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将这部小说作为《姚雪垠文集》的第一卷？

《春暖花开的时候》（以下简称《春暖》）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尽管不免流露出种种幼稚毛病，却不仅是我青年时期的一部代表作，而且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初期内地救亡青年的斗争生活。我关于长篇小说的部分美学思想也由此开始萌发，若干年后发展成我自己的、比较全面的、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长篇小说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表现在《李自成》中。

我是从写短篇小说开始走上创作道路的，在动手写《春暖》之前已经写出了像《差半车麦秸》那样的小说。但我这一生，兴趣最高、用力最大的是中、长篇小说。倘若解放后没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没有那些很不适当的、硬性的组织干涉，能够按照每个作家的实际情况，让他们在总的继承革命文学传统的方向下有一定的创作自由，能够发挥自己才能，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贡献力量，那么我在四十岁以后悠悠数十年的贡献决不仅仅是一部《李自成》。由于我一生用力最勤是中、长篇小说，尤其在长篇小说的艺术问题上思考最多，所以在编辑我的文集时将《春暖》作为第一卷，《长夜》作为第二卷，以下是其它中篇，然后才是短篇小说……而不是按写作的时间先后分卷。

自从一九八一年《长夜》重印了一版之后，研究《李自成》的同志们很注意《长夜》与《李自成》的关系。其实应该说，我的有些关于长篇小说的美学思想，滥觞于《春暖》，发展于《长夜》，成熟于《李自成》。

二 谈一些历史情况

（一）

《春暖》这部小说，开始写作于一九三九年的秋天，一边写一边在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上连载。后来由于几种原因，写作不得不停顿了一年多的时间。一九四三年春天我到了重庆，赶着将《春暖》补写完第一部，于一九四四年分为上、中、下三册出书。当《春暖》在国统区“大后方”的刊物上连载时候，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做“强烈反响”。一九四四年以三个分册的形式在重庆出书时候，成为相当轰动的畅销书。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新文学作品的印数通常是两千册，有许多出过一版后就不再印了。倘若能陆续发行一万册，就算是畅销书。当《春暖》在重庆出版时候，被称做抗日“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地盘已经大大缩小，较大的城市只剩下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和西安；从重庆到各地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春暖》第一次印刷是一万册，而且不到两星期销售一空，不得不赶快重印。不管我当时的思想和文笔多幼稚，但是《春暖》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产生了“轰动”，这是实际情况。从《春暖》第一部出版之后，这部小说竟成了各地读者的热烈话题，尤其竞相谈论书中所写的“三女性”、“三典型”，或所谓“太阳、月亮、星星”。这也是《春暖》出版后确实发生的历史现象。

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出版到一九四六年，《春暖》共印了四次，以后就绝版了。

（二）

《春暖》刚出版一年以后，在胡风主编的文艺刊物《希望》上发表了颇有影响的批判文章，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学，许多尖锐的语言惊俗动众，不必转引。在我们几十年的新文艺运动史上，有一种习见的规律，表现为以下三种互相联系的现象：

第一种现象是，某些批判文章如果代表“左”的思潮，必然背离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文风，而任意发挥某种“主观战斗精神”。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最早出现“左”的思潮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经过三十和四十年代，并未断绝，在不同流派和不同人物的身上作了不同的表现。解放以后，“左”的思潮长期起支配作用，历次运动的所谓大批判，都是发挥各自的“主观战斗精神”，对矛头所指的对象罗织罪款，无限上纲，完全丢掉了实事求是的起码态度。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极左的恶劣风气发展到了极点，给国家民族造成极大损失，至今犹令我们为之痛心。

第二种现象是，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发生在文艺战线上的极左批判，不管打什么旗号，从来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从来都不是为革命利益服务，而是为某些人结成的小圈子服务，常带有浓厚的宗派色彩。

