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

早就想为姜琍敏的创作写点文章。认识这么多年，书架上插了那么一长溜他的作品，人家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送你，却一点回赠没有，心里还真觉得有些失礼和亏欠。

不过，真要写了，却又不知从哪儿写起。姜琍敏的创作实在太丰富了，朋友多年，来一本读一本，一本一本地读过去，亲切，自然，自在。这样的阅读已经如同居家的日常生活一般，有心而又无心。许多的话好像都已经说了，若要细论，竟有相逢无一语的感觉。在我的印象中，姜琍敏是一个在文学上不太张扬的人，默默地写是他唯一的文学动作。也正因为这样的勤勉与低调，才使他有了如此惊人的创作量。在文学理想上，他是一个偏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人，这可能与他青少年时期的文学阅读与文学启蒙有关，当然，也与他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生感悟有关。他的小说创作，虽然几乎横贯新时期文学几十年，历经各种文流，但却少有时风的影响。这不是说他的创作能置于时代之外，而是说他总是不急不躁，将别人的思想，外面的风潮慢慢地琢磨，沉潜，消化，积淀，然后化为自己的手笔，并且统摄在自己的文学理想与实践之中。姜琍敏的文学是为人生的，是与社会和现实相呼吸的，是试图为人心存照的。九十年代初，他的《多伊在中国》甫一发表即引起关注。这部作品从题材上说明了姜琍敏的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他的敏感，他的快捷，他的思考。即使现在再去读这部作品，还依然能感受到作家得风气之先和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剖析之深，体会到他对变革时期人们心态变化的观察之深。其实，故事并不铺陈，结构也不复杂，但是许多宏大的主题，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等等似乎都在作家的把控之中。而《女人的宗教》《喜欢》等则近乎心理分析式的作品，体现了姜琍敏刻画人物，特别是体察人心的能力。姜琍敏这代作家，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逻辑的理解实际上在几十年前就基本上形成。这样的代际背景、思想资源与文化性格在面对这几十年的社会巨变，特别是要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时，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就看具体的创作者怎么使唤了。有的人可能始终呆在自己的那前几十年里出不来，他们或只写自己那代的人与事，或对现实只存不解与怨怼。但也有通脱者，能将自己的阅历、背景与认知作为参照，恰可以拉开距离看出历史的变化与世事的播迁，如黑白对比般鲜明。姜琍敏正是这样的智者。这些作品虽然立足时代，却从社会的神经末梢入手，潜伏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写出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与地位的人物的心灵史，他们的欲望、本能和畸变。姜琍敏如同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下刀稳而准，经他之手，那深藏的病灶几下子便呈现出来，让人不得不叹服作者的老辢甚至“残忍”。

姜琍敏长期从事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这一职业使他须臾不能忘记读者，他们是他的上帝。这样的态度必然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他知道读者们喜欢怎样的作品，同情普通读者的审美趣味。姜琍敏对小说传统有精深的研究，对小说这一带着世俗印记的文体的文化属性了如指掌。说得白一点，好看是对小说起码的要求，在这方面，姜琍敏是下了大力气的。千万不能说好看是小说的低级性状。相反，在一个现实常常超出了文学的想象，资讯发达天下怪事第一时间就能传遍世界的时代，在影像叙事不断增强刺激度的今天，讲好一个拖得住读者的故事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从读者的反馈中知道，他们喜欢姜琍敏的小说。像《黑血》《漫长的惊悚》等作品不但读者喜欢，即使我们这样的成天操弄批评只顾搜寻微言大意的人也不得不要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老姜的故事是哪里来的？比如《漫长的惊悚》，一个看上去普通的男女情爱，怎么就会在几十年的绵延中藏得住那么大、那么多的秘密？明处的人物与暗处的人物如何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那么天衣无缝地“合作”着他们的故事？作者又如何面对和安排真相被揭明的那一刻？我们又该如何重新推想另一种叙述，假设一切本不该如此？这样的小说阅读后的智力游戏我想人们好多年不常做了，而这，大概是一个小说家所期待和得意的吧？真正的小说应该存活于作家与读者的互动之中的。

姜琍敏不仅多产，而且多面。他不但在小说上跑马圈地，而且在散文创作中也颇多建树。汪曾祺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文体家。这句话的含义非常丰富，从大了说是自创新体，开一代文风。也可以说是一个作家建立了自己的文体意识。他知道文体的性格，文体的特征，文体的目标与功能，知道如何与不同的文体相处，更知道自己的心性与文体的关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好什么。我没有与姜琍敏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也不敢贸然说他是个文体家，但依我的判断，他是一位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的作家。因为我在小说与散文之中，看到了不同的姜琍敏。

