”

赵巧英“哇”地叫了一声：“局长，局长比厂长官大吧，你们局长真好，我们厂长呢，人影子也不见……”

俞柏兴看看四周，问赵巧英：“看上去，我们两家是最早搬来的！”

赵巧英说：“那也不见得，我看见那边一家，也有人了……”

赵巧英话音未落，从那边门里跑出来一个小姑娘，十来岁模样，远远地站在那边，很机灵很警觉地朝他们看。

赵巧英的小女儿薛玲看见有小朋友，高兴地朝她招招手，叫她过来。

小姑娘慢慢地走过来，一只手很自然地捏住衣袋。

“你叫什么名字？”

薛玲问她。

“梨娟。”

“你们姓李？”赵巧英也插了上来，互相之间对新邻居都很感兴趣。

梨娟翻翻眼睛说：“我们不姓李，我们姓沈。”一口标标准准的苏北话。

“你几岁？”

“九岁。”梨娟挺挺胸脯。

赵巧英看看她：“你叫沈梨娟，九岁，人倒长得蛮长大的，我们家玲玲十二了，比你也高不了多少么，哎，你妈妈呢？”

梨娟满不在乎地说：“我没得妈妈的，我妈妈人家都叫她张寡妇，她在乡下，和秋桂子那个狗东西去睡觉了，不和我爸爸……”

“啊哈哈哈……”赵巧英高声笑起来：“你这个小人，你这个小丫头，笑煞人了，怎么这样讲话，你娘叫张寡妇？啊哈哈哈……”

其他人却笑不出来。

俞柏兴摇摇头，叹着气说：“唉，这小人，唉，小姑娘，你是在乡下生的吧？唉唉，下放下放，真是的……”

梨娟笑着唱起了苏北顺口溜：“下放户，下放户，一块破布补夹裤，左补右补露屁股……”

一段粗俗低级的顺口溜，竟说得大家心里很难受。

赵巧英也笑不出来了，恨恨地说：“下放，欺侮人呀！我们家老薛，好人兮兮的，真是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半世人生算得规规矩矩了，一点错误也没有犯过，要叫他下放，总归会寻着借口的，讲他参加武斗的……”

其实参加武斗倒是真的。老薛平时虽然蛮忠厚，但发起憨劲来却是不得了的。那一年他的一个顶要好的师弟被对立的一派捉去活活打死了，老薛得讯，当天就参加了钢铁战斗队，还当了个小头头。赵巧英那时年纪轻，怕他出事体，挡住男人，不许他去，老薛眼睛一弹，把女人推了一个跟头，就住到厂里了。后来武斗升级，动了真刀真枪，有不少人吓退了，老薛却十分勇敢，总归冲在顶前面，被称作薛大刀。有一阵，对立派的人一听说“薛大刀”带了人来，常常望风而逃。

到了动员职工下放的辰光，厂里就拿出这一条，说老薛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不能再留在厂里，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老薛不服，说下放归下放，不是赖在厂里不肯走，但闲话要讲讲清楚，当时武斗，全是为保卫***而打的。

人家说，你拎拎清，你的那一派是反动派，现在已经定性了，是反对***的，正因为我们厂里了解你的为人，也不来追究你了，算你是警惕性不高，受了蒙蔽，站错了队，搞错了路线，让你下放，已经是宽待你了。

老薛无话可说。

到了苏北农村不多久，果真有消息传来，他们这一派有不少人逮捕了，不要说什么大小头目，就是一般的人，不斗得灵魂出窍，是不会放过的，有几个还被枪毙了。

赵巧英拍着胸脯庆幸，还是下放的好，苦虽苦，穷虽穷，脑袋瓜子保住了。

老薛却仍然犟头犟脑，队里开会，叫知青和下放户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薛总归要辩一句：我是工人阶级，我们家的祖宗三代都是工人，是老大哥，不必要接受阿二头的再教育。

乡下人听听倒也不错，想想又想不通，前世后世不得明白，为什么要叫工人来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只是觉得滑稽。

赵巧英晓得讲到武斗会戳男人的心境，也就识相地闭了嘴。

梨娟突然又嘻皮笑脸地对薛玲说：“哎，你们家房间里有没有门？”