第三种现象是，由于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的特殊条件，在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活动中，调子愈左愈能迷惑群众，愈会有人跟着起哄。即以当年对《春暖》的批判为例，连有些读过《春暖》的朋友们在已经形成起哄势头的情况下，也不敢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轻则对我惋惜，其甚者跟着起哄的势头说话。古人所说的“三人成虎”，就是这个道理。

《春暖》所受的诬蔑性“批判”，影响到解放以后，使我背了将近四十年的黑锅。在历次运动中，同志们在提到《春暖》时总说它是“色情文学”，好像已成定论。因为有一种时代风气作祟，不属于政治性的历史问题，我不能要求组织对此事进行调查，只好多年忍受着“舆论”压力。

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极左思潮的根子依然存在，但是党中央重新提出来实事求是的精神，愿意明辨是非的人愈来愈多了。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被批判为“大毒草”的作品，纷纷地得到平反。这一股强劲的实事求是之风，也刮到了现代文学史的领域。虽然《春暖》早已绝版，一般读者无法读到，但是少数人为着研究和教学需要，利用私人藏书和图书馆，找到《春暖》原书，进行仔细阅读和分析。于是他们明白了四十年代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学”，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话。我最早看见的文章是发表在《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的《姚雪垠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作者明确地指出《春暖》不但不是“色情文学”，而且连“挑逗”性质的字句也没有。同时或稍后出版的各种有关著作，如最重要的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对待《春暖》的问题上，都是从研究作品出发，摆脱胡风一派的所谓“批判”文章的影响。毕竟时代不同了，历史大踏步地前进了。

这一段历史情况向读者提出了一个不妨认真思考的问题：《春暖》在出版后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不是因为它是“色情文学”，也不是因为它写的是曲折动人的恋爱故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它能够吸引广大读者而畅销一时呢？

（三）

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我在此顺便一提，会引起我们对这个文艺界的历史问题作进一步思考。

在四十年代的左翼阵线上，通过胡风主编的颇有影响的刊物《希望》，对《春暖》进行批判，加上发表在别处的“批判”文章，恨不得一棍子将我打死。可是国民党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春暖》，也不满意。台湾老作家陈纪滢原在《大公报》工作多年，是我的老朋友。前三四年，他在台湾出版的刊物《传记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记姚雪垠》，连载了三期。在谈到《春暖》这部小说时，他先吹嘘我这个人的才华多么出众，然后惋惜我吃亏在跟着共产党走。他说，我在《春暖》中写大别山一带的阶级斗争，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中国社会并没有阶级，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我如果不跟着共产党走，成就会更高。

同一部小说，左翼战线上有人说它是“色情文学”，有人认为它对爱情写得太多，而国民党的朋友说它写的是阶级斗争，岂不有趣？

（四）

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参考消息》上登了一则新闻，报道香港有人写了一部小说，其中有三个女性称为太阳、月亮、星星。小说出版后，有人揭露是抄袭大陆作家的作品。作者不承认是抄袭，随即在报纸上发生了热烈争论。大概由于按照不对“摘帽右派”作宣传的“习惯原则”，所以这一则消息中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没有提到《春暖》的书名。过了几天，一位在历次运动中一贯立场坚定、积极斗争的同志问我：

“最近《参考消息》上有一条关于香港文艺界的消息你注意了么？”

我回答说：“已经看到了。”

他摇摇头说：“你创造的三典型，太阳、月亮、星星，已经影响到香港了。”

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位同志也处在“泥菩萨过河”的状况，所以他没有对我说更多的话，但是谴责的情绪形于辞色。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外的信息开始有机会传入锁国多年的神州大陆。我从一本内部资料上读到了从新加坡报纸上摘录的一篇谈《春暖》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有三点意见引起我的注意：第一点，文章说《春暖》在抗战期间是畅销书，在香港有三种翻印版本流传，为什么大陆在解放后不出版了？第二点，这部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内地青年的抗日救亡生活，如果再出版了，可以使那些参加过抗日救亡工作的人们重温当年生活，没有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可以通过这部小说去了解当时生活。第三点，听说作者原来打算将《春暖》进行修改，我们希望在大陆有《春暖》的修改本出版。