在姜琍敏那里，小说是向外的，是为别人的，也是言说人间世事甚至天下大势的。但散文不同，散文在他那里，可以向外，但更可以向内，是为别人的，但也可以为自己，既可以观风俗，论时事，但更可以说人情，道心事，叙讲开门七件事，玩一玩风花雪月，它是“我”的，也是自由的。如果要对姜琍敏的散文特色作一个概括的话，我以为或可用智慧风貌而论之。因此我特别向读者推荐这本集子中的“禅边浅唱”部分，它可能包含了姜琍敏散文的秘密，也是打开作者散文之门的钥匙。禅边浅唱是说禅的，在姜氏禅学里，禅是一种态度、关系和方法。它的精义在于从现象处去参悟。佛无处不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木一天地。它更主张佛就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都有得道悟性的机会和权利。参禅悟道不是做学问，它可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它是人与佛性的相遇，是一种状态与境界。所以，禅是彼岸的，但更是此岸的，是超越的，但又是世俗的，是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相联系的。因此，姜琍敏说禅时，固然也出入典籍，和我们一起重温《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续传灯录》《祖堂集》《临济语录》等佛教史著作以及大量的类书笔记中的经典典故，体会醍醐灌顶、当头棒喝的境界与哲思，但更重视禅在现代生活中的状态以及与我们的关系。禅不仅在寺庙，也不仅在僧人，它同时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应该拥有的生存智慧，是我们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和我们应对生活中许多难题的方法。姜琍敏的禅是“现代的禅”。所以，他说，“咱老百姓能顺应本性，尽可能平常、善良地过一份安稳日子，就是天大的福分，就是‘道’了”（《道在树上？》）。他问到，“生活中处处存在着如此精深的禅理，为什么我们总是视而不见，却痴痴地到处寻求、膜拜什么‘拂子’呢？”（《为何不赞叹》）当然，既然是一种方法与态度，既然禅家亦可诃佛骂祖，因此，对禅的世界观，禅的历史遗产也不是不可以反思与批判，而且，这可能更近于禅的本质。所以，我尤其欣赏姜琍敏的入室操戈、反出山门，那些与禅宗的祖师爷“叫板”的文字，比如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的心理感受，我们真的需要什么都放下吗？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肉身，包括生与死？禅是为了安顿个体，安顿日常的生活，并且使生活获得意义的，如果不敢面对，而皆掩面逃去，要禅何用……

我们这里不是要与姜琍敏一起参禅，而是在讨论他的散文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智慧，就是从生活出发，反过来解释生活。古人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张载的横渠四句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韩愈主张文以载道。我以为都可以用来说文学，说散文。文学也是一种立言，立什么言？就是给生活以说法，给生活以意义；天地无言，但文章一出，它们就有了“心”，所谓心也就是使山川草木、人间百事都获得了解释；凡人懵懂，“立命”也就是为普通人的生命找寻价值，这些都是文之道。所以，生活的结束，就是文学的开始。我们看姜琍敏的散文，他所耳闻目睹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吗？巴黎的超市，罗马的街道，我们没去过吗？街边的瓜摊，桥洞中的寄居者，我们也见到过，我们也常常打电话时拨错号码，也时时丢三落四，也怕理发，怕搬家，但我们更多的时候也就止于此而已。每天每日，有多少类似的事情与场景与我们擦肩而过？至于它们的背后是什么，它们与什么有着隐秘的联系，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我们却疏于思考。姜琍敏通过他的写作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再向前一步的，也就这一步之遥，我们竟能海阔天空，我们成了“会思想的芦苇”。姜琍敏在寄居者的桥洞边也就多站了一会儿，便起了这样的思绪，“我仍不清楚录下这些凡俗之至的见闻有何意义。虽然心上常隐约感到似有似无的触抚。这大桥上风驰电掣着滚滚车流，桥两岸林立的大厦和迷离的灯彩里，也时刻起伏跌宕着诱人得多的活剧。有时你甚至能听到某辆名车中飘落的莺声浪语。但若你下桥来，站近看，这儿尽管比桥上暗也矮得多，毕竟仍是混然的一体。就是说，尽管形态不同，这也是生活。是生活就有意义，就有值得你我或各方偶尔关注一下的理由”。姜琍敏有文《叫我如何不执著》，虽是说自己，但我们也不妨多“执著”一下。

好的作品就是这样，它不仅给我们愉快，更给我们启迪，让我们更好地生活。

祝贺琍敏新著的出版，也感谢他给我这么好的谈谈他创作的机会。但纸上得来终觉浅，还是找机会坐下来说得痛快。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在此与琍敏郑重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