薛玲摇摇头。

梨娟笑得更加邪气，正想说什么，看见奶奶从屋里出来，她连忙止住了笑。

沈菱妹走过来，拉住梨娟没头没脑地问：“你有没有拿？”

梨娟挣脱开，后退一步，心虚地捂住口袋：“什么？拿什么？”

沈菱妹也不多说，又拉过梨娟，往口袋里一搜，果真有一张五块的钞票，老太太看见大家都盯住她们，就对孙女儿说：“放在我这里好，你小人，放在身上不好的，你要买什么，你讲好了。”

梨娟眼巴巴地盯着那张票子，说：“哼，你说得好听，我要买什么，你不肯的，你自己要吃香烟的……”

沈菱妹不再同孙女啰嗦，转身很热络地对大家说：“从今起，全是隔壁相邻啦……”

大家点头，互相询问，互相介绍起来。

沈菱妹看看俞柏兴，突然笑起来：“喔哟，你是俞先生吧，说书的俞先生么。”

俞柏兴不认得沈菱妹，想来从前肯定是自己的听众，不由高兴起来，连连点头。

沈菱妹说：“从前我顶欢喜听你的书，你还记得，有一次在阊门马路福安茶馆，大概毛四十年了，你那辰光年纪好轻呢，台上一立，风流小生兮兮。你说一只《义妖传》，说到许仙再遇白素贞，讲了一副对联，笔法淋漓苍古，接下来问听客，这副对子落款图书是啥人：俞柏兴，俞柏兴啥人，角直乡下一小民自幼习得说书腔，现在苏州坐书场。这只噱头引得满堂彩，我一世人生也不会忘记的，你还记得吧……”

俞柏兴实在是不记得了，他吃了几十年说书饭，放的噱头不知有多少，怎么可能全记得呢，不过他还是点点头。

“唉，我那辰光实在欢喜听书的，可惜没有钞票，一个月也只能听次把……”沈菱妹感慨地说。

俞柏兴客气一句：“你府上……”

沈菱妹笑笑：“我那辰光是在阊门仓桥浜做事体的。”

俞柏兴“啊”了一声，和俞师母交换一个眼色。从前虽说说书艺人和戏子地位比较低下，甚至要受叫化头子管束，但他们自己还是比较清高的，在他们眼中，做婊子是最最下作，最最龌龊的行当，看见婊子，总要远离三分，好像怕染脏了自己。

现在这个老太太竟然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在仓桥浜做事体的，好像一点也无所谓，虽然解放三十年了，俞老先生和俞师母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沈菱妹晓得他们的心思，这许多年来，她碰见得多了。她之所以无所谓地讲出自己过去的行当，倒不是对自己做过婊子这一事实引为自豪，她是先把话讲在前面，省得别人再去猜疑。

阊门仓桥浜的行当，老苏州们心里是有数的，但像赵巧英这样年纪的人，恐怕就不一定清楚了，所以，她插上来问：“什么，阊门仓桥浜做啥的？”

沈菱妹说：“你年纪还轻呢，你不晓得的。”

赵巧英年纪确实不大，刚刚过四十岁，但不过到苏北乡下蜉了十年，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连自己年纪也忘记了，难得照照镜子，镜子里一张面孔又黄又瘦，老颜煞了，突然听沈菱妹讲她年纪还轻，赵巧英心里不由触动了一下。

梨娟贼皮赖脸地对赵巧英说：“阊门仓桥浜，我晓得的，她是婊子。”

赵巧英大吃一惊，脱口骂道：“你个小死人，你这张嘴，你敢骂你家好婆……”

大家也都摇头说这个小姑娘不像腔，一张小嘴巴太龌龊了。

沈菱妹苦笑了：“人家总归要怪大人没有教管，这个小姑娘，学坏样一学就会，你们那里，下放的地方，风气怎么样？我们那里……唉唉，小人看样学样呀……”

赵巧英象是遇到了知音，拍着手说：“唉呀，一点不错，乡下全这种样子，混乱得不得了，下作得不得了，我们家琴琴……呜呜呜呜……”一边讲一边哭了起来。

薛家的两个女儿年纪相差十岁，大女儿薛琴跟着父母下乡那年已经十五岁了。十五岁的姑娘，在城里人眼中还是个小人，可是到了乡下，大家把她当大姑娘看了，乡下小伙子屁股后面盯急急，薛家门上天天有人来，热闹煞了。