看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抗战期间在大陆的“国统区”生活，抗战胜利后到了新加坡，对情况有一定熟悉。

一九八五年一月上旬，我应邀访问新加坡。东道主安排负责采访我的是《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的记者兼小说作家张曦娜女士。我一下飞机，她就陪我坐汽车往下榻的阿波罗酒家。在汽车上，她不停地向我询问有关《春暖》的各种问题，而使她感兴趣的问题是：香港作家徐速写的《星星·月亮·太阳》是不是抄袭《春暖》？听说大陆禁止《春暖》再版，是否确实？在“三女性”中我喜欢的是哪个女性？她还一再问我，根据初步印象，我认为她是哪种女性？是太阳呢还是月亮？

晚饭以后，张曦娜女士又到我的房间中谈了很久，中心话题仍然不离《春暖》。她所读到的《春暖》是香港高原出版社的翻印版。

从新加坡回国时，应三联书店之邀，我在香港停留了一个星期，知道香港读者读过《春暖》的人很多。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在三联书店的楼上接受英文《亚细亚周刊》的女记者采访，她不懂中国话，通过翻译，谈话持续将近两个钟头。而谈话的大半内容都与《李自成》和《春暖》有关。后来，她问我她是哪种类型的性格。我根据她同我谈话中的表现，说她是月亮型的女性，但也混合着太阳型的部分性格。她听了非常满意。可见她是通过间接途径，了解《春暖》中所塑造的几个人物。

从新加坡和香港回来以后，我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春暖》在大陆绝版多年，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多数连书名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在香港和南洋的华文读者中能够引起浓厚的兴趣？

三 略述《春暖》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

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

——黄景仁《绮怀》

黄景仁（仲则）是清代中叶的一位杰出诗人，上引七律一联是他的诗中名句。我在三十五岁以后，对这两句诗体会渐深，时常在心中暗诵。拿我这一生所写的中、长篇小说而论，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和《重逢》，都属于青年时期的作品；《长夜》是才进入中年时期的作品；而《李自成》是由中年到老年的作品。《李自成》从一九五七年动笔写作，至今已整整三十年，最后两卷尚未脱稿。据我自己看，我在创作道路上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既有阶段区别，又互相联系，是由不成熟到成熟，一步一步走过来，从现代文学史走进当代文学史。对我的几十年来的创作道路，既要分阶段看，也要作整体看。

《春暖》的创作意图、主题思想，在作品中表现得很明白，用不着我来说明。但因为在胡风主编的《希望》和其它刊物上诬蔑《春暖》是“色情文学”、“黄色文学”、“市侩文学”等等，曾经使其蒙垢多年，最近仍有一定影响，使有些不再说它是“色情文学”的人，继续误认为它是一部恋爱小说。《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词条在记了我的早期中、长篇小说《春暖》、《戎马恋》、《新苗》、《重逢》等之后，结论中有这样字句：“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方面用了过多的笔墨，冲淡乃至削弱了表现时代的主题。”其实，《春暖》中没有正面写一个恋爱故事，《新苗》中没有任何男女爱情，《戎马恋》是通过一个恋爱故事写出一个青年女性在大时代中思想感情的两次巨大变化。现在趁我将《春暖》编入《姚雪垠文集》的机会，我就自己对《春暖》的写作意图和艺术追求，写一点简单的自白，就正于广大读者。

在抗战初期，关于如何表现抗战生活，作家们有各种写法。我是较着眼于抗战期间坚决抗日与阻碍抗日两种力量的斗争，进步力量与顽固力量的斗争，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的斗争。通过写这种斗争，表现中国人民同时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任务。我看见封建势力的普遍存在，而这种现象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基本特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爱国进步力量的坚决抗战，使各种阶级力量发生了大动荡，大分化，重新组合，不能用简单化的阶级出身来划分阵营。从整个时代趋势看，是人民的大觉醒，历史的迅猛发展，而顽固的势力终究挡不住历史的前进。为着容易表现这一时代的特点和集中表现这种抗战中的社会矛盾，我设计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经过红色风暴的大别山地区的小县城中，虚构了一个封建家庭，父亲是曾经率领全县地主武装（民团）协助国民党军“剿共有功”的大绅士，大儿子是国民党员，二儿子是地下共产党员和积极的救亡青年，掌上明珠的女儿跟着共产党走。另外还要反映较宽广的时代背景和纵深的历史根源。遗憾的是，原计划这部小说要写三部，只写了第一部就停笔了，小说的各种人物和各种问题还没有充分展开。

我写《春暖》时所遵循的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方法为基调，融合了浪漫主义方法。个别章节，我有意识地发挥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以增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不仅小说中曾经脍炙人口的“红灯笼故事”是浪漫主义的，而且有些曾经被读者所喜爱的富于诗情画意的描写，也是浪漫主义的色彩较浓。我的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融合浪漫主义在内的写作方法，从《春暖》开始，而在《李自成》中得到了充分发展。

我在创作时将努力的重点放在塑造人物性格；情节跟着人物性格走，为塑造性格服务，即设计故事情节和细节是为着塑造人物。这一创作方法，贯穿在我的其它中、长篇作品中，在《李自成》中得到较大的发展。由于《春暖》是我青年时期的作品，所以对塑造所谓“三女性”特别感兴趣。假若我是到了中年或中年以后写《春暖》，重点的塑造对象大概就不会是“三女性”了。

回顾我几十年的创作道路，可以说我对文学语言的学习较为认真，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我受了三十年代初期大众语问题讨论的影响，对文学语言问题思考较深，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意见，也可以说是我自己的理论认识。我的短篇《差半车麦秸》和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都是摆脱了“欧化文”习气和“知识分子腔”，使用经过提炼的河南农村大众口语写农民性格，在当时给读者非常新鲜之感。但是，《春暖》中写的是城市生活和从“洋学堂”出身的新知识分子，再用河南农村的大众口语写便格格不入。我使用从明、清到五四时代白话文学的传统语言，凭着我个人的文学修养加以运用，成为我自己的白话文学语言。在我的白话语言中，有以下三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避免了“五四”以后在新文学中习见的倾向，即避免使用欧化的词儿和欧化的句法，避免生吞活剥地使用那些在人民口语中已不习见的文言词儿，更避免不恰当地自造词儿。作家自造不通的新词儿，这种现象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仍然时有出现，如我读过的一篇散文作品中不说“早晨的太阳”，不说“晨曦”，而自造了一个词儿“朱曦”，以不通自诩新鲜。

第二个特色是，在叙述和写景部分，尤其是情景交融部分，力求将散文写得语言流畅，如行云流水，可以朗诵，有的地方还要求音调活泼铿锵，带有音乐感。关于散文音调的音乐感，古典白话小说并不讲究，我是从古典文言的散文作品悟出来的，将这一美学遗产吸收到现代小说中，运用于大段抒情和写景的部分。不仅《春暖》一部书有此特色，而且这是《春暖》与其它几部中、长篇小说的共同特色，也包括用中原农村大众口语创作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在内。

尽管我在描写技巧上要求精细入微，还要求字句流畅、讲究音乐感，但是竭力反对文字雕琢。李白有两句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一直将这两句诗作为散文美的一条主要标准。

以上第一个和第二个特色结合起来，达到我所要求的“语言三顺”，即看起来顺眼，读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另外，在有些写景部分，要做到：第一，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第二，音调美与画面美互相结合。