十五岁的姑娘，说她懂，好像又不懂，说她不懂，好像又蛮懂了。小伙子们这样川流不息，她也晓得是来看她的，心里自然开心，慢慢地，听他们讲下流的笑话，开下流的玩笑，也不难为情了，再过一阵，骨头轻了，自己也夹在里面嘻嘻哈哈，动手动脚。

老薛和赵巧英还没有清醒过来，重视起来，薛琴就出事了，十六岁就怀孕了。

祸是一个叫坤宝子的小伙子闯的，赵巧英气得差一点昏倒，坚持要去告坤宝子强奸。那一段时间，正好全国都在抓干部侮辱女知青的问题，要是告上了，坤宝子说不定要吃大苦头呢。老薛劝赵巧英，明明是薛琴和坤宝子两厢情愿的事，要怪只能怪自家女儿不争气，怎么能去告人家呢。

一边赵巧英咽不下这口气，另一边坤宝子家里也很硬，放出风来，说孩子是谁的，还保不准呢，坤宝子只是拣了人家吃剩的，据说是坤宝子娘追问出来的，坤宝子第一次和薛琴睡，也没见红。

这一下，不光把赵巧英气疯了，把老薛也惹火了，跑公社跑县城，一级级上告。

坤宝子家自恃有靠山，县衙门里有个亲戚，态度横得厉害。

老薛又往地区跑，终于撞到了清官，地委书记听了老薛控诉，看着老薛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心里震动了，发怒了，一个电话挂给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当即找来坤宝子家的那个亲戚，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他赶快做一做工作。

坤宝子家的亲戚连夜赶下来，透了风声，坤宝子家这才慌了阵脚，连忙上门赔礼，并且说，只要薛家愿意，他们讨薛琴做媳妇。

老薛和赵巧英别无他法，只有同意。

于是，薛琴十七岁就嫁出去了。当然，那时还都在一个村上，天天能见面。

下放户上调的消息一传来的时候，薛琴正在坐月子，她已经生了三个小孩，因为都是女的，坤宝子家逼着她继续生，第四个又是女儿，坐月子也看不到婆家的好脸色，听说父母妹妹都要回苏州，自己却因为结了婚不能回去，要一个人留在乡下，薛琴悲喜交加，在月子里大病一场，病好以后，她想和坤宝子离婚，可谈何容易，坤宝子一家对她说，除非你死，不然决不让你回苏州。

薛琴死了心。

赵巧英却放不下心，把薛琴一个人扔在火坑里，她这后半世人生，过得再好也快活不起来的。

“好了好了，回去了，好坏弄得吃吃吧，也算是年夜饭……”沈菱妹说着，拉过梨娟回去了。

另两家也各自进屋去烧煮了。

中国人对阴历过年是十分重视的，苏州的风俗习惯更是如此。

抢先搬进采莲浜新居的这几家人家，这时候虽然没有什么过年的心思，但也还在按照那一套风俗行事。

天黑之前，沈菱妹在自家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

世间滋味尝遍 无过下放苦

天下奇观看尽 但求明日好

俞柏兴出来倒水，看见隔壁门上红彤彤的，走近一看，连连说：“写得好，写得好。”

见沈菱妹和沈忠明开门出来，俞柏兴连忙问：“你们这副春联，哪里买的？”

沈忠明告诉他，是下午在一个地摊上买的，因为店家都关门了，正好见到有人设摊卖对联，也不算贵，就要了一副。

俞老先生又连连说好，字好，内容也好。

沈忠明突然想起来：“噢，对了，那个人也是下放户，他自己说的。”

俞柏兴点点头：“想想是的，没有自己的感受，恐怕写不出来呢？”

俞柏兴回到自己屋里，把春联的内容告诉了母子俩，说到“但求明日好”不由叹了口气。老先生盼了十年回苏州，结果盼到这样一间如此蹩脚的住房，不由心灰意懒。

俞师母明白他的心思，劝道：“王局长不是说了吗，过渡的，顶多一两年，说不定开年过年就搬走了呢……”

俞柏兴说：“是啊是啊，一两年。”

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却都在想，谁知道呢，谁能保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