最后，第三个特色虽然不是主要的，但不妨借此机会一谈。“五四”以后，我国的新文学作家和新知识界，为着使文法严密，表意准确，将形容词尾使用的“的”字一仍明、清以来的习惯不变，而将副词词尾使用的“的”字改写为“地”字，还有所属的关系用的“的”字改写为“底”，如“我底”，“你底”。后来，“底”字一般不使用了，通常使用的是“的”、“地”二字，都读“de”音。我在《春暖》和解放前的许多作品中都只用一个“的”字。解放后我“随大流”，所以在《李自成》中也分用“地”、“的”二字，但思想上一直不安。

我主张在小说作品中只用一个“的”，不必分用“的”、“地”二字，有什么道理呢？

通过三十年代前期的大众语问题讨论，我认为文学作品与理论文章不同。文学作品，应该面向广大一般读者群众。面向读者的渠道有二：一是让读者通过眼睛阅读小说，二是让群众通过耳朵听别人读小说。三十年代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广播的发明，不知道小说可以广播，只是从对群众朗读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主张在文学作品中只用一个“的”字。

作家各有各的道路，深刻的道理我不懂，大概是由包括不同的学养、环境和气质等许多因素形成的。我有自己的关于长篇小说美学的思想，虽然我不敢著书立说，但通过我的长期写作实践和思考，到了中年时候，即《李自成》开始创作以后，逐渐形成了我的关于长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历史小说美学的认识体系。可以说，我的关于长篇小说的美学思想，几个主要方面都是开始出现于《春暖》，完成于《李自成》。所谓几个主要方面，如：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根本，适当地容纳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重视写生活，典型环境表现在典型的生活细节之中；重视写人物性格，生活细节围绕着典型人物；在相连的几章中，或在同一章中，追求笔墨变化，丰富多彩；讲究小说的散文美；重视小说的多种语言艺术，形成中国风格或民族气派。

我的以上自白是否有误，请读者读过《春暖》后进行检验。检验过后，对于《春暖》在出版后为什么能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为什么在大陆绝版多年后仍在香港和南洋华文读者中深入人心，这道理留待大家思考。

四 关于修订本的话

四十年代，正是我三十多岁的盛年，曾有心继续将《春暖》写完并将已经分三册出版的第一部略作修订，但都不能实现，而我一九四五年初到迁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教书去了。解放以后，生活在强劲的极左思潮之中，直到我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一来什么运动，我在解放前的作品几乎除《差半车麦秸》之外，都成了负数，当然从来不敢起将《春暖》重新出版的念头。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提倡实事求是之风，解放了思想。有朋友开始读了《春暖》，向我建议重新出版，而且不必修改。我同意可以考虑重新出版的问题，但又抱十分慎重态度。当一九三九年秋天在湖北老河口开始一边写一边寄到重庆发表时，日本飞机经常来狂轰滥炸，我只好坐在郊外的庄稼地里赶写。既没有充分思考的机会，更没有将原稿推敲修改的时间。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出书之前，因为时间很紧，要继续赶写一部分稿子，全部稿子的推敲工作都没有做。《春暖》的第一部分作三册出版之后，四十年间我自己并没有再看一遍。在解放前的五六年中，有些人恶毒地攻击它是“色情文学”，甚至骂它是“娼妓文学”，我且不管，可是我的朋友中也有人写评论文章，解放初所出的新文学史著作中，也往往对《春暖》评价很低，还有的朋友在其编著的大部头现代文学史中，对《春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干脆一字不提，好像抗战期间并没有出现过这一部曾经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既然有这些客观现象，我对于是否有必要将《春暖》重新出版，就需要持慎重态度了。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在大连棒槌岛住了一个月，分出十来天时间将《春暖》认真地读了一遍，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这部书值得重新出版。理由是什么？我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初期国统区内地小城市爱国知识青年的救亡生活。如今过了半个世纪，会使当代读者通过小说认识当时的救亡生活，社会环境，历史脉搏，读小说如亲历其境。

第二，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产生的，目前我们的历史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促进国家的现代化。但是我们时时可以看见封建的习惯势力成了我们向前迈进的沉重包袱。读了这部小说，可以使读者从一个内地小城市看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尤其是看见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

第三，《春暖》虽然是我青年时期的作品，有幼稚的毛病，但它在艺术上并非苍白的、色彩暗淡的作品，所以仍然能够给读者提供较有特色的艺术享受。

第四，我是从现代文学史走到当代文学史的老作家之一，贯穿着两个时代，一步一步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我有责任将从前的一部分作品编选为《姚雪垠文集》，让读者了解我几十年间的创作道路，而《春暖》作为文集的第一卷最为合适。

这次将《春暖》编入文集中重新出版，作了两次修改：一次是去年夏、秋住在湖北通山县凤池山庄将全书初步地校改一遍，但不是定稿，不肯拿出来。近几个月又进行一次修改，完成定稿工作。既然《春暖》在四十年前就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为什么还要作许多修改？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一个真正作家，不但要在生前对读者负责，也要在死后对读者负责。从作品的内容到艺术，全面负责。我已是接近八十高龄的作家，趁着《春暖》收入文集时作一次修改，偿我宿愿，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修改的机会了。

第二，《春暖》原计划写三部，共约百余万字。在重庆出版的只是第一部，人物和故事发展都在后边。既然第二、三部都不写了，第一部单独存在就很不完整。假若我现在只有五十岁，或解放初我的处境许可，使我能够较自由地从事创作，我当然乐意将二、三部都写出，完成我原来的创作意图。但是，历史的命运决定了《春暖》只能以三分之一的面貌留在人间。较好的补救办法我没有，我只能作一些小的补救。例如本来要留在第二部或第三部让读者明白的，如今在第一部写明或暗示出来。总之，我通过这次修订，尽可能使读者感到这是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第三，《春暖》第一部写作和出版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我的写作受到了许多限制。当时国统区的书报检查制度很严，有些情节不得不回避，而一回避便说不清楚。例如吴寄萍在北平读书时加入了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去延安一趟，没有见到丈夫，将婴儿留在延安，自己返回开封，又由开封回到家乡。这样的故事经过对写出吴寄萍的精神痛苦非常重要，但在原出版的《春暖》中回避了一些文字，很不清楚。又如抗战初期，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暗中牵线，国民党右翼有对日投降活动，在原书中不敢明言。小说中所写的地方在行政建制上属于河南省，在军事上属于李宗仁领导的第五战区。李宗仁既拥护***的领导，又同蒋存在派系矛盾。这一情况，在原书中写得很朦胧，使一般读者不易理解。郭心清是中共地下县委负责人，原书中回避了他的身份。另一方面，关于共产党内部的某些不健康的现象，不但在当时不能写出，在解放后也同样不能说一句，只有到了今天才可以在修订《春暖》时通过陶春冰这个虚构的人物写出一点。

第四，从艺术着眼，将全书推敲一遍，或在字句上作了修改，或在细节上作了修改。有的地方改动很大，近于重写。例如有一章叫做《红灯笼的故事》，原是作者多次在晚会上讲述的一个比较感动人的象征故事，后来写进《春暖》中作为一章，同时也作为短篇小说单独发表。这故事曾被译为俄文，同《差半车麦秸》一起编入莫斯科出版的俄文《中国短篇小说选》。按一般道理讲，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故事，可以不必再修改了，然而这一次改动很大。原所追求的是故事的精炼和集中。但事物总是存在两面性，美学上的问题往往也是如此。做到了不蔓不枝，却影响故事内容和艺术趣味的丰富性。现在小说中的《红灯笼的故事》，从增加故事容量和艺术趣味的丰富性着眼，利用我对汉民族神话和上古历史传说的知识，对这一章作了改写。

当然，这个修订本还会留下许多毛病，但以后不可能再作一次修改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于无止境斋